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考试申论议论文写作专题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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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国内富豪对奢侈品趋之若鹜时，国外的不少富豪却为我们树立了财富观和社会责任的榜样。

富可敌国的比尔·

盖茨，个人生活节俭，但却立下遗嘱：

将自己98%的财产全部留给以他和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据报道，自1998年以来，盖茨已经捐赠或承诺捐赠的现金达256亿美元，占其所有财富的60%。

　　恃富而奢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目前我们国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

当富豪们花费巨资追逐珠宝、香车时，全国尚有数千万人挣扎在贫困线上需要帮扶，还有数以万计的孩子因缴不起学费而难圆上学梦。

这种贫富悬殊无疑是最不和谐的现象。

　　3.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署名为宋福范的文章，分析了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邓小平曾指出，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文章提出，要着眼于避免出现邓小平担心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文章指出，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是一篇研究邓小平晚年关于中国发展思路问题的重要文献。

理解和把握这篇谈话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对进一步理解邓小平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章指出，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深刻分析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以后，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对我们新世纪新阶段确立新的发展思路有重要启示。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分配问题搞得好不好，确实是一个与发展经济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

“这个问题要解决。

”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

”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文章强调，着眼于避免出现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探索，必须根据中国社会已经走出温饱阶段的实际，在继续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但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

这一情况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恶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

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

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我国基尼系数2006年已经达到0.496，这两年达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超过0.5大概不算高估。

统计显示，我国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5.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所存在的诸多不公平现象，直接导致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这种差距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都有明显的表现。

　　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

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

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4.88:

1。

另据北京市朝阳区统计局2007年4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朝阳区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如金融业，职工年均工资213391元;

工资水平最低的行业，如服务业和其他行业，职工年均工资仅为20194元，工资水平最高与最低的行业之间差距为10.6倍，而2004年同期这一比例是8.4倍，行业间差距同比进一步扩大。

垄断行业占有的是国家资源，享有的是国家所授予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特许经营所得本该通过税收上缴给国家，但由于目前的市场和分配双重机制的不健全而造成行业差距扩大。

据有关部门测算，在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中，有20%是由垄断行业带来的。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

但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是依然很大。

2006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最高（上海20667.9元）和最低（新疆8871.3元）的省份（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2.33倍。

同一时期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上海9138.7元）和最低（贵州1984.6元）的省份之间差距已扩大到4.6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6年（11759.5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3.28倍。

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水平。

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高低各20%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21.5倍，而城乡居民高低各10%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达55倍。

　　6.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确实比较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李迎生称，基尼系数超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同时，将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不能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李迎生教授称，要做调整的话，就要考虑不能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制度上国家可用所得税、遗产税等调控高收入阶层，出台政策引导高收入阶层更多投入于慈善和公益事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阶层生活，促进低收入阶层就业、提高收入，加大公益事业发展。

这样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7.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表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造成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人需要消费，想消费但无能力消费，这才是国内市场消费比例甚低，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国金融的独立性，这次危机本不应对中国有较大影响，但是因为我国产品市场对国外的过度依赖，房地产泡沫比较严重和收入差距过于悬殊，造成了危机影响的放大。

因此，应对经济危机，一定要关注和重视这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要重视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过大问题。

我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9.7%，2000年发展到30.6%，2005年猛增到63.8%，2007年进一步增长到66.9%，中国外贸依存度已超过8个工业发达国家和两个发展中大国。

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过大，当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到国外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时，产品的出口必然萎缩，危机必然来临。

根据对沿海地区一些企业的调研，出口订单减少，利润明显降低，生产越多越赔钱已经广为发生，浙江、广东一些企业关门、停产无不与此有关。

　　其次，是要重视房地产泡沫问题。

由于房价的快速飚升，使住房价格远远脱离了广大百姓的收入水平，造成“刚性需求”者对住房购置的可望而不可及。

另一方面，由于房价升值快速，住房成了最好的投资品，在海外热钱、山西煤老板和温州炒房团的推动以及开发商的炒作下，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越积越多，房价极度高企。

金融危机到来后，炒家停止了购房，居民需房又买不起，于是造成2008年下半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城市住房市场明显滑落。

房地产是社会消费的龙头产品，当房地产销量迅速下滑后，同国民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钢铁、水泥、建材和诸多家居产品等60多个产业必然市场萎缩。

　　第三，是要重视收入差距过于悬殊问题。

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金的66.4%，而2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从消费零售额看，2007年县和县以下10亿人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仅占GDP总量11.7%，而县以上城市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25.5%，按人均计算，相差10倍左右。

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造成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人需要消费，想消费但无能力消费，这才是国内市场消费比例甚低，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8.加拿大中国研究学会会长耿庆武在其著作《中国不平衡经济发展》出版座谈会上表示，中国大陆经济分配不均问题的症结，在于区域发展程度的快慢不一。

当前中国大陆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七的贫富不均由地区差异造成。

　　在耿庆武看来，被外界视为极为严重的中国大陆人口间的贫富不均现象，应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可接受”程度。

　　这位经济专家进一步表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现今中国大陆的分配不均现象尚不足以威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存。

　　他认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需两个层次：

即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中国大陆本土的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区间的经济差异问题，而应将各省区间的贫富不均、城乡差异与扶贫等问题，视为地方性问题，责成各级地方政府负责调查、处理。

　　谈及大陆富人太富的因应之道，耿庆武认为，应尽快建立健全全国性的个人与公司所得税征收制度，并加强优秀税务缉征人才的教育与培养。

据其介绍，中国大陆最富的百分之十人口的收入所得占全国比重三成多，竟高于世界首富——美国。

　9.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

“我们总是在提倡提高收入，但却没有重视降低支出。

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的CPI中，也没有将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列入监测范围，这样，尽管CPI上升幅度不大，老百姓却因教育和医疗等支出而感到贫困。

　　零点的调查是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8个大中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等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进行的。

根据调查数据，袁岳将城乡贫困人群的现状概括为“教育费、医疗费，支出没底;

缺技术、缺机会，脱贫无路”。

　　在调查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

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元钱，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10.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看着自己手中不到3000元的工资条，小王还是忍不住看了一个朋友放在桌上的工资条。

这一看不打紧，差点把她自己吓了一大跳：

23187元!

　　小王是广州一家公司的财务人员，尽管事先已对同事之间的收入差距做好了充分准备，她也早就听说公司里的业务员以及高层主管的工资会比她们这些普通职员高很多，但摆在眼前的事实还是令她震惊不已。

这还只是在一个公司里的差别，如果和广州最低收入作对比，数字恐怕会更加惊人。

　　其实小王这样的例子，在城市里几乎俯拾皆是。

北京有媒体报道说，一位刚参加税务稽查工作不久的职员，在完成对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的稽查后着实被刺激了一把。

“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这家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

”他感慨地说。

　　“报纸、杂志上每天都在叫嚷着，城乡收入差距太大了。

”家住番禺的陈先生说，其实相对城乡差距，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应该受到关注，“我们这些低收入群体，现在几乎都快成了城市贫民!

　　他告诉记者，每月拿着不到2000元的工资，却得付出与中高收入群体同样多的城市生活成本。

“租房、交通、医疗，没有一样是便宜的，如果住在农村，能省就省，可是在城里，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节约的!

真不敢想象，将来买房的话，日子该怎么过。

　　11.在政协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期间，赖明常委指出，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致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赖明做大会发言时指出，现在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

1扩大到12.66：

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

1扩大到2008年的3.31：

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

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高达10倍。

　　赖明常委分析了导致差距扩大的原因，国有垄断企业地位的增强，压缩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政府实际收入较高，企业负担重;

税收逆向调节，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比重由10年前的49%增加到60%;

一些宏观政策也有待调整，东西部价格“剪刀差”使中西部获得公共设施投资少。

　　为此，赖明常委提出，要调整初次分配，制定反垄断法配套法规，清除企业进入市场壁垒。

解决商业贿赂问题，建立可行的劳资利益谈判机制。

　　要强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要大力压缩行政开支，尤其缩减是占财政的30%以上“三公”支出。

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调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减少企业负担。

此外，还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赖明常委认为，还应推进社会三次分配，积极发展100多万家慈善机构的发展。

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实现在城市就业农民工的稳定转移，加快宏观产业调整，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12.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林德山说：

“公平正义是一个客观的社会问题，国外一些执政党也会从社会政策上、公众利益上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方面没有什么政治禁忌。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

分析家们把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视为“矛盾凸显期”，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多发多样状况，如果调处不好，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

　　国外执政党里很重要的就是社会民主党，它是西方政治派别里代表广大民众的一个主要政治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的西欧社民党在逆境中加大反思力度，总结成败经验教训，兴起了新一轮改革浪潮。

　　在基本价值体系方面，西欧社民党革新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认为在分配方面过分强调追求“结果平等”已经过时，“新公正观”应首先强调“过程的平等”和“起步条件的平等”。

　　林德山说，执政党立足于各自的社会现实作出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不会照搬照抄西欧社民党的做法和措施。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要研究借鉴西欧社民党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整个制度价值趋向和政策安排，这里既有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许多相似性。

　　林德山说，中共关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世界经验，近些年，中共每年都要与包括国外共产党、西方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在内的众多执政党保持频繁接触，以丰富自己的执政思想和解决公共利益的经验。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今年早些时候执笔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包括“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在内的“机会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这个“结果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指出，受教育机会、健康机会、迁徙机会、进入市场机会等等机会不公平，主要是社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以及一些腐败现象造成的。

　　13.谈到收入，许多人讳莫如深，特别是深处垄断行业。

　　记者颇费周章找到小云，她在某直辖市一家国有有线网络公司任部门经理，这家企业经营着整个城市的有线电视业务。

她透露，目前自己的年薪在10万元左右。

所在公司基础员工的年薪约为5万多元。

　　唐先生在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工作14年，是一名中层干部。

他不愿意说具体的年薪，只是承认在10万元以上。

而电力公司的其他补贴似乎更有吸引力。

比如说，公司不分房，但是有房补，这些年累积的房补已超过40万元。

　　垄断行业高收入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中国各级政府曾在大约30个产业分别设置了程度不等的进入限制，部分企业由此获得了大量垄断性暴利。

虽然近十年来，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产业和市场领域要对私有企业开放，但实际进展并不顺利。

与此同时，某些企业拥有很大的市场权力，而当局的反垄断执法不力，甚至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以上种种，都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这样明显的事实面前，把我国收入差别的严重扩大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显然是做错了诊断。

至于不是把缩小收入差别的文章做在铲除腐败、消除垄断上，而是做在限制合法收入上;

不是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而是对准企业家、经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则完全是开错了药方。

　　14.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国外已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国内也有不少研究。

其实税收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调节收入差距，缓解初次分配中难免出现的社会矛盾。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缩小居民差距能够起到显著成效。

加拿大1974年纳税人的税前基尼系数为0.38，税后基尼系数降低为0.34;

到1993年，纳税人的税前基尼系数为0.37，税后基尼系数降为0.33;

英国家庭原始收入基尼系数为0.53，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

　　当前，政府“二次分配”作用的弱化，主要体现在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机制不健全;

“偷、漏、逃、抗税”严重，对非法收入处罚乏力;

在税收收入连年大增的良好环境下，我国税收流失额也在趋于扩大。

据专家保守估计，2004年我国税收流失额至少4500亿元，税收流失率在15%左右，这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更为严重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本来的作用是要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但在我国却在一定程度存在着“逆向调节”的现象。

通常情况下，少数高收入者缴纳税收应占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部分，如美国1991年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比重在80%以上。

但在我国，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高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收难以有效征收到位，而个人所得税起点偏低使得大多数人成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最后导致一个现象就是，按照国际惯例不该交税甚至应该成为政府补贴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为了交税主力，而本该成为交税主力的高收入阶层却往往成为漏税逃税大户。

　　针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应该适时开征遗产税：

　　遗产税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征收起点较高，征收对象主要是高收入者，是抑制“富人”代际转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有利于减小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此税。

目前，我国初步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一些有利条件。

我国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个人死后的财产继承，给出过相应的法律规定;

经过二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富豪;

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资产评估人员，积累了一定的财产评估经验。

尽管如此，许多人认为现在开征收遗产税没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富豪还很年轻，将征收不到多少税金。

然而，从政策学角度出发，一个政策出台的最好时机通常是对当时的社会与经济活动不带来明显冲击的时候。

现在出台遗产税不会引起社会的震动，所以它反而是一个较好的出台机会。

（二）申论要求

　　一、根据材料反映的问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2.总字数1000—1200字。

　　（三）参考答案与思路点拨

　　参考范文一（1054字）

　　保障社会公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但是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都有明显的表现。

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公平的实现，缩小收入差距刻不容缓。

　　思路点拨：

　　本文开头采用转折递进的写作策略，先肯定成绩，再点明问题的表现——收入差距问题严重，指出解决该问题的紧迫性。

　　收入差距过大与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是相背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发展的成果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收入差距问题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而且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复杂的，腐败现象和垄断行业的大量存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税收调节的力度不足等等都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

　　本段承接上文，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影响内需和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三个角度详细阐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性，然后简要分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为下文提出对策提出“标的”，使对策的针对性更强。

　　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首先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把蛋糕做大，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这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宏观保证。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许多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才能解决。

　　其次，要调整初次分配格局，制定反垄断法配套法规，清除企业进入市场壁垒，打破垄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