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及其承接有力地推动了珠三角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粤东西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12页word资料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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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位置相邻近的国家（或地区），以获取经济集聚效应和互补效应为宗旨，为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国家（或地区）间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而建立跨国（或跨地区）经济集团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提高区域内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促进商品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研究表明，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贸易成本不断下降，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其空间集聚促使产业集聚，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FugitaandHu,2019；

AmitiandJavorcik,2019；

Ge,2019；

范剑勇，2019）。

如果某一地区的市场规模大于区际平均规模,则该区域将成为工业生产中心和工业品的净出口区,其它区域则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地和经济系统的外围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现由市场机制主导资源配置，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的各种限制条件与壁垒逐步减少。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在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驱动下，集聚国内外大量生产要素，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制造业集聚、出口贸易集聚和外商投资集聚的中心。

在广东，随着粤港澳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由珠三角一体化驱动的区域合作的推进，出现了大量独具特色而实力强大的专业镇与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成为驱动广东经济快速发展最突出产业空间组织形式，也由此引起省内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集聚是如何发生的？

梁琦（2019）认为地区之间经济条件不同决定要素价格有地区差异，生产要素倾向于从价格较低地区流向价格较高地区。

如果要素不可流动，则集聚不可能发生。

当生产要素可以流动时，如果仅作为贸易替代的要素流动那个，也不足以发生集聚。

集聚之所以发生，是运输成本、收益递增和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三种所致，集聚较低的运输成本、较大的规模经济和较大的制造品份额是维持集聚的条件（梁琦，2019）。

产业区位是历史与偶然事件的影响、累积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和预期的作用，取决于供给因素、需求因素与贸易成本的互动（Heleneetal.,2019），是集聚力与分散力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果。

在Krugman（1991）的中心-外围模型中,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构成促进企业的空间集中的集聚力；

市场拥挤效应构成促进企业的分散的分散力。

如果集聚力大于分散力，那么任何初始的冲击将进一步自我加强，促使所有工人进而所有企业集中到一个区域。

如果分散力大于集聚力，则人口移动等初始冲击会被自我减弱，使得初始的对称均衡处于稳定状态。

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大小取决于贸易自由度，也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贸易成本逐步下降，开始会通过因果循环累积效应而推动产业集聚，而后会通过拥挤效应推动产业转移。

。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集聚的这种关系可以用图5.1和图5.2来表示。

图5.1聚集力和分散力随贸易自由度的变化而削弱

资料来源：

RidhardBaldwin,RikardForslid,PhilippeMartin,GianmarcoOttavinoandFredericRobert-Nicoud,”EconomicGeographyandPublicPolic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9,P.26.

图5.2　地区一体化水平增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39-51.

图5.1描述了以贸易成本为基础的集聚力和分散力之间的依赖关系,纵轴表示的是作用力强度,横轴表示的是贸易自由度（0<

1）。

当贸易自由度为0时,贸易成本为无限大,分散力大于集聚力；

当贸易自由度为1时,贸易无障碍,产业布局与区位无关。

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集聚力与分散力都将减弱，但分散力的减弱速度大于集聚力的减弱速度。

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点（B，即突破点）上时,集聚力将超过分散力，经济活动开始集聚。

可见，集聚力与分散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变化（图5.2）。

假设一国（假定没有国际贸易）存在资源禀赋完全一样的两个地区,当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很低时,两地区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况,地区产业的平均集中率相等（v1=v2）,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

当一体化程度从低水平向中级水平推进时,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使得某一地区的制造业具有初步优势,则其将通过吸纳另一地区的要素而使制造业优势逐渐扩大,并通过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最终出现两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产业地理；

在这一过程中,地区1制造业的平均集中率上升,逐渐成为制造业中心（v1逐渐趋向于1）,而地区2的制造业逐步被掏空而成为外围区（v2趋向于0）。

当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从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推进时,原制造业中心将出现产业的外移,原农业外围地区接受转移过来的产业,开始实现工业化起飞，并与原制造业中心进行有效的产业分工协作。

此时,地区1的产业集中率、地区专业化水平都有所下降,地区专业化生产的内容取决于地区间的要素价格差异。

如果两个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相同,那么两地区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重新趋于相等（v1=v2）。

空间经济学的PC模型（Krugman,1991）、FC模型（MartinandRogers,2019）、FE模型（ForslidandOttaviano，2019）等要素流动模型，分别以制造业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的流动为研究对象，解释了产业集聚和中心-外围产业地理结构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很多学者在空间经济学的核心模型基础上，进行的各种扩展，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假设制造业生产使用能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要素（如资本、技术工人）作为固定成本,而把不能自由流动的要素（如非技术工人、农民或土地）作为边际成本。

如RikardForslid（2019）假设制造业部门有包含一个独立的可流动要素的固定成本。

二是设定多种要素的Cobb-Douglas组合并体现制造业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

前一种方法在新经济地理领域近年的文献中很常见,在某些情况下的计算和结论更清晰简洁,而后一种更方便找出各要素的分布、要素密集度与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关系。

如Fanetal.（2019）建立的一个多区域、多产业、多要素的模型,其中生产函数采用土地、资本、劳动力、中间产品等四种投入的报酬递增的C-D形式。

早期阶段的NEG模型只包括劳动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真实世界里，有很多种流动性并不相同的生产要素，运输成本较高的产业会通过降低土地密集度定位于城市，但大量使用土地等固定要素但运输成本较低的产业则定位于外围区。

Cronon（1991）发现资本流动对芝加哥的发展很重要：

起初投资在城市的资本激发劳动力的迁移，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但诸如土地等固定要素又阻碍劳动力和产业的集中。

DyusukeIhara（2019）在Fanetal.（2019）基础上,假设资本在短期可以流动，但劳动在长期才可以流动，在中心-外围模型的框架下研究表明，当运输成本足够高时，资本和产业的区际分布比工人的分布更均匀，而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情况则相反。

邓慧慧（2009）借鉴Ihara（2019）的方法构建了一个两部门、三要素、三区域的开放经济下的空间均衡模型,发现资本密集度的增加促进制造业集聚,并且在一个较大的市场,贸易成本更低时,资本的集聚倾向大于劳动力的集聚倾向,反之则资本的集聚程度低于劳动力的集聚程度。

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足是无法获得解析解，其许多分析依赖于数值模拟。

宋华盛等（2019）构建了一个可解的两国三区域模型,发现一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对内开放水平具有不同效应：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则该国内部地区间产业规模的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故较低或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都有利于地区间平衡发展；

提高对内开放水平，则该国的产业规模始终增加，但地区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张文武、梁琦（2019）在RikardForslid（2019）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跨年度的省级数据，发现人力资本集聚度在各省市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引起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

普通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这种效应可能会被劳动力集中引起差距扩大的作用所抵消。

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机制

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商品自由流动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不同，要素自由流动通过资源共享和要素多样性来作用于产业集聚。

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和区域间的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与产业之间的匹配度。

生产要素向特定区位流动使得该区位各种产业之间获得共享资源和多样性的要素，从而促进分工。

要素集聚有利于形成专业化要素市场，通过分工形成专业化产业集聚；

要素集聚使得集聚地的生产要素具有多样性，供企业有多种选择，从而提高要素匹配度，而且不同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促进创新，由此形成产业的多样化集聚。

人口、尤其是技术人口集聚在一起时，经济生产力会更高。

人力资本会流向经济先进地区。

在任一地理层次，移民都是人们收获教育技能投资回报的途径。

要素共享

参考OvermanandPuga（2009）的文章做实证。

最早研究产业集聚的马歇尔（1890）提出产业集聚来源于三种不同的因素:

劳动共享、运输（交易）成本节约和知识溢出。

其中劳动共享被认为是“一个产业相当数量的厂商集中于一个地方，形成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市场”通过提供“稳定的技术共享，，使聚集地获得巨大的生产优势，也使得工人可以容易地找到就业机会。

这种共享效应从选择的角度揭示了企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Krugman（1991）将劳动共享效应归功于收益递增和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在解释劳动共享优势时引入了厂商和劳动者共同度过“好时光”和“坏时光”理论，指出每个厂商均可能会经历繁荣阶段和不景气阶段，在大量厂商和劳动聚集的地方，双方在不同阶段都可以较快的做出调整并获得其所需要的资源。

同时，为了避免劳动共享效应局限于“风险规避”选择。

当劳动者面临失业的时候，众多的厂商可以增加其再就业的机会;

厂商在雇佣劳动工人时，由于聚集了大量的劳动者，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所需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基本的出发点，仍然是劳动共享所带来的市场稳定效应（Abdel-RallnlanandFujita，1990）；

DiamondandSimon，1990）。

RotembergandSaloner（1990）将劳动力的范围从普通劳动力扩展到具有特定技能劳动力（与普通劳动力相区别，亦称为人力资本），阐述了劳动共享作为产业集聚力来源的机理，认为由于人力资本专业能力的存在，集聚地区将会有较高的工资。

CombesandDuranton（2019）讨论劳动共享利益（高技术人才的易得性）和“挖墙脚”风险（相关技术人才也可能随时别挖走）带给企业的影响，权衡劳动共享与“挖墙脚，，并存情况下利害关系时所做出的区位选择。

OvermanandPuga（2009）在Krugman（1991）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冲击变量，对劳动共享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完善,讨论了市场冲击、工资溢价、劳动力自由流动等多种情况下的劳动共享效应对厂商利润、劳动工资、劳动力流动及厂商迁移等方面的影响，进一步证明劳动共享对产业集聚和劳动工资的正向推动作用,他们发现在决定英国制造业企业空间集中时劳动力市场池的作用是因为就业集中可以抵御特别的冲击，并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企业经历越大波动的产业在空间上越集中。

集聚动因是因为寻租，而集聚的结果并不确定，既有可能通过企业集群而获得集聚效应，形成地区竞争优势，也有可能形成分利集团而出现利益分割，最后导致地区衰败塌陷。

作为企业相互作用形成的共享性资源，是企业地理邻近性和组织临近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缺乏组织临近性，仅有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也会没有“共同语言”；

缺乏地理临近性，则会由于没有面对面的交流而使企业间的缄默性知识无法有效传递。

协同效应和溢出效应实际上是基于资源共享而产生的综合结果，因此，资源共享实际上是产业集聚各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企业集聚产生的竞争优势（王玉海等，2019）。

要素多样性

随着世界经济集聚和城市化的发展，最近十年对劳动多样性的关注也在增加。

《2009年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世界人口中城市人口比重增长了20%，而《国际移民瞭望》（2019）报告OCED国家的净移民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也增长了50%，在过去20年中。

从这两个趋势，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有趣的在集聚与劳动多样性之间的循环因果关系。

集聚经济已被Krugman（1991）andFujitaetal.（2019）组织的新经济地理学（NEG）的文献研究过，许多研究解释了随着全球化与运输技术进步，经济活动（包括公司、工厂和工人）能受益于集聚经济。

同时，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工人的集聚提高城市劳动力多样性。

正如Jacobs（1969）指出，劳动力多样性是城市地区生产力的源泉。

价值、问缓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激发工人和公司的创新，并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因此，劳动力多样性程度的提高吸引公司到城市。

结果，出现一个循环因果：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工人集聚提高劳动力多样性，而劳动力多样性激发集聚。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考察劳动力多样性与集聚之间的循环因果关系。

近年来大量文献已研究过劳动力多样性对生产率和集聚影响。

比如，Florida（2019）强调区域创新由文化异质和对那些用Gay指数、Bohemian指数等来测度的各种指标的容忍。

OttavianoandPeri（2019）andBellini和Pinelli（2009）分别研究了美国和欧洲文化异质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

Sparber（2019）解释说民族多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

Sparber（2009）用美国数据研究表明民族多样功能性对工资，特别是法律服务、计算机制造、计算机软件和其他活动的工资有正影响。

Iranzoetal.（2019）andNavon（2009）也发现技能与知识的多样性对公司和工厂也有好处。

集聚与劳动力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已经被NEG文献理论分析过。

AmitiandPissarides（2019）使用Salop（1979）提出的技术周期来解释当劳动力异质的时候，贸易自由化导致工业集聚和区际贸易。

TabuchiandThisse（2019）考虑关于区位选择的不同偏好并展示一个钟形分布模式。

OttavianoandPrarolo（2009）表明当城市之间交流更容易时会出现多元文化的城市。

BerliantandFujita（2019,2019）考察了知识创新与转移的过程，并解释多种文化提高创造力。

虽然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展示了劳动异质性的重要性，但NEG文献对劳动多样性却很少有实证研究。

IharaandYamamoto（2019）采用一个包含同质资本和异质工人的简化的NEG模型，考察了劳动多样性与集聚之间的关系。

理论结果表明当区际通勤足够方便时，后向联系（即集聚由劳动需求产生）意味着资本集聚导致工人集中。

前向联系（即集聚由劳动供给产生）意味着工人数量的增加提高劳动多样性程度，而且导致资本集聚。

2.2.2要素集聚与产业转移

模型中还存在产业分散力量,表现为Baldwinetal.（2019）[BaldwinR.,FoslidR.,MartinP.,OttavianoG.I.P.,andRobert-NicoudF.,EconomicGeographyandPublicPolicy.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9：

P9-67）中所谓的“市场拥挤效应”（market-crowdingeffect）。

即给定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该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竞争就越激烈,企业的利润就会下降。

地区间的要素流动成本和产品贸易成本决定着聚集力与分散力的大小,从而影响着产业地理结构。

生产要素的地理集聚通过一定的产业空间组织产生收益递增的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同，受土地等不可流动要素的制约，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的集聚存在一个适度规模。

当要素集聚超过适度规模后会产生一定形式的拥挤效应，导致相关产业效益下降，面临淘汰或转移的趋势。

所谓“生产要素拥挤效应”，是指在特定生产条件下，一种或多种投入要素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由于投入过多造成生产阻塞而导致产出降低的现象（Brockett，2019；

Cooper，2019、2019）。

Cf.R.G.D.Allen（1947）指出由于厂商在配置生产资料组合时，会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约束，阻碍他们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生产资料成本最小的组合。

R.Fare（1983，2019）指出生产过程中某些生产要素具有弱可处置性是导致要素拥挤的原因。

Brockett（2019）认为拥挤是“当一种或多种投入要素减少会引起一种或多种产出增加，同时没有使其他投入和产出变坏；

或者反过来，当增加一种或多种投入要素时会引起一种或多种产出减少，同时没有使其他投入产出有任何改善”的状态。

McFadden（1978）和PaulW.Bauer（1990）等有关学者通过一些案例证明了拥挤现象的普遍存在性，认为非流动性资产或非实物生产要素配置不当形成处置能力降低而“拥挤”的现象，说明产业过度集聚意味着要素的拥挤，导致产业集聚效率的不经济性，同时，外围区一些区位对中心区大城市一些产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产业扩散或转移的现象。

产业转移的本质是产业的区位变迁，是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是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的空间经济现象。

国际产业转移是生产要素在发达国家集聚的结果。

赤松要（Akamatsu，1935）的雁行发展模式、弗农（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GortandKlepper（1982）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Thompson（1966）的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

在微观层面上,RawstronandSmith（1958）的企业赢利空间界限论、Hakanson（1979）的企业全球扩张理论、Dunning（1988）的O-L-I模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扩散和再定位的动因和机制。

上述理论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条件下,把产业转移归因于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性或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需求变化。

空间经济学在存在规模经济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探讨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微观机制,认为产业转移是要素集聚与产业集聚演进过程所伴随的现象，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其中集聚力包括价格指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分散力主要包括运输成本与拥挤效应。

Krugman（2019）认为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产业区位具有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历史偶然因素对于均衡结果有重要影响，历史决定了产业的初始区位，预期决定了产业区位转移的目的地。

Fujita（2019）以及FujitaandThisse（2019）认为集聚效应对企业区位决策有显著影响,但由于集聚在带来溢出效益促使企业集聚的同时,也会增加竞争压力而促使企业分散,因而其效应是两可的。

AlonsoandVillar（2019）认为递增的规模报酬、城际间的运输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构成了集聚的向心力，而城市内部拥塞成本则是一种离心力。

虽然企业倾向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地区，但市场越大，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越高，如在法国，城市土地价格对城市人口的弹性是0.6-0.8，集聚规模越大，土地价格越高（PierrePhilippeCombesetal.2019），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越高，生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贸易成本决定企业是否外迁（MarkusenandVenables，2019）。

丁建军（2019）把NEG对产业转移机制的解释归类为三种模式，分别是要素迁移、要素积累驱动和产业垂直关联。

要素迁移模型（包括CP、FC、FE、LFC、LFE模型）主要说明了资本、熟练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的流动对产业空间均衡的影响。

要素累积驱动模式（包括CC、GS、LS模型）认为产业转移是区域间产业份额重新布局分配的过程,要素累积充分的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越大。

产业垂直关联模型（包括CPVL、FCVL、FEVL模型）强调企业间的前、后向联系，认为区域间工资差距和运输成本的降低最终导致中心-外围结构的坍塌，并引发产业扩散与转移。

肖文等（2019）发现最优城市规模随外部规模经济的增加或拥挤效应的减小而不断扩大，城市空间结构取决于外部规模经济与拥挤效应的大小。

孙巍（2019）对1992-2019年中国工业生产要素的静态拥挤程度和动态变化规律进行了定量测算,表明生产要素拥挤现象在我国工业领域是普遍存在的,在高速发展和剧烈变革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要素拥挤现象更为明显。

唐根年等（2019）通过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趋势分析，发现并非所有制造行业生产效率与产业集聚度成正相关，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制造业空间集聚过度，生产要素拥挤现象明显，生产要素配置存在输入剩余和输出亏空。

吴三忙、李善同（2019）发现近年来随着产业集聚的强化和市场拥挤效应的作用,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分布正发生显著变化,出现了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迹象。

汪彩君等（2019）计算了2019年全国纺织业等六大制造产业的产业规模指数，通过多项式拟合分析，得到产业规模指数与利润关系特征图，表明长三角地区一些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明显的规模经济效益，说明产业集聚已进入“非经济区”，已出现生产要素拥挤现象。

2.2.3要素集聚与产业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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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说：

你要什么便取什么，但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2、目标的坚定是性格中最必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成功的利器之一。

没有它，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