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通史复习卷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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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出现了一批秧歌剧,如、。
24.学堂乐歌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与。
25.《酒狂》古琴曲,相传为三国所作。
该曲惟妙惟肖地描写了醉酒之人、、、的形态。
26.立部伎的八曲则为、、、《庆善乐》、《大定乐》、、、《光圣乐》。
27.《海青拿天鹅》又称等,产生于元代,是现今所知流传最早的曲。
28.南戏又称温州、永嘉杂剧,当地人则称。
29.货郎儿是宋元时广泛流行的一种音乐,由卖货郎的叫声发展而成。
30.昆山腔又称。
31.我国第一所音乐专业高等院校,院,1927年11月27日成立于上海。
33.《皮黄腔》清代重要的戏曲声腔之一,由、两种腔调组成。
34.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的四部代表作品,分别为、、、。
35.《十面埋伏》在演奏上运用了弹、、轮、、、煞等手法。
二、名词解释
1.燕乐2.雅乐3.聂耳4.相和歌5.徐上瀛6.新歌剧7.贾湖骨笛8.歌舞大曲9.国乐改进社10.赵元任11.左翼音乐运动12.鼓吹13.清商乐14.乐记
15.瓦子勾栏
三、简述题
简述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曲调来源和历史意义
简述唐代多部乐的内容
简述贾湖骨笛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
四、论述题
1.论述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科学价值及其历史意义。
2.谈谈你学习中国音乐史课的体会。
3.试述乐府的产生及其在我国音乐史中的影响。
第一讲
名词解释、简答题与参考答案
名词解释:
1、贾湖骨笛:
1986至1987年间,考古学家在对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多支新石器时期的七音孔、八音孔骨笛。
这批骨笛形式固定,制作规范。
根据碳同位素14C测定和树轮校正,考古学家认定这批骨笛的产生年代距今约8000年之久。
贾湖骨笛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为久远的乐器,它的发现,使世界音乐史学界对我国史前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2、韶:
传说中舜时的乐舞,又有《韶箾》、《箫韶》、《九辩》、《九招》、《九歌》、《九韶》等名。
据史籍记载,《韶》乐规模宏大,代表了原始乐舞的最高水平,它的演出可达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效果。
《韶》乐一直被视为古代音乐的最高典范,在中国音乐史上影响极其深远,受到无数文人名士的赞叹。
季札称其“德至矣哉”,孔子赞其“尽善尽美”。
3、大夏:
大禹时的乐舞称作《大夏》或《夏籥》,以歌颂大禹治水为内容。
《大夏》共有九段,以编管乐器籥为伴奏乐器。
演出时,演员头戴皮帽,下穿白裙,赤裸着上身表演。
4、葛天氏之乐:
《吕氏春秋·
古乐篇》记载有原始时期葛天氏族部落的乐舞表演:
三个人手执牛尾巴,踏足而歌,边舞边唱。
全曲共有八段,一曰《载民》,即歌颂负载着人民的大地;
二曰《玄鸟》,是歌颂他们的图腾黑色的鸟;
三曰《遂草木》,是祝愿草木旺盛生长;
四曰《奋五谷》,是祝愿五谷丰登;
五曰《敬天常》,是表达对上天的敬意;
六曰《达帝功》,是表达对老天爷恩惠的拜谢;
七曰《依地德》,是对大地厚德的歌颂;
八曰《总禽兽之极》,是对各类鸟兽多多繁殖的祈求,以提供人们源源不断的食物。
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有关古乐舞的记载,它完整地描写了先民的生活,歌词中既有对天地、图腾的歌颂,又有对种植、养殖丰产的期望,可说是一首表现原始人们生活的组歌。
简答题:
参考答案:
我国见诸文献记载的原始乐器种类很多,有箫、苇籥、笙、骨笛、土鼓、埙、陶钟、铃、磬等乐器。
它们是古人智慧之结晶,是华夏音乐文化之灿烂的充分证明。
众多乐器在考古上也得到了证明。
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有一百余件骨哨,大约据今有7000年左右;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目前年代最久的埙,呈橄榄形,无音孔,只有一吹孔,据今约7000年。
青海、甘肃等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有公元前2600年左右用陶土制作的鼓。
山西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夏代的一件鼍鼓,其鼓腔用树干挖成,鼓面原蒙以鳄鱼皮。
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陶钟,约为公元前3900至公元前3000年之遗物。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迄今所见最早的石磬,据今约4400余年。
在我国目前出土乐器中,最令世人瞩目的是贾湖骨笛的发现。
它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为久远的乐器。
1986至1987年间,考古学家在对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多支新石器时期的七音孔、八音孔骨笛。
这批由鹤骨制成的骨笛一般长二十厘米,直径一厘米左右,它们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形式固定,制作规范,骨笛一侧有规整的圆形音孔,大多为七孔,每孔间隔距离基本相等;
二是其中有些笛孔旁另外钻有用于调音的小孔,说明骨笛的制作者已有了明确的音高观念;
三是有些骨笛留有刻划的标记,显然是先刻好等分,然后再钻孔,说明制作者对各音孔之间的距离曾有精确的计算。
专家对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支骨笛进行了测音,结果显示,它能发出较为完整的七声音阶,并可以吹奏出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
贾湖骨笛的发现,使世界音乐史学界对我国史前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对贾湖骨笛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为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且也将对古老贾湖文明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二讲
1、雅乐:
雅乐是周代统治者在祭祀天地、祖先以及朝贺、宴飨等场合所用的音乐,因其具有“典雅纯正”的风格,所以被称为雅乐。
西周雅乐有非常严格的制度,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不同的等级享用不同的乐队和舞队规模、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的乐舞。
2、六代乐舞:
亦称六乐。
指黄帝至周代六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乐舞:
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六代乐舞是西周雅乐的主要内容,分别用于祭祀天、地、四方神、山川、先妣、先祖。
3、八音:
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
周代乐器种类繁多,见诸文献记载的西周乐器已有近七十种,把这些乐器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就是“八音”。
4、曾侯乙墓编钟: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的编钟。
编钟共有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上层纽钟三组,共十九件;
中下层甬钟各有三组,共四十五件。
曾侯乙编钟具有制作精美、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等特点,其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并可以转调,每个甬钟可发出呈三度关系的两个音。
整套编钟共有约2800字的铭文,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简述曾侯乙墓编钟的音乐价值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初期的大批乐器,包括了编钟、编磬、十弦琴、五弦琴、瑟、笙、笛(或篪)、排箫、建鼓、小鼓等,有些乐器尚属首次出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考古发现。
这次考古活动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它的出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被誉为世界古代文明史奇迹之一。
曾侯乙编钟共有六十四件,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最庞大的编钟。
它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纽钟三组,共十九件;
全套编钟重量约2500公斤以上,其中最小的钟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
最大的钟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
钟架位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中下层的立柱为六个英武的青铜佩剑武士。
除纽钟和甬钟外,还有一件铜鎛,是楚惠王送给墓主的礼物。
铜鎛的铭文显示该鎛制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
曾侯乙编钟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其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众多、保存之完好均为现代音乐考古之最,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
经专家测试,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的三个八度可以构成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并可以转调,这意味着它可演奏任何五声、六声、七声音阶的乐曲,也意味着春秋时中国不仅有五声音阶,也有七声音阶。
每个甬钟可发出呈三度关系的两个音,即隧部音和鼓部音,充分说明了古代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高超,也显示春秋战国时我国音乐已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
曾侯乙编钟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价值在于它的铭文,整套编钟共有约2800字的铭文,标明了各钟发音属于何律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周围各国或地区的对应关系,为研究我国传统乐律学和音乐理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铭文简直可称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乐律书,它的出现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乐律方面记载的不足,纠正了先秦无“变宫”的说法,为我们认识春秋战国乐律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曾侯乙墓乐器的制作是当时音乐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完美的结合,它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位于世界的最前列,具有辉煌的成就,显示了我国古代灿烂的音乐文化。
第三讲
1、乐府:
乐府是秦代创立的宫廷音乐机构,至汉武帝时得到大规模的扩充。
乐府的职责主要是采集、改编民间音乐,创作新作品并进行表演。
乐府对民歌的采集已超出《诗经》,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2、相和歌:
汉代产生的艺术歌曲,它是在北方民歌基础上经过加工而成。
其发展过程经过了三个阶段,最初是清唱的民间歌谣,既而又加上帮腔,成“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最后形成带有乐器伴奏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艺术化歌曲。
相和歌主要用丝竹乐器伴奏,有笙、笛、节、琴、瑟、琵琶、筝等七种。
3、相和大曲:
一种大型的歌舞曲,是相和歌的最高形式,由艳、曲、趋、乱等部分组成。
艳一般出现在曲前,其音乐华丽抒情;
曲是相和大曲的主体部分,由多段声乐曲组成,段与段之间加有的器乐曲或舞蹈称为解;
趋和乱一般出现在结尾,节奏较快,情绪热烈,是乐曲的高潮部分。
4、清商乐:
东晋以后,相和歌由北方流传至南方,吸收了当地的民间歌曲,形成了清商乐。
北魏时清商乐又自南方传至北方,成为在全国范围流传的民间音乐。
清商乐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吴歌、西曲。
吴歌是东晋以来流行在江南一带的民歌,西曲是齐、梁时期产生于“荆、郢、樊、邓”一带的湖北民间歌曲,比吴歌略晚。
由于地区不同,西曲和吴歌在语言、音乐形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
5、鼓吹:
是以打击乐和吹管乐为主并兼有歌唱的一种器乐合奏形式。
鼓吹大概在秦末汉初传入内地,被我国北方牧民所用。
汉武帝时,鼓吹已由民间发展到宫廷,被广泛应用于仪仗、宴飨、军队等场合之中。
依照用途和乐器配置的不同,鼓吹可分为黄门鼓吹、横吹、骑吹、短箫铙歌等数种。
6、李延年:
汉代音乐家。
他出身低微,后被汉武帝任命为协律都尉,成为乐府的主要领导人,对乐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史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并根据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胡乐《摩诃兜勒》创作了二十八首新的曲调,用于仪仗中使用的军乐。
试述乐府的产生及其在我国音乐史中的影响。
乐府的重要职责就是采集、改编民间音乐,创作新作品并进行表演。
《汉书·
礼乐志》载,汉武帝时乐府广采歌谣,“采诗夜颂,有赵、代、秦、楚之讴”。
从《汉书·
艺文志》所载的138首西汉乐府民歌看,其采集的范围已超出《诗经》,不止是《汉书》所说的赵(山西)、代(河北)、秦(陕西)、楚(湖北),而是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这些采集到的民歌大多是百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所以从此中可“观风俗,知厚薄”,察探民情。
《上邪》、《有所思》反映了人们的爱情追求,《战城南》是对统治者的控诉,《妇病行》、《孤儿行》哀叹了人民的痛苦生活。
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描写了汉代人们的生活场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至今仍在广为流传。
乐府的极盛时期是汉武帝执政期间,扩大后的乐府机构共有近千人之多,除行政管理人员外,还有演唱齐、蔡、巴、楚等地民歌的“讴员”;
有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乐器演奏的“鼓员”、“竽员”、“琴员”、“瑟员”等;
有专管乐器修理的“柱工员”、“绳弦工员”等。
但到了汉哀帝时,国力的衰退,经济的窘迫,使朝廷已无力维持乐府庞大的机构,而采集的民歌中反映出的强烈反抗情绪也使统治者坐立不安,所以绥和二年(公元前七年)汉哀帝下诏罢免乐府,对乐府实施大量裁员,乐府由800余人被裁减至300余人,留下的乐工主要掌管郊庙祭祀等场合所用的雅乐,而其余从事民间音乐的乐工则全被裁掉。
此后,乐府逐渐趋于衰微。
从汉武帝的竭力扶持,到汉哀帝的坚决罢免,乐府仅有百余年的兴盛,但它对民间音乐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对以后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乐府的概念也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被广泛用于音乐、文学领域。
乐府的初义指音乐机构,但魏晋以后其含义逐渐扩大,也指乐府诗歌和后人拟作的民间诗歌,后来则进一步扩大为凡和音乐有关的音乐、文学作品,不管是否入乐都称乐府。
秦、汉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优秀的乐府诗歌,许多文人曾参与搜集整理这些作品,其中以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成书最早、价值最高,被《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为“言乐府者,以是集为祖本,犹渔猎之资山海也”。
《乐府诗集》共一百卷,郭茂倩在这部浩繁巨帙的著作中以音乐曲调为准,别具匠心地将所录乐府歌曲分为十二类:
郊庙歌辞;
燕射歌辞;
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
相和歌辞;
清商曲辞;
舞曲歌辞;
琴曲歌辞;
杂曲歌辞;
近代曲辞;
杂歌谣辞;
新乐府辞。
书中收录了先秦至唐末的大量民歌及文人作品,是我们了解乐府歌曲的必读之作。
第四讲
1、
广陵散:
又名《广陵止息》,相传为我国东汉流传的一首著名古琴曲。
其曲谱最早见于明朱权《神奇秘谱》,共有四十五段,分为六大部分,即开指一段、小序三段、大序五段、正声十八段、乱声十段、后序八段。
从每段的小标题判断,《广陵散》的表现内容和聂政刺韩王的故事情节相符,具有怫郁慷慨、戈矛纵横的斗争精神。
六部分中正声是全曲的主体部分,主题音调充分展现,音乐由低沉忧郁发展到豪迈激昂,采用了拨剌、撮音、泛音等演奏手法,描写聂政由怨恨到愤慨的思想变化过程。
开指、小序、大序诸部分是正声的酝酿准备阶段,在音乐上出现了两个主题音调的雏形,旋律哀婉低叹,表现了对聂政悲惨遭遇的同情。
乱声、后序是正声的发展延续,音乐进一步展开,拨剌等各种手法的运用造成了热烈辉煌的效果,表现对聂政不屈精神的歌颂。
2、酒狂:
古琴曲,相传为三国魏阮籍所作。
该曲短小精炼,创作手法新颖,众多九度以上大跳的运用,加之切分音的配合,可谓新奇绝妙,三拍子节奏的采用更别具匠心,在古曲中十分罕见。
大跳形成旋律的跌宕起伏,切分造成节拍的轻重颠倒,三拍子使节奏富有动感,始终处于不平稳的状态,惟妙惟肖地描写了醉酒之人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头重脚轻、步履不稳的形态。
3、乐记:
音乐美学论著,其作者存有争议,有两种观点:
一说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
一说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人。
《乐记》原有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两种传本,仅有十一篇的文字留存至今,其余的十余篇仅存篇目。
保留的十一篇为《乐本篇》、《乐象篇》、《乐言篇》、《乐化篇》、《乐施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情篇》、《宾牟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等,分别论及音乐的本原、音乐的特征、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方面,其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
4、声无哀乐论:
音乐美学论著,三国魏嵇康所撰。
文中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八个回合的辩难,批判了儒家音乐思想,肯定了音乐的自然之美。
嵇康认为体现自然之和的音乐只能引发人的躁静反应,而不能引起人的哀乐之情,明确提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即音乐不表现任何感情,它只是音响的自然运动。
虽然本书的一些观点回避了人在音乐创作、演奏、欣赏中的能动作用,割裂了音乐和感情的联系,但其对音乐本体、音乐特性、音乐审美等问题的探讨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仍具有开创意义。
试述《乐记》的美学意义。
《乐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专著,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
《乐记》的成书年代与作者始终存有争议,一说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
《乐记》原有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两种传本,仅有十一篇的文字留存至今,其余的十余篇仅存篇目。
保留的十一篇为《乐本篇》、《乐象篇》、《乐言篇》、《乐化篇》、《乐施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情篇》、《宾牟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等,分别论及音乐的本原、音乐的特征、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方面。
已散佚的十余篇,内容基本无从考证,从篇目看,大约涉及乐器演奏、音乐创作、音律理论等领域。
在音乐本原问题上,《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很多学者据此得出《乐记》在音乐本原上是持唯物主义观点。
但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即认为《乐记》音乐本原论的基础是“动静说”、“理欲说”,《乐记》的实质看法是:
音乐不是外物在人心中的反映,而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对外物的一种反应,是本性在音乐中的显露,是天赋本性的一种外现,音乐的本原也不是外界生活,而是“天之性”。
所以,《乐记》实际上所持的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音乐本原论(参见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1月版)。
对于音乐的特征,《乐记》提出“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者,乐之象也”、“唯乐不可以为伪”等命题。
认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艺术,不同的感情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所以快乐的感情被激发起来,就会产生宽舒和缓的音乐,愤怒的感情激发起来,就会产生激烈而严厉的音乐。
音乐和诗歌、舞蹈其它艺术不同,它是以声音为表现手段的,更能直接深刻地表现人的感情变化,所以音乐不能有丝毫的虚伪。
在此,《乐记》说明音乐是感情的产物,充分肯定了音乐对情感的表现职能,认识到音乐在表现手段上和其它艺术的不同及音乐创作表演必须真实、有情等,把对音乐特征的认识提高到相当的高度,实属精辟之见。
《乐记》突出强调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观点,认为音乐和政治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所以可“审乐以知政”:
治世之音安详而快乐,乱世之音怨恨而愤怒,亡国之音哀愁而悲伤。
此外,《乐记》还进一步将音乐的五音附会于君、臣、民、事、物,认为五音如果相凌,就会使国家灭亡。
音乐既然和国家的兴亡有关,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要提倡礼乐治国,用礼来区分等级,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整个社会完全谐和的目的。
《乐记》的这些思想对其后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代表了典型的儒家思想。
关于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乐记》的观点非常明确:
内容高于形式,即“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尽管它提出“乐者,乐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认为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但音乐的形式必须符合内容的要求。
政治内容是主要的,是音乐表现的目的,艺术形式是次要的,只是音乐的手段,所以“大乐必易”,祭祀之乐“一倡而三叹”足矣。
音乐并不是满足人们美的需求,而是要“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
这种观点是孔子关于音乐的“美”、“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对以后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有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音乐的自由发展,压抑了人们对音乐美的需求。
《乐记》是对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一次全面批判和总结,它既继承了孔子等人的思想,站在儒家的立场批判了其它流派的音乐思想,又对道、墨、阴阳家的思想进行总结,吸收有利的观点加以运用,不断完善儒家音乐思想,从而成为儒家音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乐记》出现后,整个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很少有著作能在思想上突破、超出它的范围,它是古代音乐美学专著中最系统的著作,在世界音乐美学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五讲
1、宫廷燕乐:
专指统治者在宴请宾客时所用的音乐。
唐代的宫廷燕乐由多部乐和二部伎组成,它由汉魏至隋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中外各民族音乐交融的产物。
2、龟兹乐:
西域龟兹国的音乐,在今新疆库车一带。
汉代吕光和龟兹交战,曾带回数种乐曲和乐器,龟兹乐从此传入中原。
唐代龟兹乐风行一时,有《善善摩尼》、《婆伽儿》等曲流传,被列位胡乐之首,也是当时宫廷燕乐多部乐中重要的乐部之一。
3、二部伎:
即立部伎和坐部伎,唐代宫廷燕乐的不同表演形式:
“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
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
两者的演出规模和音乐特点均有差别,一般立部伎的演出场面非常宏大,表演人数较多,最多可达180人,音乐气势雄壮;
坐部伎则抒情优雅,演出人数较少,一般有3-12人。
二部伎中坐部伎的演出水平比立部伎要求高。
坐、立部伎的曲目共规定有十四曲,其中坐部伎有六曲,分别是《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
立部伎的八曲则为《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
4、阳关三叠:
唐代歌曲,又称《阳关曲》或《渭城曲》,歌词选自王维的诗作《送元二使安西》。
全诗只有四句,但离愁别绪、真挚情意尽在其中。
该曲宋时已失传,目前所传唱的乐谱是根据清末张鹤所编的《琴学入门》整理而成,歌曲共分三大部分,后有尾声。
歌词形式有较大变化,只在每段的段首用王维的原词,后面加入三段不同的歌词。
音乐缓慢优美,凄凉缠绵,运用了八度大跳、转调等手法,将乐曲推向高潮,听后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
多部乐体制由隋创立,初为七部,后增至九部。
唐代多部乐基本承袭了隋代的体制,有九部乐、十部乐。
诸乐部由风格迥异的各民族音乐组成,乐部名称以国名、地区名冠之,所用乐器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尽相同,多在唐代宫廷为庆祝各种传统节日或欢迎外交使臣等活动举行的一些重大宴会时演出。
十部乐的具体内容如下:
燕乐,协律郎张文收所作。
它是唐十部乐中唯一的创作音乐,其内容是歌颂天下太平并为帝王歌功颂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所以被列于诸乐之首。
清商伎,又称清乐,是汉族的民间音乐,包括汉代相和歌及南北朝的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