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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为1196亿美元，同比增长1.7%，总量低于对外投资规模，这意味着中国首次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

事实上，2014年能成为这样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并非没有预见。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次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7亿美元，然而短短的13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约52倍，速度之快、总量之大令人震惊。

2013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180亿美元，同年国内直接对外投资达到1078亿美元，几乎与之持平。

因而2014年后这一数据实现反超，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

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2014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

5月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境外投资项目申请报告示范大纲、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申报文件和申请表格式，以及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信息报告报送函和信息报告格式等。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在新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中，新的政府核准投资目录对境外投资项目大幅松绑。

除了少数另有规定外，对外直接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这不仅进一步减少了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行政干预，更增强了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自主性，投资行为的市场化导向更为明确。

这些都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外投资将拥有更好的国内环境和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2014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APEC峰会上，中国政府继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倡议后，明确提出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以及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互联互通”不仅仅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联通，也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相互畅通和便利化的联通。

以此为目的之一，中国牵头并积极促使《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的签署，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已经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是中国第二次主办APEC会议，上一次还是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那一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因此，中国在本次APEC会议上的表态，以及近期先后与韩国、澳大利亚、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关于自贸区、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等内容的谈判，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被认为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的支持和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近年来，高铁项目几乎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外访时必提的合作。

仅是2014年，中国企业参与的境外铁路建设项目就有348个，比2013年增加113个；

累计签订合同额24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铁路设备出口已覆盖六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产能和技术向外输出。

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在海外快速扩展，目前人民币已被英国央行接纳为储备货币，与欧洲央行、澳大利亚也在讨论类似的计划。

未来总量巨大的外汇储备也可以用于抵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建投资上的资金缺口，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14全球年会上对此清晰表态，未来两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超过利用外资额，逐渐进入资本输出时代。

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不是将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是完成中国从贸易大国向强国转变，继续走好“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这些国内外的重重布局，都表明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中国资本登上国际舞台，为正在到来的资本输出时代做准备。

事实上，中国追求的并不是一个“资本大国”的称号以及数据上的完美。

就像被誉为“超级推销员”的李克强总理今年1月5日在广东考察时说的那样，中国装备走出去不仅能转移消化国内富余优质产能，更能让中国企业到海外市场接受严苛检验，促进中国制造升级换代。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资本”，是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的重要转折。

对适应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来说，扩大对外投资宏观上有助于国内产业升级、消化过剩产能，推进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微观上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向价值链更高端的环节攀升，寻找全球机会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

“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一国经济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不是向全球输出多少产品，而是向全球输出多少资本，并通过这些资本深刻影响全球的经济规则和贸易格局。

”经济学家马光远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距离成为“资本大国”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目前虽然资本输出的增速和流量很快，但中国在海外资本的存量只有6600亿美元，占世界的2.5%，只相当于美国的10%。

目前国内经济正在经历快速增长结束后痛苦而漫长的减速和转型。

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对于中国从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来说，才是更为重要的关键。

二、民企是资本出海的重要力量

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成本上升等因素的作用下，民营企业为主的国内企业积极探索海外市场、寻找技术和品牌、购买知名企业股权的热情攀升，更有意愿参与到跨国企业的循环之中，学习和适应全球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文化理念

巨额中国资本出海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就是企业并购。

事实上，2014年全球并购交易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交易总额较上年度激增47%，达到3.34万亿美元。

因处于历史低位的借款利率、活跃的资本市场和抬高的股价，催生了可能重塑行业格局的大额交易，尤其是在制药、科技和媒体行业。

这一年里，超大规模的并购案频繁发生。

对于中国来说，仅是大陆地区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环比就增长近四成，创出了历史新高。

据不久前普华永道发布的《2014中国地区企业并购回顾与2015年前瞻》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达272宗，较2013年的200宗增长了36%。

虽然缺乏巨型交易的发生，但2014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仍达到了569亿美元，仅次于2012年669亿美元的历史峰值。

虽然从海外并购和投资所涉总额来看，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但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数量已经领先国有企业。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得其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的占比不断增加，日益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力量。

这一年，国内财务投资者和私募股权基金参与的海外并购交易活动也首次达到规模级。

从普华永道更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来看，201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金额为137亿美元，相比于2013年下半年的43亿美元，环比增幅达218.6%。

同时期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环比增幅仅5.03%。

尤其在美国市场，民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占中国对美投资总额的76%，民营企业在美投资项目总数已占中国对美投资项目总数的90%。

同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境外并购中扬长避短、携手合作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经从早些年集中于采矿等资源领域转变为对外更为广泛的涉猎多领域多行业，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15大类。

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72.5亿美元，采矿业193.3亿美元，批发零售业172.7亿美元，上述三个行业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

同类别的投资者的海外并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国有企业一如既往地将投资重点置于工业、资源和能源行业，同时也开始关注欧洲机场、电网等优质的公共事业资源；

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成本上升因素的作用下，提升了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国内企业积极探索海外市场、寻找技术和品牌、购买知名企业股权的热情，并且更有意愿参与到跨国企业的循环之中，学习和适应全球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文化理念。

同时，《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也从国际市场上找到了促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潮兴起的另一原因：

金融危机后欧洲的许多企业在折价出售，这也为那些渴望通过获取技术和品牌提升产业链价值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机遇。

从能源行业来看，2014年最大的两起并购案分别来自矿业和电网。

由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所属五矿资源有限公司牵头、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共同参与的联合体（“中国五矿联合体”）以70.0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成为中国金属矿业史上迄今为止实施的最大的境外并购。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这场并购有助于五矿资源有限公司早日进入全球中级矿业公司的前三位。

国家电网公司也以21.01亿欧元（约25.4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公司旗下能源网公司35%股权，成为其继2012年投资葡萄牙能源网公司后在欧洲的又一重要项目。

在制造业领域中，联想集团以29.1亿美元收购谷歌的摩托罗拉移动智能手机业务，并将全面接管摩托罗拉移动的产品规划，期望以此为契机进入竞争激烈的欧美市场，实现从传统PC厂商到综合性IT厂商的转型。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以10.9亿美元收购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股权，此交易完成后，东风、法国政府与标致家族旗下控股公司将成为标致雪铁龙集团并列第一大股东，三方各持股约14%。

农业领域的跨国并购也有所突破，中粮集团以总价28亿美元分别收购了来宝集团旗下来宝农业公司以及荷兰粮食巨头Nidera公司各51%的股权，根据中粮对世界粮食格局的判断，Nidera和来宝加入中粮后，中粮可控制的粮食贸易量不仅可满足中国提出的适度进口需求，还可以进行第三国贸易。

通过这两次并购，中粮的海外营业收入将超过国内业务。

外界评价，中粮将成为可与国际四大粮商相抗衡的大粮商，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上也将获得更大的定价权。

在服务业内，2014年最引人关注的中国公司非安邦保险集团莫属。

在国内连番举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A股之后，更是在两个月内连续公布三起海外收购项目：

10月6日宣布以19.5亿美元（约合120亿元人民币）收购美国纽约地标建筑华尔道夫酒店；

10月13日，以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收购比利时保险公司FIDEA；

12月18日，以2.19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7亿元）收购德尔塔·

劳埃德银行，其主动进军国际市场的意图极为明显。

当然一直居于国内财富榜前列的房地产大佬们也不甘示弱，不仅是从2013年就频繁大手笔收购欧美优质资产和各国地标性建筑的万达集团、复兴集团等公司，2014年出于平衡市场风险和全球化布局等不同的考虑，绿地、碧桂园、雅居乐、新华联、首创、开源控股等多家国内房企均出击海外市场。

中国企业海外房地产投资环比暴增46%，总额超过165亿美元，特别是在海外商业地产领域的投资更是首次超过了国内。

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关注TMT行业，即科技、媒体和通信，并积极在欧美等成熟市场寻找优质并购目标，将海外的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引入中国。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涉及TMT总金额约为234.06亿美元，占全年海外并购总额的25.66%，其中单笔投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交易就有8宗。

然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在接受《中国民商》记者采访时则强调，在海外拥有一定的投资或者并购成功并不应该是中国企业海外战略的最主要目标，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要成为全球公司，不光在海外拥有资产，资产还要能构成主要收入。

企业需要在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理念文化等多方面制定适应全球经营的模式，拥有全球运营的思维模式，这样才能在出海后有所收获，在更为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王志乐介绍说，从目前联合国使用的“跨国指数”，即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来看，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都超过了67%，发展中国家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也均超过了50%。

根据中企联的数据显示，虽然2014中国企业500大中的272家企业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6.1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2.45%；

245家企业的海外资产总额为8.18万亿元，同比增长24.03%。

但同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13.60%，比上年的13.98%还下降了0.38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2014世界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64.55%，而且远远低于2014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54.22%。

2014中国100大跨国公司中跨国指数在30%以上的只有11家，达到2014世界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的企业只有1家，达到2014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的企业也只有2家，还有22家企业的跨国指数没有超过5%。

“如果国内企业以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为发展目标，目前只有收购了沃尔沃的吉利汽车以67.61%的成绩挤进了标准线。

我们与全球公司对标，差距还很远。

”王志乐说。

资料链接:

案例

收购国际酒店业的传奇——华尔道夫酒店

2014年10月6日，希尔顿酒店集团以19.5亿美元的价格将全球酒店业内的传奇——华尔道夫酒店出售给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并与之签署了一份管理合同，这份合同将允许希尔顿酒店集团继续在未来100年时间里运营华尔道夫酒店。

此项并购震惊业内，有人甚至说，美国人把“世界文明的焦点”交给了中国人。

事实上，华尔道夫酒店的传奇性名副其实。

在近一个世纪中，历任美国总统都会下榻华尔道夫酒店的总统套房，胡佛总统卸任后曾直接从白宫搬进了华尔道夫酒店塔楼的私人套间里，长住30年之久。

同时，外国元首访问纽约时，美国国务院也都会指派华尔道夫酒店的总统套间为首选下榻之地，英国首相丘吉尔、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都曾住过这里的总统套间。

1956年新年，摩纳哥国王尼雷尔亲王住进华尔道夫塔楼，远道而来的亲王并不是要进行国事访问，而是在此举行他与好莱坞女星格蕾丝·

凯丽（GraceKelly）的订婚party。

华尔道夫酒店与中国的渊源也极为久远。

1897年李鸿章访美时，就曾下榻华尔道夫酒店的旧址，成为历史上下榻该饭店的首位华人政要。

宋美龄访问时亦住在华尔道夫。

邓小平在1974年首次访美、参加联大会议时，也曾到这家酒店拜会基辛格，商讨中美关系大事，此后的历届中国领导人，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要一样，访问纽约时，都将华尔道夫酒店作为下榻之处。

这里还是很多历史性事件的发生之地。

1946年二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个战胜国代表在华尔道夫酒店塔楼的一个套间里签订了《世界和平协议》，盟军代表也曾在该酒店签署了有关战后的协议。

2000年的《新千禧年宣言》也在华尔道夫酒店诞生。

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时，32位国家元首下榻华尔道夫酒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元首和外长都住在华尔道夫酒店，在酒店举行的双边会谈远远多于在联合国总部内的会谈，华尔道夫酒店一时被戏称为“小联合国”。

这家酒店常年入住率都超过90%，在纽约华尔道夫100多套豪华套房中，有三分之一被私人包租，包括玛丽莲梦露、美国作曲家ColePorter等明星都长期住在华尔道夫。

这里还是最上镜酒店。

早在1945年，好莱坞就拍摄了描写酒店浪漫故事的《华尔道夫的周末》，此后，二十多部电影在这里取景，包括《教父3》《逍遥法外》《纽约爱情故事》等，并且成为多部电影的主线。

《闻香识女人》大约一半场景发生在这座酒店，其中的探戈桥段取景于Vanderbilt宴会厅，堪称电影史上的经典。

三、海外投资的困境与风险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每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晋级”的经典路线。

如今的中国也已经站在了这个节点上。

但我们十分清楚，仅靠中国企业单方面的热情和努力，并不足以支撑“中国资本”新时代的到来

企业出海意味着决策要更加符合市场化的要求，承担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更加多变的海外投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目前已经出海的很多中国企业也没有完全准备好去面对海外直接投资可能遭遇的种种难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曾经总结对外直接投资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直接投资某个国家，在这个市场进行投资、生产和销售，占领当地市场。

第二种是以日本为代表，因为国内成本太高，所以在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最后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去。

第三种是以中国为代表，为了包括资源、技术、管理、品牌在内的战略资产进行投资。

这三种模式的最大区别就是，前两种模式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已经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对外投资是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利润。

但从中国式海外投资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一半以上的项目没有赚钱。

与黄益平持相同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

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家华曾指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大约80%的失败率。

其中对铁矿的成功投资更寥寥无几。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志斌也在2014年莫干山会议上表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

看似风风火火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陷入了“成少败多、多不盈利”的普遍困境。

剖析失败原因，其根本问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企业内部准备不足、评估不准，因而遭遇决策风险。

与本土经营不同，海外投资不仅要考虑正常经营、法律和财务制度差异、货币汇率等商业风险，更要对可能遭遇的文化差异、民族矛盾、劳工环境、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甚至是恐怖主义等非商业风险做足准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墨西哥撤销中国公司的高铁投标，就是深刻教训。

因此开展和处理国际事务，需要遵行一定的规则，实践证明，如果不懂规则，就会深陷其中，造成时间和经济上难以估量的损失。

中资出海要了解国际惯例和规则，为企业走出去扫清障碍，缩短进程，确保战略规划得以高效顺利的实施。

与此同时，通过《中国民商》记者2014年对多个在海外拥有项目或有投资意愿的企业的采访或调查，我们发现除却企业自身原因外，也有很多企业家认为海外投资是否能够成功，国内政策也是关键。

更多的企业期望看到中央在展开整体战略的同时，作出更加系统的制度安排，在促进海外投资与推动国内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上做好沟通与协商，统筹好海外资本扩张和国内制度改革的关系。

部分企业甚至呼吁推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系统性地梳理各项改革与政策，做到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输出五位一体，相互配合。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2014年的个别项目，特别是遭遇各种难题的海外投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目前企业投资海外“重点备忘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其他国家的抵触情绪，从更高层面，有条理、有序地支持中国资本对外输出。

企业海外投资“重点备忘录”

重点一：

完整披露相关信息，坚守诚信原则

进入2015年，阿里巴巴与国家工商总局之间爆发的隔空“口水战”，成为了本年度阿里带给公众的第一个热点。

最终这场涉及国内行业监管、打击假货、消费者权益和电商发展模式等多个热门话题的交锋，引起了国内外各方的关注和争论，也让公众突然第一次深刻意识到阿里巴巴的全球企业身份。

从“假货之争”到“白皮书”在阿里巴巴季报发布前一天被官方公布，其未披露信息等问题不仅致使阿里的美国投资者委托美国证券方面权威律师事务所PomerantzLLP对此进行调查，更让阿里股票价格从1月26日收盘价的103.99美元，跌至系列负面消息曝光后的1月30日89.08美元，四天市值蒸发超过360亿美元。

该项调查内容涉及阿里巴巴及其管理人员和董事是否违反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条（b）：

“对重要事实作不实陈述，或省略重要事实，以致在当时情境下，使人产生误导”，以及根据第20条（a）款的规定，“就公司中的职位和其所持有的阿里巴巴普通股所有权而言，自然人被告在阿里巴巴的违规操作中负有责任”。

一旦法院判决阿里巴巴公司败诉，确认阿里巴巴存在上述行为，阿里巴巴就有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金及利息、合理开支，以及其他法庭认为合理的费用的风险。

同时，阿里巴巴还可能面临美国证监会严重的处罚，“如果假货等问题是在其上市前就存在而未向市场披露的话，阿里涉嫌欺诈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