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语文档格式.docx
《中国英语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英语文档格式.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毋庸置疑，广州英语是从广东葡语脱胎而来，不免受其影响，突出表现在词汇方面。
如英语中的mandarin（官员）一词来源于葡语词汇mandar（命令），英语great来自于葡语grande（宏大的），再如coolie（苦力）一词来源于印度语quli（劳工）等等不胜枚举。
2．洋泾浜英语历史时代背景
十九世纪初，英美成为清末与清政府进行贸易往来的两个主要国家，而清廷只开放了广州这唯一一个口岸城市，这为广州英语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语言和地理环境。
清政府从1723年起实行禁教闭关政策，限制民众和西洋人往来，法律上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禁止广州的西洋人教授华人英语，也不许华人向西方人教授汉语，否则以卖国罪论处。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华人学习英语还是洋人学习汉语就变得难上加难，更何况汉语方块字对于西人来说就像天书一般晦涩难懂又难写，因此西人学习汉语的成效甚微，要西方人学会华人的语言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此时一些中国商人在中西贸易利益的驱使下努力模仿英语，从而创造出一种介于英文和汉语之间的中介语—广州洋泾浜英语。
西方人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也逐渐接受并主动学习广州英语，广州英语由此流行起来，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全盛。
（三）洋泾浜英语的发展（1840-1850）
中国洋泾浜作为英语语言的一种变体。
它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在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却扮演了重要角色。
它促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欧化,也在很大丰富了英语的词汇和表达。
（1）官话标读的洋泾浜英语
鸦片战争后，除了广州以外的另外四个通商口岸被迫开放，中外贸易中心北移，然而北方各区通晓英语者少之又少，而且带有广州地方口音的广州英语又不适合于江、浙、闽等地区。
为了迅速培养一批掌握英语的贸易通事，以促进北方港口城市的中外贸易交往，开明人士意识到有必要用官话标出英文的读音，以通用于北方各口岸城市。
于是，一种新型的洋泾浜英语—用官话标读的英语出现并逐渐流行于北方各贸易港口，广州英语的热度下降，并慢慢被取而代之。
（2）各地方言标读的洋泾浜英语
然而，北方各口岸口音各异，官话标读的英语也显得不那么方便、实用。
为了使各地方的贸易商人尽可能地在短期内学会英语，各港口的有识之士开始用本地方言标读英语的读音，使英语读音本土化，更易于为当地人士接受、掌握。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各地方言标读的英语取代以官话标读的英语，成为各口岸城市通事进行中外交流的主导语言。
（四）洋泾浜英语的完善（1850—1890）
清末的洋泾浜英语由华语、英语等语言混合而成,是一种多语的混血儿。
它经历了广州英语、用中文标读的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洋泾浜英语经过清末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混杂性、区域性、口语性和不规范性的特点。
（1）上海洋泾浜英语
1853年上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
在这里，诞生了一种新的洋泾浜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它实际上“是一种以英语和上海话为基础的特殊地方方言，其中还夹杂一些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奥语等，学起来相当方便”。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跃居为全国最大的、最繁荣的通商口岸城市。
用上海话标读的上海洋泾浜英语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上海人士与西方殖民者、贸易商、传教士交流的共同语言，从此这种不中不西的上海英语风靡于整个上海地区。
随后一些英文学校、英文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于上海，由此上海人对洋泾浜英语的高涨学习热情可见一斑。
在上海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扇子词典——一种扇面上刻满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的扇子。
这种扇子使人们可以在闲暇之余，也能一边扇扇子，一边学英语，扇子词典一度畅销起来，上海会说英语的人也越来越多。
1874年，曹骧编著的《英字入门》问世，用上海音标注，流行已久的洋泾浜英语第一次有了书面形式，成为可以书写的文字语言。
到19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洋泾浜英语发展到顶峰时期。
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影响极其深远，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五）晚清洋泾浜英语特征
晚清洋泾浜英语从18世纪初诞生到20世纪上半叶结束，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无意识”和“放任自由”式的演变和发展。
虽然洋泾浜英语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以口语的形式存在，没有严格、规范的语音、语法系统，但到19世纪下半叶时就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两大特征：
1．混杂性和区域性
混杂性和区域性是洋泾浜英语最显著的特征，从最早的广州英语到较晚的上海英语，都是汉语、英语和其它语言的多语混合体。
如从广东葡语发展而来的广州英语就是粤语、葡语、印度语、南洋土语和各式英语（包括英式英语、美式英语、葡式英语、印度英语等）的融合。
以各地方言标读的洋泾浜英语也是由各地方言、英语和其它的语言混杂而成，因均以各地方言标读，因而总带有风格各异的地方风味。
如：
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鞋叫“靴”（shoe），“吞的福”指“twenty-four”,“也司”是“yes”,“蒲脱”指“boot”等。
2．口语性和不规范性
洋泾浜英语是迫于中外交流的必要而临时拼凑出来的一些零散但很实用的中英混合语，因而在其出现的早中期，它都一直以口语的形式存在，只限于口头交流的只言片语，很少有书面的文字记载。
洋泾浜英语的口语性也就决定了它的不规范性，它没有统一标准的语音、语法、句法系统，往往遵循汉语语言习惯和句序，也没有严格的数、格、时态变化。
如Inoknow（我不知道），Mynowants（我们什么也不要）。
但其中也包含了大量表达中国文化传统的新创词汇，如chin-chin（请，请），buy-lo（买啦！
）等很有意思。
下面是一段滑稽可笑的广州英语对话，从中可领略到洋泾浜英语的不合规范和口语化：
中国人:
Chin-chin,howyoudo,longtimemynohabseeyou.
请请,您好,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外国人:
Icansecurehablongtime,beforetimemynohavecomethisshop.
确实很长时间了,上次我没到你这个店来。
Hi-ya,so,eh!
Whatthingwantchee?
哎呀,真的,呃!
您想要什么?
Oh,somelittychow-chowthing.Youhavegotsomegingersweetmeat?
噢,我想要些小东西。
您有生姜蜜饯吗?
Justnownogot,IthinkCantonhabgotvellyfewthatsutemeet.
现在没有,我想广州很少有这种蜜饯。
洋泾浜英语是华人在中外贸易交往中所创造出来的中英混杂语，它是西方强势群体的语言与中国弱势群体的语言相互融合的产物，是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殖民统治的副产品，也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必然结果，它顺应时代的迫切需要而产生，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外贸易和交流，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洋泾浜英语的诞生、存在、兴旺和消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西交往的轨迹。
二、近代的中国英语
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和鸦片战争前广州的通事一样,是对外贸易的产物。
最初来华的外国人（主要是生意人或船员）,为了生活与做生意这两方面的需要,必须与中国人交流。
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
手势、表情无法满足交流的需要，作为英语的一种变体,洋泾浜英语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对外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都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汉语发展史以及外语教学,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近代中国英语社会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清王朝日渐衰落，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它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国外帝国主义侵略者得寸进尺，企图瓜分中国。
面临这种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清末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官僚和进取的知识分子，开始冷静地分析世界格局、思索中国的形势和走向。
一些明智的改革派认识到“西学”的实用价值，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于是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热潮。
1898年6月，清统治者光绪帝采纳维新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建议，发起了为期103天的“百日维新”。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令人窒息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了，这为中国英语的学习提供了极为丰润的土壤。
人们再也不用顶着制度和法律的双重压力，可以自由大胆地学习英语。
清政府官员开始聘请洋人或知识分子教授自己的子女学习英语，连封建顽固派的头目慈禧太后也迫于大势所趋，允许在中南海开办英语学习班。
（二）近代中国英语发展
科举制度废除了，新学制确立了，各式古老的书院也被改制成新式学堂，顿时英语的身价倍涨，成为西学课程中令人刮目相看的主要必修科目。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创办了第一个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70年代起开设了各种新式书院和学堂，如上海的格致书院（1874年）、正蒙书院（1878年）、广州的万木草堂（1891年），杭州的求是书院（1897年）等。
西学之风越吹越猛，英语自然也是学科中的重中之重，受到人们史无前例的关注。
（三）近代中国英语鼎盛时期
19世纪下半叶，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到70年代已遍及中国的主要城市，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中式学堂，较有名的有北京的育英学堂（1864年），上海的培雅学堂（1865年），广州的真光书院（1868年），苏州的存养书院（1870年），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894年），广州的岭南大学（1904年），北京的燕京大学（1916年）等。
教会学校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学教育体系，教学内容上强调英语教学，尽量用英语教材，用英语授课，英语逐步取代汉语成为教会学校的基本教育语言。
到第一次世纪大战前，英、美、德等国的基督教士已在中国开办学校4000多所，学生11万3千多人。
教会学校以传教为主，但从长远来看，数目众多的教会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懂英语的人才、学者和专家。
（三）近代中国英语特点
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混合性和非规范性，是多种语言的混合物，既有汉语言的血缘又有外语的血缘。
1.语音特点
（1）音位大大简化。
洋泾浜英语只有三个元音：
[a]、[i]、[u]。
如shop、bit、sample等。
辅音系统也大大简化，如[ʃ]、[s]、[tʃ]合并为近似[s]的音。
Cheap和chip都读为sip的音。
（2）汉语标注造成读音扭曲。
以下是同治年间字母沪音注音表：
A灰、B弥、C西、D哩、E伊、F阿夫、G臬、H阿池、I爱、J遮、K格、L阿耳、M阿吾、N温、O阿、P必、Q鸠、R阿、S阿时、T低、U呦、V威、W那不留、X阿慈、Y歪、Z直
不难发现以上汉语标注音都出现读音扭曲，有的汉语标注让人匪夷所思。
这也说明当时人们为了学习一门外语的艰难，标注是为了借助母语来诵读外语。
即使是在现在有些外语学习者还采用汉语标注来记忆单词的读音。
由于英语和汉语言的巨大差距，根本找不到相应的汉字来准确模仿和描述。
从而只有找与其相近的汉字标注，结果造成读音扭曲。
2.词汇特点
（1）个别英语单词以错误形式被频繁使用。
例如，“belong”这个单词在洋泾浜英语中被广泛使用，一个词代替多个汉字。
例如：
“youbelongploper”（你好吗？
）ploper就是proper；
””howmucheebelong?
”muchee就是much；
在洋泾浜英语中belong代替tobe使用，如Iam、youare、heis统统说成Ibelong、youbelong、hebelongs。
如果说对不起，不说Iamsorry而说成Ibelongsorry。
（2）词源。
并非所有洋泾浜英语都来自英语，其中一部分来自汉语。
例如，商业贸易中频繁出现的chop在汉语中表示记录的收款单、皇帝的上谕、官员的布告、商业的商标、许可等。
最上等质量的用firstchop;
催促人快点时用“chop，chop。
”
还有一部分既不是来自英语也不是来自汉语。
例如，常见的masky（又作mastee,相当于nevermindorwhocares等）来自葡萄牙语的masque；
Mandarim来自马来语Mantri（国家部长之意）；
junk起源于爪哇语的junco。
然而。
更多的洋泾浜英语来源已经不清，甚至还会引起争议等。
3．语法特点
洋泾浜英语的语法特点就是没有语法，没有形成独立的语法体系。
洋泾浜英语受汉语影响较英语更深，但它既不英语的习惯用法，也不符合英语的一般用法。
人称代词的用法，my在洋泾浜英语中就是I、we、mine、ours等人称代词的同义语。
在晚清,随着英美殖民主义者在广州、上海成为最主要的贸易者并逐渐取代葡萄牙老殖民主义者,中英混合语—“洋泾浜英语”随即应运而生,中葡混合语—“澳门葡语”或“广东葡语”因此而失去其重要性。
“广东葡语”是后来“广东洋泾浜英语”的母体,而“上海洋泾浜英语”则源自“广东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的诞生、存在、兴旺和消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西交往的轨迹，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对外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都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现代的中国英语（1919-1949）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各式各样的宣传媒介越来越普及，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英语的词汇也随着越来越丰富，词汇量有了成倍的增加。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的语言，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国语，使用的人口达三亿四千万以上，是在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外语，在国际交往中起重要的作用。
（一）新学制的颁布
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着重研究学制问题。
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讨论学制改革方案。
1.小学学制的特点是：
（1）缩短小学修业年限，延长中学修业年限；
（2）若干措施注意根据地方实际需要，不作硬性规定；
（3）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
（4）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实用；
（5）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
新学制主要是采取当时美国一些州已经实行了10多年的“六三三制”，表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从效法日本转向了效法美国，由军国民主义教育转向了平民主义教育。
但它却并非盲从美制，而是中国教育界经过长期酝酿、集思广益的结晶。
2.1922年，新的大学学制颁布以后，很多专门学校改成大学，大学预科3年，本科3年或4年，英文系的英语专业是各文科和师范大学的重点学科。
英文系的科目大多是关于英美文学的，在培养学生阅读欣赏能力的同时，也让学生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拓展了知识面，有益于以后作进一步的语言文学研究工作。
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
（二）《中学暂行课程标准》的颁布
1923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公布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各科实行学分制，初中和高中英语的学分等于或超过了国语，初中英语学分占所有学分的20%。
1928年5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总结了1922年所颁布的学制的利弊，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
次年8月，正式颁布修订的《中学暂行课程标准》，把中学英语的学分有原来的36学分减至20或30学分，而高中英语的学分由原来的16学分增加到26学分。
（三）《中学规程》的颁布
根据教育部的课程标准，初中各阶段和高中一年级英语的课时为每周5小时，高中二、三年级每周4小时。
但调查显示，初高中英语的实际教学时间为3-8小时，初中的英语教学多注重翻译，而高中较少注重翻译教学。
1933年3月，教育部颁布《中学规程》，取消了学分制，改为学年制，初高中各三年，并对中学毕业生实行会考制度，英语为初高中毕业会考科目之一。
（四）《中学课程标准》的修正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抗日战争。
1938年，平津京沪等地相继成为沦陷区，教育事业遭受极大损失，日寇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的“新学制”，减少了英语的课时总数，把“日语”列为必修的“国语”之一。
1939年，教育部召开第三次全国会议，为了抗战的需要重新修订了初高中课程标准，将初中英语改为选修课，高中英语则仍是必修的主课之一，课时也较以往增加了，高过其它学科。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由于大多位于农村、山区，教育更加落后，很多学校根本没有开设英语课。
1947年，教育部修正了中学课程标准，重新规定英语为主科之一，初一、初二每周课时为3小时，初三为每周4小时，高中每周5小时。
（五）英语教材与工具书
民国时期中学使用的英语教材和教参大都是经教育部正式审定的，如张士一先生的《初中直接法英语教科书》和《英华会话合璧》（张士一教授是我国现代英语教学史上最早最有影响力的英语教学法专家），林语堂先生的《开明英文读本》，林汉达先生的《高中英语读本》，吕叔湘的《开明新编中等英文法》。
葛传规的《英文作文教本》等。
英语工具书有《英汉模范词典》，《双解实用英汉字典》，《英美大辞典》等，对中小学英语学习和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印书馆和书局还出版了一些供学生阅读的英文期刊，如《英文周刊》（TheEnglishWeekly），《英文杂志》（TheEnglishStudent），《英文周报》（TheChungHwaEnglishWeekly）等。
四、当代的中国英语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努力突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并屹立于世界舞台，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代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英语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勉强维持阶段（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但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总指导方针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外语教育也偏重俄语教学。
英语仍然是各学校的一门学科，但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1953年，教育部决定大幅度削减高等师范英语系,建国前的英语系有大约50个，到1953年时只剩下了9个。
到了1954年，初中开始停开英语课，从各中学到大学俄语几乎已成为唯一的外语。
1956年，政协主席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
“建国时过多地缩减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教学对于国际交往和国内建设都是不利的，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
于是，教育部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十二年人才培养规划，加强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教学。
到1956年底，全国的英语系增加到23个。
1957年，初中又开始恢复英语教学，英语的状况有所好转。
（二）初步恢复阶段（1957-1965）
1957年，教育部颁布了初中《英语教学大纲》，大纲规定初中英语教学的目的是：
“教会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英语，利用英语所不可缺少的一些知识、技能和技巧，学会1000个左右的英文单词”。
但由于严重缺乏师资，1958年初中的英语课又被取消。
1959年，中央教育部门下达了《关于在中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的通知》，认为亟需在初中开设英语，在高中加强英语教育，以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基本功。
为了切实加强中学英语教育，教育部规定从1962年起，高等院校录取新生时，英语考试成绩计入录取总分中。
甚至在五年制的小学，也大多从四、五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
1963年，教育部在《关于在扩大开设英语比例的同时注意稳定俄语教师队伍的通知》中指出：
在外国语教学中，俄语比例过大，英语比例过小，应大力充实英语师资，扩大英语系学生的招生，努力使英语、俄语的比例均衡。
同时教育部鼓励开办中等教育性质的外国语学校，招收小学或初中毕业生，以快速培养大量国家需要的外语人才。
1964年，教育部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定纲要》，规定英语为学校外语教育中的第一外语，要大量增加学习英语的人数。
（三）横遭破坏阶段（1966-1976）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浩劫彻底摧毁了刚刚复苏的文化教育事业成果。
学校被停课，教师被批斗和迫害，教学设施被大势毁坏。
教育事业一度处于停滞和瘫痪的状态，英语教学更是惨不忍睹。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英语被认为是“洋奴或修正主义”的语言，学生也认为学英语没有用，忙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不屑于学英语。
1970年，在教育事业的极度危机时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从大局出发，顶着“四人帮”的邪恶压力，先后五次同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师生畅谈外语教育问题，鼓励师生在非常时期齐心协力把外语教育坚持下去。
总理的话语如同严冬后的第一缕春风，鼓舞着困境中的广大师生。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中美上海公报》，标准着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对外交往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外语人才的培养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复苏发展阶段（1977-1998）
1976年10月，“四人帮”集团被粉碎，十年动乱彻底结束，举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
教育界人士雄心一片，期待着教育事业的春天。
1977年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发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并指出要注意普及中小学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