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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患者与医生、护士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给医患关系带来很多不和谐的音符，医疗纠纷和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
前几年，一些医院出现了医生带着头盔，手持警棍帮患者看病，虽然其中有一些作秀的嫌疑，但不可否认，我们社会的医患关系正朝着一个极端的方向发展，我国当前医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医疗纠纷也越来越多，2013年统计到的医疗纠纷是7万件左右。
据《劳动报》报道，复旦大学健康风险预警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发布医患关系冲突研究报告指出，仅仅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医患冲突重案数量，10年中增加20余倍。
在326所受调医院中，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
遭遇患者扰乱诊疗秩序的占73.5%，发生打砸事件有143起，占43.9%；
对医院设施直接破坏的占35.6%；
打伤医务人员113人，占34.7%。
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疗暴力事件，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诊疗活动也受影响。
[2]更为离谱的是，现在出现了职业“医闹”，主要是由社会的闲散人员组成，当患者与医院产生矛盾时，那些闲散人员马上帮家属到医院闹事并索要高额报酬，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与此同时，医患纠纷处理主体也由行政向法院转变，随着患方的维权意识增强，患方追求法律途径解决医患纠纷的情况越来越多。
在医患矛盾产生后，以政府为中间人，对医患双方进行协调的机制在处理医患纠纷中起的作用越来越无力，这无疑加大了解决矛盾的难度，同时进了法庭之后使矛盾进一步加大，使社会陷入一个死循环，社会变得缺乏信任。
二、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
（一）患方因素
患者家庭经济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总体过上了小康生活，很多家庭都已经先富起来，但是不可否认，尽管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些家庭处在贫困线之下。
“药熏患女”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014年11月25日，一位父亲因没有钱送女儿去医院看病只好相信偏方用“火熏疗法”帮助女儿治病，最后还是在社会好心人的帮助下女儿才得以送入医院看病。
对于那些特困家庭来说，本来维持一家人正常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如果还要加上足以使一个正常家庭债台高筑的昂贵医药费，那这个家庭就彻底毁了。
在家人得病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病人或者家属难免就会产生怨恨情绪，打击报复医生及医院。
某些患者及家属素质较差。
患者作为医患关系的一个主体，产生医疗纠纷很大方面都是患者及家属的因素。
在关系病人自己或者家人生命安危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冷静下来，一味地推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交了钱医院就应该还一个健健康康的人给他们。
个别无理取闹的患者及家属甚至以讹医院为谋财的手段，借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代名词大打同情牌，以期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从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社会舆论明显偏向患者，国家法制又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医闹往往会奏效，且越闹越多回报，在利益的驱动下，造就了更多的职业“医闹”。
患者维权过度。
我国正朝着法治国家的方向大步向前发展，百姓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这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
然而，由于患者及家属对医生缺乏足够的信任，把医生当作血吸虫，对医生充满戒备和不信任，一有什么状况就威胁要报警。
曾有新闻报道患者在医患双方交流时进行录音或记录的怪现象。
患者认为，这样做一旦治疗中发生什么“意外”，他们手中也就有了“证据”，可以告医生。
[3]这样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困扰和心理负担，使治疗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同时长久下去也不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发展。
（二）医方因素
沟通欠佳。
我们都知道，沟通很重要，一个患者如果没有与医生取得良好沟通，医生就没办法对症下药，一个医生如果没办法与患者进行良好沟通，就可能导致医患矛盾产生。
加强医患间的沟通是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及医护人员利益的重要方式。
但是由于某些医护人员表达能力比较差或者没有在意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认为病人进了医院就得听自己的，跟患者解释了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明白，造成患者极度不满意，在医疗出现意外的时候，家属首先想到的就是医生的态度，马上认定是医生的过错，从而把责任全部推给医生及医院，造成一系列纠纷。
部分医务人员素质较低。
国内一些伦理学者和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是在市场经济下，许多医务人员道德意识退化，人伦观念淡漠，致使出现种种医界的丑恶现象。
[4]的确，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快，但是人民的精神建设跟不上，造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脱轨，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
一部分人道德缺失，为了追逐私利而不顾他人死活，反映到医学方面就是，医生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挟健康以索“红包”、好处费，乱开大处方，与制药方合作共宰患者，造成“过度治疗”，同时也有些医生没有真正为患者做事，敷衍了事。
医疗水平欠缺。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目前医学水平的限制，二是就治医生本身医疗水平的不精，造成诊治不清，抢救不及时所造成。
[5]医学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我们还有很多医学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癌症、肿瘤一直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虽然我们的医学发展很快，但要真正控制这些疾病还需要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由于医院规模的不同，有些医院肯定也存在仪器设备不齐全的问题。
同时，每个医学专家都是从一个实习生开始的，我们没有办法苛求诊治我们的医生都是主治几十年的老医师，而且不同医院的医护人员技术水平也还存在一定差距。
（三）政府因素
政府投入不足。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通过一系列医院改革，医疗机构也逐步由市场掌控，使医院也加入到竞争的行列，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对医疗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6]据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绝对额有所增长，但只占有25%，年城镇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所占比例为40%，卫生费用所占GDP才刚刚超过5%，但美国医疗费用已经占GDP17%。
政府投入不足很大程度影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导致医院逐步从公益机构变成盈利为主的商业机构，患者需要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治疗，在开始就使患者产生不满情绪，为医患矛盾增加了一个不和谐因素。
医务人员的工资也须从医院的利润中划出，在医生工资低的情况下，很难对所处的职业产生归属感，这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自负盈亏的体制使医院的负担加大，进而转嫁给患者。
同时，过多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而小城市及一些偏远地区的资源严重不足，当地人民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不得不进大城市，很多患者涌入大城市，这样又加剧了大城市的负担，使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合理的救治，使得我国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医疗法律存在漏洞。
一是规范医患关系的法规建设滞后，二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常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三是“举证责任倒置”使患方患者和家属权益获得了一定保障，却也给医方更多的束缚。
[7]同时，没有建立系统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医生在没有法律的支撑下，出了责任要自己负责，在患者咄咄逼人的情形下，很难有底气继续开展医疗工作，极大打消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到最后受伤的还是广大的社会公众。
（四）社会因素
社会信任普遍缺失。
医术本为仁术，医生也是救死扶伤的天使。
然而，展望当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成了金钱的关系。
患者作为病人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弱者，先天就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潜规则，导致患者及其家属还没进医院就已经带上了有色眼镜，轻易给医院和医生下了定义，认为医院属于盈利的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医生及护士的每天笑脸相迎则被误解为是索要红包的举动，甚至认为进了医院就要脱一层皮出来。
在医疗出现意外或者人力无法阻挡的事故发生之后，就认为是医院和医生收钱不办事。
在医患双方没有建立起信任的情况下，医患矛盾就会很容易出现。
媒体舆论片面的报道和错误的引导。
网络时代的到来，网民通过互联网可以接触到更多新闻媒介，传媒的竞争无疑加大了很多，有些无良媒体为了吸引网民的眼球就无视作为新闻传播者应有的道德。
在报道医患关系时，为了博取社会公众的同情，媒体就会刻意叙说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悲惨遭遇以及揭露医院及医生的收红包、不作为等道德缺失行为，导致社会舆论一边倒，社会缺乏信任感。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媒介的道德尺度是不同的，但一般来说，媒介的传播应遵循三个道德尺度，即真实、健康、科学。
[8]2014年12月22日发生在西安一家医院的“手术台拍照”事件就是因为媒体的不真实报道，导致医院及相关医生遭受铺天盖地的批判，结果令人唏嘘不已，拍照是取得病人同意的，这就明显违背了新闻传播者应遵循的道德尺度。
三、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
从上文的影响医患关系因素看，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医患双方、社会以及政府共同努力。
从利益角度看，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属于公共利益，要实现这一公共利益可以从利益实现来分析。
（一）强制式的政府机制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在利益实现方式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9]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调控者，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医疗投入，一方面可以减轻大城市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使落后地区的患者得到更快更好的救治，遵循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在不损害其他所有人利益的前提下给予落后地区更多的资源，在缩小大城市差距的同时提高落后地区的满意度。
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医疗保障体系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城乡医疗救助四部分组成。
这决定了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很大的政府投入和多方协调。
健全医疗保障体系，需要医疗、医改、医药“三改联动”，三方面协调运作，保障社会公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同时以医疗保险为基础，以保障基本医疗为重点，以医疗救助和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加强医疗立法。
国家在2002年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医疗事故处理方面的空缺，但是这还远远不足以完全规范当前的医疗纠纷，作为和医患纠纷密切相关的法规，国家应该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在广泛调查、深入论证的前提下，尽快完善我国的医疗事故处理法规。
其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卫生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的卫生法律制度建设基本上体现了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根本目标。
今后应更加自觉地把维护和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立法的根本宗旨。
[5]
（二）美德式的伦理机制
提高患者及医务人员的道德自律意识。
社会应引导公众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患者在与医务人员进行沟通的时候，不应先入为主，要在尊重医生的前提下与医生进行沟通，多站在医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医生的难处。
如果真遇到难以协调解决的医疗纠纷，应该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不能采用如医闹一样的非法手段，这样只会在破坏社会氛围的同时使自己陷入法律的牢笼。
医生作为救死扶伤的天使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让每一个患者恢复健康，不该拿的钱坚决不拿，在患者多宽容、医务人员不收礼的情况下，医患关系一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重建社会信任体系。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一个人、一个家庭是不能构建起一个社会的，同样，建设和谐社会也不是个人的能力能做到的，如果没有每个人的尽心投入，和谐社会只是一句口号。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人人都互不信任，冷漠无处不在，佛山小悦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虽然社会上人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充满爱心的社会，但总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置道德于不顾，破坏社会风气。
只有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在道德机制的制约下，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么
“碰瓷”、“假摔”等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就算法律不惩罚，他们也会食寝不安，社会也将会重现路不拾遗的场面。
只要我们重新建立起社会信任体系，医生和患者能平和沟通，医患关系就不会如此紧张，医疗纠纷也会减少很多，在提升医生效率的同时保障病人的健康，实现共赢。
严格界定传媒的道德尺度。
传媒对引导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有很大作用，自从报道了南京的“彭宇案”之后，社会信任就变得不值钱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成了当今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在医患关系上面，“手术台拍照”也是因为传媒为了吸引眼球，把舆论导向往错误方向引，在没有查出事情真相的时候，新闻媒体直接把矛头指向医生和医院，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所以，作为新闻媒体，一定要坚守真实、健康、科学三大原则，社会公众应该履行好监督责任，在新闻传媒没有遵守时，一致谴责或采用“经济制裁”使之往正常轨道运行。
四、结束语
总之，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医方的责任，又有患方的责任，更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因素。
要想改善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局面，一方面医方的技术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医患沟通还要加强、服务质量还要改善；
另一方面患方还要理智、冷静、信任，要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纠纷，政府也应积极作为，加大医疗投入及健全法律体制，在道德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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