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竹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意义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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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掘与研究国际化
２０世纪简牍的发现，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二斯（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中亚探险，发现了尼雅晋简和敦煌汉简，虽然他们的发现带有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将汉晋简牍的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
以后贝格曼又发现居延汉简，更是震动国内外。
三次发现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简牍的研究热。
为此，２０世纪简牍的出土，一开始就走上国际化的研究轨道，成为全世界史学家所注目的对象。
随着大量简牍的不断涌现，中国简牍学已成为国际显学。
二、百年来简牍的发现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1年到1920年；
第二阶段从1927年到1946年；
第三阶段从1951年到1999年
（一）1901年到1920年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瑞典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俄科兹洛夫、日本橘瑞超等人在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及祛卢文、吐蕃文、西夏文木牍。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07年至1909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发掘，这也是中国近代简帛学研究的开始。
发掘后没过五年，于1913年由法国人沙畹将研究结果及大部分照片公开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而在这一时期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借助沙宛赠与的材料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全书分为图板和释文三部分，每部分皆分：
一、小学数术方技书。
二、屯戍丛残。
三、简牍遗文三大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
这部书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
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
（二）1927到1945年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主要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黄文弼和瑞典团员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内蒙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卢訾仓汉简和居延汉简。
其次是夏鼐和阎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牍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
这一时期中，简帛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
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成就卓著。
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补证》等一批有分量的简帛论著。
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及考证论文等。
（三）1951年到1999年的第三阶段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也更卓著。
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证史。
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
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谳书》的公布确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
许多先秦古籍，其流传情况如何？
是否是后人伪造？
单从文献上争论不清。
出土简帛廓清了诸多迷雾。
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中的《苍颉篇》、《诗经》、《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对证实、辨伪、辑佚、校定典籍意义重大。
第二，补史。
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
简帛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
第三，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
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
其它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
三、百年来简牍出土数量的统计（上迨先秦，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战国简牍的出土发现是20世纪后50年中国先秦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其中以楚简为著。
主要有以下一些：
1951年，湖南长沙五里碑406号楚墓出土竹简38枚，文字保存较差。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竹简43枚，文字保存较差。
1954年，湖南长沙杨家湾M006号楚墓出土竹简72枚。
1957年3月，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竹简229枚。
1965-1966年，湖北江陵城关镇望山两座墓葬中出土一批竹简，拼接为273枚。
1973年，湖北江陵藤店l号楚墓出土了残简24枚，文字大多模糊不清。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40多枚。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竹简70余枚。
1980年，河南临澧九里楚墓出土竹简数十枚。
1981-1989年，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先后出土几批竹简，清理出有字简236枚。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l号楚墓出土竹简l枚。
1983年冬，湖南常德德山夕阳坡2号楚墓出土竹简2枚。
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竹简448枚，其中有字简278枚。
1986年，湖北江陵雨台山21号战国墓出土4支残律管，有38个字。
1986-1987年，湖北江陵秦家嘴墓出土竹简41枚。
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楚墓出土一批破碎严重的竹简碎片4557片，推断约为1000枚。
1991年，湖北江陵鸡公山m48楚墓出土一批竹简，数量不详。
1992年，湖北江陵砖瓦厂楚墓出土残简6枚。
1992年，湖北老河口两座战国墓出土竹简10余枚。
1993年，湖北荆门黄冈黄州区曹家冈m5楚墓出土竹简7枚。
1993年，湖北江陵反家坡27号战国墓出土竹简1枚。
1994年，上海博物馆前后两次共收购1200多枚战国楚简，总字数达3．5万。
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村平夜君墓出土楚简1300余枚。
2002年，重庆云阳县双江镇旧县坪遗址出土战国一西汉简牍5枚。
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M2出土竹简1000枚。
2002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M7出土一批简牍。
综合以上数据，百年来出土的战周简牍近1.1万枚，主要出土于湖北、湖南。
（二）秦代简牍出土较晚，且数量较少。
主要以下一些：
1975年，湖北云梦睡胡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另有残简80片，木牍2件，保存较完好。
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秦国墓葬出土木牍2件。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464枚。
1986年，湖北江陵岳山发现一批秦牍。
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秦墓出土木牍1件，竹简及残片共283件。
1991年，湖北江陵杨家山135号秦墓出土竹简75枚，保存完好。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山秦墓出土一批简牍。
清理出800余枚。
1993年，湖北沙市关沮秦墓出土简牍381枚，木牍l件。
1993年，湖北沙市周家台秦墓出土竹简390枚，木牍l件。
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战国故城1号枯井出土简牍3．6万余枚。
综合以上数据，出土的秦代简牍总共近4万枚（件），主要出土于湖南、湖北省。
（三）汉代简牍是出土简牍的大宗，时间跨度也较长。
其中有部分现在保存于海外。
主要有以一些：
1949年前，甘肃敦煌汉简，由于多次被国外探险家盗掘，现主要葬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数量不清，公布也不明确。
、
1927年，在新疆罗布泊、甘肃居延等地前后两次共出土简牍8l枚。
1930-1931年，甘肃居延80多个烽燧遗址中出土汉木简l万余枚．现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4年春，甘肃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简牍48枚，现藏台北图书馆。
1945年，甘肃威南LiJ刺麻湾出土木简7枚，现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l一1952年，湖南长沙203号汉墓（西汉后期）出土木牍9枚。
长沙杨家大山401号墓出土木简l枚，长沙北郊伍家岭201号墓出土西汉晚期封检9枚。
长沙市东郊徐家湾401号汉墓中出土西汉后期木褐1枚。
1957年，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遗址出土简牍l枚。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木简469枚。
18号墓出土木简10枚。
1962年，江苏连云港海州网瞳庄汉墓出土木牍1枚。
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湾23号汉墓出土木简2枚。
1963年，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出土木牍1枚。
1971年，甘肃甘谷牛家山坪东汉墓出土木简23枚。
1972年，1IJ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4974枚，木牍5件．破损较严重。
1972年，甘肃居延地区采集到出土地点不明的散简两组，一组14枚，一组7枚。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木简78枚，木牍14枚。
1972年，湖北云梦大坟头l号汉墓出土木牍l件。
1972—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l号墓出土竹简312枚、木榻49件，3号墓出土竹简遗册410枚、竹术简200枚、木牍7方。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一批破损十分严重的汉简，总数约2500枚。
1973年，湖北光化五座坟西汉墓出土简牍30多枚。
1973年，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繇墓出土木牍2件。
1973年，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霍甥墓出土木牍7件。
1973-1982年，甘肃居延前后多次出土汉简19920枚。
1973—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几座汉墓出土了640枚各类简牍。
1974年，江苏盱眙东阳汉墓出土木札l枚。
1974年，北京大葆台l号汉墓出土简牍1枚。
1975年，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木简残片3枚。
1976年，广西贵县汉墓出土木简10多枚，木牍5件。
1977年，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木简、9l枚，七面木觚1件，以及无字简12枚。
1978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残简6000余件，木牍3件。
1978年，山东I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竹牍8件。
1978年，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云台山汉墓出土木牍13件。
1979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木简400片。
1980年，陕西两安未央宫遗址出土木简115枚。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汉代木简1217枚；
1980年，出土木简25枚；
1981年，党河乡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木简76枚．1984—1987年．敦煌又出土木简36枚，1986—1988年。
出土137枚；
1990年，又出土62枚（其中有字简4l枚）；
1990—1992年，悬泉置遗址出土竹木简牍18790枚。
1980年，江苏邗江县胡场5号汉墓出土各类简牍26枚。
1982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汉简26枚。
1983年，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木牍l件。
1983年，江苏扬州平山养殖场3号汉墓出土木褐3枚，还有一批竹简。
1983～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木简2787枚。
1984年，江苏扬州胥浦101号汉墓出土竹简17枚，木牍2件．封检1件。
1984年，甘肃武威五坝山3号汉墓出土木牍l件。
1985年，江苏连云港新浦黄石崖西郭宝墓出土木简5枚。
1986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出土汉简1000枚。
1987年，湖南张家界汉代遗址出土简牍90枚。
1988年，湖北江陵毛家园M1西汉墓出土简牍74枚。
1989年，甘肃武威五坝山3号汉墓又出土木简20多枚。
1989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又清理出残简17枚。
1990年，甘肃清水沟出土汉简27枚，散简14枚。
1990年，湖北江陵高台18号汉墓出土一批简牍，仅公布4枚。
1992年，湖北沙市关沮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竹简35枚。
1993年，湖南长沙望城坡古坟垸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签牌100余片。
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竹简133枚，木牍24件。
1999年，湖南沅陵虎溪汉墓出土竹简1336枚。
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出土简牍785枚。
2000年，甘肃武都琵琶乡赵坪村出土汉简12枚。
2000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甲渠侯官所辖）第7、9、14、16燧出土汉简500余枚。
2002年，陕西西安南郊西汉墓出土木椟数件。
2002年，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汉墓出土衣物疏1片。
2002年，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出土一批简牍。
1931年，朝鲜乐浪出土汉代木札1件。
另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259枚。
综合以上数据，出土的汉代简牍总数近7．6万枚（件），主要出土于甘肃、湖北、山东等省
（四）魏晋及其以后筒牍主要有下列一些：
1949年前，在新疆楼兰、尼雅等地共出土魏晋简牍1187枚。
1955年，湖北武昌任家湾六朝墓出土木简3枚。
1959年，新疆巴楚古城出土木简20枚。
1974年，江西南昌东湖区永外街晋墓出土木刺5件，木方l件。
1978年，安徽南陵麻桥东吴墓出土木方3件。
1979年，江西南昌阳明路东吴墓出土木简2l枚，木牍2件。
1980年，新疆古楼兰遗址出土魏晋木简63枚。
1980年，湖北鄂城东吴墓出土木牍6件。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木牍14枚。
木榻3件。
1985年，甘肃武威旱滩坡19号晋墓出土木牍5枚。
1986年，甘肃张掖高台晋墓出土木牍l枚。
1993年，湖北鄂州滨湖西路东吴墓出土简牍数枚。
1997年，江西南昌东晋永和八年雷陔墓出土木牍2枚。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136729枚。
2000年，天津蓟县刘家坝乡大安宅村古井发现汉魏时期木牍l件。
2002年，甘肃玉门市花海乡毕家滩墓葬出土西凉一北凉时期衣物疏9块。
另外，历年来新疆出土的其他简牍大约有300余枚。
还有零星的出土。
统计以上数据．全国出土的魏晋时期简牍总数近1．4万枚（件），主要出土于湖南省。
除以上所列之外．尚有部分吐蕃及西夏简。
后人统计现有464枚。
亦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百年来出土的简牍，总共近26．5万枚（件），其中出土较多的地方分别是湖南、甘肃、湖北、江苏、新疆等省区。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第二批楚简）、湖北省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甘肃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亦有数量不详藏简。
四、按年代对重要的简牍发现详细阐述
（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至次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孝感地区和云梦县文化部门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
出土竹简原藏棺内，经整理拼缀，记有1155枚，另有残片80枚。
简牍内容可以分为十部分：
《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篇。
《编年记》，凡五十三简。
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发生于全国的大事，同时记有墓主喜的生平及有关事项。
《编年记》有些记载与史书不一致，如《六国年表》记载昭王元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简文记载此事发生在昭王二年。
有些可补史籍所缺。
如《史记•秦本纪》载昭王“七年，拔新城”，简文记载则比较详细。
《语书》，凡十四简。
正文为秦南郡守腾于秦始皇二十年四月初二颁发的教戒文告。
后段附件列举良吏和恶吏的种种表现。
《秦律十八种》，凡二百零一简。
每条律文的末尾都记律名或简称。
各种律都不是该种律的全文，而是抄写人按其需要摘录的。
十八种律包括：
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内史杂、尉杂和属邦。
《效律》，凡六十简。
详细规定了核检盘点县和都官物资账目的制度，对于军事物资的规定有为详细。
对度量衡器明确规定了允许误差的制度，过限受罚。
《法律问答》，凡二百一十简。
采用问答的形式对一些法律条文做了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内容大多属于秦律主体，即刑法部分。
时间大多在秦统一之后，也有少量统一前的。
许多条款以“廷行事”及判案成例作为依据，表明判例办案已成为制度。
（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林局党川林场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发现古墓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6月至9月进行了发掘。
此处古墓群面积达11000余平方米，有古墓一百多座。
这次发掘共十四座。
其中秦墓十三座，汉墓一座。
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简牍和文物。
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四百六十枚，简长23至27.5厘米，设三道编绳，留天地，每简右侧有三角形契口，见编痕。
简文无标题，出土时已散乱，整理者依据字迹及竹简形制分其为《日书》甲乙篇及《墓主记》，又据内容排序。
《日书》甲种凡七十三枚，整理者将其分为八章：
月建、建除、亡盗、人月吉凶、男女日、生子、禹须臾行、忌。
《日书》乙种凡三百七十九枚。
整理者按内容分为二十章。
有七章与甲种同（少《忌》），其余有：
门忌、日忌、月忌、五种忌、入官忌、天官书、五行书、律书、巫医、占卦、牝牡月、昼夜长短、四时啻。
放马滩的《日书》与睡虎地《日书》相比，有明显的不同是前者言鬼神较少，后者言鬼神较多且屡见楚地词汇。
反映了秦地重政治而轻鬼神，楚地反之。
《墓主记》凡八简，记当事人的一些生平。
（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故城1号枯井
位于龙山县里耶镇，东临酉水，面积约2万平方米，基本为里耶学校的范围。
为配合省重点工程碗米坡水电站的建设，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02年4月以来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000余平方米，发现古城墙、古井、古墓群及简牍、青铜器、铁器、玉器等文物，尤为珍贵的是，在一号古井发现的三万余枚简牍，字数达数十万，记述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战国至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其中秦代简牍不仅超越了20世纪出土秦简的总和，而且纪年完整，秦王政廿五年至始皇卅七年，记事详细到了月、日，是罕见的秦代地方文献，弥补了史载的缺失，因而震惊学界,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负责发掘和清理里耶秦简的张春龙副研究员介绍，里耶古城出土的简牍约有20余万字，字体属古隶，内容多为官署档案，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极大地增添和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认为，里耶秦简对研究秦的统一和秦文化的传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秦王朝地方政权的一个标本。
（四）敦煌汉简
甘肃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人们俗称“敦煌汉简”，其中二十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汉简称为敦煌前期。
斯坦因始于1906年的第二次以及始于1913年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曾深入甘肃西部地区，沿疏勒河流域考察并发掘了汉代长城遗址，获得一千余枚汉简和少量的帛书以及纸文书。
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城玉门关外发现木简十七枚。
1944年，前中央博物馆、中研院和北京大学共同组织了西北科考团，11月，领队之一的夏鼐偕阎文儒在敦煌小方盘城北发现无字木简两枚、有字残简四枚，接着在斯坦因编号17的遗址获得简牍三十八枚，在敦煌23E的小屋遗址中发现木碣六枚，共获得有字简牍四十八枚。
以上这些简牍，绝大部分为汉简，年号最早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7年）。
内容大多与屯戍活动有关。
常见的如烽火品约，《疏》691：
“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燔一积薪，举二烽；
夜二苣火。
见十人以上在塞外，燔举如一人□□。
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攻亭鄣，燔一积薪，举三烽；
夜三苣火……”还有一些是传递烽火的记录、传递邮书的记录、日迹符券以及勤务统计。
（五）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指今额济纳河流域鄣隧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
1927年由黄文弼首先发现。
1930年，西北考察团中瑞典团员贝格曼首先发现大批简牍。
这次考察，范围在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月250公里及布肯托尼之博罗松治60公里的区域。
共发掘32个遗址，外开568个坑位，总简数达一万多枚。
出土简牍较多的地点有大湾、地湾和破城子三处。
关于这次考察发掘的情况，详见1956～1958年在瑞典出版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
居延前期汉简的内涵非常丰富。
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部分仍与屯戍相关。
简牍所见诏书的记载怎反映了政治及政局的变化发展，如《合校》225•32、312•6：
“……室，以土德代火家□”所云乃王莽班符命事。
还有一些诏令是关于使用符券。
而提醒边塞将士加强警备的清塞诏书尤为多见。
当然，其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往来公文及用于统计、会计的各种帐簿和名册。
劳干早年撰《居延汉简考证》，曾按所涉及内容设小标题，计有：
简牍之制、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有关史实文件举例、有关四郡的问题、边塞制度、边郡生活和书牍与文字，足以说明居延前期汉简内容涉猎之广。
（六）新疆罗布泊汉边塞遗址
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组成中国西北科考团。
1930年，中方队员黄文弼在罗布卓尔的莫德沙尔发现汉代木简七十一枚。
最早的纪年是宣帝黄龙年号，较晚的是西汉成帝元延年号。
这批竹简首次公布于黄文弼撰写的《罗布卓尔考古记》第四篇，名《木简考释》。
分九个专题：
释官、释地、释历、释屯戍、释廪给、释器物、释古籍、杂释和简牍制度及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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