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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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史

第一讲

绪论：

文化概说

一、西文“文化”词义疏证

o英文Culture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是耕作、栽培，与Colere（动词）、印欧语字根Kwel-（翻动一块地方）有关，后引申为培养、教育、发展、尊重。

拉丁文Cultura由Cultus演化而来。

Cultus有两种涵义：

oCultusdeorum，指为敬神而耕作；

oCultusagori，指为生计而耕作。

o古希腊西塞罗“性灵的陶冶”（Culturaanimi）“智慧文化即哲学”就包含了这些转义。

o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阶段，“文化”内涵逐步扩大。

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1632—1694）是第一个把“文化”概念作为独立概念使用的人。

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依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之总和。

二、中文“文化”之词源

o《周易·贲卦·彖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明以至，人文也。

¡±

o西汉·刘向《说苑指武》：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可能是“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

o东汉·荀悦：

“宣文教以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

”

o晋代·束皙《补〈亡诗·由仪上〉》：

“文化内辑，武功解悠¡±。

o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三、“文明”词源及其与“文化”之区别

o“文明”（Civilis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isatio（城市市民的身份状态）、civis（公民）、civilis（公民的）。

oCivilis（公民的）一词有两种基本意义：

一指作为一定社会成员的公民（如罗马公民）所特有的；二指对公民有益的。

o“文明”一词具有公民的地位、权利及品格修养、公民生活等涵义。

文明一词与古代都市的存在紧密相联。

o《周易·乾文言》：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孔颖达“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文章而光明也”。

o17世纪中期，“文明”概念才作为学术术语使用。

不过，“文明”概念在当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发展水平。

四、诸“文化”定义和文化学理论述评

o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把“文化”界定为：

“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

o1871年，”人类学之父“、英国学者爱德华·B·泰勒（1832—1917）在《原始文化》中第一次把“文化”术语引入人类学。

他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

”

o“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在1920年前只有6个不同的定义，到1952年已增加到160多个。

目前达数百种之多。

但有四个共同点：

超自然性、超个人性、区别与评价的依据、文化现象包含物质财富、精神产品和活动方式（生产、组织、生存、生活、行为、思维、社会遗传方式）

o著名的文化学派有：

历史进化派、文化圈学说（又称播化主义）、文化历史学派、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区域文明论、文化功能论（功能主义）、文化心理学派、结构主义（结构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新进化主义、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等。

五、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

o“中西文化交流史”，也称“中外文化交流史”，建国前称“中西交通史”。

o研究范畴，在地域上，所谓“中”，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疆域；所谓“外”或“西”，指中国以西地区，兼及南亚次大陆，即包括中亚、西亚、欧洲、北非及南亚、美洲和大洋洲等。

o时间跨度上，主要研究从远古到鸦片战争爆发或1949年。

o具体研究：

①国家间或民族间之关系；②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③中西通道的开辟和交通方式；④经济与物质生活的交流（动、植物交流、科技交流等）；⑤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思想、宗教、文学作品、艺术、习俗等）。

六、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特点

o博大精深、范围特别广泛，疑难特别多，需要专门学问或绝学之处较多。

o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在治学中要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o带有国际性。

史料具有国际性，研究具有国际性。

o具有开拓性，本学科时空广大，史料非常丰富，空白特多。

七、研究动态

o中国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开始，历朝正史中都有“西域”、“南海”、“东夷”等列传，其中就包含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记述。

中国正史中的外国传是最早记录中外交往的典籍，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o欧洲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大体上发端于东方学（包括中亚学、伊朗学、突厥学、印度学、阿拉伯学、马来学等）和汉学。

斯坦因、斯文海定、伯希和等较著名。

o欧洲东方学与汉学的兴起，大致上由元代东来西人之游记所引起。

o17世纪以后，东来的西方传教士把有关中国的著述、信函、汇报源源不断寄回欧洲，中国古代典籍也不断由传教士译成西文，这样便逐渐扩大了中西交往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逐渐形成了学科性的东方学和汉学。

八、主要研究成果

o西方学者：

《中亚和西藏》、《中国土耳其斯坦考古学地形学探险考察初步报告》、《中国与罗马东部》、《西域考古图谱》、《张骞西征考》等；

o中国：

20世纪30年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欧化东渐史》、向达《中西交通史》、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西力东渐史》；40、50年代，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方豪《中西交通史》，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

o80年代以来，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1984），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1987），周一良主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1987），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齐鲁1987）、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1990）、《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1991），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1992）等。

主要参考文献

o马树德编著：

《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o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o王小甫等《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o张海林：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o周月亮著：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o何兆武著：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o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

o何芳川主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第二讲中西交通的曙光时代

一、欧亚内陆的地理环境及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o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山脉、河流、沙漠和森林是文化会聚线还是障碍物”列为主论题之一。

o地理环境对文化交流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

它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直接影响了文化交流的速度、频率乃至交流的方式和内容。

欧亚内陆地区的特点:

o

（1）该地区中部和南部气候极其干旱，降雨极其稀少，形成植被分布极其稀疏的广大干旱地带，并存在着大片砾漠（戈壁）和沙漠，在沙漠存在着无数绿洲。

o在各个沙漠之间，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绿洲，这些绿洲就成为驼队的交通站，货物的集散点（被称为“珍贵的项链”）。

在欧亚内陆，人们正是靠联结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从高山峻岭中筛选出可以通行的山口，逐渐确定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的走向。

绿洲在文化交往、文明会聚中起了重大作用。

o一旦绿洲的社会政治变动、地理环境变迁发生时，就会影响到交通线的畅通与否，甚至导致交通线的改向。

o这些高山险岭，成为古代人民往来的又一地理障碍，成为众多相对封闭的文化圈的地理屏障。

这些文化圈的文化特质差异很大，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必备条件。

o不同民族的文化，总是存在于相对隔绝的地域空间中；没有地域的沟通，便没有文化的传播。

因此，交通的开辟，成为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

o在天山以北，往西北是伊犁河、伊塞克湖以及以楚河为主的七河流域。

在这些河流周边地区存在着大片草原，如哈萨克草原，吉尔吉斯草原。

由这些草原再经锡尔河、阿姆河流域草原到里海北岸,沿草原谷地直到黑海北岸和多瑙河流域。

逆锡尔河和阿姆河南下，即可进入中亚南部和阿富汗。

从哈萨克草原往东，越过阿尔泰山脉或准噶尔盆地可进入蒙古草原。

这片广大的草原地区，是古代游牧民族藉以生息立国的地区，也是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并在世界历史上几度引起民族大迁徙浪潮的通道（如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的两次西迁，公元5世纪匈奴西迁）。

人们通常称之为“草原之路”。

o在草原地区以北多是贫瘠、寒冷地区；草原以南和东西两端是富饶的农耕地区。

因此，游牧民族就必然往南、往东西两端发展，与农耕定居民族交往。

o除了和平共处的时期之外，侵袭、劫掠、战争往往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使用的一种对外交往方式。

农耕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冲突往往沿着山脉、沙漠、绿洲边缘地区等自然屏障而展开。

因此，农耕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多种多样的交往方式，其中包括占主要地位的战争冲突的方式，便构成了这个地区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中的内容丰富的篇章。

o游牧民族通过其特有的交往方式，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沟通了欧亚两端的交通，促进了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o欧亚内陆某些地区还有大面积的盐原和雅丹（Yardang）地貌区。

盐原、雅丹地貌区和风蚀粘土层区连在一起，构成了戈壁、沙漠、高山之外的阻滞古代人民往来的又一地理障碍。

o欧亚内陆地理环境险恶，自古以来，行者视为畏途。

然而，面对这样不利的地理环境，中国与西域乃至欧洲从很早的历史时期就有了日益频繁的往来。

二、远古时期的文化传播

o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文化（公元前4115±110年—公元前3635±105年）为代表的中原彩陶文化，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向西扩散、传播到新疆地区。

新疆西部的和阗、皮山、沙雅、伊犁河流域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原彩陶文化西传的终端。

o西藏细石器对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和西孟加拉一带的细石器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o公元前2000年代末到1000年代初，在费尔干纳正在形成楚斯特文化，纳伦山口的遗物表明，这一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在巴里坤、吐鲁番、罗布淖尔、伊吾等地遗址中发现的小件铜器已经暗示，新疆的居民通过横贯天山南北的草原和沙漠路，在草原游牧民族和农牧定居民族之间业已充当着一种新的文化传递者的角色。

o1929年发现的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苏克文化是北亚两个青铜文化中心之一。

它与安阳商代后期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互相吸收，尤以商文化对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为多（刀、剑）。

显然，随着北迁民族的活动，商文化在北方的传播达到了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泰地区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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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夏代，北方有称为“狄历”的丁零（丁灵）民族，居北海（贝加尔湖），夏代曾与狄历“会于中国”。

o商代，北方有鬼方，世居河西走廊，天山以东均为其游牧之地。

此外，还有荤粥（xunyu），居鬼方东北。

商代后期，鬼方东侵，荤粥或受压迫而北移，更促成了商文化向外贝加尔湖地区的扩散。

鬼方在向北方地区传播青铜文化中充当过重要的角色。

o商文化依靠这些分布在北方和西北的草原游牧民族，传入叶尼塞河、阿尔泰山和吐鲁番盆地。

o在北方的道路中，鄂尔多斯和阴山附近的漠南草原正处于十字路口，向西通过居延海南部可以进入天山北麓，直至伊犁河流域；向北通过蒙古到达贝加尔湖附近和该湖以西的萨扬—阿尔泰拱顶。

o所以，商代青铜文化和西北草原民族有密切的联系，通过草原民族的传播，在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与欧洲的塞伊玛文化、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发生最早的接触。

o古代两河流域、印度河河谷文明和中国的西域地区距离较近，很早就与中国西部地区有过来往，这种来往当初只能通过很多中间民族递续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