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市实验中学校本教材部分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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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译注·
导言》）
孟子母亲的姓氏虽不可知，但西汉韩婴撰《韩诗外传》、刘向撰《列女传》却留下了孟母教子的论述：
孟子少时，诵。
其母方织。
孟辍然中止，乃复进。
其母知其諠也。
呼而问之曰：
“何为中止？
”对曰：
“有所失，复得。
”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戒之。
自是以后，孟子不复諠矣。
（《韩诗外传》）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
孟子问其母曰：
“东家杀豚何为?
”母曰：
“欲啖汝。
”其母自悔而言曰：
“吾怀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
”乃买东家豚肉而食之。
明不欺也。
诗曰：
“宜尔子孙绳绳兮。
”言贤母使子贤也。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
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
孟母曰：
“此非吾所以处之也。
”乃去。
舍市傍。
其嬉戏为贾人衒卖之事。
孟母又曰：
“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
”复徙学官之傍。
其嬉戏乃设俎豆（俎、豆，都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揖让进退。
“此真可以居吾子矣。
”遂居。
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
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
《诗》云：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此之谓也。
（《古列女传·
卷一》）
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织。
问曰：
“学所至矣？
”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织。
孟子惧而问其故。
“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
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
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
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
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
”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
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孟子妻独居，踞。
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
“妇无礼，请去之。
“何也？
”曰：
“踞。
“何知之？
“我亲见之。
“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
《礼》不云乎：
‘将入门，问孰存。
将上堂，声必扬。
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
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
”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韩诗外传》和《列女传》记载的这些故事，多近似于民间传说，但据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孟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来自母亲的良好教育，这种教育对孟子思想的形成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
孟母的伟大受到了历代人们的赞扬，不但汉《列女传》、《韩诗外传》记有孟母教子的故事，我国旧时蒙学课本《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更是广为人知。
人们又把孟母、徐母（徐庶母）、岳母（岳飞母）列为母亲中的模范，号称中国“贤良之母”。
在国家层面上，从唐至清到民国，孟母被尊崇封号、立祠祭祀，绵延不绝。
2008年，经邹城市人民政府报请，每年的4月2日孟子生辰，国家确定为中华母亲节，更彰显了“孟母教子”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
2孟子的师承
孟子之师承，说者不一。
《史记》本传说：
“及长，受业子思之门人。
”但刘向《古列女传》则说：
“孟子旦夕勤学不辍，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赵歧《孟子题辞》也说：
“长师孔子之孙子思。
”苏辙《古史孟子列传》同样说：
“学于孔子之孙子思。
”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因史无确载，很难定夺。
可就常理推测，孟子不可能师事子思。
《史记·
孔子世家》载：
孔子享寿七十三岁，孔子的儿子，也就是子思的父亲伯鱼，享年五十岁，比孔子早死。
《孔子家语·
本姓解》谓孔子二十岁生鲤（即伯鱼）。
则伯鱼死时，孔子六十九岁，即使子思生于伯鱼去世之年。
孔子去世时，子思已有四五岁。
孔子死年（前479）距孟子生年（前372），尚有一百余年。
世传子思活到六十二或八十二，所以孟子是无法见到子思的，就更谈不上师事子思。
因此，司马迁的说法还是较为可信的：
孟子师事子思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但从孟子的思想看，却是源于子思的，历史称为思孟派，乃儒家之正宗。
3孟子的游历
（一）在邹出仕（前333年到前330年）
孟子的政治生活，当自在邹出仕为始。
《孟子》载有邹与鲁閧（hò
ng相斗）有司多死者，邹穆公问孟子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
按当时之礼，庶人不传挚为臣不敢见诸侯，说明孟子当时已出仕。
另外，孟子丧父祭之以三鼎，三鼎是士人行祭之礼，而从《孟子》看，孟子丧父是在游齐之前。
这也说明孟子游齐之前在邹已经出仕。
（二）威王时首次游齐（前330年至前324年）
可能是孟子的主张终不用于邹，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所以孟子离开了父母之邦，远游他乡，开始了漫长的游历生涯。
孟子去邹后，首先来到了齐国，此当是齐威王时。
但《史记》载：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说的却是齐宣王。
经众多学者研究，孟子实二次游齐，而司马迁混记为一，说是在齐宣王时。
首次游齐，孟子人微言轻，其所推行的仁政主张更不被重视。
故《孟子》全书没有孟子与齐威王的对话，孟子也长时间没有官职，只是参与了与匡章游等较小的政治活动。
但最后还是得到了卿大夫的地位，能够在此期间，母丧归葬于鲁时，祭以五鼎。
孟子在行三年母丧后由邹返齐，但不久就离开了齐国。
（三）之宋过薛归邹赴鲁游滕（前324年至前320年）
孟子至宋，约在公元前324年，《孟子》中不见孟子与宋王的谈话，说明孟子在宋的时间不久。
孟子至宋之初信心十足。
“万章曰：
‘宋，小国也；
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从语气看，似乎对像宋国这样一个小国不抱太大的信心。
但孟子不以为然，认为国不在大小，关键看是否有道，“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
齐楚虽大，何畏焉？
”
但在宋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他劝戴盈之行什一之税、去关市之征，对方借口搪塞。
孟子更发现，宋国的最大问题是宋王周围的善人太少，“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期间，两次与滕世子相见。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
”这两次见面，为后来孟子游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孟子看到在宋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宜久留，便离开了宋国。
宋王馈赠70镒，孟子认为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便接受了。
孟子离开宋国后，路过薛国，薛王馈赠50镒。
孟子听说路上有危险，需要有所戒备，也接受了。
过薛后，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邹国，此时大约公元前323年。
孟子在邹的事迹，可明确考证者，还有如下几件：
1．有个任国人就礼和食何者更重要的问题问于屋庐子，问到要害处，屋庐子不能答，“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告诉了屋庐子如何作答。
2．曹交问孟子，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是这样吗？
孟子说，是的。
但曹交对此不能领会，竟以身高为衡量是否为尧舜的条件，孟子深入浅出地对其进行开导。
3．“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交，受之而不报。
他日，由邹至任，见季子。
”孟子住在邹国的时候，季任代理任国国政，送礼物与孟子交往，孟子接受了礼物，但没有回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孟子由邹国到任国，才拜访季子。
4．滕定公去世后，滕世子一直没有忘记以前在宋国和孟子交谈的情况，派然友到孟子那里询问如何办理丧事。
5．孟子由邹赴鲁（公元前322年）。
孟子赴鲁的直接原因，是鲁平公用乐正子为政，孟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喜而不寐”，因为他知道乐正子为政：
“其为人也好善。
”当弟子问“好善足乎”的时候，孟子说：
“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
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对乐正子从政充满信心。
经过乐正子的积极推荐，鲁平公打算接见孟子，但临行前臧仓却以“后丧逾前丧”为由加以阻挠。
孟子得知后，感叹道：
“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
行止，非人所能也。
吾之不遇鲁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6．赴鲁不遇平公之后，孟子来到滕国，此时为公元前322年。
孟子至滕后颇受滕文公的敬重，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孟子才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思想的机会。
孟子在滕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主要内容包括：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避邪侈，无不为已。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论也。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不正，井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
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后敢制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另外，还有答滕文公：
“滕，小国也，间于齐、楚。
事齐乎？
事楚乎”之问，以及“滕，小国也；
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之问。
孟子皆答以务虚不务实的话。
农家许行自楚到滕，陈相“尽弃其学而学焉，”并向孟子道许行之言，引起孟子强烈批评。
孟子反对许行的君民并耕学说，赞成社会分工，主张“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滕毕竟是一个小国，滕文公也未必真心听从孟子的建议，孟子的政治理想最终无法在滕国实现，适逢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孟子便由滕来到大梁。
时值公元前320年。
（四）游梁（前320年至前319年）
孟子至梁后的活动主要是见于《梁惠王上》和《告子下》，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梁惠王上》第一章。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
‘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
’孟子对曰：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梁惠王由于接连败阵，赔地亡子，心中恼火，急切复仇，见孟子来，急忙打听有什么征战夺地的救急良方，好使国家迅速强盛起来，所以才说“亦将有利于吾国乎”。
孟子知道梁惠王所说之“利”是所谓征战夺地之类，而征战夺地在孟子看来绝不是治国的最好办法，所以劝梁惠王不能以此法治理国家，只有积极施行仁政才是上策。
此外，孟子与梁惠王交谈的问题还有：
贤者如何看待娱乐问题，认为“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主张治国应从根本处着手，彻底施行仁政，落实五亩之宅、不违农时、庠序学校等一系列措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杀人以刀与政，有以异乎”的问题，提出“兽相食，且人恶之；
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如何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问题，强调“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都是劝梁惠王施行仁政。
与仁政思想有关，孟子对纵横家的做法极其蔑视，与景春有过一场争辩。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是以称为大丈夫了。
孟子不以为然，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公孙衍、张仪之流只是妾妇之道，“以顺为正”。
此番对话，从内容看，很可能也发生在孟子居梁之时。
另外，孟子居梁时，与自圭关于税制和治水也有两场争辩。
经过孟子多次谈话，梁惠王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寡人愿安承教”一语可知。
但是非常不巧，在孟子至梁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9年，梁惠王就死了。
梁襄王即位后，孟子对他的印象很不好，有“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之叹。
孟子感到再在梁待下去已无益处。
此时，正值齐宣王初立，努力复兴稷下之学，又为孟子带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他离开了大梁，再次来到齐国，时值公元前319年。
（五）宣王时第二次游齐（前319年至前312年）
孟子由梁至齐，途经范和平陆两地，和平陆大夫孔距心有过辩论，批评他不行仁政，以致“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
经过在诸侯各国的周游，孟子到达齐国的时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名气已经相当大了。
齐宣王在尚未见到孟子时，对孟子有一种神秘感，甚至派人私下观察，看看孟子是否真有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孟子听到此事后说：
“何以异于人哉？
尧舜与人同耳。
”从“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一语可知，孟子在齐得到过客卿的职位。
孟子二次游齐的事迹较多，主要有：
1．与君论政。
孟子游齐主要是希望在齐实现仁政，与齐宣王论政，自然是孟子最主要的工作。
在孟子与诸侯的谈话中，与齐宣王的谈话最多。
加上此时已近孟子的晚年，距归邹讲学著书不远，弟子记载特别殷实详尽。
在这些谈话当中，孟子巧妙地回答了宣王提出的问题，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仁政思想，其中包括：
（1）“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为小”，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以为大”。
“以大事小，乐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者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
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
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
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故曰，国人杀之也。
如此，然后可以为人父母”。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
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2．出使于滕。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欢为辅行。
王欢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3．与人交谈。
与庄暴论齐宣王“好乐何如”，指出“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与公孙丑论“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与公孙丑论“四十不动心”，“养浩然之气”；
与公孙丑论“齐宣王欲短丧”；
与匡章论“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
4．止君取燕。
公元前316年，燕国发生了燕王让位给子之的事件，燕国大乱，齐臣沈同私下问孟子是否可以伐燕，孟子说可以，理由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
”齐国伐燕后，孟子又表示反对，理由是：
“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以劝之哉”。
公元前315年，齐国伐燕，很快取得胜利。
齐宣王问孟子，是否可以取燕。
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毋取”。
公元前314年，齐人取燕，引起各国不满，孟子劝齐宣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齐宣王不听，“燕人叛，”齐军大败，齐宣王“甚惭于孟子”。
此事使孟子和齐宣王的关系日趋紧张。
齐宣王召见孟子，孟子称病不朝，却出吊东郭氏，为避免尴尬，不得已到景丑家留宿。
5．去齐归邹。
止君取燕一事，使孟子在齐国行仁政的理想彻底破灭了，孟子辞去卿位，并推却了齐王授室、赠禄，返回邹国。
返邹途中，于齐之昼邑呆了三个晚上，希望齐王能回心转意，却遭人误解。
孟子说：
“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
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夫出昼，而王不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
予虽然，岂舍王哉！
王由足用为善；
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
王庶几改之！
予日望之！
孟子去齐，“若有不豫色然，”心情很不好。
当充虞问起的时候，孟子感叹道：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
以其数，则过矣；
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吾何为不豫哉？
（六）归邹（前312年至孟子卒）
公元前312年，孟子回到邹国，经过近30年的东奔西走，孟子已经明白，自己王道主义的伟大理想是无法实现了。
但他不甘心自己的思想主张不能流传于世，于是仿效《论语》，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一起著述《孟子》，阐明自己的主张，记述自己的一生。
公元前289年，孟子卒，享年84岁。
卒之日为冬至，邹人为寄哀思，废除了贺冬之礼，后遂以成俗。
4孟子的学术思想
一、时代背景
孟子生当战国时代，诸侯黩武，政治腐败，民生疾苦，社会紊乱，士风卑下。
这些从《孟子》书中便可窥一斑。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域以战，杀人盈城。
”“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
“君之仓禀实，府库充，”然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弃者，几希矣。
再加上处士横议，异端并起，邪说诬行，陷溺人心，孟子挺身而出，以彰孔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二、孟子论性善
1．人性本善。
孟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即是人性本善。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譬如说，一个无知的小孩，将要掉到水井里去，不论什么人看到了，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它完全是出之于人的天性，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掺杂在内，这就是所谓的“不忍人之心。
”所以，孟子说：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并且认为人们这种自然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开端：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这四端人们都有，就象人们都有四肢一样：
“人之有四端也，犹如有四肢也。
它们也不是谁强加给人们的：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2．存养善性。
孟子既以为人性有善端，但也只是“端”，而此善端则必须加以存养，否则极易为后天之物欲所斫伤。
孟子以“牛山之木尝美矣”为喻，说明人性本善。
是由于牛山在都城之郊，斧斤旦旦而伐之，虽有萌蘖之生，牛羊又从而牧之，于是就变得那样光秃秃的了。
但并不能依现在的样子来说牛山以前就不曾有过草木。
人的善良的本性也是这样，若不能存养，终必梏亡之矣。
所以，孟子告诫人们，对善性良心，要存、要养。
孟子的原话是：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孔子曰：
‘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失其乡。
’惟心之谓与？
”所以孟子教人：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3．扩充善端。
人性之善端，犹如萌蘖之初生，极为细弱，存养固属重要，若不能扩而充之，则徒然存养也无济于事，所以孟子说：
“凡有四端于我者，皆可扩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即始燃之火，不过点点，扩而充之，则可以燎原；
始达之泉，不过涓涓，扩而充之，则可以成江河。
仁、义、礼、智四端，倘能扩而充之，小至于个人修养，则不难成为圣哲之人；
大至国家政事，则将功至于百姓，而保有四海。
至于充实自我，孟子以为“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
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矣；
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
4．顺性而为。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只要顺着性之本然，就可以为善人。
孟子曰：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乃若其情”就是“乃顺其情。
”因为人性之善，就象水之本性是往低处流一样，所以顺着本然之善性去做，就可以为善人，这是极自然之事，不需要特别力量去矫正。
生在孟子那时代，战争频仍，动荡不安，旧的规范、秩序破坏殆尽，所谓礼崩乐坏。
而新规范新秩序尚未形成，君不恤民，民不拥君，各行其是。
有些人便由此得出人性恶之说。
孟子挺身而出，力主人性本善。
要人们求善、存善、养善扩充善端，最终必能成就“人皆可以为尧舜”，社会就能改地狱为天堂。
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虽身处乱世，对社会仍能不失信心，奔走呼号，周游列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体现出儒家之积极入世、救世的悲悯情怀。
性善说是孟子思想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仁、仁政之存在的基石，成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心性说的发端。
后世之称颂孟子，亦多在于此。
5．明辨理欲。
饮食男女，是人的大欲，也是人性之所同然。
但是，耳、目、口鼻之官是不会思想的，偿若纵其所欲，势必有害于身心。
所以孟子要人对这些个人的感官之欲要有所克制，才能归之于仁、义、礼、智，而成为君子，才能避免沦为只顾一己私欲的小人。
所以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性，存乎本身，命，则有分定。
耳、目、口、鼻之欲，虽然是存乎本性，但也有分定，不是求之必得，也不应得而纵之，故君子不于此必求、多求。
而要如孔子所说的那样：
士居无求饱，居无求安。
对于仁、义、礼、智、天道，虽然有其分定，但作为君子，应勉力求之。
亦即当仁不让，一切作为惟义是从，如孔子所说：
“义之与比也。
”至其终极，甚至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
“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宋文天祥，以及其《正气歌》所举之众贤，临死不屈的精神，是孔孟之舍生取义的最佳写照。
三、政治思想
战国时代，各国诸侯穷兵黩武，攻城略地，兵连祸结；
而政治腐败，生活糜烂；
对于百姓，则是横征暴敛，杀之无数。
孟子有见于此，继承孔子之传统，提出仁政之理想，凡能矫正时弊、为百姓谋幸福、为社会谋太平之政策，无不加以论及。
1．轻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个国家组成的要素，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有人民才有国家，有人民才有社稷，有人民才有国君，所以人民最为尊贵。
社稷之神是为人民而祀，如果社稷之神不能庇佑人民使免于饥饿，那这社稷之神是可以更换的，所以说社稷次之。
身为国君，最重要的是要爱护人民，使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要是暴君，不能尽为君主的责任，那要这君主何为！
所以当齐宣王问贵戚之卿时，孟子的回答是：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异位。
”又答齐宣王问弑君可乎，曰：
“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二千三百余年前，君权至上之际，而有此民本思想，其思想之开明，识见之卓越，足可照耀千秋。
2．保民。
孟子既主张“民为贵”,所以一切政治措施，都应以保民为首务。
能做到“保民而王，”则天下“莫之能御”矣。
而保民之实，先要使人民生活富足；
富足之道，则在于“制民之产”,使其仰事俯畜，无所匮乏，凶年之时，也能免于死亡。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又说：
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
”以此来说明制民之产的重要性。
又回答滕国臣子毕战问井地，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
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余夫二十五亩。
死徙无出乡。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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