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作战方式探析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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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游击战的概念，刘伯承将其概述为：

“所谓游击战，是使用小的队伍，少至几个，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的。

这些队伍的组成，无论是正规军派出的或是由民众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或者是由这两种混合组成的，通常是在敌人的后方，特别是在广大民众拥护掩护之中，袭击或伏击敌军，破坏其交通与辎重。

其动作方式是机敏灵动，出没无常，尤其小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紧张情况之下，要求游击队长机断专行，独立自立地决定行动。

”（刘伯承：

《论游击战与运动战》，《战术研究资料》1938年3月。

）

按上述概念判断，抗战之初山西战场的第一二九师与日军最初的几次交锋，如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黄崖底伏击及广阳伏击等战斗，均为正规军队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

这是因为：

第一，从参战人数来讲，运动战要求人数较多，游击战要求较少。

1937年11月7日的广阳伏击战，我方参战部队为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当时第一二九师的主力为九千余人，第一一五师主力为一万余人，两师的参战人数约为二万人，符合运动战使用军队数量较大的标准。

夜袭阳明堡机场，以整个第七六九团为参战单位，虽然实施突击的人数为两个连，但算上该团担负牵制、警戒、支援等任务的部队，则参战人数在千人以上。

正太线附近的七亘村、黄崖底等伏击战，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游击战参战人数较少，下限为几人，上限为几百人，而第一二九师与日军进行的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人数都在千人以上，突破了游击战的人数上限。

第二，从参战单位的性质来看，运动战要求为正规军，游击战要求为正规军派出的或由民众政治斗争发展而来的小的游击队伍。

阳明堡机场之战的参战单位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七亘村伏击战的参战单位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黄崖底伏击战主要参战单位为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广阳伏击战参战单位为整个第一二九师，这些参战单位不仅均为正规军，而且还是正规军的主力部队。

如上述的第七七二团，其前身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下辖的第九十二师，该师十年内战中曾在川东创下一个团击溃对方两个旅的光辉战例。

（参见卞之琳：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一年半战斗小史》，明日出版社1940年版，第19—20页。

）

由此可知，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交锋，参战部队的性质为正规军而不是由正规军派出的或由民众自发组织的小股游击队伍。

第三，从指挥方式来看，运动战要求有协调各部的统一指挥，游击战则要求游击队长的机断专行。

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交锋，由于每次战斗，均有警戒部队、预备队等部队，所以涉及到各部队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就需要协调各部的统一指挥。

事实上，这几次战斗都是由团长、旅长甚至师长刘伯承对各参战单位统一指挥，而不是由某支游击队队长独自决定本队的战斗行动。

如1937年11月2日的黄崖底战斗，刘伯承亲自在战地附近的山顶上担任现场指挥。

因此，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概念来看，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战斗，满足运动战的标准，不符合游击战的标准。

另外，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中，刘伯承将运动战基本原则的第二条表述为：

“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

）在总结抗战之初与日军几次交锋的经验时，刘伯承指出，在阳明堡和七亘村两次战斗中，因未充分遵循上项原则，即未“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对日军进行突击，而造成战斗的遗憾，在这两次战斗过程中，战场预留的“预备队结果未使用上，诚为可惜”。

（李达：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9页。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上述几次战斗所作的总结是按运动战来总结的。

据此也可认为，这几次战斗的作战形式总体上属于运动战。

第一二九师在此一短暂时期的运动战，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不矛盾，此说之根据为：

其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游击战作为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此一决定是着眼于整个抗战时期的形势而作出的战略决策。

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即认识到此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以此将战争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防御、相持及反攻。

根据各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确定在防御和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抗日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为游击战，当然也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其二，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教条执行洛川会议确立的作战方针，而是根据战场变化加以调节修整。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该胜利在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及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等方面均有较大的积极影响。

另外，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期间，红军作战比较多地采用运动战，红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比较习惯于运动战，因此向游击战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根据这些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甫进入山西抗日战场的八路军的作战方式进行调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378—379页。

1938年春，日军为进行徐州会战，将华北的主力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中共中央及时抓住这一时机，作出将山地游击战扩展为平原游击战的战略决策：

“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07页。

）抗战进行十个月后，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实际情况，复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修正为：

“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8页。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出：

“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441页。

11月9日毛泽东给八路军规定新的行动方针：

“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要义。

”（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编《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版，第22页。

11月13日，第一二九师在山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确定该师今后的任务为“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即“从红军时代以运动战为主，转到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42页。

此后，第一二九师开始实施战略展开，主力进行分兵，1937年12月，由第七六九团抽调1个连组建汪乃贵支队；

1938年2月，以教导团两个连为骨干组建先遣支队。

自1937年11月到1938年4月，第一二九师共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以此可知，第一二九师是在石拐镇会议后，才开始广泛组建游击队，在敌后进行广泛的游击战。

另外，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一书中，将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这一时期称为第一二九师的大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在总结该时期的工作时该书写到：

“及时地完成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第71页。

），如果把这一时期视为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时期，那么在此之前的作战无疑应为运动战。

之所以说这一时期的运动战含有游击成分，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

其一，相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运动战，抗战之初作战部队人数规模相对较小，红军时代的运动战作战规模多在万人以上，而第一二九师对日军的这几次作战，人数一般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

其二，在阳明堡、七亘村的战斗中，虽然整个团参与行动，但用于突击的力量仅为两个连，其他作战单位担负牵制、掩护、预备队的任务。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的作战方式为正规部队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

二、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采用运动战的原因

（一）运动战更符合当时配合国军进行太原会战的作战需要

1937年8月，日军占领南口和张家口，完成了在天津、北平至张家口一线的战略展开，形成全面进击华北全境之态势。

此后，国民党军队在河北、晋北和绥西作战接连失利，使华北战场的中央防线被日军突破，这样一来山西这一中国华北的战略枢纽，便暴露在日军的进攻威胁之下。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边缘，四面环山，地形险要，为华北地区的天然堡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自此西进可觊觎西安和延安，东进可直下河北及平津地区，南下可逐鹿中原，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具体到抗日战争，“中国军队固守山西，从战略态势上能使河北省境内的日军感受到来自侧背的严重威胁，并牵制其进一步南侵”。

（张宪文：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315页。

）日军为解除沿平汉铁路南下的侧背之忧，须得攻占山西，中国为确保此一战略要地，也须全力防守山西。

这样，中日双方军队围绕山西的攻与守展开了太原会战。

1937年10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了攻占山西太原的作战命令。

参加太原会战的日军部队为：

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半旅；

日军第五、二十师团及第一〇八、一〇九师团各一部和伪满军一师。

日军作战计划为：

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及第五师团进攻太原北部门户忻口，第二十师团等部在占领平汉线上的石家庄后，转向进攻太原东部门户娘子关，从北、东两个方向夹击中国军队，一举攻占太原。

针对日军的部署，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决定在忻口地区与日军进行决战，为此，中国第二战区在忻口集中了中央军、晋军、八路军等约13万的作战部队。

另外，中国第二战区还将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冯钦哉的第二十七路军及曾万钟的第三军部署于娘子关一带，以确保太原东部门户的安全。

1937年10月2日以后，忻口及娘子关的中国军队先后与日军展开激战，此时第二战区给八路军分配的作战任务为“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张宪文、丁永隆：

《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489页。

）即在日军的侧翼与后方打击与钳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国军的阵地防御，以阻滞日军向太原的进攻。

八路军接受上述任务后，令第一二九师一部在忻口战场侧击日军，令其主力“向娘子关东南及以南之敌侧后挺进，积极寻机歼敌”。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第14页。

）第一二九师受命后，积极行动，忻口战场的第七六九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飞机24架，主力于10月20日至28日，连续在正太线附近的长生口、七亘村等地袭击、伏击、阻击日军，给日军以猛烈打击。

10月30日，第七六九团归建后，第一二九师集中全师主力于11月2日至7日在黄崖底、广阳等地连续伏击日军，给日军以较大的杀伤。

这样，在太原会战中，第一二九师较好地完成了第二战区及八路军总部所交付的作战任务。

从抗战爆发至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战场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此时投入山西战场的第一二九师的作战任务为配合国军的正面防御，在敌后侧击日军，目的在于减少国军与日军作战的压力，阻滞日军对太原的进攻。

太原会战中，中日双方投入数十万的兵力对山西进行激烈争夺，装备精良的日军在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以重兵对山西进行猛烈攻击，此种形势下，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如果以数十人或数百人的游击战来完成阻滞日军进攻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

为完成第二战区及八路军总部分配的任务，需要兵力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游击。

事实上，第一二九师采用的也是集中使用兵力的形式。

例如，11月7日，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主力联合阻击日军第二十师团，无可辩驳地属于集中兵力进行战斗。

其它的战斗，虽然有时担任直接突击任务的部队人数较少，但是突击部队实施攻击时“必须有强大的预备队做掩护，以免自己的翼侧和背后遭到前来支援运输队的部队的袭击”。

因此，伏击、袭击日军的战斗，不管是夜袭阳明堡机场，还是七亘村伏击，突击部队的周边均有人数较多的支援及预备部队。

因此，从完成作战任务来讲，客观上也需要第一二九师采用运动战的作战形式。

（二）抗战之初运动战更符合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需要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战争从属于政治，故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

战争与政治的这种关系要求抗日战争须服从中日两国的政治要求。

具体来讲，在抗日战争中，日本的政治目标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中国的政治诉求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和国家于危亡。

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悬殊，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449页。

）另外，抗战之前，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进行了数十年内战，消耗了许多国家力量，这是全面抗战前国内的政治局面。

在上述严竣的形势面前，中国要想求得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唯有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放弃政争，紧密团结，与入侵的强敌日本进行殊死相搏，才有希望避免亡国灭种的悲剧发生。

为此，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1937年第10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当时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及地方的各实力派等接受了中共的上述主张，“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152页。

抗战之初，日军在速战速决作战方针指导下对中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此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首先要做的就是牢固地加强内部的团结，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利益，同时也符合中国各政治派别的利益，如果日本灭亡中国，则中国各方政治势力也势必会被日本逐一消灭。

中国当时这种最大的政治利益与中国各方政治势力的各自利益都要求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事实上，抗战之初国共双方对日作战的配合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晋北的忻口战役，更是国共两军“联合作战的范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抗战之初，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山西正面战场上抵挡日军进攻的国军伤亡很大，压力也很大，迫切需要八路军有力的支援，如果此时八路军分散兵力，采取数百人规模的游击战术，则不会完成阻滞日军进攻的作战任务，对国军正面防御的配合作用也会下降，这势必会影响刚刚建立的合作关系。

因此，根据战争服从政治的原则，政治因素要求参与太原会战的八路军采取集中较大兵力进行运动战的作战方式。

（三）采用运动战是对此前反“围剿”和长征期间红军作战习惯的沿袭

众所周知，抗战之前，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期间，红军所采用的作战方式比较多的是运动战。

经过较长时间地使用，广大指战员心理上已经比较习惯于打运动战。

此外，抗战之初，一些指战员由于抗日心切，加以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认识不足，因而存有与日军打大仗，急于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将日军尽快赶出国门的想法。

抗战之初，毛泽东即认识到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但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向游击战转变，毕竟需要一个过程。

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力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部分红军将领主张打运动战。

太原沦陷后，随着与日军作战经验的积累与战场的实际需求，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心理上逐渐适应了游击战的作战方式，在实际战斗中也逐渐实现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成功转换。

三、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所起的历史作用

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采用了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的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需求，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首先，第一二九师运用此种作战方式较好地完成了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阵地防御的任务，并为维护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抗战之初，忻口战役激战正酣之际，日军凭借其制空权，连续对国民党阵地上的守军狂轰滥炸。

由于日空军的轰炸，每日国军的伤亡都在千余人以上，这对国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第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机场上的日军飞机，破坏了日军空中突击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守军的士气，起到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

第一二九师从1937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在七亘村、黄崖底等地对西进日军的连续袭击、伏击、阻击，歼敌千余人，打乱了日军迂回前进的计划，救出了被围困于娘子关旧关的国民党曾万钟的部队，迟滞日军第二十、一〇九师团西犯行动达一周之久，掩护了娘子关地区国军的安全撤退。

第一二九师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任务的较好完成，使山西战场国民党军队中的卫立煌、曾万钟等部认识到八路军是一支不容小觑的重要抗日力量，并与之建立了较为融洽的合作抗日关系。

这种良好局面的形成，不仅使得在全面抗战之初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亦为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为此后第一二九师实施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及创建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开辟、坚持、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坚持敌后游击斗争的关键在于能否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

在第一二九师进入山西初期，当地的人民群众对其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和认识，许多群众甚至把他们等同于国民党军队。

第一二九师对日军作战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与国军从防守地区连续的溃败所形成的正反对比，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从亲身体会中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他们的依靠，这对第一二九师在太原失陷以后，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总之，第一二九师自1937年9月30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至1937年11月初这一短暂时间内，为配合国民党军队阻击日军对山西的进犯，其作战方式采用的是独立自主的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而非人们一般认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日军进攻山西等地、敌后战场正式形成之前，第一二九师在运动战中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这些胜利为第一二九师随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