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金岳霖先生》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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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时戴着一顶呢帽，帽檐压得很低：

戴一副一片白一片黑的眼镜；

一米八零的大个子，穿一件其他教授都不穿的夹克。

他的行为举止也很好玩：

走路深一脚浅一脚，一直微仰着头：

课讲着讲着，在后脖颈里抓跳蚤；

养一只大斗鸡，还一个桌子吃饭；

搜罗大梨、大石榴，与小孩子比赛；

坐平板三轮在王府井转圈，算是接触社会。

他的课堂也很有意思：

有时一上课就宣布回答问题的人，“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弄得女生紧张又兴奋；

对于学生的回答，不论好坏，回应都是固定的土洋结合“yes!

请坐！

”：

用更怪的问题回答林国达的怪问题；

整堂课就和王浩对话，旁若无人。

他对自己的学问更是常常语出惊人，弄得别人啼笑皆非：

学生觉得逻辑枯燥无比，他却说“很好玩”：

沈从文要他讲“小说和哲学”，意在讲明二者关系，他讲了半天，结论是没关系。

他对情感的祭奠方式也很特别：

林国达死了，他一堂课没有笑容；

林徽因逝世了多年，他在北京饭店请客纪念她的生日，弄得老朋友既忍俊不禁，又唏嘘不已。

　　二、率性而为真性情

　　金先生有诸多趣事的原因，无外乎三个字：

真性情！

这些趣事大都是由于他的真性情。

金先生开始给新班上课首先总是“请原谅”那句话，不是做出来的样子，而是出于坦诚。

他穿别人都不穿的夹克，也不是出于要故意与众不同、特立独行，而是率性而为，从未想过这样穿有何不妥或不同。

有记载称他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当院长，“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

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

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可见他穿着打扮完全是率性而为。

他抓跳蚤，养斗鸡，和小孩子比赛，坐平板三轮接触社会，看起来就是一个孩子，天真烂漫。

他上课提问的方式，整节课为学生悲戚，和王浩整节课二人对话，都是其率真、坦荡的天性所致，他或许从未考虑过这样有何不对，他应该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些。

他讲逻辑好玩，讲小说和哲学没关系，讲《红楼梦》没有哲学，别人都感到意外，可金先生是认真的，他并没有开玩笑，这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

　　金先生在北京饭店为林徽因生日郑重其事地请客更是出于真性情。

北京饭店是当时在世界享有最高荣誉的五星钻石酒店，级别极高。

汪曾祺先生没有直接点明金先生和林徽因非同一般的关系，只是在字里行间作一些暗示。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时常来往的“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然后就是林徽因死后多年金先生的请客。

聪明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金、林绝非一般的关系。

事实是金喜欢林，林也喜欢金。

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丈夫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

梁思成痛苦至极，苦思一夜，觉得自己不如金岳霖，他终于告诉妻子：

“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祝你们永远幸福。

”林徽因又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

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

“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

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在这次金先生请客时，林徽因已逝世多年，梁思成也已继娶学生林洙。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纪念与祭奠，纯洁、坦荡、真诚。

　　三、孤往精神谁会懂

　　金岳霖先生终身未娶，他愿意为那种纯情坚守一生。

他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

偶尔不在一地（像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梁家的孩子自小到大都称呼金先生为“金爸”。

这种情形，有人戏称为“逐林而居”。

金岳霖先生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出一种超脱凡俗的襟怀与品格。

这就不完全是真性情可以解释的了，而理智、克制恰好是和率性而为的真性情有些背离的。

一个蜚声海内外的大哲学家，他的理智与思辨已然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即便是对恋爱的认识，也有他成熟的逻辑。

有个金岳霖先生钟爱的学生，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

金先生多次安慰他，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

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解救了别人，而金先生却在自己的恋爱逻辑里独守一生。

　　对于金先生终身未娶，我有一种全新的感受，那就是他真性情之上的孤往精神。

孤往并不完全是独自前往，在汉语里，“孤”是王者的自称，孤往就是王者的追寻。

金先生就是精神王国里的王者，卓尔独立，与众不同。

他的恋爱，不全是为了结婚；

他的坚守，也不是必须有结果。

他恋爱的是一种精神；

他坚守的，也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率性的，而是理性的、克制的。

所以，我们在他请客的这个事件里，读出的不仅是他的“有趣”、他的真性情，更是他的孤往精神，至死不渝，无怨无悔。

　　金先生确实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着他地理意义上脚下的路，走着他逻辑学、哲学的学问之路，走着他朋友情、师生情、爱情的情感之路，走着他真性情和冷峻理性浑融的蕴含着孤往精神的人生之路。

金先生的学问并不被普遍理解，甚至被误解和嘲弄。

大一新生对这课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以前没听说过。

　　关于金先生的学问，汪曾祺先生说他“治学精深”，张申府说“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他的《论道》被贺麟称为“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

《知识论》更是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就是这样一位“一肚子学问的大哲学家”，却不为人们所理解。

学问上的不被理解，我们不能就此断言金先生就很孤独，但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没有感到丝毫的孤独。

孤独是一颗值得理解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可得，它决然有别于无聊和寂寞。

金先生以他那颗真性情和冷峻理性浑融的心灵消解这种孤独，他自得其乐，孤芳自赏。

但曲高和寡，终究是高处不胜寒的。

可金先生不太在意，以一种矢志不渝、一往无前的孤往精神在他的学问之路上踽踽独行。

　　四、作者孤独只自知

　　汪先生在文章开头说“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结尾又说“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作者为什么反复强调应该好好写一写金先生以及联大的教授？

除了“这些人有共同的特点”，令人敬仰外，恐怕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我”是所知甚少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写了又写。

希望熟知的人写，则说明连熟知金先生的人都很少有人好好地写他。

王浩是金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但他也只写了一篇论金先生学问的文章（题目叫“金岳霖先生的道路”）。

很显然，“我”最想他们写的是金先生的“人”，而不是学问。

金先生之学几乎不需要再论了，其学问之精深早有公论；

要研究他的学问，他的著作早就摆在那里了。

即便这样，那篇文章“我”也没有看到。

金先生是一个多么值得写的人，而少有人写，汪曾祺先生是多么无奈和无助。

　　汪先生在文章开头还说：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

”在作者眼里，金先生是具有代表性的。

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里，沈先生谈得最多的就是金岳霖先生，足见金先生是这个教授群体的一个代表，甚至是一个符号。

汪曾祺先生在写《金岳霖先生》时已经67岁，金先生也已经逝世，金先生逝世于1984年。

文中提到的人在作者写文当时大都已经去世。

闻一多先生1946年被暗杀，朱自清先生逝世于1948年，萧珊逝世于1972年，梁思成逝世于1972年，林徽因逝世于1955年，张若奚逝世于1973年。

沈从文先生还在，但第二年也驾鹤西去了。

王浩还在，但他已是洋人了，远在美国。

换言之，西南联大的那些教授、那些大师已然远去，甚至昔时校友也在逝世（如萧珊）和走远（如王浩）。

他们的精神事迹却湮没无闻，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损失。

　　这里需要说说西南联大，除了教材注释里的“精神圣地”之外，她还被誉为“民主堡垒”，是那个时代学人们的精神家园。

西南联大以其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精神，在短短8年的时间里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六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近百位两院院士。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说：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这样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们的事迹、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

现在，他们大都已经溘然长逝，而他们的事迹、精神却少有人写，汪曾祺先生感到，这种精神正在消逝，终将被忘记。

这个曾经的“精神圣地”、“民主堡垒”、“精神家园”也将轰然坍塌。

汪曾祺先生内心深处的苦味，那种无助、孤独是不言而喻的。

　　吕冀平先生在写给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的序言中说：

“作者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沉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地冲淡隽永。

我们常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

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

”这一评价借来评价汪曾祺先生的《金岳霖先生》，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汪曾祺先生的眼里，金岳霖先生就有点像嵇康。

其实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先生也十分相像。

“最后一个”，前有前人，但前人已逝；

后无来者，如有来者，那已不“纯粹”，也不是“士大夫”了。

陈子昂千年前的感慨，在汪曾祺先生身上也正在发生。

这就是一种孤独，一种大师已逝、精神难继、家园不再的大孤独。

前人的精神早已断裂，后来者找不到家园，那汪曾祺先生就真成了“最后一个”了，他的期待就恐怕要落空。

如果我们再联系“好好写一写”、“好好地写一写”近乎哀求的情状，汪先生的这种孤独不仅真真切切，而且带有几分绝望的情绪，作者的“苦味”，其实已苦到了极点！

　　汪曾祺先生曾说：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有趣”当然美，因为它好玩；

“真性情”更美，因为这才是健康的人性；

但“孤往精神”更美，因为它是至死不渝的坚守，是一种高贵的品格；

而孤独无疑是一种无形、无声的大美，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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