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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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第一编唯物史观的再认识
第一章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第一节偏颇、诘难和困惑
按我们通常的理解，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这样理解固然不错。
可是，什么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呢？
常见的说法是：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
这样说，从原则上看当然也是对的。
可是，再进一步追寻，是什么力量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向前发展呢？
种种的答案就常常引起困惑。
例如，如果说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向前发展，那么，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的呢？
回答就只能说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的。
这样就陷入了“你推动我，我推动你”的循环圈。
另一种可能的答案是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向前发展的。
可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呢？
一种回答是说，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
这样一来，又回到“你推动我，我推动你”的循环圈去了。
还有一种回答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和自然的矛盾推动的。
这种回答确实触及到了真理的根蒂了，因为由此再往深处推进一步，就是势必要问，为什么人和自然的矛盾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呢？
由此就势必要回答说，因为人类要吃、喝、住、穿，就必须克服物质生产中的困难，就必须不断积累经验，增长生产能力和知识，这样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比较明晰的回答，可以避免陷入“你推动我，我推动你”的循环圈。
但由此就应该作出结论：
人本身，或者说，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本身，是推动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最终动力。
本来，这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因此，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恩格斯不但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而且还把唯物史观和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认真理解这些介说的含义，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真谛。
可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一些阐释唯物史观的论著往往忽略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介说，在阐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或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不知不觉地忽略了动力就来自人本身，──或者说，来自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本身──，而着重强调“矛盾就是动力”，或“动力来自于矛盾”；在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往往忽略了它就是人本身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同时也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推动自己本身的能力和素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主要强调它是由种种“矛盾”推动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这样一来，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就不知不觉地被忽略了。
历史发展规律就成了“矛盾”或“社会形态”自身的运动规律，人本身反而只是那个运动规律的“载体”了。
这样的偏颇理解，无论是用于指导现实的实践，还是用于指导社会─历史科学的研究，都往往导致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的不良后果。
汝信同志在《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
“过去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在某些地方确实有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些倾向妨碍了对这个问题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同时也在理论上留下了漏洞，给人以可乘之机”；“比如说，过去在谈论历史规律时往往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过分强调它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它和人本身的特殊关系”。
汝信同志还指出：
“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过去曾被视为‘禁区’，一直是我们的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这两年来情况有所转变，但许多问题的探讨还刚刚开始。
我觉得，对于历史哲学来说，人的问题尤其重要，很有必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在这方面开展研究和讨论”。
我觉得，汝信同志指出的问题，是十分中肯的，十分切中要害的。
的确，由于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自然历史过程”作了片面的理解和阐释，给我们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理论上的漏洞和许多的困惑，同时也给反对唯物史观的人留下了振振有辞的口实。
在当代，从理论上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加以诘难和抨击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波普尔（KarlPopper）提出的反论。
他像许多反对者一样，把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曲解为命定论式的“历史决定论”。
为此，他特地选用了historicism这个词汇，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论，专门写了ThePovertyofHistoricism一书，来抨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论。
波普尔在该书中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与宗教神学的天命论、宿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全都称作“历史决定论”，一起加以鄙弃。
他为此还特别在该书扉页加上一段引人注目的题词，申明该书是“为纪念那些沦为所谓历史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的法西斯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牺牲品的一切教派、民族和种族的无数男男女女而作”。
波普尔创造了一个“五段论”来“证明”历史根本无规律可言，并由此断言“历史决定论”必然“崩溃”。
他的“五段论”就是：
“1，人类历史的行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
2，我们不可能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未来发展。
……
3，因此我们不可能预见人类历史的进程。
4，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建立像理论物理学那样的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一种为历史预见提供依据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
5，因此……历史决定论已走向崩溃。
”
这个“五段论”的逻辑谬误，我们留待后文剖析。
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论与宗教神学的天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的手法，确有一定的迷惑力。
波普尔显然是利用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一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特别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曾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代表者自居，发动过以强制手段强迫人民群众“顺从历史规律”的蠢事，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过很大伤害。
波普尔利用那些蠢举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伤痛，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宗教神学的天命决定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而加以诋毁，其迷惑力确实不可低估。
而我们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某些理解和阐释上的缺陷，是不利于消除那种迷惑力的。
应该承认，在如何阐释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人们的主体意愿的选择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缺陷，或者说存在着理论上的困惑。
例如，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
历史进程有时顺应着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有时又逆着那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而顺着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
于是就说，这正好证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的，你的意愿顺从了它，就能成功；不顺从它，就必然失败。
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自行其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样解释似乎说得过去。
可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
历史进程不是顺着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朝着前进的方向演进，而是顺着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朝着逆转的方向演进。
这又作何解释呢？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说，历史中有前进也有逆转，这本来就是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
可是这并未回答为什么会前进或逆转。
这种解释无异于说：
“因为它的本性就是那样，所以表现出来就是那个样子”。
另一种解释是说，前进是必然的，是主流，是合乎规律的；逆转是偶然的，是支流，是暂时脱离规律的轨道，迟早是要回到规律的轨道上来的。
可是，“规律的轨道”既然可以按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而脱离开去，它还能叫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吗？
在当代，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加以曲解和诘难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反议。
他以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为依据，断言唯物史观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他称：
“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
甚至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体现者也不是利物浦和汉堡的那些风度翩翩的绅士（其商业财产是世袭而来的），而是曼彻斯特和西法利亚的那些多在非常普通的环境中靠个人奋斗而发财致富的暴发户。
早在十六世纪，情形就颇为相似了；那时兴起的工业多是由暴发户创建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与新英格兰接壤的某些殖民地以及较后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南方各州，资本主义远没有如在新英格兰地区那么发达，尽管这些殖民地及州是由一些大资本家出于商业动机建立的，而位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则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由传道士、神学院毕业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
关于韦伯的这些论证的逻辑和史实谬误，我们也留待后文剖析。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显然是把唯物史观所说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这样一些概念曲解为处于人们实际的生活过程之外的某些外在的经济条件，或自身的实际生活过程开始之前的某些既定的物质条件，诸如世袭财产或原有资本是否雄厚之类的客观条件（唯物史观肯定前代人遗存下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对每代人的实际生活过程有重大影响，但每代人终究要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改变那些条件），而不是人们自己的生活实践过程本身，于是，当他发现有的人或有的地区世袭财产或原有资本虽然雄厚，却缺少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反而是那些起初并不富裕却有强烈的依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欲望的人们，体现着他所说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样他就认定他已经证明唯物史观颠倒了因果关系。
韦伯这种手法，也有不容忽视的迷惑力。
我们在这方面的某些理解和阐释上的缺陷，也是不利于消除那种迷惑力的。
应该承认，在如何阐释存在与意识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缺陷，或者说存在着理论上的困惑。
例如，费尔巴哈曾说：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
这段话往往被误认为是对存在决定意识原理的形象表达。
这样一来，“存在”就被理解为人们的外部生存条件或生活环境，而意识不过是外部生存条件或生活环境的反映。
韦伯显然正是利用了这种误解来抨击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
的确，这种反映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生活在茅屋里的人，有的虽然想推翻皇帝，有的却想做皇帝的忠诚顺民，有的还自己想当皇帝；同样生活在皇宫中的人，有的虽然想维护皇帝和皇帝制度的特权，有的却同情受压迫者，甚至加入了受压迫者的造反行列。
这种理论确实应该摒弃。
但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而是机械反映论。
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指人们自身的实际生活过程：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因此，唯物史观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实际上是说“生活决定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实践决定意识”，因为唯物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当然，唯物史观的实践观并不否认任何实践都是在既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开始的。
它承认那些既定条件的“先在地位”。
但是，归根到底，先在条件总是要被人们的实践活动改变的。
唯物史观所唯的“物”，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之外的物质经济条件或任何先在条件，而是人们本身的“物质实践”。
因此，它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与机械唯物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但在某些阐释中却忽视了这一根本区别，由此引起了理论上的一些困惑。
而这些困惑又同我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上的困惑有联系。
我们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这无疑是对的。
什么是生产力？
我们理解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或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两要素）的结合，而劳动者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原则上这也是对的。
我们把生产关系理解为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原则上这无疑也是对的。
可是，在进一步的理解和阐释上却遇到了困难。
例如，怎样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呢？
作为三要素或两要素结合的生产力，很难从数量上衡量。
于是有的论者就认为只能从性质上衡量。
可是，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呢？
那就看它是手工劳动还是操纵机器劳动。
那么，既然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怎样解释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都建立在同样的手工劳动的生产力水平上呢？
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完成产业革命以前两百多年间，已经在一些地区以分散或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形式和手工操作的雇工农场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又作何解释呢？
还有一个更难令人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能够在手工劳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一些国家建立起来，而在实现了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我觉得，这些困惑之所以产生，除了历史背景上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外，理论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误解或忽略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唯物史观本来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是指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它所说的“存在”是指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不是在“人之外”决定人的命运的外部条件；它所说的生产力指的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而不是“人”和“物”的机械组合的结果；它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各种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都是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改变、发展而相应地改变和发展，而不是那些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自己靠桌什么“我推动你，你推动我”的“矛盾”推动自己发展。
但是，在一些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著述中，不知不觉地把人们的实践活动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那些定型化了的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知不觉地就成了没有现实的人出场的结构运动，似乎就是那些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那里自己运动，而且是按照一定的演进顺序在那里运动。
其结果就是，在历史和理论的阐述中都出现了正如汝信同志指出的那种情况：
“正是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在过去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
在谈历史规律时，人看不到了，这就像演《哈姆雷特》没有丹麦王子上场一样。
本来应该体现丰富多彩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多样性的历史规律，失去了它原有的诗意，变成了没有血肉的冷冰冰的教条。
这种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残余”。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唯物史观和它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一番认真的再研究、再认识。
在本书中，我们的再认识就从为什么说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开始。
第二节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一、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倾向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教训
如前所述，在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上出现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倾向，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的忽视，而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发表过专门从原理的逻辑体系上阐述唯物史观的专著。
他们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主要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论敌们的论战性著作中所作的论述，或具体运用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大量论著和书信中的论述。
比较集中地论述唯物史观的若干重要著作，又长期未能公开出版。
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之后，而且恩格斯也已经得出了与马克思“一样的结果”之后，他们共同写作的第一部相当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巨著。
但该书只是在1924年才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于《马恩文库》第一卷中。
又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本人曾指出：
“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
但这部著作只是到1939年和1941年才用德文先后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唯物史观的大量书信，多是存放了更长时期之后，才收集发表。
这样一来，人们很难一下子把握住他们阐发的唯物史观的全貌。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和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都是夺取政权和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大都是以论证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和建立公有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中心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还有，持唯心史观的论敌们长期以来总是在社会历史中的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的关系方面进行无休无止的纠缠和攻击，促使唯物史观的捍卫者们也就主要从这方面进行回击。
这样，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就不知不觉地被削弱以至忽略了。
例如，梅林在1893年写过一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论，其主要注意力就是着重回答持唯心史观的论敌们在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的关系方面对唯物史观的攻击。
这篇论著在捍卫唯物史观方面具有历史性功绩。
但他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主要着重于阐明“最终还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活过程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人类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相反的，物质生产方式倒反是人类精神的母亲”。
这当然是对的。
可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或母亲又是谁呢？
他没有回答。
梅林在反驳历史唯心论者把促进社会历史进步的“发现和发明”归结为“有创造性的人类精神”的产物的论点时，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
“……恰恰是比迄今一切发明不可计量地更能扩展人类力量的那些发明，反而成了使它们的最初发明者送掉性命的东西，而那些发明事实上也在一世纪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变得无影无踪了。
安东·缪勒约在1529年在但泽发明了一种所谓织带机，或称为纽带机或编织机等，可以同时织出四到六块织物；但是城市绅董会恐怕这项发明会使大量工人沦为乞丐，因此禁止它使用，并把发明者秘密地淹死或绞死了。
……马堡大学数学教授但尼斯·巴宾的命运与安东·缪勒的命运差不多同样悲惨；巴宾企图造一部工业用的蒸汽机，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而灰了心，他结果把机器放下而造了一艘汽船，他在1707年乘着它从加塞尔沿富尔达河顺流而下，想航行到英国去。
但在明登，明智的当局禁止他前进；维塞尔河上的船夫就把汽船捣毁了。
巴宾于是就在英国穷困而死。
现在可以弄明白了，1529年安东·缪勒发明织带机或但尼斯·巴宾在1707年发明汽船，是比詹姆斯·哈格利夫斯在1764年发明珍尼机，或者富尔顿在1807年发明汽船，更伟大得不可比拟的人类精神产物。
但前者竟一无所成，而后者则获得了这样的改变世界面貌的成功。
这就证明了，发明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恰恰相反，经济发展才会带来发明”。
显然，这段论述不但对于那些把技术、工具的发明单纯归结为精神产物的唯心论者是一个有力的驳斥，而且对于把生产力的发展单纯归结为工具、技术的发明或改进的片面观点，也具有矫正作用。
可是，既然“经济发展才会带来发明”，那么，“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什么呢？
“经济发展”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促进相应的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生和应用呢？
仍然没有答案。
此外，梅林在论述“气候、种族等等那许多物质的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时，也坚持了“劳动的自然条件，……只能通过生产过程在人类社会史中起它的作用”的正确观点。
但“生产过程”本身的推动力量又是什么呢？
还是没有回答。
显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在梅林那里是被忽视了。
普列汉诺夫在捍卫和宣传唯物史观方面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也有严重的失误。
鉴于他的著作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曾有过巨大影响，我将用较多篇幅加以评述。
普列汉诺夫在1895年和1896年先后发表了《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和《唯物论史论丛》两部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在1897年发表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文。
这些论著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极其正确地指出：
绝不能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史观”或“经济唯物主义”，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些人“虽则肯定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同时却深信这个因素——亦即社会的经济──本身又是人类知识和观念的产物”，或是“人类本性的一个函数”，因此，“经济唯物主义大都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简单变种”。
他在剖析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家在历史观上的矛盾时，令人信服地证明，即使像基佐那样的历史家，虽然已经认识到“土地关系”、“财产关系”、“所有权的形式”决定着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并进而决定着政治制度，也还没有脱离唯心史观。
因为他未能回答甚至未能提出财产关系或所有权形式的“来源”问题，而且，“在最后的分析中基佐对所有权形式的发展异常模糊地引用人的本性来解释”。
普列汉诺夫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至今还有不少反对或怀疑唯物史观的人，虽然承认经济或所有权关系（或所谓产权制度）在引起巨大历史变迁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却又把经济状况或所有权关系归结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或人类本性的产物。
那么，决定所有权形式或占有方式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普列汉诺夫回答说，是“生产的组织”或劳动生产的进行方式，即狭义上的生产方式，如“爱斯基摩人去扑鲸，是坐大船，大队人去的；为这个目的用的船是公有财产；而那用以搬运家庭财产的小船则属于个别的家庭……”。
这是十分精辟的论述。
那么，“生产组织”或劳动生产的进行方式又是又什么力量决定的呢？
当然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直到这一步，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科学体系层次的追踪，还一直是昂首阔步地一往直前的。
可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力量推动和决定的呢？
他从这里开始迷途了。
他说：
“生产关系是结果，生产力是原因。
但是结果本身又变成原因；生产关系又变成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来源。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一个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独立于自然环境的法则。
”这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论点。
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在与生产关系相互推动或相互作用下发展的。
可是，如果不分清主导和从属关系或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去谈论双方对等的相互作用或对等的因果变换，就必然陷入“我推动你，你推动我”的循环论证，在方法论上陷入“二律背反”、二元论或多元折衷论的泥潭。
这本是普列汉诺夫在批评他的论战对手时也多次论证过的。
而且，说“这个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独立于自然环境的法则”，而那个“逻辑”和“法则”究竟是什么样子，他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就有点神秘主义味道了。
还有，既然“原因”和“结果”可以对等地互换位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留下了任意解释和运用那个“法则”的陷阱。
普列汉诺夫还试图把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视为制约生产力状况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社会的人用以满足其需要的那种方法，以及这些需要本身，在极大的程度上，是由人用以在某种程度上征服自然的工具的性质所决定的”。
可是，他同梅林一样清楚，工具决定论同样可能导致唯心史观，因为人们可以把工具的发明创造归结为智慧、精神发展的结果。
最后，普列汉诺夫竟不得不从自然环境那里去寻找生产力以致整个社会制度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
他的推论是：
“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创造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
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
”可是这样一来，他又在“人”和“环境”谁决定谁的问题上，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
本来，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论著中最精彩、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人支配环境还是环境支配人这个问题上所陷入的“二律背反”泥潭的生动剖析。
然而，现在他自己恰恰也陷入了那个泥潭。
例如，他自己一方面肯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人对自然的统治的程度”，另一方面又认定，“生产力发展本身是为环绕着人的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
这样不是又以新的形式回到了老的“人”与“环境”互相决定的“二律背反”上去了吗？
他似乎力图摆脱这样的困境，但并未找到正确方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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