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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

其制始于供春，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后则如陈壶、徐壶，皆不能放佛大彬万一矣。

”时大彬对于宜兴紫砂壶艺的贡献不是单方面的，是多方面的、多元的。

不管是紫砂的成型工艺，还是紫砂泥料、紫砂器形、紫砂神韵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明代晚期，形成了一个以时大彬为领袖的制壶团体，其中的成员要么是大彬的徒弟，要么其钦慕大彬所制茗壶，仿其手法、风格，壶风与之相近。

这一团体的形成也是明末特定的环境所造就的，大彬的徒弟中技艺最为娴熟的当属徐仲芳、李有泉。

惠孟臣，宜兴人，大约生活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具体的生卒年无考，是明代末期宜兴地区的制壶名家，明末吴骞认为其是继大彬之后又一壶家妙手。

惠孟臣擅长于制作小壶，特别是潮汕地区所喜好泡功夫茶的水平壶，还有梨形壶。

往往使用朱红泥制成，朱艳光润，朴素玲珑，古拙内蕴，线条圆转、流畅，古韵悠长。

难怪大家都会为之倾心。

明代中后期开始，文人的力量开始真正的与紫砂艺人发生联系，掌握着技艺手法和掌握着艺术评价标准的两股力量的碰撞，深刻的改变了紫砂陶艺的发展方向，自此开始，就一直引领着紫砂陶艺的发展，使得任何的改变与创新都与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诉求为标准、准则。

陈鸣远和陈鸿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陈鸣远，本名远，号鹤峰、鹤?

，又号石霞山人，亦号壶隐。

出生于宜兴市川埠上袁村。

活动年代大致在康熙、雍正年间，具体年代无考。

陈鸣远由于“一技之能，间世特出”，声名鹊起，轰动艺林，“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追捧、礼遇。

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壶艺独步艺林，更主要的是他身上具有文人学士所欣赏的书卷气、雅气，并能够将这些人文上的修养融入到壶艺中，脱去匠气、俗气，创制出能够与文人沟通情感的“构思之脱俗、设色之巧妙、制作技巧之娴熟”的紫砂珍品。

鸣远制作的紫砂器形多样，有莲花形壶、松段壶、虚扁壶、海棠形壶、四足方壶、朱泥壶、蚕桑壶、朱泥扁壶、石榴形小杯、梅花形笔山、笋形水盂、回文水盂等，还有大量的象生器。

陈鸿寿是继供春、陈鸣远之后紫砂壶艺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曼寿、曼公、恭寿，别号种榆道人、种榆老人、西湖渔者等等，别号众多。

浙江钱塘人，今杭州人。

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卒于清道光二年，他主要活动于嘉庆至道光年间。

陈曼生一生爱好壶艺，与许多制壶名家如邵友兰、杨彭年、杨凤年等合作制壶，特别是与杨彭年合作的最多，成效也最为显著。

他们所合作创制的紫砂壶就是冠绝古今的“曼生壶”，也叫“曼生十八式”壶。

“曼生十八式”砂壶造型古雅，巧妙绝伦，有“石瓢壶”、“半瓦壶”、“半瓜壶”、“箬笠壶”、“扁圆壶”、“井栏壶”、“高井栏壶”、“圆珠壶”、“六方壶”、“葫芦壶”、“匏壶”、“传炉壶”、“觚?

壶”、“柱础壶”、“四方壶”、“石铫提梁壶”、“合盘壶”、“合欢壶”。

泥色深沉、造型既有仿古器之形体，又有模生物之物态，壶身上刻有诗文雅句，壶底钤“阿曼陀室”篆书印，把下钤“彭年“篆书印。

真可谓神来之妙。

邵大亨，是清代中后期嘉庆至道光时期宜兴地区制壶妙手。

代表性的茗壶有“掇球壶”、“鱼化龙壶”、“掇只壶”、“仿鼓壶”、“八卦壶”、“鼓腹壶”、“圆扁壶”、“圆胆壶”、“钟德壶”、“蛋包壶”等等。

大亨所制鱼化龙壶，泥色红润，如秋枣色，红而不艳，深沉纯正。

整个壶身呈扁圆形，上面有线条装饰的水波纹，江水翻涛，水波缭绕，壶盖和壶身的水波纹紧密衔接，无一丝错位，在江涛之中突然跃出一鲤鱼和飞龙，动感十足，壶盖上部也有一可以活动的龙头，双目圆瞪，气势夺人。

邵友廷，清代末期宜兴地区著名紫砂艺人，是民国时期著名紫砂艺人程寿珍的养父。

邵友廷擅长于制作掇球壶、汉扁壶，其养子程寿珍得其家传，所制掇球壶，乃一代绝品，其壶艺造诣在其养父之上，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邵友廷的传世紫砂器有“掇球壶”、“汉扁壶”、“蛋包壶”、“圆扁壶”、“瓜形壶”、“一粒珠壶”等。

所制砂壶器形均圆浑、光润，做工细腻精到，丰腴致密。

一般在砂壶的盖下和柄下钤印“友廷”楷书椭圆印章。

黄玉麟，原名玉林，宜兴紫砂史上赫赫有名的紫砂艺人，黄玉麟一生制壶颇勤，用力甚多，对于紫砂壶泥料的选择、造型的尺度、壶体的韵味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从流传于世的玉麟紫砂茗壶中可以看出。

代表性的作品有“鱼化龙壶”、“供春树瘿壶”、“铺砂升方壶”、“雪花提梁壶”、“弧棱壶”、“方斗壶”、“假山盆景”等等。

清代中后期嘉庆至光绪年间，宜兴地区的紫砂名艺人层出不穷，除了上面介绍的之外，还有邵二泉、邵景南、邓奎、吴阿坤、周永福、邵赦大、王东石、邵维新、陈伯亭等等。

　　二．宜兴的茶文化

　　宜兴自唐代开始就以产茶出名。

茶文化至此开始延续1000多年，至今盛行不衰。

这一方面是宜兴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另一方面也是宜兴所处的文化区域所赋予的。

宜兴市境内如今尚存有许多关于阳羡茶的遗迹，当身处闹市中的人们亲临山间田野，面对着这些斑驳、枯朽的遗存，不禁会发出思古之情，畅游于古今之间，徘徊于曲水松林之际，缓解了工作后的疲惫，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1．唐贡村、唐贡山

　　唐贡村位于今宜兴市丁蜀镇，唐贡村以“新长铁路”为界，铁路以东为外唐贡村，铁路以西为内唐贡村。

内唐贡村前有几座小山，当地老年人仍称之为“唐贡山”。

唐？

李郢题有《茶山贡焙歌》: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

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

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

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阗?

纳不盈掬。

……万人争春山摧，驿骑鞭声春流电。

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

……”记载了唐代时制作阳羡贡茶进贡的场景。

如今唐贡山上还可以见到老茶树和唐代的石臼、陶臼。

唐代茶叶成片状，也称饼茶、片茶。

所发现的石臼、陶臼即为制作片状茶时“捣”茶之工具。

饮用茶时，要把片状的茶捣碎，碾细，过筛，烹煮，连茶末一起喝下。

　　2．悬脚岭、茶山路

　　悬脚岭又称垂脚岭、啄木岭，地处江浙要冲，岭上旧有“境会亭”，唐代时湖州和常州二州太守每年值贡茶采、制之时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

康熙《武进县志》载:

“茶山路。

县西南广华门外十里内，墩阜累累，有山形焉。

唐末湖、常二守会阳羡造茶修贡，由此往返，故名。

境会亭，在茶山路，湖常二守造茶修贡会此。

”3．离墨山、善权寺离墨山、善权寺如今都在善卷风景区内，离墨山高342．9米，分为张渚镇上干村、下车村所辖。

善权寺，又名善卷寺，位于离墨山南麓，南朝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读书处宅址所建。

现善权寺前存两口比邻的古井，另存十余处古代石刻。

据陆羽《茶经》载:

“生圈岭善权寺、石亭山，与舒州同。

”说明善权寺一带在唐代时便是著名的产茶地，而且陆羽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

明？

钱椿年《茶谱》载:

“善权寺前有涌金泉，发于寺后小水洞。

有窦形如偃月，深不可测。

”今仅在寺前有一水池，泉已不见。

4．金沙寺、玉女潭金沙寺在江苏宜兴湖汶山间，湖汉镇的西南角，离丁蜀镇约十余里。

为唐相陆希贤之山房。

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他在宜兴时喜用离金沙寺不远的玉女潭潭水煎茶，并求助于金沙寺僧人为之监督取水人的诚信。

古金沙寺遗址发现大最宋元时期的陶瓷残片遗存，而“玉女潭”迄今还是宜兴的名泉和胜景。

苏东坡酷爱阳羡茶，曾有“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之叹。

苏东坡在宜兴时创制的“东坡提梁壶”，成为中国紫砂上的经典壶型之一。

明代时期，宜兴“阳羡茶”的兴盛还直接促进了宜兴紫砂茶壶工艺的迅速发展，到清代早期，已有“阳羡壶、茗固甲天下”之说。

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对阳羡茶更是爱不释手，对其不吝笔墨，写了两首诗文来赞美、褒扬阳羡其茶、其人。

在一番泼墨挥毫之后，用紫砂壶煮上一杯阳羡茶，那时何等的惬意、舒畅。

俯仰于宇宙之内，品鉴于炉茶之间，此情此景，意兴思发，畅快淋漓。

明•文征明《闲兴》苍苔绿树野人家，手卷炉熏意自嘉。

莫道客来无供设，一杯阳羡雨前茶。

明•文征明《桐城会宜兴王德昭为烹阳羡茶》地炉相对两离离，旋洗沙瓶煮涧澌。

邂逅高人自阳羡，淹留残夜品枪旗。

清代对阳羡茶的描绘与赞美更加广泛的出现在文人的诗文著作中，喜爱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

清•冒襄《盚茶汇抄》忆四十七年前，有吴人柯姓者，熟于阳羡茶山，每桐初露白之际，为余入盚，箬笼携来十余种，其最精妙不过斤许数两，味老香淡，具芝兰金石之性。

十五年以为恒。

清•卢士登《阳羡茶泉》品合中泠美，姿分上贡馨。

盈盈常不溢，源远自通灵。

　　三．宜兴紫砂茗壶与茶文化的互动

　　1．饮茶器具的改变

　　唐代的饮茶器具有灶、釜、甑、扑、规、承、杵臼、贯、熟盂、碗、扎、畚等等。

明代以来，随着泡茶之风的盛行，茶具种类逐渐较少，程式简化，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茶具指的主要是茶壶。

宋元之前，使用的茶壶主要是一种瓷壶，称为“注子”。

明代之后，紫砂茗壶作为一种独特的泡茶器具开始盛行。

紫砂简约流畅的线条、深沉暗淡的色调、古朴浑厚的气韵正好与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宁静、深远、平淡的精神境界相吻合，于是紫砂茗壶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所有材质的壶具，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壶具只能望其项背。

　　2．禅茶一味

　　茗壶、香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上发育出来的具体的物象，而佛教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来源之一，作为具体物象的壶、茶与思想精神来源的禅机相融合贯通，就形成了禅茶文化。

禅茶文化是两者在不断地接触、碰撞、交会中融合而来的。

唐以前饮茶是将茶叶碾碎，里面加上膏脂，制成茶团，饮用的时候再将其捣碎，加入一些调味品进行煎煮的饮茶方式。

渐渐地文人开始关注于饮茶的器具与法式，将其精致化、典雅化、繁琐化、艺术化，注入了人文的因素，使普普通通的饮茶活动上升到一种艺术修养的层面。

宋代饮茶之风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蔓延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王安石说:

“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宋代变唐时的煎煮茶法为点茶法，由于文风兴盛，还出现了“斗茶”的方式，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

明代朱元璋颁布命令改煮茶为泡茶，彻底的改变了茶的制作与饮用方式。

东汉末年，佛教初传入中土时，还未站稳脚跟，依附于黄老之学而存在，至南北朝时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教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

隋唐时期，佛教的宗派林立，教义纷繁，六祖慧能创立的南禅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禅修方式多样，不拘于繁缛的礼节，禅定的状态贯通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些教义在民间得到很大的发展。

宋代之后，禅宗又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逐步融入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中，影响深远。

由于寺庙一般都处于深山，适合茶叶的生长，种茶、制茶、饮茶之风在禅院中流布开来。

随着从种植、采摘、炒制到煎煮、品茗等一系列的步骤都在寺院中展开，茶文化渐渐地融入到了禅僧的方方面面，不仅饮茗助禅、以茶待客，还把茶纳入佛教的仪轨之中，作为佛前供物之一，赋予了茶更深层的禅理。

这时的茶已不再是作为本体的茶，而是禅化之茶，禅理也通过茶这一载体表达出来，达到以茶入禅，以禅达茶。

中国的茶道最高的境界是其与哲学、宇宙观相结合、融汇。

“禅茶一味”是对着一过程的最为精辟的智慧的总结。

《神龙茶经》:

“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饮茶可以清心、寡欲、益思、节制，这都是茶叶本身的药用价值所决定的，人文将其人格化之后视茶为洁净之源、悟道之本。

赋予它以新的崇高的精神内涵，这些品性与“顿悟成佛”、“人人皆有佛性”、“直指明心”的禅理是无差别的，是融会贯通的，是互为表里的。

没有禅修和饮茶会“迷即佛众生”，而与饮茶相结合的最高禅修境界即是“顿悟“，也就是达到“悟即众生佛”。

中国的禅茶文化历经千年的流变，其精神价值逐渐融入到文人、禅僧的血液之中，佛教禅理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源流，如翠竹含珠，灵石生玉一般。

茶洁净、爽清的特性与之贯通，将山水、自然、禅机、宇宙观融为一体，创造出清新悦耳的旋律，飘荡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寂了身外禅，洁净水中茶”。

镇江市金山寺内原有一把清代紫砂方壶，通高23．8厘米，口径11厘米。

壶身方形，高颈，肩部高耸，四角呈倭角弧形，腹下收分明显，方盖、方钮，四方形弯流，四棱形圆柄。

壶底有长方形阳文“荆溪史维高制”六字篆书款。

整个壶身上大下小，重心偏上，但不给人以头重脚轻的感觉，造型典雅古朴，包浆匀厚，古韵十足。

应为当时的寺内高僧终日赏玩、清供之物。

　　我国的茶叶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欧洲、东南亚、东亚等地。

随着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学问僧的返国，不仅带回了中国种茶、制茶、喝茶等具体的手工工艺，还带去了作为精神层面的禅茶文化，特别是在日本得到更大的发展，他们并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了有别于中国的茶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