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电影体制改革成效分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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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的“二?
八”优惠政策不包括制片厂，该文件甚至还明确规定，所留利润“不得用于电影制片厂的基本建设”。
制片厂的利润与发行放映公司相差悬殊，以致形成相互之间巨大的矛盾。
旧有体制的弊端第一次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面前暴露出来。
）为解决这一矛盾，文化部于１９８０年以第１５８８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且规定了按拷贝基数上下浮动１０％的结算办法。
这样，制片厂的产品销售可以说是多少与市场有点挂钩了。
①（这个结算办法是根据全国历史平均值规定发行公司所购国产故事片拷贝在９９～１２０个之间时，按每个拷贝９０００元结算，而在此限之外，则统一按每部影片９９万元结算。
也就是说，影片卖给中影公司的单价高不过１０８万元、低不下９０万元，上下限的严格规定，平均起来比原来规定的９０万元高了十多万元。
）二是，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全面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电影业被规定为企业性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通过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实现生产利润，并交纳大小十余项税。
并从１９８５年起，在维持了３５年一贯制的０２０～０３５元人民币的电影票价后，国家开始允许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
三是，１９８７年前后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改革。
１９８６年１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
但由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致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
１９８７年实行了新的发行办法，按照广电部１９８７年第９７５号文件，放开制片厂和中影公司拷贝结算的上下限，并提供了代理发行、一次性买断和按比例分成等多种结算办法，到１９８９年，虽又回到了按拷贝结算的模式，但却把每个拷贝的单价从９０００元提高到了１０５００元人民币。
总之，这一时期，拷贝量成为制片厂与发行放映业之间一切利益矛盾争论的焦点。
由于所有这些举措都没有突破集中管理旧体制的束缚，都是在原有计划体制框架下进行的某些修补式的改良，这就使得电影业的总体进程与发展中的电影市场和大文化市场的差距越拉越大，以致造成了整个电影业在蹒跚中前行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这一时期可被称为“电影体制的全面改革时期”。
由于１９９２年底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所以１９９３年开始的电影体制改革就是真正触动原有电影发行体制的全面改革。
１９９３年广电部发布了《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电部１９９３年３号文件），１９９４年广电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广电部１９９４年３４８号文件），１９９５年广电部发布了《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１９９５］００１号文件），这三个权威性文件的发布启动了中国电影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①（１９９３年，当时的广电部经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发布了《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电部１９９３年３号文件），其核心是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将国产影片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改为自主发行，打破了中影公司的垄断，这使制片厂拥有了向国外发行自己影片的自主权，同时３２家省区市级电影发行公司获得了影片发行权。
这是改革的第一步。
１９９４年，广电部发布３４８号文件，明确从１９９５年１月起，各制片厂可以向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使改革向纵深推进了一大步，从而打破了中影、省级发行公司的垄断，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竞争局面。
这是改革的第二步。
１９９５年，广电部发布《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明确除原来国务院批准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制片厂外，无权独立拍片的各省、区、市国有电影制片厂也有拍片权，同时任何社会法人组织只要投资额占到７０％以上，即可与制片厂共同署名“联合摄制”影片。
此举大大拓展了制片厂拍片的筹资渠道，调动了社会各界投资拍片的积极性，也为一些有志电影制片业的人才提供了天地。
这是中国电影改革的第三步，为制片业的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
转引自连子强《中国电影业山雨欲来》，《中国电影市场》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以后，１９９４年的“引进分账大片”，１９９５年的“影视合流策略”，１９９６年的“电影精品战略”、“农村电影放映工程”，２０００年的“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２００２年的“院线制”等重大举措的实施都是对以上三个文件的强化和补充。
另外，还有在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２年先后两次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也在规范、启动和引导电影市场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一变革，将中国的电影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向了市场经济体制。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电影机制同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电影在中国大地上再次被推到了市场的前沿。
制片、发行、放映企业都要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个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这一时期可被称为“全面开放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出台都旨在建立适宜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实施加快开放的主动策略，以更好地吸引各类资本进入电影业。
如２０００年开始进行的“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２００１年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的实施细则以及随后２００２年“院线制”改革的推行实施、２００１年摄制电影单片许可证的更为放宽、２００３年ＣＥＰＡ的签署及《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２０号总局令的出台，以及更为开放的准入制度———《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４３号总局令的出台等，对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的资格准入，对于外资、港资进入中国电影业，对于调整电影审批制度等做了许多更加有利于电影业发展的新调整，这些都再次为电影业的放开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政策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进程。
２００４年１月，广电总局又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形势下电影产业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
２００５年，根据中办发［２００５］第２５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的精神，要求广泛开拓海外电影市场，加快“走出去”步伐。
并依照国办发［２００６］第８８号文件《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若干政策的通知》的精神和优惠政策，国产电影的“走出去”工程开始启动。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国家针对文化企业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中若干税收政策的问题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如财税［２００５］第２号文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电影管理条例》（２００２年）中的规定等。
总之，中国的电影业在一系列的体制变革中，在动态化的重新组合与调整中，开始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挑战。
整个电影行业的经营格局、生存状态、组织方式、供需情况也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而在这一变化中，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业已逐步由转型期的混乱无序开始走向规范有序，由萧条沉寂开始走向回暖复苏，由有限开放开始走向全面开放。
二 各阶段分析及其改革成效第一个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７９）转折期的中国电影业从体制改革入手，重整电影发行放映事业是这一时期的重点。
①（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４５～５２页。
）首先，中影公司恢复了对全国上映的影片节目进行管理和拷贝供应的计划，重新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财务统计制度，恢复了四项业务计划指标———放映场次、观众人次、放映收入、发行收入的制订工作。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日，国务院批转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国发［１９７９］第１９８号文件），这一文件的实施使得被破坏了的电影发行放映网得以恢复发展。
文件不仅确定了中影公司是领导和管理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业务专业公司龙头老大的地位，还在财务管理上规定，加强必要的集中同时扩大地方财权，发行收入的７０％上缴中影公司３０％留给各省级发行公司。
实行利润留成办法，各省级发行公司发行收入利润的２０％上缴各级财政，８０％用于发展电影发行放映事业，不得用于其他方面（此政策简称为“二?
八”政策）。
这一时期的方针政策是：
城乡兼顾，重点抓农村。
在农村，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重点抓好普及的业务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８亿农民看电影的问题上。
在执行１９７９年第１９８号文件后的４年内，据不完全统计，中影公司从利润留成中每年下拨１４亿元，用这合计５６亿元的资金，新建、翻建、维修和改善电影院（影剧院）的设备近２０００座，并且修建了部分公司的业务用房、影片仓库和职工宿舍等。
此外，中影公司还从利润留成中拨出１１亿元，补助内蒙古、新疆、青海等１１个老少边穷地区，解决了那些地区部分人民群众长期看不到电影的问题。
各省、市、自治区公司也从各自的利润留成中提取了发展生产基金约４亿元。
这一时期的市场状况良好，由于大量“十七年”的解禁影片（占８０％以上）分几批再现银幕，使得许多影院场场爆满。
这期间，农村电影放映队也异常活跃，各区县电影管理站相继改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形成村村挂银幕的现象。
在管理方面，这期间在文化部电影局的统一指示下，首先清理了一些为“四人帮”服务的影片，又复审、恢复了一批“文化大革命”时期禁映的影片。
之后，又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和规定，用以整顿和加强故事片创作生产的行政管理。
①（《北京电影录》，北京电影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５２、５４、５５页。
）这使得故事片创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其次，调整了摄制机构。
其一，为加强对中外合拍影片的管理及配合外宣的需要，１９７８年组建了南海影业公司；
１９７９年７月合拍公司成立；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日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改建为青年电影制片厂等。
其二，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除恢复、充实了一些老厂的力量外，还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在１２个省区市自行投资组建了小而全的制片厂②（这１２个省市是云南、甘肃、河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山西。
），形成了遍布全国各主要省区市的故事片生产基地。
其三，到１９８０年，确认经国务院认可的电影制片厂为１６个③（这１６个制片厂是：
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云南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
），它们由文化部下属的电影局直接领导。
其他电影制片厂（即省办厂）归各地方文化局领导。
在制作上，电影创作开始得以恢复发展。
１９７９年被称为是故事片创作的转折年。
电影创作人员摆脱概念化的创作模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摄制出了一些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影片，银幕形象开始真实化，这一转折是由几部反映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影片开始的。
如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大河奔流》还首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形象，以及彩色故事片《归心似箭》、《小花》、《樱》等。
第二个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９３） 修补式的改良时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改革，重点在于修整电影放映网，改善农民观影条件，增加发行放映收入，促进农村电影市场的发展。
８０年代中期的环境情况是：
录像业兴起，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兴盛，电视业普及，中外电视剧如雨后春笋使得电影观众大批流失，仅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１年内电影观众就减少了５２亿人次，电影制片创作迅速地向着娱乐片类型转化……这都预示着中国电影在总体结构上将出现大的转型。
电影市场在１９８６年之后进一步萎缩，全国１／３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北影”、“西影”、“峨影”和“上影”先后负债累累，生产难以为继。
１９８７年３月，中影公司又在全国城市影院改造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改造城市影院”的发展战略。
此后，全国影院改造开始向着“四化”标准（软席化、氙灯化、空调化、立体声化）和多种经营模式转化。
在改进全国电影发行工作方面，以打破拷贝计划供应为起点，将拷贝供应由中影公司统一安排改为由各省、市、自治区公司根据各自市场的需求量订购，这样既节约了开支又提高了单拷贝的使用率。
伴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步骤，电影企业为进一步挖掘企业的内在动力，当制片厂在获得了版权所有权及改变了与发行公司的结算办法后，便开始向开放型的生产经营模式转化，逐步实现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生产经营型转化→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的三大步的转化过程。
电影企业逐步开始了经营机制的改革，如实行厂长负责制，扩大制片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扩大与国外的合作渠道“以影养影”，开发第三产业“以副促影”等。
随后，在制片厂走上了生产经营的轨道之后，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又开始兴起。
总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存在大文化市场蓬勃发展和电影观众人数迅速下降的矛盾，因此，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就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而展开的。
虽然中期的改革注重了微观机制的转变，诸如制片业和技术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等，对适应愈益严重的经济形势起到了局部性的缓解协调作用，但由于这一时期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以仍有不少问题尚需解决，如电影企业也大多是人员多、包袱重；
人员老化问题严重，使得制片企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设备更新问题亟待解决；
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使得影片质量无法保证；
制片、发行利益分配不公，使得制片厂仍在困境中徘徊。
也就是说，８０年代的改革，在宏观上，缺乏用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来观照电影行业全局性转变的考虑，电影企业依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这也就没有达到真正解放电影生产力的目的。
另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各国的非法录像、光盘大量涌入，而在对电影市场的监管方面又较为混乱（广电部、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三头管理）；
流通领域不畅，影、视、录没有形成一体化的局面，没有建立起适宜的电影市场机制，没有有效开发市场潜力，在电影发行业内部还没有实现“少环节、高效率、多渠道”的运作模式；
加之，国产片类型品种单一，质量较差，这就直接影响着电影市场的完善与发展。
这一时期，基本还是计划经济大于市场调节。
因此，电影体制改革的重点还需要在创作质量及流通领域上下工夫。
第三个阶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电影体制的全面改革时期这一时期，是电影体制向着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时期，广电部１９９３年第３号文件指出：
电影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市场就在观众，包括影院、农村放映队及电视、录像播放电影的观众；
检验电影市场的发育如何，应当看社会、经济两个效益如何。
该文件的颁布，改变了计划经济中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合理现象；
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
该文件是较为周到而全面的一个设想，触动了各部门、各环节的改革步骤。
该文件同时指出，根据我国实际，电影事业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分步实施，分类指导。
改革之初，拥有了独立发行自己影片权力的制片厂，改变了以往一对一的格局，收益较过去有显著提高。
但由于仍然存在着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因此，还没有形成有序竞争的局面。
但在探寻市场路径方面已开始进行着有效的探索。
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６日，北京电影制片厂与全国第一家电影股份制公司———上海永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签订《狮王争霸》发行合同。
这是改革后第一部走向市场的影片。
它采用发行收入按比例分成的方式，实行两轮分成结算。
几个月下来，北京电影制片厂仅在上海一市就获得９０多万元收入。
准确的市场预测，使制片、发行和放映三方利益共享。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日，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和南通４市越过了省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环节，各自以经济法人身份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共同签署了关于《狮王争霸》的影片发行放映许可使用总合同。
此后，全国１６家制片厂与４市签订直接供片合同，把原来省公司的利润转移到制片厂和市公司。
这样，市场就为制片企业提供了又一条更宽广的出路，此即所谓的“江苏突破”。
经过发行影片直接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和“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也更加突出，但不少省级公司还是被急剧变化的电影市场所唤醒，开始逐步加入到市场竞争的行列中来。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６家制片厂与江苏省４市共同组建了“苏州电影服务中心”，我国第一个民间电影交易市场在江苏形成。
１９９３年，随着电影流通领域的逐步放开，原有的制片、发行、放映三个相互割裂的体系，开始逐步趋向融合。
在上海的电影市场上，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实行股份制改造，建成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并最早地开始了院线制经营。
到１９９５年底，由“永乐公司”供片的放映单位达５００家，其中属“永乐院线”的影院有７０多家，并由直属院线、参股控股院线和签约院线三种形式组成。
１９９５年，“永乐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对观众实行分流，相继推出了永乐“天王”、“明星”、“月光”、“阳光”四条特色院线，使影片、影院与观众层次得到最佳组合，并获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１９９４年，广电部第３４８号文件改革措施的出台，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２１家省、市（１１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
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市场多主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这样在一个地区成立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发行公司，对于削弱地方割据的“部门经济”，达到减少环节、拓宽渠道、打破独家垄断、形成平等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就是有利的。
这就朝着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目标迈进了一步。
这期间，打破行政垄断，促进多主体市场的形成是电影发行放映行业适应市场的重要内容。
市场由于潜在竞争主体的出现而一度活跃起来，地市电影公司和影院作为企业法人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觉醒。
从１９９３年“江苏突破”、“山东突破”的发生到“东方院线”、“海峡中心”等的出现，都可看到旧有的平衡被逐渐打破，新的平衡正逐步形成。
１９９５年电影市场全面复苏，这既依赖于进口影片及部分国产大片的强行启动，也依赖于局部市场多主体的应运而生。
在上海，“东方公司”与“永乐公司”并驾齐驱；
在福建，“海峡中心”向福建省公司发起了挑战；
在江苏，昔日全国最大的市场欲几分天下；
在四川、山西、黑龙江等省，市级公司同省级公司的竞争可谓风起云涌……这正是改革带来的竞争机制所产生的效果。
但是，由于一条院线的生存至少需要一年内应有１００部左右的影片供应，而中影公司和制片厂所提供的影片数量尚不足以维持第二条院线的基本生存需要；
这样，中影公司（是国家赋予进口影片发行权的独家单位）所掌握的数量相对较大、票房价值很高的进口影片，就成了各地省、市级公司不惜代价争夺的目标，而这一争夺，在相互竞价后又极易伤了元气；
一些省级公司在面对市场时也感到力不从心，市场的放开还没良好地操作起来，省、市公司的矛盾便凸显出来。
一方面，省公司怕被地市公司突破而投入资金购买影片，另一方面，地市公司在地方保护下只要影片不交片租，这可就把省级公司拖得不堪重负。
市场放开后无休止的争吵扯皮使得电影市场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长期的内耗使得国内广大的电影市场得不到有效的调理，而显得各自为政、零乱无章，这就使得新一轮的两条发行渠道之争在１９９７年又开始出现。
在这种较为尴尬的市场环境下，为了生存，一些公司在其内部机制上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如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率先采取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模式，其特点是针对市场需求组织拍摄，以销定产，以发行放映作为整个电影生产体系的龙头，这使得影片《甲方乙方》在北京市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另外，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２日，首部进口分账影片《亡命天涯》在国内公映，此后每年都有１０部好莱坞或者香港影片通过票房分账方式被引进。
党的十五大后，整个电影业加大了改革力度，企业的重组和联合加快。
在吸引外资进行城市影院改造方面，广电总局又特别批准了在三个城市搞试点，并取得了初步的试点经验。
在股份制改造上，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竞争机制组建第二发行公司、后电影产品开发、农村１６毫米销售网络的建立，都取得了成功的试点经验。
１９９５年，根据广电部《关于改进和加强农村１６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广发影字［１９９５］第４７４号文件），１６毫米影片的发行放映原则上放开，任何一级发行公司和集体、个人的放映单位均可自由购买拷贝，凡１６毫米拷贝购买者可以购买全国农村放映权，可以在全国县城以下（不含县城）的广大农村放映。
此后农村电影改革较早地呈现出了它的市场化方向。
如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日，河南省文化厅积极鼓励农村电影发行行业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经营形式多样化，支持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探索，其他的农村电影市场也以此为榜样，都逐步兴盛起来。
为扶持全国１６毫米拷贝的销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电影局还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如缩制１６毫米拷贝的补贴政策、保证一年有１２部农村题材的影片（每部农村片补助５０万元）、保证１２部科教片等。
１９９５年广发影字［１９９５］００１号文件的出台，终于改革了制片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
文件规定：
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１６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到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
此外任何社会法人组织只要在一部影片中的投资额达到７０％以上便可与制片厂署名“联合摄制”。
这一政策给制片业高度的计划性生产注入了一定的市场因素，有力地改善了投资机制，对发展电影生产力，吸引行业外资金进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不仅省办厂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
而且“长城影视”、“万科”、“先科”、“南洋”等一大批社会企业集团也纷纷投资电影制片业，使得一批引起各方关注的影片，如《红樱桃》、《兰陵王》、《秦颂》、《猎狐》等国产大片在社会资金的支持下得以产生。
这使得一度由于资金短缺问题在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陷入困境的中国制片业，在１９９５年迎来了希望的曙光，各制片厂均在这一年保持了良好的投产势头及较为理想的市场回报。
仅以北影厂为例，该厂在１９９５年就创纪录地投拍了３０余部影片，吸收了社会资金近２亿元。
另外，从１９９５年起，影视合流政策的实施（在电视台开设电影频道，所获收益的一部分返还电影制片业）也有力地促进了制片业的发展。
１９９６年，长沙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之后，国家投拍资金开始更多地注入制片业，整个行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九五五零工程”的落实当中。
所谓“九五五零工程”，即在“九五”期间，每年拍出１０部，五年拍出５０部精品影片。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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