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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殇土风与西风合起来，就成了摧毁性的大风、狂风，而“国风”就揠旗息鼓了。

这种时来的“风”把“绕梁三日”的佘音，把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中国乐风，统统吹到了东洋大海里去了!

我不想提倡为旧风吊丧，而是为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感到痛惜!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应该珍爱自己老祖先留下好的“风”，其融合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不能用的就封存起来，可以发扬继承的就添新的清风，把它改成更美更新，使其长活于我们民族文化的长河里。

　　我们知道，中西文化大背景各不相同。

这样就必然形成了艺术思维方式、内容、概念、称谓、表现手法等等方面的差异，甚至艺术范畴之界定也是不同的。

不仅希腊的悲剧艺术是伟大的，中国乐也是伟大的。

希腊悲剧的艺术灵魂在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时候复活了，而中国人为了打扮好自己的“艺术美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辛勤的创造和寻觅，在公元七世纪以后，她更加有生气、更加艳丽地鼓舞起来。

她的价值恰恰是在宗教仪式和宴会结束以后，在世俗的人间社会留存下来了，发展起来，使她的艺术生命更充沛、艺术价值更高!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传承”而不是欧洲式的“替代”。

比如关于乐的生成、发展问题，《文心雕龙·

乐府》云：

“讴吟垌野，金石云陛”。

他就是主张乐产生于民间，然后进入宫廷的。

一旦天下大乱，官方优伶乐舞散入民间，就得到一次营养的机会，然后便是：

“功成作乐，治定制乐”的循环。

汉代的乐就是：

“袭秦旧，总赵代，撮齐楚”。

而形成的。

无论何时当我们为祖国有如此早，如此丰富，如此辉煌成就的乐文化而自豪时，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中华民族乐文化的搃撮。

从我们刚刚进入文明时期，西王母族就从遥远的西方，向黄帝敬赠了一只白玉管。

在夏之末季“诸夷人舞”已载之史册。

殷商时代与各国间交往更为频繁，贡物贡乐不胜枚举。

尤其殷武丁中兴，开疆拓土，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从殷商之后，中华民族“河出图，洛出书的中原文明”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我们民族有着数千年的“采风”史，二十五个朝代从没有断过文化线。

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开篇就直接把这一传统叙述的明明白白；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

炎、嗥遗事，纪在《三坟》；

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

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

“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

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

夏后氏兴，业峻鸿绩；

九序惟歌，勋德弥缛。

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

文王患忧，《繇辞》炳曜；

符菜复隐，精义坚深。

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

剬《诗》缉《颂》，斧藻群言。

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

溶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

雕琢情性，组织辞令：

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

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这些话除浮躁之词外，大多是事实。

而且乐之采集，加工又推向百姓，用于移风易俗。

这简单的几百字，写出了那么长的一段历史，已经是足以证明我们音乐历史是跟我们民族的历史一样长，一样辉煌。

　　好景不长，在三国战乱后，晋、魏又被司马所篡，未过三帝八王之乱，又引来了五胡乱华。

晋皇逃之江右，偏安一隅，观东西两晋文运平平，没有多少可记述的。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多灾多难的民族。

宋、齐、梁、陈、北魏等政权频繁谋篡更换，风雅礼乐也遭受灭顶之灾。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有史书中记载的，地下出土陶乐器、石乐器、骨乐器、铜质乐器等都展现祖先的艺术风彩。

从伏羲氏起就选琴。

《白虎通》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

为使天人合一，他们在做琴的时候都注意把天地人的数学参数加到琴内。

在《风雅》疏解中就说“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五弦者常用之琴也。

”象三百六十六。

五弦象五行。

琴操广六寸象六合。

到黄帝时据《吕氏春秋·

古乐》中讲到，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昆仑山）之阴。

取竹于（山解）羚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日舍次制十二筒，以之阮腧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

其雄鸣为六。

雌鸣亦六。

……故日黄钟之律宫吕之本。

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

以施音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

命之日咸池。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规制。

这一规制有专人值守音乐事务，专人研究乐理，此制度相沿袭而不断，少吴在位不足十年也作了‘九渊“之乐。

帝颛项（高阳氏）“天日作时，地日作昌。

人日作乐。

”竹书纪年又名《吕氏春秋》说“乃登为帝惟天之合。

正风乃行，……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八卦之八风），命之日，承云。

以祭上帝。

”这是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时序用乐祭事，政事。

这使乐的作用更加规范更加制度化了。

　　周文王十分重视对远古文化的研究整理与继承发展。

文王是在殷牢中研“易”的。

他把夏朝的“连山”殷商的“归藏”发展成为“周易”。

音乐方面，他在“辟雍”（宫殿）认真的从黄帝到殷末千余年的音乐作了一次总的整理。

《史记》记载中立四代之学，辟雍居中，北为虞学、东为夏学、西为殷学是为大学，又建虞庠与西郊，夏序于川，殷序于党是为小学。

改五弦琴为七弦琴。

把五声音阶改为七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

并对东夷之乐曰昧，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日株离，北夷之乐曰禁。

也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研究吸收。

为促成中华民族的大发展，融合起了奠基者的伟大作用。

那么，我国四方少数民族的乐舞文化已经比较发达成熟，可以说是在夏之晚期。

如夫馀国“行人无昼夜，好歌吟声音”。

“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

（后汉书，东夷传）。

像“南蛮”舞，至今犹抱芦笙，头插长羽，击鼓蹈节，尚留原始质朴之神韵。

这个记载说明诸夷，不是按旧礼仪制式舞于王门的。

而是“入”舞。

而是洛水之上。

这个“入”字，不是指从边荒到中原来舞。

而是入于王侧。

这个“入”字按古之《春秋》笔法，是贬意词。

破了诸夷舞要在王门外舞乐的旧制。

所以“入舞”是帝发为了更多的耳目之娱，轻慢了纯礼仪性的恭维，使礼乐更多地为人的需求服务。

因此诸夷“入舞”，就是“登堂入室”。

这正是各族相互吸收融合的开端。

　　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西周末至春秋时期，有可称之为“合同之辨”的争论，与音乐美学思想史亦有关联。

“合同之辨”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肯定了美好事物的发展，必定是在相异然而“相成”、“相济”对立面的协调统一中完成的。

音乐美（“和”）的构成法则也因此得到不断深入的阐发。

这也决定了以“和”为美的古代美学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从寻求相互对立因素的协调统一角度去认识事物的美。

我们知道，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

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

“和”不是盲目附和，而是合而不同。

正如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有“和”的内容。

她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

其是合而不同，相互包容，互相存异，共生共长。

《易经》提出，三才之道，视天地人为一整体，认为天、地、人存在着普遍的联系。

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就是天人合一。

中国的艺术创作、艺术鉴赏是注重整体的把握，在画竹之前首先要成竹在胸，写字之前，对字的谋篇布局、间架结构、偏旁部首都在心中有数了。

所以，我们既要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又要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从音乐史的角度看，在此以前各代的音乐只注意音乐的和民易俗，崇礼养性，自娱等作用。

而音乐的声律，音韵与自然天地人和的内在感情精神的结合以及乐器的制作定声定律。

证明了中国音乐从始至终主张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是中国音乐的传统，是其根本所在。

　　我们这个民族把礼乐视为安邦治国的礼仪，昔日王者十分注重“乐”，宁可置而不奏，也不能让后人说他不懂音律，不通诗礼。

正如《史记，乐书》所说，王者功成而作乐，治定制礼。

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五异世不相袭礼，经过八百年的整理、丰富合再创造，特别是典乐者夔的创造性劳动。

乐舞已从单纯的敬神、娱人进入了美学教育。

而且把乐舞合人的行为、气候、环境变化等等，都用律、声、节、音、令规范起来，并开始推行更为丰富的创作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几何形，变化莫测的八卦，它是中国远古审美的控制轨迹。

它随是八方排列，但它的逻辑思维，仍然是循环的圆体。

这是一种最稳定、最和谐的自然美。

音律是协和阴阳、天地、四方、臣民……的一种精神器物，礼是规范一切人等行为的仪式。

所以这两种东西不可须臾离去，周公旦制礼乐时，就对当时宇宙的认知对乐的理性的理解，对人论、情绪、政治秩序的安排等都是极为认真和有序的。

为达到乐以致治之目的，把所有的祭祀、朝仪、交际、娱乐等等的活动都加以规范，变作法律制度加以执行。

特别是为适应他的政治封分制度和井田制度，在音乐享有上也是公、侯、伯、子、男分得十分清楚，不允许逾越界限。

所以就如《吕氏春秋》也说：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

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

观其志而知其德。

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日乐之为观也深矣。

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

乐和而民乡方矣。

”甚至把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也跟乐的宫、商、角、徵、羽架构起来，把人体的器官也和乐“网络”在一起，以求进入“天人和一”的最高境界，这是一项伟大而智慧的探索，也确实在周初期起到了“礼乐安邦”与教化百姓的作用。

　　有史以来中国人就十分注意这种“匹夫庶妇，讴吟土风；

诗官采言，乐盲被律，以鉴盛衰，以察兴废”。

这种文明的“风”一刮数千年。

周以前作为第一阵“风”，这阵“风”虽然给我们民族音乐文化带来了新的景象；

新的发展：

更深刻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通俗些讲，她成立了“第一个音乐大学”。

她参与了第一部音乐教科书。

她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主张。

这在三千年前可以说是敢为天下先的行动。

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应该占有光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