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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不仅在上海，在天津也是如此。
票号的汇兑方式已经有了票汇、信汇、电汇等形式，不过票号在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以票汇为主；
另一方面，票号的汇兑一般是顺汇，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票号也开办了逆汇，即甲地票号通知乙地票号先付款，随后甲地再向汇款商号收款。
票号不仅承揽国内商号的汇兑业务，也承揽洋行在这方面的业务。
外商银行主要在沿海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很少到内地设立，据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于1882年在张家口、归化设立了分支机构，但没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由天津到张家口、归化间的汇兑业务，倒是有资料说这一业务为票号所独占，“外国银行尚未蔓延到内地市场，如张家口等，票庄尚可维持原有的业务。
如天津每年汇往张家口的二百万两，仍为票庄所独揽。
”由于票号提供的汇兑业务，使洋行到内地的业务得以展开。
天津的外国洋行，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曾数次派代理人到内蒙古一带采购皮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业务始终不能顺利开展。
一直到80年代以后，洋行买办取得了票号的信用支持，解决了资金调拨困难之后，西北皮货的收购和外销的业务才得以大规模铺开。
天津沙逊洋行买办胡梅平的活动就是如此。
80年代中期，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由于取得了一家在张家口设有分号的天津票号“恒益裕”（HengIyuHong）的信用支持，才在张家口设立了皮货收购站，展开了大规模的皮货采购业务。
胡枚平自从与这家票号有了业务往来之后，经常使用恒益裕票号签发的期票向张家口的皮货商付款，而张家口的皮货商，则将恒益裕的期票向该地恒益裕的分号或联号去兑现。
至于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与恒益裕票号之间的债务关系，则在天津结算。
正是由于票号的支持，胡枚平终于帮助他的老板沙逊洋行打开了从张家口到天津间的皮货出口的局面。
不仅皮货的采购是如此，由天津转口销往张家口乃至库伦的洋货也通过票号签发的各种汇票，顺利地推销到内、外蒙古。
洋行在宁夏收购皮毛，其资金的汇兑也是通过票号。
英国新泰洋行、平和洋行（总行设在天津）在宁夏设有分行，采办皮毛，组织出口。
在1915年以前，蔚丰厚票号和这两家洋行已经有了交往，承办天津到宁夏间的汇兑。
与此相同，销往蒙古的洋货，以及由山西商人经营输往沙俄的两湖茶叶，也是由于天津票号的关系，都以天津为中转站而完成其贸易的全部过程。
清末，钱庄、银号也开始涉足汇兑业务。
钱庄、银号何时开始涉足汇兑业务，由于资料的缺失已不可考，不过，从一些资料可以推知，至少在19世纪末，汇兑已是钱庄、银号的一项主要业务，根据南开指数，1898年已有了申汇行市，说明此时钱庄、银号的汇兑业务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天津泰豫恒银号的广告也证明了这一点，1902年6月18日，该银号告白，设分号于京都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和热河西大街，专做仕商汇款、存款、押款等业务。
这一时期，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钱庄、银号进行的。
1906年6月7日，《大公报》的一则启事反映了天津正记银号与道口万盛新钱庄间的汇兑关系：
“闰四月初六日在河南彰德府车站内失迷皮包一个，内有汇票一张，系正记银号汇兑万盛新道平宝银二千两整；
限于闰四月二十日凭票取银，票内号数系津字二号。
”天津银号与腹地钱庄通过建立联系而实现了汇兑。
从汇款的方式看，不仅有顺汇，逆汇的方式也已经出现。
天津粮商到直隶大名等地购粮时，并不携带现金，也不通过钱庄、银号汇款，而是到目的地购粮时，开出由天津与之有联系的银号付款的期票。
当地又有经营洋布等商，他们的进货渠道主要在天津，到天津购货时，不携现款，而是携带在当地购买的期票。
这样利用由天津银号付款的期票，就实现了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
不过，由于钱庄、银号经营汇兑的时间晚于票号，再加上资力要逊于票号，清末钱庄、银号从事汇兑的规模有限。
另一方面，票号经营汇兑业务也有自身的局限，由于票号不与一般商号建立业务联系，这些商号就很难经由票号汇款，于是，要实现贸易中异地间的资金流动，仅靠票号是不行的，有时需要票号与钱庄的合作才能完成。
有人描述了上海与开封间购买货物时金融上的运作方式：
“开封商人当得悉他所购买的货物须于某日付款若干之后，马上向他往来的钱庄开一张地方性的期票，交于当地山西票号的支店，向该支店买一张汇票寄与他的上海代理人。
代理人把汇票送与山西票号在上海的支店，换取该支店的限于当地流通的期票，交与他的掮客。
就开封商人的代理人而言，这一交易到此就结束了。
代理人收到了货物，用通常的办法运往开封。
至于向外国商人接洽并负责交货的掮客，当货物尚在洋行手中时，是不能从开封商人得到货款的。
他就要求和他往来的钱庄发出一张期票，用以支付洋行，洋行接到期票后就交出货物。
然后他得到开封商人的期票，把它偿还给他的往来钱庄，此时交易对有关方面已完全清结。
”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应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形。
汇兑而外，运送现金是各地资金流动的另一重要方式，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机构汇兑网络的有限性。
票号主要集中于重要的商业城镇，其网络仍有着许多不能触及的地方；
钱庄、银号涉足汇兑领域也很有限，使得许多地方不通汇兑，仍需要以运现金来完成异地间资金的流动、结算。
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有关各地现金运送的资料，一个重要的实例是直到清末直隶省南宫县仍有万通镖局的存在，镖局每年在德州天津间运银洋百余万元，这足以说明清末时运送现金的普遍性。
民国年间：
以银号、银行为主
民国年间，钱庄、银号和银行代替票号，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
这一演变不仅仅是经营汇兑主体的更替，更能从中反映天津与腹地资金流动的诸多变化，首先是资金流量的扩大。
从单个资本来说，钱庄、银号的规模远小于票号，其汇兑业务自然受限制，但钱庄、银号的数量远多于票号，其汇兑业务总量当不可小觑。
清末至民国前期是天津及腹地钱庄、银号的长足发展时期，汇兑业务随其发展而扩大。
天津银号中有所谓客帮银号，主要从事本地与天津间的汇兑业务，沟通了本地与天津之间的资金流动，也体现了钱庄、银号汇兑业务的扩大。
银行承担的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主要在民国时期，因此，银行的汇兑更是天津与腹地资金流量扩大的体现，而且，银行还弥补了钱庄、银号的不足，钱庄、银号规模小，所能承担的汇兑数量有限，大宗款项的汇兑，还得靠银行承担，如在保定，银号办理汇兑，“其地点仅限于天津、北京两处，且大宗款项之汇兑，仍须求助于银行。
”
其次，钱庄、银号、银行的汇兑方式发生了变化，透过这些变化，我们看到了在天津与腹地资金流动中所体现的二者间的密切经济关系。
钱庄、银号、银行的汇兑除票汇、信汇等顺汇形式外，更重要的是银行逆汇业务的发展，因其把资金的流动和融资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商品的流通。
逆汇的几种形式中，押汇由银行开办，1921年前后，天津各银行都已办理，此后都积极地推广此项业务，当然，由于受传统信用制度的限制，押汇业务在腹地的发展有限，如在郑州“押汇亦有叙作者，仅属少数，不为踊跃。
”代收代付款是指银行号委托异地金融机构代收或代付款项，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曾委托多家腹地的银号代收代付款项，如河北易县永德银号、辛集镇的东龙盛银号，这种逆汇方式也并不多见。
购买外埠期票则是民国年间利用比较普遍的一种资金流动方式。
外埠期票产生于清末。
当上海、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商人到内地购货时，往往开出一张由本商号或与本商号有联系的银号迟期付款的汇票，以清货款。
售货人可将此票售给当地钱庄，或者要往中心城市购货的商号，以取得现金。
最终由持票人持票到此票的本号或相关银号兑取现金。
此项汇票，一般是迟五七日或十日付款。
它与银行的押汇汇票不同，押汇汇票须与提货单、跟单、栈单一起，才能有效，而这种由商号出示、商号自己或银号兑付的汇票则只有一纸汇票；
押汇汇票是由售货人开出，由购货者付款，而商号、银号所出汇票则是由购货人自己出票、自己付款。
因此，这种汇票是以人的信用为基础，不同于押汇汇票是以物的信用为基础，应该说风险较大，但因为当时对人的信用广泛存在，反而对物的信用不能推广，使这种汇票有着广泛地运用空间。
这种汇票以付款人的不同可分为商号汇票和钱庄银号汇票，其中以钱庄、银号汇票的信用更好。
天津因与腹地的密切商业贸易联系，使天津商号、银号所出汇票，其流通范围涉及广大的北方地区，如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南、山东等地。
包头“历年旧历十月以后，是为大宗皮毛粮食交易旺盛期，包交津收之逆汇汇款，为数最巨。
”河北辛集，“皮行赴各地购货，早年习惯均持银号所开七日津付汇票，赴买地使用。
”当然，在济南、郑州等地，因其受上海的影响更大，天津所出汇票流通较少，济南“各种汇票，以上海为最多，其次为天津、青岛，再次为徐州、蚌埠、周村、潍县、济宁、烟台、南京等。
”郑州，“外来客商，购办货物，均开立期票，售与银行号，以沪汉居多数，津票次之。
”窥诸上述事实，我们看到天津银号（还有一部分商号）的汇票已成为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工具，这是腹地在金融上对天津依赖的反映，也恰是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个表现。
另外，此项汇票的流行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最为突出的是节约了现金的流通，方便了交易。
河北玉田县林南仓镇，“有大量苇席出产，其产额价值每年约合数万元。
每年出口之杂货价值尤巨，热河入境之粮食，亦有一部分以此为集散中心。
故林南仓之与热河交易之繁盛，为他镇所不及。
在昔镖车自喜峰口入关，辙载银元数十万至百万，卸银大站，林南仓为首屈一指。
及汇兑之方法进步，津票之方法产生，而大量之现款遂亦不复由热河运林南仓镇矣。
此项汇票，最初其购买者多为商人，主要用于到异地偿还货款或者债务，由于此项汇票的信用，收到汇票者并不急于兑款，而是继续用于偿还货款或者债务，于是，“此项汇票因内地买货辗转流通，迨至到津付款，需时恒在一月以外，间有至半年者”，因此，不仅钱庄、银号，而且银行都把它作为资金运用的一种工具。
在石家庄，“此间进出口货付价办法，均使用五日或七日之期票，俗名五七期票，通常于七日后付款，商人多以此期票售与银行，拆取现款，此间银行全恃购买此类期票以博利，其数实较汇兑为多。
”郑州，“行号均以购买花客之汇票为主要业务，放款不多，外行用款时，普通习惯以本家期票授予银号。
”有时，银行还利用购买期票以应对市场之紧急情形。
1926年秋季，石家庄“棉花上市，现洋需用浩繁，适以交通多阻，现洋来源缺乏，石行（交通银行）为辅助棉花出口商起见，乃竭力设法以接济之，购入煤棉两项汇票，均达巨额。
”银行购买此项汇票，不仅是银行资金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借助于银行的资力也使此项汇票的流通得以扩大。
因此，购买外埠期票成为实现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形式，其间银行的作用不可低估。
银行的汇兑作用还不止于此，有时银行的纸币还起到汇兑之功效。
银行纸币发行之初，其适用范围只局限于城市，在农村，“内地农民对纸币殊不信任，每常洋用繁兴之际，恒不能以纸币代现洋之使用。
”不过这种状况在逐渐改变，因为“年来迭经事变，纸币率能充分兑现，发行多公开，易昭民众之大信，加以领券办法施行，银号推行纸币甚力，伸缩亦可自由，增发收回皆甚便易。
有此数因，纸币之信用，日趋巩固，内地农民转觉纸币轻便易于携带，而厌用现洋。
”天津各华资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较广，“其中又以中、交两行纸币能流通华北各埠，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管辖行之一，统有3支行20办事处，分布华北诸地，发行兑现，自易推行顺利，其票面印有天津字样，通行平、冀、豫、鲁、晋、陕各省市，即在辽宁亦能通用，且其值较伪中央钞票稍昂。
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同为管辖行之一，票面亦印有天津字样，其流通范围则及冀、平、豫、鲁、辽各地。
”正因为这些银行纸币流通范围广，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汇兑的作用。
陕商向省外汇款，有三种方法，一是银行汇款，二是邮局汇款，三是“收买外省中国、交通、中央各银行钞票，大约中国银行之上海、天津钞票，每百元在西安可升水数元不等，此项外省钞票，大率皆旅陕客商携入”，“上海中国、交通、中南、中央，天津中交等钞，西安均能通用，每钞票百元，可换现洋104元，如以现洋换上述钞票，须106元换得钞票100元。
”在河南开封，“每年汇兑进出款项，约在六百万元，以中交两银行承汇者为多。
汇款进出以申汉两地为最，京津及陕西等处次之，盖京津两处可携带纸币往来，无须汇兑”，实际上纸币起到了汇兑的作用。
在河北易县，也有此类情形，根据1928年1月易县永德银号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所提供的易县商情报告，“本月内中行钞票在易流通者40万元，中南、交通五六万元。
目下易在津埠售出杂山货，带回中行钞票甚属为夥，其他各银行钞票仍然未能行使。
市面信用，中行为最，中南、交通次之，中行钞票可能行使邻近各县，有人外出找中行钞票，每百元加色一二角不等。
运送现金仍是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方式。
之所以要采取运现的方式，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基本的原因是贸易上不平衡。
贸易平衡时，资金的流动可通过汇兑解决，不平衡时，差额部分就需要通过运送现金以达到收支平衡。
每届秋冬时节，天津都有大量的现洋运往腹地广大地区，因为此时北方各地土货登场，大量运往天津，天津与内地的贸易就处于逆差的态势。
而到春夏季节，又是洋货和城市工业产品进入农村的高峰季节，天津又处于顺差的地位，现洋从内地流往天津。
第二，受内地农村使用货币习惯的影响。
在农村，长期以来人们习用的是银元、制钱，以致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民国年间，银行推广发行钞票，受自身的信用未能得以推广，以及内地人们使用货币习惯的影响，钞票推行缓慢。
二三十年代，银行不断完善自身的信用制度，钞票的使用范围也得以扩大，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替代现金。
因此，在土货登场，内地需要大量现金，一时又运送不及时，可暂时以银行钞票应付，但必须随后备足现金，以待人们以钞票兑取现金。
第三，因汇兑的局限。
天津与北方的许多地方都有着直接的通汇关系，但仍有许多地方汇兑不通，这既有本来就不通汇兑的，也有一时因战争、灾害等变故而不通的。
如20年代，河北沧州、兴济一带与天津便不通汇兑，各面粉厂往此处购买小麦，“所有购麦之款向须现洋运往。
”另一种情况是汇兑的汇费太高，如在天津做草帽缏生意的洪祥益商号，须将货款调回山东，但“因向山东会兑会费吃亏过重”，1922年9月，便随船运现洋2万元，经塘沽运往山东虎头崖，以备再买草帽辫到津出售。
至于天津与腹地间运送现金的规模以及运往的地区，没有系统的资料可资利用，但一些零星的数据和资料还是可让我们对之窥知一二。
表1中该表所列的是1922年直隶省禁运现洋出境后，各商申请领取的准运现洋的护照。
据表，7月，从天津运出现洋29.7万元，8月为60.5万元，9月为47.3万元，10月为19万元。
所运往的地区主要有东北、直隶、山东、山西、安徽等地。
而运现的用途，最基本的就是采购货物之用，从表中看，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厂、商号为了采购米麦杂粮、山货、棉花、草帽缏等，所备用的购货款。
另有一部分是银行号的需用之款，这主要又是各地银行号为应付土货发动时市面紧急之用，天津以其自身的金融吐纳能力，对各地市面起到了接济的作用。
表1直隶省禁现洋后各商申领运现护照统计表
领照时间
商号名称
运线数量（元）
运往地点
理由
6月29日
增兴厚大米庄
10000
安徽宿县
采购米麦杂粮
7月11日
同昌厚粮店
12000
安定廊坊黄村
购买杂粮
7月16日
吉林驻津功成玉钱庄
5000
抚宁留守营
急需
7月21日
益发合银号
50000
昌黎、乐亭
备用
7月22日
60000
留守营、山海关
应付汇票款
永孚银号
40000
蚌埠临淮关
代上海银行调项用
交通银行
银辅币10000
石家庄
正太铁路各站找零
7月25日
敦义银号
100000
北京
联号用
7月31日
宝隆和银号津庄
20000
留守营
总号急需
8月7日
张家口
8月8日
天合盛
乐亭昌黎
救济市面
8月12日
边业银行
济南
需用
8月15日
同和兴
奉天
8月17日
大盛川记
归化
8月18日
通盛远银号
归绥
总号需用
8月22日
昌黎
购买山货
前运现款不敷分配
8月25日
55000
滦县
市面缺乏现款
9月1日
前运现款不敷
9月7日
北京商业银行
南京
9月10日
兴业钱局
山西平遥
9月12日
山西省银行
山西太原
总行需用
9月13日
洪祥益
山东虎头崖
购草帽缏
9月19日
裕华银行
应交上海银行款
继续需用
9月21日
30000
土货交易需款
益记工厂
饶阳大尹村
发放工资及工厂费用
9月22日
山东工商银行
现款短绌
9月25日
永昌生
3000
安徽固镇
采办油粮
10月7日
蚌埠
10月12日
上海银行调项用
10月14日
秀华斋南纸局
冀县
购买棉花
10月17日
仁和义大米庄
采买杂粮
10月19日
解决调款困难
资料来源：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229-1230页。
二、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
根据复杂程度的不同，汇兑可分为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
直接汇兑指两地之间直接通汇，各地之间是否能够直接通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相互之间是否以贸易为基础已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流动规模，二在于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自身是否有了制度或技术上的创新，从而不仅使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地区之间形成直接汇兑，而且还使那些经济关系不太密切的地区之间也能实现直接汇兑。
天津与各地可进行通汇之地甚多，“奄有华北西北各省之大埠，及东三省各地，而与上海、广东、汉口等大埠，亦有密切关系。
”其中最为密切者，有上海、北平、包头、张家口、石家庄、大连、沈阳、营口等地，除上海外，其他各地基本上是天津的腹地。
间接汇兑实质上是多角汇兑，通常为三角汇兑，也有四角甚至更多角的汇兑关系，间接汇兑存在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利用各国及各地区货币制度及汇率的差异以牟利的一种工具，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内市场上，主要是为了使不能实现直接汇兑的两地之间借助于第三地实现资金的流动。
第三地一般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处于中心地位的地区，它和区域范围内的大多数地区已实现了直接的汇兑。
而这种间接汇兑的存在，除了这两地之间还不具备直接汇兑的条件之外，往往还基于间接汇兑所涉及的各地之间一定的经济贸易关系，即商品流动上的单向流动关系。
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区域，便有许多易于形成间接汇兑的经济贸易关系。
一个典型的例子，河北邢台、辛集等地为近代重要的皮毛加工集中之地，其原材料皮毛则来自于西北内蒙、甘肃、宁夏等地，但邢台、辛集很少有商品反向流往西北，而邢台、辛集等地所产的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主要输往天津，天津则有洋货及国内机制工业品输往西北内蒙、甘肃、宁夏等地，这样便形成了三地之间商品流动的循环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天津的棉纱输往宝坻、高阳等地，高阳、宝坻的棉布输往西北包头、丰镇、张家口等地，而西北这些地区的土货则输往天津。
其它与此类似的情形，不再一一列举。
与商品流动相伴随的是资金的流动，由于这些循环性质的商品流动关系中有一边或多边只存在单向流动，各自直接进行贸易结算反而会产生极大不便，而间接汇兑则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具体来看通过间接汇兑实现的资金流动过程。
首先的例子是为实现兰州与邢台间的资金流动所形成的兰州、西安、邢台、天津四地间的汇兑关系。
直隶南部的邢台县，是重要的皮毛集散之地，皮毛店常派人到甘肃收买皮毛。
两地间无法运现，也不能直接汇兑，因为邢台有欠甘肃之款，而甘肃则无欠邢台款。
这样为向甘肃方偿付皮毛之款，不得不借重于天津，而天津与甘肃也没有直接来往，于是又加进陕西西安，天津与西安有来往，西安与兰州有来往，邢台皮毛店，需派人在西安，专办兑款事宜。
“譬如皮毛商在甘肃兰州置妥货，无款可交，有本地钱庄，在西安用款，即就皮毛商商议，两方议定，钱庄在兰州拨款与皮毛商千元，皮毛商即写信至本店所派西安之兑款人，付与兰州钱庄西安分庄千元（假定系平价）。
此时兑款人手内实际无款，于此又有西安钱庄在天津用款，两方商定，钱庄在西安交款与兑款人，兑款人随即写信至天津有关系之钱庄，付款于西安钱庄天津之分庄。
天津与西安之汇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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