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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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普希金面对激烈的民族变革，探寻和追求着时代的出路。
“普希金之所以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俄国来说是真正时代的儿子，他同他的祖国齐头并进，他是祖国精神生活发展的代表。
” 俄罗斯国家的命运、有启蒙意识的贵族青年与俄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俄罗斯妇女问题、俄罗斯社会演变与传统道德的关系、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发展等重大主题均由普希金最先感悟并加以开掘。
1．民族性的开掘：
鲁迅的批判与普希金的培育
同为民族之魂，鲁迅与普希金对本民族的精神都有者深刻的领悟，但鲁迅更多的是进行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在批判中找寻挽救国民性的一剂良方，以拯救大多数“思想有病”的人们，“拔除人性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茅盾语）。
而普希金则努力张扬民族的希望，在理解中培育出理想的人物。
鲁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被吃”的历史，中国人在“一治一乱”的循环更迭中，“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而“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在她历史和现实充分的审视和深刻的痛挽中，鲁迅对在此土壤中生长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冷静而有力的批判。
五四时期，因为雷峰塔的倒掉，他一面批判中国人的“十景病”，一面斥责愚昧的民众的“奴才式破坏”。
他赞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轨道破坏者”，叹息的是“中国很少这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他感叹：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祝福》中身受封建思想毒害不可自拔的祥林嫂，《采薇》中喜欢制造谣言的阿金，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让人深感无奈之后的恐惧。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民族整体与个体的自审为精神背景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封建文化最恶毒的咒语的话，那么《阿Q正传》则把被以封建文化为根底的旧文明剥蚀一空的躯壳，活生生地呈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自决能力”丧失的人是什么样子，他怎样活着。
作品 里包容了我们民族全部苦难的历史和在此基础上深厚的劣根性，鲁迅的其他小说和他一生中各个方面的作品，也都无不是从不同角度同这两篇作品的主题相呼应。
从反面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做人，是鲁迅一贯采用的手法，也是“鲁迅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普希金出身贵族，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本阶级日趋没落所产生的屈辱感，以及设法战胜屈辱以保全自己的个人尊严与社会地位的热烈愿望。
《叶普盖尼·
奥涅金》是一个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新人”，是普希金内心精心培养的那个时代的“新生儿”。
因为只有“人”才会表现出过多的无可奈何，只有人才可能作为一个改革者，对自己的农庄进行农奴改革，提出对人的关怀（包括对农奴的关怀）。
普希金也是第一个正确认识和评价妇女社会价值的伟大作家。
他的前辈，如卡拉姆津等，虽然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俄国妇女受压迫遭歧视的悲惨境遇，对他们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和关切，但总的来说，没有一个作家像普希金那样重视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社会问题，更谈不上积极评价妇女的社会价值和作用。
作为一个具有博大的民主意识的诗人，普希金在作品中高度评价妇女的思想境界及能力，颂扬她们的抗争精神。
他认为，低估妇女的理解力或把她们排斥在“重要题目”之外，“普天之下都是不礼貌的。
”他要凭借文学的力量改变“妇女生下来仅仅为了在家绣花或在舞会上跳苏格兰舞”的古老世俗偏见。
因此，普希金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与男主角平起平坐，而且，她们的形象往往比男主角更具光彩。
《上尉的女儿》中执着而勇敢的玛丽娅最后变成青年军官的拯救者，傲视叶甫盖尼。
《奥涅金》中的塔吉雅娜最终成为整个“俄罗斯妇女的圣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她“整个人仿佛用一块完整的原料塑造而成，没有斧凿的痕迹，也不夹杂任何杂质”（别林斯基）。
她从一个纯洁、忧郁，在爱情上大胆得出奇的乡村少女成为一个贵夫人之后，心中依然保持着对感伤小说主人公的怀念，对奶娘的深情以及对社会的反抗。
她的主要特征已不同于往日，但前后两个塔吉雅娜同样纯洁，一个纯洁地幼稚，一个纯洁地高尚；
她们都不满现实，一个公然反抗，一个把反抗藏在心底。
这些都艺术地表达出诗人对妇女优秀品格和才能的诗意的理解。
2．个性气质：
鲁迅的无奈痛楚与普希金的纯洁平和
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不管是批判还是培育，鲁迅与普希金都在紧扣时代的脉搏，寻求民族的新生。
“新人”的痛苦与“旧人”的痛苦都是民族的痛苦，面对痛苦，他们不压抑自己鲜活的个性，一方面对未来寄以厚望，但又不将希望简单化，而是以强健的人格与积极的心态进行不同方式的努力。
同作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鲁迅与普希金强健人格与积极的心态正如优秀的作品一般同样令读者同样的心醉。
创作本体内部的和谐、为人与创作上一脉相承的协调，这是两位民族文化之父共同的特征，也是促使他们孕育出伟大作品的内在因素。
但是，作品始终是他们的人格气质与民族精神的外化，正是这两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着眼点的不同。
就鲁迅而言，“确定的体现”和“稳定的性格” 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内在原因。
少年的困顿使他感受到尊严的受挫，社会政治文化精神各个层面的腐烂与崩溃考验着他的人格与文化创造力，对一切非人因素的高度敏感及强烈的反抗性使他时刻咀嚼着痛苦与耻辱，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记录这份耻辱，拼尽全力维护人格之尊严、人性之尊严、个性之尊严、思想之尊严。
因此，他的一生都处于痛苦的煎熬中，“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在《野草·
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
“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痛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
”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
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想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
先锋总是孤独的，他对时代的超越，决定了他的痛苦与煎熬，他的深刻决定了他的地位，也带来了他“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无奈与悲哀。
痛知中国文化之毒，苦无中国自救之理，而自己最终又不得不向中国这无限的存在去求活，他孤身一人，自责自苦，没有答案。
所以，我们决不会因为鲁迅没有参加北伐而责难鲁迅，我们也不会因为鲁迅没有参加“三·
一八”请愿而责难鲁迅，我们更不会因为鲁迅始终不像个弄潮的好手而责难鲁迅，正像我们不会责难嵇康要去打铁，向秀的《思旧赋》为什么只写了一半。
他与犹太神教先知们相类似的性格特征，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交织在一起，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
这些与“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使得鲁迅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野草 》以及诸多“人史”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
在置弃了爱和文学性（小说、散文和一切叙事性或抒情性的）写作之后，借助临终遗言和死亡絮语，他发出了20世纪最冷酷而又动人的战斗呐喊，并在20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普希金浪漫而理想，为爱情决斗，因决斗而死亡，这一生命的终结方式给他富有浪漫诗人气质的一生划上了光辉的句号。
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似乎只有屠格涅夫不拐弯抹角地点出普希金身上的“阴性”和“阳性”因素，并将之称之为“感受性”因素和“首创精神”的因素。
正是这种敏锐的“感受性”和由反抗性、创造性结合产生的“首创精神”，赋予了他能够把民族性完全展现出来的能力。
这种秉性孕育出了和谐，“普希金是纯洁、和谐、平衡、圆满的象征，是使人免于堕落或使堕落的人摆脱危机的保护人和指路明星，他是‘灵魂纯洁并且一生纯洁过度的人’，他永不会衰老的奥秘’在于其精神不同寻常的圆满’。
”正是基于这种平和与纯洁，普希金尽管主张俄罗斯变革，但却只是改良，而非革命。
从主人公格里尼约夫那个可怕的梦幻中，读者又不难体会到普希金对农民革命深深的忧虑甚至是恐惧，从而才有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女皇“慈爱宽宏”的描写，由此表达了诗人对所谓“明君”的幻想。
这也是俄罗斯19世纪解放运动第一阶段贵族改良思想的主要特征。
纵观19世纪俄罗斯文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渴望俄国社会制度改良而又惧怕民众革命的矛盾心态，贯穿于其时俄罗斯众多贵族作家的作品中，格里尼约夫的那个恐怖梦幻通过世纪的文学长廊，又演化成拉斯柯尼科夫可怕的梦境。
托尔斯泰在其小说中对受苦受难的“玛丝洛娃”们寄予了深切同情，对腐朽的沙俄社会进行了更加尖锐无情的抨击，但他的改革“良方”仍然是人类心灵的善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
3．方式的选择：
鲁迅的斗争哲学与普希金的道德探寻
在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上，鲁迅与普希金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选择。
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道德的重要性，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各自的阐释。
但是，最终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普希金将道德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并对未来俄罗斯文学的创作主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鲁迅在艰难的尝试之后发现了道德的软弱，最终选择了斗争。
五四时期的中国已进入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实际的社会变革活动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历史主题。
在这种历史境况下，任何一个敢于直面社会、热爱人民并力图以艺术改造人生、社会的作家，都不会呆板地空守于一种道德象征口号，将人的自我意识与自由发展仅停留在一种抽象的道德模式之上，而是要从具体的社会变革中获得特定的内容，用显示本身来重新理解“人类”和“人的解放”的内涵。
它包括阶级的政治解放、物质解放和精神的解放。
无论人们对《伤逝》、《孤独者》等小说主题做出怎样的解释，但物质的和政治的因素在涓生与子君离异的悲剧中，在魏连自戕的人生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鲁迅作为一个时刻直面人生的现代思想家，也必然不断从现实中汲取思想资源，选择以斗争的方式来获得为人的权利。
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大力介绍过反抗复仇的外国作品。
他赞赏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先人祭》第三卷中囚徒们高唱惩办沙皇、绞杀沙皇的反抗歌声，拜伦长诗《海盗》中康拉德的那首囚歌：
“渴血，渴血！
复仇，复仇！
仇吾屠伯！
”也令青年鲁迅热血沸腾。
被压迫者采取反抗、复仇的手段惩办侵略者和刽子手，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是他们神圣的权利。
鲁迅从来不信人人相爱会成为事实，早年他批评托尔斯泰“和平主义”时就指出：
“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弗戾初志远矣。
”对那种婆婆妈妈的人道主义不以为然。
他主张热烈的爱，也主张热烈的憎。
他总结专制时代人压迫人的历史教训指出：
“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
”统治者用非人道的恶辣手段残害人民，人民当然不会对他们讲仁慈。
面对旧社会剧烈的阶级对抗，他热烈鼓吹：
“在现有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
”憎与爱相统一，便是鲁迅为人道主义而抗争的情感基础。
鲁迅后来学会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法以后，对“人类之爱”的道德说教更是进行了彻底清算。
他指出：
“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世界大同’。
”博爱主义者试图以阶级调和的手段消除阶级对立，进向世界大同，无论抱有多么真诚的愿望，只能 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普希金是俄罗斯以及苏联小说“道德问题”或“道德探索”主题的开创人。
《强盗兄弟》多侧面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揭示了他们由良成寇复杂矛盾的心态，在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们的愚昧和违心选择，正是作品积极的道德力量之所在。
《别尔金小说集》的代表作《驿站长》中冬妮娅形式感情的转变可以看做是传统道德失落的一种典型象征，她心态的改变反映了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的某些侧面。
古老的传统道德在物欲横流的生活风气冲击下松动了它的基石，她虽然眷恋养育她多年的父亲，却也经不起都市贵族生活方式的诱惑，终于弃别相依为命的老父亲，跟着军官私奔而去。
在作者普希金心目中，冬妮娅抛下的不仅仅是苦命的父亲，而且是人类最可珍贵的亲情；
贵族欺压下层小人物的现象固然可恶，应该抨击，但亲情的丧失和美德的湮没，却让人更感痛心。
伟大的诗人似乎在用他的故事拷问每一个读者：
在圣洁的亲情和世俗的物欲之间，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面对种种诱惑能否依然故我？
由此可见，《驿站长》的道德批判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更为普遍和深远的人道主义意义。
普希金时代之后，无数俄国作家秉承这一优良传统，出现了《安娜·
卡列尼娜》等传世佳作。
4．对大众的态度：
普希金的眷恋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每个民族都要寻求一条传播“大众”声音的线路，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只属于这个时代的自白，以保证民族精神强健的发展。
大众是时代的主体，也是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认识使鲁迅在关注大众的同时，更具有启蒙与批判的意识。
而作为贵族的普希金更多的是认识到对立立场的缺陷与狭隘后，对人民的全身心的融入甚至爱戴。
鲁迅前期对民众的态度大概是公认的，他之所以弃医从文，就因为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落后与愚昧。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显示的对庸众的态度人们已多有论及。
但是他的现代启蒙主义立场使他不可能与大众在思想情感上保持一致或者打成一片。
因为他知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
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
”他悲哀于大众 的冷漠，竟将烈士的鲜血吞食，竟把革命家逝世的日子作为欢乐的时光。
因此，当左联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他首先担心的是“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
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他主张“应该多有为大众总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目的却仍然是“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这种选择使鲁迅走上了既无权威可依，也无大众可靠的异常孤独的道路。
同样，这种选择也使鲁迅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在与历史的相互选择中，他为把中国引向现代而自觉地承担起了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创建。
但是，这选择不是由于对民众的冷漠，而是由于对民众的热爱。
正因为爱之深切，才对其弱点不能容忍，发出毫不留情的猛烈批判。
鲁迅对民众的态度没有表现出尼采式的对民众的蔑视甚或敌视，他对弱者，对孩子，对女性，对受压迫和欺凌的大众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在强调个性主义的同时，留下了通往大众的道路。
所以，“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是必须联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哀其不幸，就失掉了人道主义的博大情怀，就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如果失掉了怒其不争，这种同情就容易使知识分子滑入民间大众的话语立场。
是否承认大众的落后性，是否坚持启蒙主义立场，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地位，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文学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和权威话语的重要分界线。
普希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身为贵族的不足，并且以惊人的真实与坦率反映出这一切。
他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人民的力量，预言自己将属于人民－－三篇短诗精品：
《先知》（1826）、《回声》（1831）、《纪念碑》（1836）就是他人生使命的表白。
他自信自己就是先知、人民的代言人。
他要“把海洋和大地统统走遍”，用他的语言“把人心都点燃”；
这位先知深信他“不会完全死去”，他将“永享荣誉”，他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他会“永久地为人民所喜爱”。
可见，他不仅将自己当成人民的代言人，而且把思维支点架在了未来，使人民性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在普希金看来，民间传统折射着人民的智慧，展示出人民内在的精神特征，他始终怀着深沉真挚的感激之情忆及自己最初的缪斯－－奶娘，诗人的“令人神往的昔日之心”，奶娘诗系列正是俄罗斯民间传统的赞歌。
正如诗人自己的诗中所写的：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我曾用诗歌／ 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 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的人们／ 祈求过宽恕和同情。
二、创作方式、叙事技巧、语言风格之比较
作为不同民族文化的代表，鲁迅与普希金都对民族语言进行了创新与改造。
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语言的斗争席卷文学界。
鲁迅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参与讨论，却在作品中坚决摈弃了文言，成为白话文的倡导者和主要实践者之一，他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
经历了狂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中国的白话文由于鲁迅的出现而彻底摆脱文言文的痕迹，走向了成熟的状态。
普希金作品是俄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典范，他在对东西方文化借鉴的基础上主张要保持俄语的独立性，他在1823年写给维雅津姆斯基的一封信中说：
“我不喜欢在我们原始的语言里看到欧洲式的矫揉造作和法国式的精雕细琢的痕迹，粗放与朴素对它更合适。
”从而为俄罗斯语言定下了基调。
1825年，普希金再次致信维雅津姆斯基，论及俄罗斯语言独立性问题：
“东方的文字对我来说是典范”，但又明确表示，“欧洲在陶醉于东方华丽时，应保持欧洲人的趣味和观点。
”他曾说：
“为了外国人的嘟嘟囔囔／我们竟会狂妄地小看／我们祖国语言的宝藏／我们喜欢外国缪斯的玩物／喜欢外国方言的叽里咕噜／而却不读我们自己的书刊／但我们的书在哪里？
／我们从哪里接受各种考试／从哪里知道大地命运的诗章？
／并不是在那些生硬的翻译里／也不是在那些老朽的作品里／那儿俄国的智慧和俄国的精神／在成倍地撒谎／说些成就的事情／” 因此，他选择了民间，将民间文学作为他改造民族文字最重要的资源，在普通人的话语中把握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精髓。
1831年4月14日，诗人在一封信中提到“茹科夫斯基在乡村让老太太给他一边揉腿，一边讲童话，然后写成诗”，“俄罗斯传说在幻想诗歌中不比爱尔兰和德国诗歌差。
”他相当透彻地理解并掌握了俄罗斯民间语言的精髓：
真实与幻想、奔放的真诚与调皮的戏谑，迷人的淳朴和辛辣的嘲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真正的俄罗斯语言。
如今，普希金的童话诗已成为俄罗斯的识字课本，一代代俄罗斯人通过它初步感受祖国语言的丰富与完美的魅力。
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民族语言的限制，鲁迅和普希金的创作显示出差异性。
而且，所处时代的不同，也使他们的创作在文学史中占据不同的角色。
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大师，普希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创者，鲁迅的作品则已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但是，作为民族的灵魂与时代的先驱者，鲁迅与普希金都充分看到了文学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作用，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将就此作一阐述：
第一，追溯历史的创作方式
鲁迅的《故事新编》均采用对历史故事的改编来表现今日的主题，他所要追寻与表现的，正是这“古”与“今”之间的深刻联系。
他在《序言》中宣称自己“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为了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性格、思想上的相通，他在小说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
有意打破时空界限，采取了“古今杂糅”的手法：
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如女娲、羿、禹、墨子、老子、庄子等）大都有典籍记载的根据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喜剧性的穿插奇怪界，如《理水》“文化山”上的许多学者既以古人身份出现，又开口“OK”，闭口“莎士比亚”。
鲁迅这种创作方式目的是要在古今相通之中，以现代照亮古代，更有力地揭示古代人与事中某些被掩盖了的真相。
例如在《采薇》中，作者写了两类“先王之道”的信徒：
小说主人公伯夷、叔齐真心实意地身体力行，却处处不合时宜；
与他们相对立的周武王，他的伐纣明明是违反了先王之道，却打着“恭行天罚”的旗号，因而博得“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美名。
在《起死》里，玄学家庄子与乡下汉子围绕“赤条条”展开的论战，就已经让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赤条条”地当场出丑。
如此放肆地将已经被神圣化与神秘化的古代哲学戏谑化，这本身就显示了鲁迅的一种眼光与胆识。
人们从这类戏谑化的描写中，看到了鲁迅杂文的锋芒：
包括杂文的眼光、思维、手法、以至语言。
在这个意义上，《故事新编》又是鲁迅打破文体界限，以杂文入小说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普希金是一个具有深邃意识和丰富灵魂的文学家，他的创作视角既面向广阔的社会和时代，又面对复杂的个人隐秘心境，因此他的叙事作品也就同时蕴涵着史诗意识和内视角的诗学倾向。
读者在《上尉的女儿》、《青铜骑士》、《罗斯拉夫列夫》、《彼得大帝史》等作品中不难领略到这位俄国伟大文豪的史诗情节，也能在《驿站长》、《射击》、《黑桃皇后》等叙事佳作里洞悉19世纪初叶俄罗斯社会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
普希金在《尤里·
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12年中的俄罗斯人》这篇文学评论中指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长篇小说这个词被我们理解为在虚构的叙述中发挥的历史时代。
”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的历史观更是迥异于一般贵族文人之作。
这部小说集传奇故事、家庭纪事和历史事件于一体，但那决不是一个各种文体大拼盘，它的艺术逻辑的重音落在史诗构想上。
在小说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只不过是提供描绘历史事件、表达作者历史观的故事框架，普加乔夫农民大起义才是这篇小说叙事的中心内涵。
普希金叙事作品的史诗化特征来自他始终贯一的历史意识。
但是，史诗意识不可简单化地理解为只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某些事实事件和现象来揭示那个时代的特征与本质。
普希金叙事作品的史诗化特征通常表现为：
只用一两个典型具体的历史情境或象征物就烘托出作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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