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教育思想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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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
”他批评当时重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根源。
对于儒生，王充也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
“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
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
”他的培养目标，第一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具有独创精神；
第二是“文人”，既掌握古今知识，又能从事政治工作，敢于向皇帝上书言事；
第三是“通人”，能博通古今，虽缺乏实际从政的经验与能力，“而以教授为人师者”；
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的章句之生，这种人只比俗人强一点，对社会没有多大的用处。
（三）论教学
1．关于教学过程
王充以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首先，他强调人的感性认识的重要性。
他指出，“闻见”是圣人积累知识经验的基本手段。
闻见有两层含义：
一是留心周围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
二是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接受间接知识。
王充认为，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为，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
其次，王充指出，教学不能停留在“见闻为”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阶段。
“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
所谓“开心意”，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
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也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辩真虚实”"
。
2．关于教学内容
王充作为古文经学的思想代表，仍把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他强调“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
但他反对墨守儒经章句，主张遍览群书，涉猎百家之言。
因为百家中有“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
它不仅能“使人通明博见”，而且可以改良当时的政治。
3．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
（1）“诠订于内”
王充指出：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所以他强调认识事物既要“信闻见于外”，又要“诠订于内”。
诠订有各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实践。
“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
这是王充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2）学用一致
王充主张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
“凡遗通者，贵其能用也。
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他强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融合贯通，运用于实际，解决问题。
（3）“距师”与“问难”
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
尤其是在教育管理上，恪守师法家法，造成学者知识面狭窄，思想僵化，“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
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结果是以讹传讹，谬种遗传。
因此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距师”。
“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
”他主张破除对教师、对古人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
即使对孔子、孟子之言也不可盲从。
王充指出：
“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
诚有传圣业之知，划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这种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的教育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
这是王充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生平和学术思想
王充（公元２７-？
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
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２７年），卒年不详，据史料分析，他的卒年应在公元９７-１０５年之间。
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正是赤眉起义失败，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
在学术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俗儒守文失真，方士仙士惑众，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说猖獗的时代。
王充目睹紫朱杂厕，瓦玉集糅，论说纷云，莫之所宗，听者以为真然，说者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者不绝，甚至南面称师，也诵读宣扬奸伪邪说的状况，他企图使人们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于是以心愤涌，笔手扰的心情作《论衡》，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
对作》），批驳虚妄伪说。
范晔称他的著作能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
王充传》）。
纪晓岚称王充的思想殊有裨于风教（《四库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近人钱穆说他是开魏晋新思想之先河。
①王充祖上曾因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但时间不久。
后来他的先世以农桑为业，他的祖父王汎，父亲王涌以贾贩为事，因与豪家丁伯结怨迁居上虞，所以，他自称出身于细族孤门，接近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属于下层社会，被人讥讽为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论衡？
自纪》）。
他一生仕路隔绝，志穷无如，晚年发白齿落，日月逾迈，寿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处境相当困难。
他罢官归家以后，一面招收生徒教学授业，一面研究学问专心著述。
王充自述他对仕宦淡漠，说：
不贪富贵，不慕高官，贬黜抑屈，不恚下位。
他抱着世能知善，虽贱犹显；
不能别白，虽尊犹辱的心情看待世俗人情，立定以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
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的高尚情操立身处世，宁可过处卑、位贱的生活，也不趋炎附势（《论衡？
自纪》），所以，晚年不仅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压抑。
从王充的《自纪篇》来看，他罢官归乡以后，以对世书俗说、考论虚实的精神著书立说，希望将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以垂教后世。
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又说：
既晚无还，垂书示后（《论衡？
所以他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现实问题而写的，贯穿着新鲜明朗的批判精神。
王充讥恶那种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的庸俗世风人情，撰《讥俗》一书；
他忧患人君治民之道，不得其宜，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作《政务》一书；
痛感俗书伪文多不诚实，于是作《论衡》一书。
晚年由于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年老体弱，作《养性》书十六篇，在著述中结束了一生。
王充的著作虽多，但现存仅《论衡》一书。
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俗书伪文和俗儒守文而发的。
他以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求真理，正是非。
他以科学为依据，以证验为尺度，对一切虚妄谬论给予无情的批判。
在谶纬迷信充斥于世的条件下，他敢于公开抨击天人感应，神灵怪异，一扫汉代二百多年阴阳谶纬之风，为东汉学术另辟途径，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
《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大波澜。
据《后汉书》记载，《论衡》共八十五篇，内《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八十四篇，是他用了３０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巨著。
由于《论衡》直指官方神学化的儒学，因此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东汉政权瓦解后，才重见天日，但这已是王充死后百年的事了。
在《论衡》这部著作中，也谈到教育问题。
如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
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后知的学习论；
反对呆读死记，重视实际锻炼的学习方法；
反对复古，重视现实的教育内容；
反对信师是古，提倡问难探索的学风等等，这些对以后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
王充依据自然科学理论，吸收道家无为自化和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
王充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
他认为，天地是物质性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现象。
他曾说：
夫天者，体也，与地同（《论衡？
祀义》）。
又说：
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
很清楚，王充把天当作自然物，不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有无上权力的神。
所以他说：
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
物自然也。
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
（《论衡？
自然》）他以造物须用手，天没有手不可能创造各物为理由，通俗地证明天是自然物而不是神。
他以日月行有常度，即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过程，否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可以降福佑善，下祸惩恶，谴告人事等天人感应的谬论。
他又以鱼生水中，兽在山林来证明物各有其自然本性，所以得出结论：
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
自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变呢？
他说，这乃是运行规律的失调，而非意识性的感应，就好像人生病一样，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论衡？
谴告》）。
他针对人死变鬼，可以祸害生人的谬论，指出，人之生是由于夫妇合气，是自然现象。
同样，人死气灭，也是自然现象，怎能变鬼？
他解释说：
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论衡？
论死》）。
人死精神消失，骸骨归土，消亡无形，从医学生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生与死乃是普通的自然现象。
王充还进一步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了形神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鬼神的存在，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
但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可能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因而有些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论教育的功能
王充以人性论为出发点，论证了人的可塑性和教育的必要性。
他在《本性》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情性者，人治之本。
把人性当作治理人的根本。
怎样去治理人呢？
他认为，关键在于教育。
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
在他看来，人有卑谦辞让之性，所以要制礼以使其得到恰如其分的发展，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要作乐以使其严肃，正常的表达。
他把人性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王充关于人性论的观点。
关于人性是怎样形成的，他没有做出科学的答案，只是笼统地说是由气构成的。
他说人性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
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
并且把五常之道也归诸禀性之多少。
他把人只看作单纯的自然物，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他的人性论仍未能超脱唯心主义的窠臼。
然而，王充人性论可贵之处，在于他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变化的动力在于教育和环境的影响。
在《率性》篇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论证人性的可塑性和教育与环境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巨大作用。
首先，王充以自然界事物的变化为依据阐述人性的可变性。
他说，譬如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所以，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
又以，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为例，说明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他举例说，被世人称为价值千金的利剑棠谿、鱼肠、龙泉、太阿，未经冶炼之前，也不过是普通的铜铁，经过良工的锻炼之后，才成为举世闻名的宝剑。
同样道理，具有五常之性的人，只要教导以学，渐渍以德，亦将日有仁义之操（《论衡？
率性》），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
其次，他以社会人事为例进一步解释人的可塑性。
他说，学习伯夷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气节，贪夫也可以变廉洁，懦夫也可以有志向。
人受柳下惠高尚风范的影响，刻薄的人也能变敦厚，器量狭小的人也能心胸广大。
他更以子路未入孔门受教之前，是戴鸡佩豚、勇猛无礼之徒，但经过孔子的诱导、教诲，猛气消损，骄节屈折，最后成为孔门十哲之一，擅长政事的人才，来说明教育的巨大作用。
所以他说，人的成长在化不在性，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化也。
赋予了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以重大的作用。
再次，他认为由于人生活的环境不同，也可以改变人性。
他说，齐国人性格和缓，秦国人性格傲慢，楚国人急躁，燕国人憨直，假若使四国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单处，性必变易。
意思是说，使四国性情不同的人相处一起，相互交往，长期脱离原来的环境，移居异国他乡，那么，原来的性格必然会发生变化。
他十分重视良好环境对人的影响，孟母之徙宅就是极好的证明。
因此，他认为，只要使人们迫近君子，而仁义之道数加于身，则一定能够成为优良品德的人。
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大作用。
他告诫：
凡人君者，对于人民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他指出，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就在于他们都蒙受了圣人之教，实为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所以他要求统治者，懂得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
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于后的道理。
对于人民，既要注意教育，又要以法制加以约束，这样，就一定能够达到驭情治性，尽材成德的目的。
论教育的内容
汉代自武帝起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儒家《五经》成为官方必读教材，讲经解经日趋繁琐，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不许稍有冒犯。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完全消失，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到了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书传记载夸张失实，经典注疏杂入谶纬，使儒学失去本来面目，日益神学化，邪学流行，甚至比较有名望的文人学士也随波逐流，竞相慕习。
在这种不正学风影响下，教育内容狭窄，只限于《五经》，而讲解多章句注疏，不务实学。
王充反对守信经文，守一家之言的教学。
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都是夫一阅备，皆浅略不及，偏驳不纯，俱有阙遗的，是一些所当知，然而不知的庸庸之辈。
有的人，连儒家经书中最起码的知识也不能晓，然而他们都各持满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为短，不悟于己未足。
王充主张改变这种状况，提倡博览古今，通百家之言，扩大教育内容。
王充在《谢短》篇中，对在守信经文、守信师法的学风束缚下培养出来的儒生给以无情的批判。
他认为，在《五经》束缚下的儒生，不了解当今时事，不懂得人类历史，知识贫乏，无一所能。
所谓经师也只是徒能说经，传授一些脱离实际和无实用的知识，培养一些愚昧无知的庸人，他称这样的人为瞎子，聋子。
王充的批判切中儒经一统天下的时弊，在儒术独尊的汉代是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开拓思想的难能可贵之举。
王充在《别通》篇中，进一步抨击那些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的儒生，称他们是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死人之徒.由于他们囿于《五经》，所以使他们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王充将这种人比喻为目盲耳聋鼻痈者《论衡？
别通》）。
王充要求培养有大人胸怀，才高智大的上儒.王充规定上儒应该冲破《五经》的桎梏，学习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
王充力图打破汉代《五经》独占教坛的局面，扩大教育内容。
学习范围不仅有儒家的经典，而且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知识。
不仅教授儒家思想，而且还应包括法家、墨家、道家等百家之言，尤其要重视当代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王充本人就是既有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又有人文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是博览众流百家之言的学者。
王充关于博览古今，众流百家教育内容的主张，对于学术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培养德优、才大，多闻博识，深知道术的人才十分重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发人深思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也应该指出，王充虽然对汉代只重《五经》和信守一家之言的学风十分不满，但他毕竟也是儒者，不可能完全超脱儒家的影响，所以他把礼乐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
他希望通过礼的教育以节制人们，养成谦恭辞让等优良品德，通过乐的教育以陶冶人们，修养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
在这方面，王充虽然没有超出一般儒者的主张，但有不同于一般儒者的地方，他不把礼乐教育的作用过分夸大。
在他看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礼乐教育能否生效的前提，也就是说，首先要使人们得到温饱和安定的生活，然后才谈得上礼乐教育。
他明确指出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
治期》）。
事实证明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要求的首先是温饱，而不是什么礼仪之教.就教育本身而言也是这样，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所谓发展教育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王充正确指出，人们物质生活和礼义之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历史证明，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对人民的道德训练，形成好的道德风尚。
同样，人们的优良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进步，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论教学与教师
王充对教学和学习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冲破当时不正学风的束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远见卓识，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第一，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以求知。
为了正确地认识王充求知的观点，首先需弄清他的认识论，即王充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神秘主义的先验论。
他还进一步认为，凡事都应该经过事实验证，才能判断是非、真假，否则，不可相信。
因此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
知实》）应该肯定，此乃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发展，在批判当时唯心主义先验论，反对神学迷信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
但也应该看到，在王充的这一思想中，也存在着就事论事的成分，还停留在直观的初级阶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有本质的区别。
知识的来源问题，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课题。
王充坚持学以求知的观点，他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赖耳目等感官去感知，观察客观世界，无论何人都是学乃致知的。
但是，在儒学神化的汉代，孔子被看作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圣人。
王充反对这种观点，他在《知实》篇中列举了十三件事证明孔子不是先知先觉的，天地之间也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即使圣人也不例外，有力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
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所谓圣者，须学以圣（《论衡？
实知》）。
这是唯物主义的学习论。
感知事物是从学习开始的，不是学习的终结。
欲求得真知，还必须经过阴见默识与用思深秘.就是说，还应该观察细微和用心思考。
事实证明，仅仅通过耳目感知，而不加思考，往往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可能出现事非相反，黑白颠倒。
所以王充要求，在耳目感觉之后，还应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认识的经验告诉我们，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论衡？
定贤》）。
由此可见，王充将学问思辨作为致知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求证存真，不然，空言虚语，人犹不信（《论衡？
薄葬》）。
王充学以求知，求证存真的学习方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冲破信师是古学风的羁绊，强调独立思考，不随声附和，不泥古守旧，主张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即使是众心非而不从，只求黜其伪，存其真（《论衡？
他力排众议，大胆地对世人所奉守不渝的《五经》提出怀疑，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论衡？
正说》）。
他号召人们冲破藩篱，以求证存真的精神对所学知识予以一番虚实是非之辨，怎样去分析真伪虚实呢？
王充提出了圣心贤意，方比物类（《论衡？
薄葬》）的方法，就是要内用理智加以思考，外以事实比较订正。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两刃相割，利钝乃知；
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
案书》）。
第二，主张循序渐进，提倡勤学不舍.知识的获得既然靠学习，那么就必须立志发奋，力学不辍，只有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
王充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靠日积月累，不断进取。
他主张宿习反对暴习。
他认为学不宿习，一曝十寒是很难成功的。
他用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其材强劲，证明在求知上：
其进锐者退速，要求人们踏踏实实地循序渐进地学习，不要企图一蹴而就。
在学习上若只追求速度，就会像酒暴熟者易酸，醯暴酸者易臭（《论衡？
状留》）一样，欲速则不达。
王充以古人成才为例，进一步证明在学业上不能急于求成，他说吕望到了晚年辅佐周武王伐纣才封侯显贵，百里奚晚年被秦穆公任用为相，始表露才华，说明大器晚成，任重，取进疾速，难矣（《论衡？
状留》）。
王充用了大量自然和人事的实例来说明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勤学不舍，因此，他强调学习中的日见日为的功夫，刻苦锻炼，反复练习是学习成功的保证。
他以骨、象、玉石经过切磋琢磨，才成为宝器，来说明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论衡？
量知》），注意学习锻炼，强调反复练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
教育欲育人成才，受教者欲奋发进取都应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王充认为，若取得学业成就，不仅要勤学不舍，而且必须精思好问。
他认为，可以被人们学会的知识，经过思考可以弄懂；
尚未了解的知识，向别人请教也能够得到解决。
事实上，天下的事情，人间的事情，假若通过深思熟虑可以弄明白的，即使是愚笨的人最终也能明白。
假若通过努力探求还不能理解，即使是圣人也难弄懂。
所以，他认为，不学自能，无师自达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总之，求知在于学习。
第三，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
汉代学风，好褒古毁今，以古为贵。
汉儒学者，固守先圣先贤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异议，所以汉代学术空气沉寂，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王充不因循陈规，反对信师是古，主张为学要有创造，有新义。
首先，他对汉代贵古贱今的思想给以无情地揭露和批评。
王充针对这种好高古而下今的思想从符瑞、治乱、农作、衣著、教化等各方面论证汉代比前世大有进步，断言周不如汉是有充分根据的。
王充在《齐世》、《宣汉》等篇中引用大量吏实，从自然人事不同角度驳斥了今不如昔的错误思想。
他指出：
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
天不变易，气不改更。
就是说，天体古今一样，并没有什么改变，不存在什么古优于今。
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古人、今人，都有仁义等道德行为，善恶品德古今一样。
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因此不应该好珍古不贵今，更不能说古人贤今人（《论衡？
不仅如此，他将汉朝与周朝相较，认为汉朝功业不仅不逊于周朝，而且远远超过周朝的功业。
王充通过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王充的分析，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不无道理，一代胜过一代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不然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
当然，也不像王充所颂扬的那样，汉代一切都非常兴盛美好，连最微小的缺点也不存在。
事实上，汉朝统治者也如其他封建君主一样，存在着许多落后、反动的东西，这些都必须予以抛弃。
对于这一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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