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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陆九渊反复强调:

“此心苟存,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

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亦一也。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肯乎其外。

”⑤

保养本心并付诸于践履,是陆九渊对做人作文的大体要求,关于诗歌作者来讲,就应当“一意于道”⑥,将义理融化到自身的行为中去,使忠君爱国成为作者立身行事和诗歌创作的大体准那么。

关于义理与践履割裂,徒然“借义理以自胜”⑦,仅仅把义理作为一种装饰品来夸耀自身的做法,陆九渊是坚决反对的。

义理必需实实在在地化为作者的道德,才具成心义和价值,正是由此动身,他提出了“有德者必有言,诚有其实,必有其文。

实者、本也;

文者、末也”⑧的观点。

本与末、德与文的主次前后既定,作者自当把修德求源摆在首要的位置上。

与之相反的本末倒置终将本末俱丧:

“今人之习,所重在末,岂惟丧本,终将并其末而失之矣。

”⑨与陆九渊一样,黄庭坚也主张作者必先存心修德,“方其学于师也,不敢听以耳而听之以心。

于其反诸身也,不敢求诸外而求之内”⑩。

作者写作文章不该当单单为文而作,所谓“非为文章可传后世,辩论可屈世人而发也”11。

就黄庭坚本人来看,也是“乐与诸君讲学以求养心寡过之术”12,“讲明养心治性之理与诸君共学之,惟勉思前人因此任己者”13。

毫无疑问,通过养心寡过的功夫,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在那个进程中,人们应当自觉地不断排除世俗的邪念与狭隘的思想情感,培育起高贵的人格精神和坚决的志向,这即是陆九渊所说的“剥落”功夫:

“人心有病,须是剥落。

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

”14当人们的思想精神升华到高贵的境遇时,他的一切言行都将不自觉地与圣人之道相合。

这一观点在黄庭坚的《与徐师川书》中表述得十分清楚:

“甥人物之英也,然须治经,自探其本,行止语默,一一规摹前人。

至于口无择言,身无择行,乃可师心自行耳。

君子之言行,不但为贤于流俗罢了,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独行者皆立于下风也。

”治经是为了探其本,规摹前人是为了师心自行。

固然,道德修养并非是一句空泛的话,它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有其立足点,这确实是守正不移的操守和志向。

黄庭坚曾作《跋砥柱铭后》形容这种人格精神曰:

“砥柱之屹中流,阅颓波之东注,有似乎君子士医生立于世道之风波,能够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夺其大节,那么能够不为此石羞矣。

”君子仁人自当以操守为上,那么诗人作者呢?

他们可否逾越对君子仁人的要求,仅仅作一个擅长表现愁怀的人呢?

山谷对此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据《潜溪诗眼》载:

“山谷常言:

‘少时曾诵薛能诗云:

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

孙莘老问云:

此何人诗。

对曰:

老杜。

莘老云:

杜诗不如此。

'

后山谷语传师云:

‘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

传师云:

‘假设薛能诗,正俗所谓欺世耳。

”15薛能的诗句不可谓不工,情感亦不可谓不真,但黄庭坚何以不准之为高雅?

孙莘老又何以味其非老杜诗呢?

传师因何指其为欺世?

究其实质,无非是因为薛能的诗句仅仅表现个人的老大悲叹,沉溺于世俗情感当中,品格境遇不高罢了。

那么老杜诗的高雅又体此刻何处呢?

《潘子真诗话》中有如此的记载:

“山谷尝谓余言:

老杜虽在流落颠沛,何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

”16流落颠沛而有良心朝,如此的忠义之气与一样徒伤卑老的作品相较,其高低境遇岂止霄壤!

从作者的人格精神决定作品境遇的高低这一熟悉动身,黄庭坚专门强保养心行道,这即是所谓深其根而固其蒂:

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全然,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

17但须勤念书,令精博,极养心,使纯净。

全然假设深,不患枝叶不茂也。

18

学问文章,如甥才器笔力,当求配于前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

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全然,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

19

黄庭坚以为,作者内在的修养是为人为文的全然所在,其内核即是孝友忠信。

固然,这种道德的取得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作者永无懈怠,“勤念书,令精博,极养心,使纯净”,并将圣人的教诲最终化为自己的行动,所谓“强学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玺之又可印也”20。

真正达到了如此的精神境遇,那么成为君子之人,他能正视穷通变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而超越世俗的囿于个人的狭隘情感;

他心有所主,持守坚决,故能进退自如,从容淡泊,而不流为激苦愤恨之声。

这就叫做“以圣学那么莫学而非道,以俗学那么莫学而非物”21。

就黄庭坚本人来看,他即是诗有所本的典型代表。

他虽遭遇坎坷,却始终持守坚决,“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念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22。

黄庭坚以其内在的修养成绩了坚毅的人格,以此处世,那么宠辱不惊其心,富贵不动其志;

以此作诗,那么与世俗异趣,其诗不为个人的穷愁潦倒所左右,而是自自然然地表现出风人之遗教与和平婉厚之气。

这种本末主次的关系不正与陆九渊“有德者必有言,诚有其实,必有其文”的思想相吻合吗?

由此,咱们能够明白得陆九渊推赏黄庭坚的第一个缘故。

二黄庭坚对诗歌抒情尺度的要求与陆九渊一致

《与程帅》和《与沈宰》是陆九渊专论诗歌的文章,认真分析其意,能够得出的结论是:

陆九渊决不排斥诗人的抒情。

固然,如前所述,抒情必需有所本,“苟志于道,便当与俗趣燕越矣”23。

只有归向于礼义的情感才有可能达到“镇浮靡”、“植立非凡”24的成效。

那么,就诗人的具体创作来看,如何才能把握好抒情的尺度呢?

在《与沈宰》中,陆九渊为诗人们树立了如此的表率:

“《国风》、《雅》、《颂》固已本于道。

风之变也,亦皆发乎情,止乎礼义。

”即诗人在情感的抒发上必需以道为全然,以礼义为准绳,而不宜采取淋漓尽致、任情尽性的形式。

诗人第一应当修养其德,俯仰浩然。

“惟其君子,终古不磨,不见知于庸人,而见知于识者;

不见容于群小,而无愧于前人。

俯仰浩然,进退有裕,在己之贵,润身之富,辉光日新,有无穷之闻”25。

君子心有所守,故能“俯仰浩然,进退有裕”,如此的精神品质自然会引向从容淡泊的诗境,所谓“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又何须高声色也”26。

此刻,让咱们来检讨一下黄庭坚有关诗歌抒情尺度的观点。

黄庭坚有一篇文章叫做《胡宗元诗集序》,其中有如此一段话:

士有抱青云之器而陆沉林皋之下,与麋鹿同群,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空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

谓其怨邪?

那么其言仁义之泽也;

谓其不怨邪?

那么又伤已不见其人。

然那么其言不怨之怨也。

……不得其平那么声假设雷霆,涧水是也。

孤单无声,以宫商考之那么动而中律,金石丝竹是也,维金石丝竹之声,国风雅颂之言似之;

涧水之声,楚人之言似之。

据黄庭坚《胡宗元墓志铭》记载,胡氏“自刻苦,治经术,厉操行”,成天与其徒相处那么“辩析义理”。

他尽管也“伤已不见其人”,但却并非因此而肆意泄愤,或自暴自弃;

他虽有鸿鹄之志而不得其用,发而为文章却仍然是“其言仁义之泽也”。

能够说,他的为人为文都达到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要求,因此黄庭坚称之为“忠信之士”。

由对胡氏诗歌的评论,黄庭坚进一步引发出对诗人抒发悲怨愤懑之情的观点。

毫无疑问,以仁义忠信为内质的诗歌最应摆在首位,这种诗在表情上取“不怨之怨”的一路,“发乎情,止乎礼义”,是黄庭坚专门推重的一类,闻名的《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便鲜明地表现了这一态度: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

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

黄庭坚以为“忠信笃敬”是诗人应当具有的大体的道德修养。

诗人须“抱道而居”,以求仁为己任,才能够明白不怨的道理,所谓“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那么不得归怨于天也。

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何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

其自废惰欤,那么不得归怨于世也”27。

具有了如此的思想意识,才能够不为挫折坎坷所左右。

这时,诗人虽也有“伤已不见其人”的悲怀,却能够“发乎情,止乎礼义”;

他虽也抒悲情,却可不能发为对社会对他人的怨忿之言,他可不能“怒邻骂坐”,“以快一朝之忿”;

他也可不能尽情任性地宣泄自己的不幸,使并世皆闻,人人尽知,而只是在情有所不能堪时,方才发为诗歌以抒胸臆。

关于如此的作品,读者也可不能因之而产生悲恨愤怒之情,却能从中取得劝勉。

这种无怒张之态、却给人以劝勉的诗歌,表面上虽只是一片宁静安详,有似“孤单无声”,但其境遇是何等高贵,其和谐的韵律“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

如此的诗歌是黄庭坚最为推重的,在他眼里,不管是就其内在的思想情感的抒发,仍是从其外在的表现形态来看,它们都是“动而中律,金石丝竹是也”。

与“不怨之怨”的抒情形式相对的是不平那么鸣,发愤抒情,所谓“不得其平那么声假设雷霆,涧水是也”。

这种诗歌的代表是以屈原《离骚》为首的楚辞:

“涧水之声,楚人之言似之。

”司马迁在《史记·

屈原列传》中明确指出《离骚》乃宣泄怨情之作,且将屈原的怨情比之为“劳苦倦极,何尝不呼天地也;

疾痛惨怛,何尝不呼父母也。

”怨而至于“呼天地”、“呼父母”,那么其悲痛之刻骨铭心可想,其泄愤之凶猛彭湃可知,这种抒情方式固然不合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标准。

陆九渊曾如此说:

法语正如雷阳,巽语正如风阴。

人能于法语有省时好,于巽语有省,未得其正,须思绎。

《诗》《雅》、正变《风》,即是巽意,《离骚》又第二也。

变风无《骚》意,此又是屈原立此,出于有所碍,不得已。

后世作《诗》《雅》,不得只学《骚》。

28

《论语·

子罕第九》载:

“子曰: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

改之为贵。

巽与之言,能无说乎?

绎之为贵。

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朱熹注云:

“法语者,正言之也。

巽言者,婉而导之也。

绎,寻其绪也。

法言人所敬惮,故必从,然不改,那么面从罢了。

巽言无所乖忤,故必说,然不绎,那么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29“巽言”既为“婉而导之”,令人有所寻绎而知微意,那么诗歌的写作自当优游而不迫切,所感所寓微见其端,言不足而思有余。

以如此的标准衡量诗歌,象山固然会指《诗》之《雅》、正变《风》为巽意,因为“《国风》、《雅》、《颂》固已本于道。

风之变也,亦皆发乎情,止乎礼义”30。

而《离骚》那么因其“摅怨愤而失中”31,自然被归在变风以后。

陆九渊要求后世学诗者不得只学《离骚》,其实确实是要求诗人追本溯源,回到《诗经》“婉而导之”的轨道上,既要抒情又要把握好尺度,使诗歌不失去含蓄蕴藉的特质,亦即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那么。

黄庭坚也一样是由此动身,赞扬“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32,而又批评“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33。

在诗歌抒情尺度的把握上,黄庭坚的主张如此接近于陆九渊,那么,陆九渊对他的大力称赏也就完全能够明白得了。

三黄庭坚集前人之长,又能自成一家的写作风格为陆九渊所推赏

在前引陆九渊专论诗歌的短文中,直接赞扬黄庭坚的文字要紧集中在其转益多师,融会众长而又自成一家的工力上:

包括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

骋,工力精到。

”34其实,这一点也是黄庭坚最为后世注目的地址,闻名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主张无不成立在普遍学习领会前人成绩的基础上。

刘克庄曾经把黄庭坚摆在北宋诗歌的进展史上,对其诗歌成绩予以充分的确信,其《江西诗派小序》云:

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动。

杨、刘那么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扯义山之诮。

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

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伙儿数,学者宗焉。

然二公亦各极为天才笔力之所至罢了,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

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

刘氏专门推重黄庭坚“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的“锻炼勤苦”之功,这确实符合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实际。

只要把刘氏这一段话同上引陆九渊《与程帅》中赞扬黄庭坚的话作一番对照,就会发觉二者称赏的角度是何等接近,这不正可说明黄庭坚绝不是一个只求高妙、排斥勤苦锻炼的务虚之人吗?

诚然,他强调“德”对“文”的决定作用,但“德”与“文”之间是主次的关系,而不是以“主”取代“次”,以“德”代替“文”。

这就要求作者必需在本心道德的大前提下正视“文”的存在,即普遍学习前人的创作体会,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事实上,普遍学习前人创作的成功体会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必备条件,陆九渊称赞杜甫“爱君悼时”,固然是从诗歌的思想内容动身,但紧接其后的对老杜“才力宏厚”35的赞赏,那么明显地是从诗人的工力着眼,因为杜甫的诗歌“上薄风流,下该沈宋,古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

”36“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

”37众所周知,黄庭坚学老杜,在专门大程度上是学老杜诗歌的成功体会,陆九渊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他称赞黄庭坚的诗“包括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38说明他本人对转益多师的学习方式也是予以确信的。

固然,转益多师并非是要诗人作前人的奴隶,而是要在普遍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正如黄庭坚《题乐毅论后》所说: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传神。

”前人为咱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体会,由此而形成许多规矩,那么,后人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规矩呢?

毫无疑问,由规矩入,从规矩出,这才是学习前人的正确态度,那个意思后来被吕本中归纳为“活法”:

“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

转变意外而亦不背于规矩也。

”39关于如此的活法,陆九渊是认同的。

他所重视的才力宏厚、工力精到本身其实就包括着作品所当具有的独立个性。

他一方面主张后学者勤苦锻炼,遵守规矩:

“文章要锻炼”40,“五日画一水,十日画一松。

假设不如此,胡乱做”41;

“老夫平常最检点后生言辞书尺文字,要令入规矩”42;

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作者表现个性: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43。

如此,勤苦锻炼,遵守规矩而又不为规矩左右,就成为陆黄的共通的地方。

事实上,也只有如此才可能有所成绩,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

智者把握规律,并能灵活地运用这些规律为自己效劳,他可不能规规矩矩,或穿凿附会,“智者假设禹之行水也,那么无恶于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那么智亦大矣”44。

在引导诗人成为智者这一点上,陆九渊与黄庭坚有着一起的观点,这也是陆九渊推赏黄庭坚的又一个理由。

以上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陆九渊推赏黄庭坚的缘由,咱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不管研究陆九渊仍是黄庭坚都不该当仅仅局限于哲学或文学的领域。

事实上,二人的思想观点确实存在着交合的地方,而这种交合恰恰表现出大师们的多面性,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专门注意的。

注释

①陆九渊《与舒西美》,《陆九渊集》卷五,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引皆据此版本)。

②陆九渊《与邵叔谊》,《陆九渊集》卷一。

③④陆九渊《与李宰》之二,《陆九渊集》卷十一。

⑤陆九渊《邓文苑求言往中都》,《陆九渊集》卷二十。

⑥⑦30陆九渊《与沈宰》之二,《陆九渊集》卷十七。

⑧⑨陆九渊《与吴子嗣》之四,《陆九渊集》卷十一。

⑩1112黄庭坚《论语断篇》,《山谷集》卷二十,四库全书本。

13黄庭坚《孟子断篇》,同上。

14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15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0页。

16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十五,第112页。

17黄庭坚《答秦少章帖》之六,《山谷别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

18黄庭坚《与济川侄帖》,《山谷别集》卷十七。

19黄庭坚《与洪驹父书》之一,《山谷外集》卷十,四库全书本。

20黄庭坚《杨概字序》,《山谷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

21黄庭坚《罗中彦字序》,《山谷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

22晁补之《书鲁直题高求父扬清亭诗后》,《鸡肋集》卷三十三,四库全书本。

23陆九渊《与赵然道》之三,《陆九渊集》卷十二。

陆九渊《与程帅》,《陆九渊集》卷七。

25陆九渊《与杨守》之二,《陆九渊集》卷九。

26陆九渊《与严泰伯》之二,《陆九渊集》卷十四。

27黄庭坚《答李几仲书》,《山谷集》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28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2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4页。

31朱熹《楚辞集注》卷一题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32《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8页。

33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山谷集》卷十九。

36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全唐文》卷六五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49页。

37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十二,四库全书本。

39见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

吕紫微》,《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5页。

404143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42陆九渊《与蔡公辩》,《陆九渊集》卷十四。

44陆九渊《与胡季随》之二,《陆九渊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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