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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以下简称“凯撒”,英文名为JohnBoyntonKaiser)撰写的戴志骞传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戴志骞,1888年2月27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珠溪镇,1894―1903年接受私塾教育,1904―1907年在上海圣约翰学院预科(st.John'

sPreparatoryCollege)学习,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溥伦贝子奖牌(PrincePuMedal)和圣约翰同门会(校友会)演讲金牌(St.John’sAlumniMedal)。

和中国普通孩子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一样,他学习了中国的经典著作和历史。

”“1907―1909年戴先生在温州瑞安高级中学教授历史、英文,随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做了助理馆长(AssistantLibrarian),1912年获得该校学士学位,并再次获得圣约翰同门会(校友会)演讲金牌。

”该记载收录在1925年11月出版的戴志骞博士论文ProfessionalEducationforLibrarianship中,附在戴志骞论文之前,是得到戴志骞本人首肯的,因此可信度比较高。

  郑文认为“戴志骞在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之前,就已经在温州瑞安中学担任过英文教员。

”查圣约翰大学校史,其前身圣约翰学院建于1879年,是一所教会学校。

建校之初只有预科,相当于中学毕业到正式接受大学教育之前的教育程度,1896年得到美国圣公会的批准,正式成立由文理、医学、神学组成的大学部,文理学院学制三年,学生必须完成圣约翰预科或与之同等的课程学习方能就读。

1905年圣约翰学院改为圣约翰大学,可以授予文、理等科学位。

由凯撒介绍得知,1904―1907年,戴志骞在上海圣约翰学院(大学)完成了预科学习,之后任温州瑞安高级中学英文、历史教员,1909年再进圣约翰大学继续本科学习。

因此戴志骞任温州瑞安高级中学英文、历史教员的时间,确切地说是在圣约翰大学预科和本科学习之间。

  1.2在圣约翰大学

  关于戴志骞在圣约翰大学本科学习的时间,郑文推测其入学时间是在1908年。

而据上文所述,戴志骞1909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理学院学制为三年,1912年毕业,获文科学士学位。

毕业时,获得圣约翰同门会(校友会)演讲金牌,获奖题目是《新中国之道德》,讲稿刊登在《约翰声》1912年第5期上,这是目前所见戴志骞的第一篇论文,比郑文所记早8年时间。

此后戴志骞陆续发表了几十篇中英文论文。

目前所见戴志骞的第一篇英文作品是1918年11月―1919年6月发表在TheChineseStudents’Monthly(《中国学生月刊》)上的RecentLiteratureonChina(《最新关于中国的文献》)连载。

  获得学士学位后,凯撒记述:

“他继续学习研究生课程,同时担任该校图书馆馆长(Librarian)。

戴志骞学习的课程包括哲学、社会学和教育。

1913年底,由于健康原因,他被迫暂时放弃学习,但继续学习的想法始终没有放弃。

  关于戴志骞任职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据凯撒介绍,1909年任助理馆长(AssistantLibrarian),1912年任馆长(Librarian)。

另据黄维廉1923年撰写的《约翰大学图书馆》记载:

“1909年秋戴志骞(现任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任馆长之职。

”“1911年秋,藏书室迁至新购之兆丰园内,在今卜校长宅内之下层,占屋凡三间,馆长之职仍由戴君继任。

”“1914年夏戴君辞职。

”黄维廉曾长期担任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其记录是可信的,因此1909年秋至1914年夏,戴志骞任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

关于郑文提到的究竟是“馆长”还是“主任”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很多民国时期图书馆管理者而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馆长”和“主任”经常混用,而两个名称也只是称谓不同,管理图书馆的责任是相同的。

  2任职清华学校图书室(馆)  2.1任职时间

  据1922年清华学校职员一览表记载,戴志骞到清华工作始于1914年8月,被聘为清华学校图书室主任。

1921年清华学校南院教师住宅建成后,戴志骞首批迁入,住南院(今照澜院)7号。

根据清华学校图书馆1916年购书文书记载,1916年10月“清华学校图书室”改称“清华学校图书馆”,戴志骞于1916年10月升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

1917年8月戴志骞第一次赴美留学,1919年8月回国。

  郑文认为“戴志骞回国之际,清华学校图书室就已经改称清华学校图书馆,于是戴志骞取代袁同礼担任馆长一职。

”而实际上,1916年10月清华学校图书室就已经改称清华学校图书馆,戴志骞留学之前就是“图书馆主任”,而非郑文所记的“图书室主任”。

戴志骞回国是在1919年8月,图书室早已改称图书馆,但“主任”之称却没有改变,直到1949年5月潘光旦任上,才改称“馆长”,此前历任管理者均为“主任”。

戴志骞也不是取代袁同礼担任馆长一职,1914年8月一1928年9月戴志骞任清华学校图书室(馆)主任,从未间断,两次赴美留学期间,先后由袁同礼、吴汉章、顾子刚代理图书馆主任,而戴志骞只是休假(Onleave)。

  郑文关于清华学校、中华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的英文译名不准确。

清华学校自建校伊始,其英文名称即为TsinghuaCollege,而非TsinghuaSchool。

戴志骞任职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其英文名称为LibraryAssociationofChina,而非LibrarySocietyofChina,“北京图书馆协会”的英文名称为TheLibraryAssociation,Peking,而非LibrarySo-cietyofBeijing。

  2.2第一次赴美留学

  1917年8月戴志骞被“特派赴美考察图书馆”,第一次赴美留学。

关于戴志骞就读的学校,郑文提出:

“据我们考察,美国确实设有一所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译成中文即为‘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而纽约州立大学(NewYorkStateU-niversity)下面并未设有图书馆学校(LibrarySchool)。

”并认为“戴志骞于1917年秋进入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

而据戴志骞档案资料记载:

“圣约翰大学文科学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图书管理学校学士。

”另一位曾任清华图书馆主任的留美学者洪有丰档案资料记载: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前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即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中国早期留学美国的图书馆学家袁同礼、李小缘也毕业于这所学校,因此弄清楚它的发展脉络很有必要。

  美国并不存在以“纽约州立大学(NewYorkStateUniversity)”命名的大学。

据戴志骞介绍,美国的图书馆学校,“以下二所成立最早,在校毕业者,给予图书馆学学位:

UniversityoftheStateofNewYork,LibrarySchool,Albany,1887;

UniversityofIllinois,LibrarySchool,Ill.,1893.”。

杨昭想、查修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校。

  纽约州立大学(TheUniversityoftheStateofNewYork)建于1784年,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纽约州立大学(TheStateUniversityofNewYork)。

这是一个“伞形组织”(UmbrellaOrganiza-tion),它行使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现今的TheStateUniversityofNewYork和TheCityUniver-sityofNewYork都是它的成员,上世纪初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隶属于它的管辖。

  据弗朗西斯L.梅克萨(FrancisL.Miksa)的论文_1。

]得知:

1887年1月5日麦维尔?

杜威(MelvilDewey)在美国创办了第一所图书馆学校,隶属于哥伦比亚学院,称图书馆经济学校(TheSchoolofLi-braryEconomyatColumbiaCollegeinNewYorkCity)。

1888年杜威任纽约州立图书馆(奥尔巴尼)(NewYorkStateLibrary,Albany)馆长和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UniversityoftheStateofNewYork,Albany)秘书,1889年由于哥伦比亚学院董事会不再支持图书馆学校继续办学,杜威把该校移到了纽约州立图书馆(奥尔巴尼),称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1926年这所学校又迁回哥伦比亚大学。

  在TheUniversityoftheStateofNewYorkl915年年度报告中,对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这样描述:

“这是大学的教学机构,它招收注册学院或大学的毕业生。

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它属于专业学校,但可以被看作是研究生院,为授予图书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而及时对课程进行优化和扩展。

  由此可见,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是高等学校,按照戴志骞、洪有丰档案记载,称为“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

它可以授予高等学校学位,毕业学生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戴志骞、洪有丰、李小缘、袁同礼均获得该校本科图书馆学学士学位(B.L.S)。

根据罗宾斯?

卡特(JaneRobbins-Carter)和西维(CharlesA.Seavey)的研究,1889年杜威开始在该校设立图书馆学硕士(M.L.S)学位,授予已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从事图书馆专业工作5年以上,且具有图书馆服务或图书馆史等相关优良著作者。

1917年戴志骞传记的作者凯撒即获得了该校的硕士学位。

  关于戴志骞毕业的时间和学位,一般可见的资料均记载为1918年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如:

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记载,戴志骞获“1918Li-brarySchool,N.Y.S.U.图书馆学B.L.S.”(1918,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他本人亦在1918年发表的文章中称“骞为美国图书管理员之精神所动,故今夏(1918年夏)毕业后,竭力思得军营图书馆之阅历,现已蒙政府许可,将赴军营图书馆,为实地之练习矣,希日后还国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健儿也。

  然而,在纽约州立大学1918年获得学位的学生名单中,没有找到戴志骞的名字,而在1919年获得学位的名单中找到了他的名字。

1919年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有6名学生获得了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包括Rommulhoff,Julie(即后来的戴志骞夫人戴罗瑜丽)、Tai,T.C.(戴志骞)。

另据美国图书馆协会公报记载,1919年6月戴志骞参加在艾斯博瑞公园举行的美国图书馆协会战时图书馆服务展览会,他的登记信息为:

“Tai,Tse-chien,Stud.N.Y.State,L.Sch.,Albany,N.Y.”,登记身份仍然是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的学生。

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说法呢?

凯撒在传记中帮助我们解开了谜团:

“戴先生第一次去美国是在1917年,是作为中国教育使团赴美的秘书。

同年他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学习,尽管语言存在障碍,但他在不足12个月的时间里学完了专业培训课程,在二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美国的学生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凯撒还风趣地说:

“当问到他在刚来美国是否能说英语时,戴先生闪着东方人特有的眼光坦率地说:

‘噢,是的!

但是没有人能理解。

’”这表明戴志骞是在1917―1918这一年的时间里学完了全部课程,但正式拿到学位是在1919年。

  戴志骞在一年即学完了全部课程,之后据1922年清华学校职员一览表记载,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员,美国爱布顿军营图书馆参考部主任、副馆长及代理馆长。

”凯撒在戴志骞传记中说:

“当我作为军营图书馆员于1919年1月到达爱布顿军营(CampUpton)时,愉快地发现戴先生已于前一年的10月加入到图书馆员行列。

”戴志骞于1918年10月到爱布顿军营图书馆工作,此前短暂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

凯撒没有提到他在军营图书馆的职务,只是说:

“戴先生在军营图书馆工作中的勤奋和能力以及他一直良好的服务精神,为他赢得了所有同事真诚的钦佩。

”戴志骞于1918年加入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到1930年一直为会员。

1918年夏他参加了在纽约散落托加泉举行的年会(Sara-togaSpringsConference),后又参加了纽约图书馆协会在泼澜雪湖(LakePlacid)举行的会议。

1919年6月参加了在艾斯博瑞公园举行的美国图书馆协会战时图书馆服务展览会(AsburyParkConference)。

  关于戴志骞回国时间,郑文推定“戴志骞乃是在民国八年(1919年)秋由美国返回中国”。

而据1922年“清华学校职员一览表”记载,戴志骞于1919年8月回到清华图书馆。

郑文参考文献中引用《清华周刊》1919(174):

“本校图书管理戴志骞先生已由美国回国来校视事,所有图书管理现共有八人之多云。

”实则刊登在1919年10月12日作为暑假以后出版的第一期《清华周刊》(173)上。

  2.3第二次赴美留学

  关于戴志骞第二次赴美留学时间,郑文认为:

“1922年秋,戴志骞再次赴美留学。

”而在1922―1924年间,戴志骞在国内参加了很多有影响的活动,都有明确记载。

如:

1922―1924年连任三届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主席,每年组织召开一次年会。

1924年3月30日发起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并担任主席。

  清华学校史料中对戴志骞第二次赴美留学时间也有诸多直接记载。

据1924年4月25日《清华周刊》记载:

“本校教职员在校任事多年者,照例可请假休息一年,或由校中津贴赴美考察或研究一年;

本年赴美者闻系戴志骞与钟文鳌二先生。

戴先生将去考察美国图书馆情形,及再进著名大学谋图书学术之精深研究。

”按照惯例,清华学校教职员在校工作满五年,即可申请休假或赴美考察研究。

戴志骞第一次留美于1919年8月回国,到1924年8月已满5年,因此第二次申请出国进修,清华图书馆员吴汉章、查修后来也依此例得到学校资助赴美留学。

据凯撒所记:

“1924年8月他被清华学校批准休假,他和妻子(JulieRummelhoff,B.L.S.,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1919)来到美国进行一年的学习、工作和研究,戴先生在旅行中负责管理130人的清华赴美留学生团队。

  凯撒所说的“清华赴美留学生团队”,实则有当年清华学校派出的应届毕业生61人,上届毕业生3人,其余为当年招考的自费生等其他留学生81人,共计145人,于1924年8月22日启程赴美。

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周培源、大律师梅汝?

H、作曲家黄自、语言学家李方桂等,戴志骞及同船教师承担护送任务。

  初到美国,据凯撒介绍:

“戴先生的计划是不确定的,他希望可以到一些大学做东方文献的介绍演讲。

”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改变了,因为“爱荷华大学(TheUniversityofIowa)杰赛普(Jessup)校长建议,戴先生到爱荷华大学继续他的研究生学习。

”在爱荷华大学,戴志骞学习了教育统计、心理测量、学校管理、大学管理、现代哲学和图书馆教育等课程,1925年夏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图书馆及大学管理专业),即“1925IowaUniv.图书馆及大学管理Ph.D.”。

之后走访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丹麦、德国、俄国、日本等11国图书馆,于1925年10月回到清华学校图书馆。

他的博士论文ProfessionalEducationforLibrarian-ship由1898年成立的西方最大书目文献出版公司――纽约威尔逊出版公司于1925年11月正式出版。

  ProfessionalEducationforLibrarianship,郑文译为《论图书馆员的职业教育》。

而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对图书馆学涉及的社会、教育等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介绍了欧洲、美国图书馆专业学校的教育和培训情况,制定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未来发展计划。

因此笔者认为将ProfessionalEducationforLi-brarianship译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更为合适。

  2.4离开清华学校图书馆

  1925年10月戴志骞回到清华学校图书馆,为向大学图书馆过渡积极谋划。

然而由于学潮影响,1928年9月以后他的个人事业进入极度动荡阶段。

1928年10月28日,戴志骞南下就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江苏大学区教育行政院督学。

戴罗瑜丽同时离开清华学校图书馆,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主任,移住北平大方家胡同27号。

  戴志骞于1929年2月兼任中央大学高等教育处处长,1929年5月任国立中央大学副校长。

据Who'

sWhoinChina(1936)介绍:

“1929年5月1930年7月任国立中央大学副校长,1930年任哈尔滨工业有限公司经理,1931-1934年任中国银行人事室主任,1933年以后任中国银行总秘书。

”关于在哈尔滨任职,1930年8月31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记载:

戴超(志骞)“近寓于哈尔滨,通讯可由中国殖业公司转。

”顾文将戴志骞这段工作经历记为“(哈尔滨)中国殖业有限公司”,而根据戴志骞任职的公司英文名和职务ManageroftheIndustrialEn-terprise,Ltd.,Harbin,笔者译为“哈尔滨工业有限公司经理”,1930年9月开始履行新职务。

另据徐友春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所记,戴志骞“1929年任国立中央大学副校长,1930年去职。

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厅顾问。

”可能在同一时期戴志骞还兼任上述职务,但未查到其他佐证材料。

1931年7月戴志骞回到上海,7月25日参加由孔祥熙发起成立的“工商管理协会”聚餐讨论会,“因戴志骞先生曾在东北经营实业,请其讲演东三省之经济问题,均极详尽。

”明同时,戴志骞到中国银行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银行职业生涯。

  3任职中国银行

  3.1中国银行人事室主任、总秘书

  1931年7月,戴志骞就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上海)人事室主任,后又代理总秘书兼赴外稽核。

赴外稽核是中国银行的重要业务工作,1915年开始设立职位,专司检查各行账目。

期间历经变迁,“直至二十年(1931年),总处设立检查室,始恢复赴外稽核名义,而以人事室主任(戴)、总账室主任(刘)关系,皆兼赴外稽核。

”1934年6月戴志骞卸去人事室主任职务,由原总务课课长林旭如接替。

1933年5月15日,戴志骞参加中国银行行务会议,身份仍为“代理总秘书”。

另据中国银行高级职员姚崧龄记载,1934年初他进入中国银行时,总秘书是戴超(志骞),人事室主任由戴超兼任。

参考Who’sWhoinChina(1936)记载,此前戴志骞为代理总秘书,1933年以后正式任总秘书。

  戴志骞担任中国银行总秘书直到抗战爆发以后,1942年11月,“戴(志骞)总秘书调充赴外稽核,以王韧代理总秘书兼人事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奉派协助总稽核霍宝树主持东北中国银行的复业工作,10月到达长春,旋即由于政局变化又回到关内,1945年12月兼代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

1946年5月中国银行“调派赴外稽核暂行兼代津行经理戴志骞充任总秘书兼人事室主任,所遗津行经理一职,调现任代理总秘书兼人事室主任王韧代理。

”此后,中国银行再未更换过总秘书兼人事室主任。

直到1949年底。

1947年1月5日“志骞大令媛出阁。

”1947年4月26日“同人共祝志骞夫妇银婚。

  中国银行是从大清银行发展来的,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扮演国家银行的角色。

1931年12月修订的银行组织大纲规定“中国银行设总管理处,总揽全体行务。

”“总管理处设总稽核一人,总秘书一人,承总经理之命,分掌全行一切业务事务。

其任免由总经理提出,商同董事长、常务董事提交董事会定之。

”“总秘书掌管全行各项事务如下:

1.掌管全行机要文卷及总务事项。

2.掌管重要印信、图章及电报密码。

3.掌管印制及销毁兑换券,并关于处理兑换券及代理公债本息票一切事项。

4.掌管关于本行股票一切事项。

5.审定全行房屋、地皮买卖租赁契约。

6.审定全行建筑计划。

  由上述职责可知,中国银行的总秘书担负着重要责任,参加高层行务会议,参与重要事件的讨论及决策,负责对下辖国内外众多分行的管理指导。

在戴志骞服务中国银行的近20年里,4位总经理或董事长张嘉?

H、宋子文、孔祥熙、宋汉章都是中国著名金融界人物,宋子文、孔祥熙还是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戴志骞作为总秘书,与他们多有合作,互有往来,参与了很多重大事件的处理。

  戴志骞任职期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先移汉口,再移重庆,并在香港设立临时办事处。

战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合组四联总处,掌管中国经济命脉。

全国解放前夕,中国银行先迁广州,再移重庆,国外部移驻香港。

在此期间,戴志骞领导整个搬迁工作,参与处理1941年上海银行大血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增设西贡、海防、仰光等经理处,抗战胜利后率先赴东北接收敌伪占据的中国银行,戴志骞在中国银行参与的重要活动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

而在图书馆事业方面,尽管戴志骞曾表示“我们全家都希望继续在图书馆界工作”,戴志骞本人也参加了图书馆界的一些活动,但事实上基本脱离了图书馆界。

  3.2最终去向

  1948年年底,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戴志骞开始奔波在大陆与香港之间处理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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