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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觉醒了人的意识：
认清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封建礼教束缚下人的贪婪、无情；
看透了看客们以观赏他人生命的消逝为乐趣，最麻木、最残忍的爱好；
体会了陷入无物之阵的苦闷、绝望。
他以讲授历史为手段，怀揣改变国人盲从迷信、坐稳了顺民现状的希望，宣扬“人性、自由、平等”思想，并为之奋斗。
魏连殳进行了三次复仇以反抗社会，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
第一次复仇是作为启蒙者、觉醒者对“看客们“的复仇，“使人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祖母死后，族人聚集了一屋子，商议怎样对付他。
议妥之后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
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的听候消息，等待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魏连殳显然摸透了他们“从四面奔来，拼命地伸长脖子，要奸商这拥抱或杀戮”的看客心里，所以他在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地说完，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的时候，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他用让他们无戏可看，让他们觉得无聊报复他们，让他们失望：
“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
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
看客们看戏般的眼神中，个体的牺牲变得像一出滑稽戏，失去了坚持真理所应具有的崇高感和神圣感。
随着礼仪制度发展的僵化，嚎啕大哭失去了追忆逝者的情感，演化成了一种模式化的礼制需要，变得虚情假意。
魏连殳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他用“不哭”与老例的又哭又拜、念念有词的行为做无言的对抗。
虽然他像一匹受伤的狼一样发出了愤怒又悲哀的嗥叫，但最终他用熟睡拒绝了族人看热闹的愿望。
第二次复仇是对生活中“庸众”的复仇。
“五四”新文化运动关注了妇女、儿童，发现了弱势群体，先驱者以一种人道主义观念看待、尊重他们。
魏连殳也是以老者和幼者为本位，他认为“孩子总是好的。
他们全是天真……后来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
”他尊敬老者、儿童，尊敬所谓的“下等人”，包括房东。
可是他的坚持没有换来对等的结果：
魏连殳在街上看见了一个还不能走路的孩子指着他喊杀；
房东的孙子在他被辞退没有了收入后不仅不吃他的东西而且躲着他；
他被房东嘲笑是哑子、总是低声下气的。
“苦痛总是与人生连带的……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是‘骄傲’与‘玩世不恭’，‘玩世不恭’就是‘专与痛苦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也包括“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
魏连殳因为被自己恭行的的尊重拒绝，继而又因发表文章受到迫害失业，陷入了孤独、困顿之中。
他不愿象吕纬甫一样为了生计而敷衍，他在绝望中愤怒，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向庸众发起了报复：
躬行起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起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他成功地以自己做杜师长的顾问的“升”剥露了许多人的丑相，报复了社会。
第三次报复是对自我的报复。
“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
倘有谁以为那么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在特殊情况下，当一个人无力也无法与压力抗衡时，自杀也是一种抗争，因此能自杀的人有时也不失为勇士。
魏连殳的自我毁灭也是抗争和报复。
“我已经躬行起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
”他的“胜利”在于他用自暴自弃、用直面自身的方式，如他不珍惜钱财，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用庸众艳羡的生活嘲笑、报复了看客们，报复了不理解他、伤害他的所有人。
他如“神之子”一般：
“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待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视他们的现在”，他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因此“快活极了，舒服极了”。
从觉醒到死亡，从希望到绝望，从对看客们痛快的复仇到让他心生痛苦的对弱者复仇，再到躬行自己先前憎恶的一切、对自己展开复仇，魏连殳用自己的生命与黑暗的社会展开激烈的对抗。
他虽然死了，但他永远活在觉醒者的心中，他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张开有力地翅膀，毫无畏惧地在恶劣的环境里飞翔，给人间播洒自由、平等、博爱、反抗的种子，一直鼓励人们前行。
他尽管失败，但其生命的自我牺牲要比苟活者的偷生有价值得多；
他虽然只是散播了星星之火，但终究会形成燎原之势。
因此，他是幸运的。
魏连殳更是不幸的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魏连殳虽然报复了社会，但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他更是不幸的。
魏连殳的不幸表现在他最终也走上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圆圈人生模式。
魏连殳因为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抛弃，走投无路。
（父亲死后，夺我的屋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出外游学奔向现代都市去实现精神的蜕变，成为了现代知识分子。
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S城没有给他提供理想的精神家园，他因为言行古怪被人们当作谈资。
由于祖母的死亡，“归来”寒石山奔丧，被族人们的看客心理、愚昧、贪婪、无情击恼，做出了对寒石山的价值否定，再度“离去”。
但他一直都无法摆脱孤独、寂寞的精神痛苦，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形成了一个“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的圆圈，也是一个从希望到绝望，再从希望到绝望的人生历程。
“自己应当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当时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思想觉醒的根本标志。
”魏连殳不幸表现在他所崇尚的真理，他所信仰的理念都一一破碎。
“五四”时风靡一时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在他的生活中无一实现，要改革中国的愿望被现实击的粉碎，他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孤独者”，在无人理解中孤独地走向死亡。
魏连殳陷入了“无物之阵”中，想要举起投枪，可是遇到的一切都只对他点头，他的投枪投出去也刺不中任何目标。
他想要改革社会，改变的却只是自己。
然而造成这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现状的原因有很多，有社会原因，有自身原因，也有作者的心态因素。
庸众里的狂人
“人们其实并不这样。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你应该将世间看的光明些。
“也许如此罢。
但是，你说：
那丝是怎么来的？
---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
与社会的关系是“五四”时期小说表现知识者的基本模式。
孤独者魏连殳是新文化思想的体现者，是改造旧中国的积极力量，他的思想行为与传统文化坏境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魏连殳的祖母是“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咀嚼的人”，而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余威仍在。
她对于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每一个主动选择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被动屈从。
鲁迅把自己看作是“在转变中”或“在进化的链子上”的历史的“中间物”。
鲁迅的自喻是深刻的自我反观，历史的使命感和悲剧性的自我意识对人类发展的透彻的理解和对自身命运难以遏制的悲观相互交织。
“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的先觉者的自觉，从旧垒中来，情形看的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的叛逆者的自信，与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构成“中间物”的丰富历史内涵。
这一概念的涵义就在于：
他们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并且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存在某种“留恋”------这种“留恋”使得他们必须同时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抗战。
“中间物”意识体现着通过现代意识的觉醒而从传统中分离出来的一代知识者灵魂的某种“分裂”。
正是这种“分裂”使得觉醒者能够跳出古老的生活方式，而又对这种生活方式充满强烈的印象和痛苦，使得他们要创造属于未来的原则，而又不得不把这种内在要求首先通过对旧生活的感受表现出来。
“便是抄写，一个月二三十块钱也可以的。
”“我很诧异了，还不料他竟肯这样的迁就，一时说不出话来。
”对于“我”和魏连殳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教书不仅仅是一个赖以存活的啖饭之道，更是一项最宜于实现自身社会价值、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角色定位最相配的人生事业。
但由于生存的需求不得不迁就于现实，继而做了杜师长的顾问。
这种形式的身心分裂给处于生存困境的魏连殳提供了保全自己精神信念的条件，但也预示了卸却精神重担之后，他难免于消沉和毁灭的人生前途。
鲁迅小说中兼有改革者与普通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精神战士就是“中间物”，而《呐喊》《彷徨》的精神线索即表现他们的孤独、悲愤，由爱而憎，终至于复仇的心理过程。
孤独者魏连殳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一样经历了从自我的觉醒和传统的分离开始，经过对现实社会结构和传统伦理体系的观察、反叛和否定，最终又回归到自我与现实的传统联系之中的过程。
同他们一样也与强烈的悲剧感伴随着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
小说通过“我”和魏连殳的三次对话以及书信往来，用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的态度回顾了魏连殳走过的道路。
“我失败了。
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是真是失败了。
”“自己不配活下去，别人呢？
也不配的”。
”“那么请你忘记我罢。
”“但是现在忘记我罢；
我现在已经好了。
”魏连殳在当了杜师长的顾问之后，反复诉说自己的失败，认为自己不配活下去，请友人忘记他，都体现了他对历史进程和新的价值标准的深刻理解以及意识到自身与这一进程和价值标准背离的心里矛盾。
鲁迅曾说孤独者“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
”小说在表现魏连殳孤独和决绝方面有很大的残酷性。
一方面不断地割断他与世界的情感关系，不断地强化两者之间的敌对关系，体现孤独的历史处境和面对这种处境的决绝战斗态度；
另一方面将他由困境推向绝境，让他在无路可走中挣扎，在挣扎中体验更惨痛的绝望：
意识到自身与传统的联系和与未来脱节的悲剧精神。
孤独者魏连殳也具有历史中间物对“死”（代表过去、绝望和衰亡的世界）和“生”（代表着未来、希望和觉醒的世界）的人生命题的关注的精神特征。
把“死”和“生”看作是互相转化，而非绝对对立的两种人生形式。
“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的结构体现了深刻的哲学意味和象征意义。
“以送殓始”意味着祖母的死并非一个生命的终结，而是以“死”为起点的一个旅程的开始。
祖母，作为旧生活的阴影，象征着魏连殳与传统割不断的联系。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魏连殳最终也无法摆脱“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子咀嚼的人的一生”的命运之圈。
生者无法超越死者，他生活在现在，又生活在过去；
死者无法被真正埋葬，她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现在。
生者与生者的隔膜映衬着生者与死者的联系，生者与死者的联系决定着生者与死者的隔膜，孤独者的心里内涵隐藏在这联系与隔膜中。
魏连殳的大哭是给死者送葬，又是为生者悲悼；
而他死后的冷笑既是对过去的生者的嘲讽，又是对现在的生者的抗议。
生者与死者“死一般静”中变得无法分辨，而“我”却在无声中听到了过去的生者的狼嗥和现在死者的冷笑，于是挣扎着、寻找着走出死亡陷阱的路。
“以送殓终”也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的开始。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关底下。
”鲁迅沟通了死与生的界限，把绝望、虚无、悲观与希望、信念、乐观糅合在一起，揭示了“绝望之位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道理。
同样地，魏连殳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具有以乐观主义为根本的“悲观主义”的认识。
他相信人类社会无穷进化，却又否定“黄金时代”。
“现在的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罢了。
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到将来有这样的时候。
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
”这种“悲观主义是一种实际的感情。
在这种悲观主义中清澈地传出他对当代的蔑视与否定，对斗争的渴望与困恼。
由于感到孤独、感到软弱而发生的绝望。
”这种矛盾是人的存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与人的存在俱来的悲剧。
一方面不能不与他人发生联系，人渴望与他人的联系。
另一方面人又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与他人的联系中难免成为他人的傀儡。
魏连殳以严冷表现火热、以憎恨表现挚爱、以复仇和毁灭表现内心极度的悲哀。
他内心的热爱和悲哀隐藏在“冷冷的”外表中。
小说反复描写魏连殳“素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神态是“冷冷的”，说话显出“词气的冷峭”，走路仿佛悄悄的“阴影”。
他生前的笑是“冷冷的笑”，即使死后口角间也“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这种悲愤到令人窒息的“冷”却源于他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对群众的爱：
常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祖母、很亲近失意的人、一见孩子却不像平时那么冷了。
这种深沉的爱更体现在他自觉地承受着那些不自觉地在受苦的群众的痛苦，这就更使得他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包含着比他个人的不幸命运远为深远的历史内容。
“忽然，他留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了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狼嗥般的哭声中不仅包含了他悲哀、痛苦的情绪，更有他改造社会、挽救群众愿望被群众冷漠、敌视的伤悼和从中产生的憎恨和复仇情绪。
自我形象的投影
社会生活作为文学的源泉不会自动流溢出来变成文学作品，它必须经过作家的开掘、吸取、过滤，最后才能成为文学作品。
在这里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心态就直接作用于创作过程，从而影响作品的面貌和作品中的人物。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曾不假思索地说“其实那是写我自己。
”在许广平的回忆中，鲁迅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团黑”。
而“一个短小瘦削，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的魏连殳在外表上也给人相似的感觉。
鲁迅作为20世纪初现代中国铁屋子里为数不多的觉醒者，将他的困惑和内心的冲突投影到魏连殳和“我”的争论中，进行双重自我的交流，体现他当时内心的挣扎。
出身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鲁迅自小就接受了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
家道中落、父亲生病、求医问药、遭受白眼、饱受冷落使他从记事起就懂得了人间冷暖、世间沧桑。
他成长和生活的时代，是封建主义渐趋没落，民族资本主义渐渐兴起和发展的时代。
他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诞生。
封建统治者最后的挣扎、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灾难使他忧痛、哀伤。
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在获得新思想的同时体会了国人的愚昧、麻木，开始了潦救国人的一生。
生理的变化会促发心理的变化。
苏珊·
桑塔格认为病人不仅得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而且后一种痛苦比前一种痛苦更为致命。
对于作家而言，由生理上的疾病而生的“疾病的引喻”通常会在作品中或隐或显的体现。
据日本学者统计，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对自身疾病的记载每年基本都在20次以上，最多的1936年甚至达到117次。
“一部《鲁迅日记》也包含了一部鲁迅的病史。
”中国学者如是说。
因此，在研究鲁迅的作品时，我们不能忽视病痛对他作品的影响。
桑塔格认为对付疾病的办法就是扫除包括疾病的隐喻在内的病之观念，通过文本揭示疾病的隐喻并借此摆脱这些隐喻是正确的方法之一。
《孤独者》写于1925年鲁迅发病的时间。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疾病参与甚至进入了鲁迅的创作。
对抗疾病的最好的办法是精神上不把疾病当回事，在生活中鲁迅就是这样做的。
“我其实无病，自这几天经医生检查了一天星斗，从血液以至小便等等。
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睡觉太少之故。
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
”“病甚沉重，医生有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
”鲁迅一方面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病重，所以频频奔走于医院。
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其实无病”。
一方面意识到不喝酒、少吸烟、多睡觉对自己的病有好处，另一方面又置之不理：
”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
”在病和无病之间，鲁迅的精神对抗着身体，身体也对抗着精神。
他无病的自我遮蔽总被病的真是所冲毁，他不愿面对病的真实，时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遮蔽。
魏连殳本身就生着病，而且同样置病不顾，最后死去。
疾病显然以情节存在的形式参与了创作。
文本凸显了魏连殳精神与身体间的对抗，是关于疾病的隐喻。
他在陷入困境后，多次出现了“我还要活几天”的声音，“活着”就是身体的保存。
而后来他去当杜师长的顾问，是精神向身体的妥协，因此他发出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了”的无奈之声。
继而又通过折磨自己的身体来对抗精神的失败，最后走向死亡。
身体不能摆脱精神的纠缠，精神又何尝能孑然独立，精神出卖和抛弃甚至鉴赏身体也必然使自身彷徨于无地。
魏连殳虽然用身体强烈挤压着精神，但他最终寂灭了，因此他“合了眼，闭着嘴，口角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这可笑的尸体”，“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终于挣扎出来了。
”虽然魏连殳死了，但终于获得了解脱。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月光底下。
”鲁迅揭示了个体疾病的隐喻并且传达了摆脱这种隐喻的一种可能。
“善于感激。
是于自己有害的，使自己不能高飞远走。
我的百无所成，就是受了这癖气的害。
”“所谓‘自己’，就是指个人的‘自己’，不是指我。
无非说凡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
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
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
譬如，我有时很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
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这种心存感激去给予回应别人对自己付出的爱的人生体验在20年代中期强烈地涌动在鲁迅的意识中，挤压、折损着他的生命，也真实地表现在《孤独者》中。
“忽然他留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魏连殳的眼泪是祖母的爱长久压抑了自我之后愤懑的释放。
祖母是“极其爱我的”，通过做针线“养活我，管理我，爱护我”，后来即使“我”疏远她，她也依旧爱“我”，直到父亲去世，直到“我”进学堂，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直到她生病实在打熬不住了。
祖母的爱是孤独而持久的，而它成为了魏连殳生命的束缚与困扰，成了魏连殳把自己裹在里面成为“独头茧”的“丝”。
“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所挂碍的男儿。
”鲁迅的生命困顿源于爱，而《孤独者》正是对爱的付出感到了困惑。
“你现在对于我说的话，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
”魏连殳认为孩子是好的，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他亲近失意的人；
他尊敬房东一样的老者，可是当孩子指着他喊“杀”，房东嘲笑他的现实把他的爱的付出撕得粉碎。
而祖母的死让他理解了祖母的爱和孤单，理解了人生，了解了自己。
他采用了与祖母不一样的应对，他用“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对抗着人生的残忍，却意外地得到了某种尊重，这是对于人生、对于爱的反讽。
在魏连殳的形象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范爱农和绥惠略夫的影子。
“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
”范爱农从日本回到故乡，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自容，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
辛亥革命后到鲁迅任校长的师范学校做监学，鲁迅到教育部不久，他遭斥逐各处漂浮。
在一个风雨之夜沉水身亡。
范爱农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在鲁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想象，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
”“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象。
”绥惠略夫的一个特点,便是对于社会的复仇,“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
这苦楚,不但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的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绥惠略夫在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也如同对于幸福者一样对不幸者们宣战了,一切都破坏,这就是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
魏连受也曾长久地生活在追蹑里,因而“看得间太坏”。
他报复一切伤害过他的人,包括他最喜爱的孩子。
在创作《孤独者》的时候,作者自己就正生活在追蹑中,受到黑暗的包围和迫害。
因此，是长久以来留在鲁迅记忆里的中国改革者的遭遇以及绥惠略夫的命运,契合了作者当时境遇里的感触,激发了创作《孤独者》的动机。
鲁迅将自己的感触与情绪,渗入了揉合着范爱农与绥惠略夫的遭遇与个性的魏连殳的性格,塑造出一个在中国“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的孤独者的形象。
孤独者形象是鲁迅对中国现代进步知识分子独特社会群体的艺术加工和真实写照。
他们多具有新思想和强烈的爱国思想，主张改革，坚守高尚的理想，反抗不合理的社会旧秩序，揭露黑暗统治。
只不过因为他们生活在充满冷漠的病态社会，生活在充满劣根性的国民中间，尽管他们无畏艰险，与社会上的陈腐庸俗作斗争，但无法唤起普通民众的觉醒，最终走向彻底的孤独和理想的破灭。
虽然“孤独者”失败了、过去了，但他们身上的精髓却永远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和延续。
当代知识分子无须担忧环境和社会因素的阻碍和干扰，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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