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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对时艺不甚有兴趣，但他的古文、诗词曲均很出色，直抒胸臆，自成一家，不落前人窠臼。
他十几岁时，刚中了探花的蔡昂在淮安家中大宴宾客，吴承恩直登筵席，应对如流，四座皆惊，深受蔡翰林的“雅遇”。
因此一时“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属”。
吴承恩在少年时代即非常喜爱通俗古典文学，特别是神话故事。
他曾著短篇小说《禹鼎志》，在自序中写道：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
比长，好益甚，闻益奇。
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
”他还说：
“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
”爱听奇闻的癖好、广博丰富的见闻、坚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少年时代即产生的愿望，所有这些，成为吴承恩在科举上失败，而在神话小说《西游记》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原因。
大约在嘉靖五年（1562年），吴承恩21岁时，与夫人叶氏结了婚。
叶氏是淮安的名门望族。
叶夫人曾祖辈、祖辈的叶淇、叶贽曾做过尚书、侍郎的大官。
吴承恩姐夫沈山，其曾祖沈翼亦任过南京户部尚书。
这些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他的“仕途”却没有带来一点好处。
二
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他应了几次考，结果场场败北。
这年冬天，他父亲病故，他以自己“荡游不学问，不自备庸”，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使父亲当上“封翁”，仍“奄然没于布衣”，而痛心疾首，抢天呼地。
从嘉靖十年（1531年）开始，与他年龄相仿交游甚密的秀才沈坤、朱日落、李春芳、牛斗、张侃、倪润等纷纷中举、中进士，其中沈坤还中了状元，走上仕途，而吴承恩却空怀壮志，寂寞乡里。
经过多次碰壁后，逐渐进人壮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终于“挨得”一个岁贡生。
在这段时间内，吴承恩大约做了这样两方面的事：
一是进入葛木、王凤灵等办的龙溪书院当高材生，继续发奋攻读，准备下一次、再下一次考试；
二是捉刀写了一些帮闲应酬文字。
嘉靖八年（1529年），漕督唐龙的祖母80大寿，唐龙请人画了一幅画寄回家祝寿，吴在画上作了《海鹤蟠桃篇》七言古诗；
以后，周金由漕运总督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吴作庆贺幛词；
张景华得罪了严嵩，丢了官，吴作幛词送其归田。
淮安几任知府葛木、孙继鲁、范槚、邵元哲等和吴承恩都有赠答诗文，与淮安卫千户章汝隆、山阳知县和府县学教官，也不乏这类作品。
就连远在南京的魏国公的儿子徐天赐（徐达后裔，徐辉祖的玄孙，承袭封爵），吴承恩也给作了拜寿的幛词。
杭州两浙盐运使黄日敬，重刻《金陀粹编》也特地派人到淮安来请吴承恩作序。
这些文字有时甚至不能署上自已的名字，吴承恩亦乐意为之，因为既可以炫耀自己的文才，获得官吏们的青睐，又可以取得一点润笔。
吴承恩的帮闲文字尽管作得好，但对他的前途却起不了多大作用。
当时做官靠“八股文”,“八股文”作不好永远不能猎取功名，没有功名就永远无法进人“仕途”。
在这个时期，吴承恩主要住在淮安家中，科举上的失败，心情痛苦，表现出清高孤傲，一度时间甚至有想当隐士、做山人的想法。
他的《斋居》诗云：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
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
鱼蔬筑拙者政，鸡黍朋来约。
何似陶隐居？
松风满虚阁。
朝来把锄倦，也赏供清燕。
积雨流满畦，疏篁长过院。
酴釄春醉要，燕叶新题遍。
怅望心所期，层城隔芳甸。
他想学陶弘景隐居华阳洞，过着“鱼蔬”、“鸡黍”的生活，种种花草，做做诗，喝喝酒，真是清高无比。
但他不光如此，还在搞神话小说创作。
《禹鼎志》和历史名著《西游记》也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
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吴承恩在取得岁贡生以后，终因饥寒逼迫人都谒选，打算求一官半职。
吴承恩在京都半年，看够了吏部老爷们的颜色，看厌了衙门里狗腿子的威风，“世味由来已备尝”，便想回家，不再等了。
这次吴承恩到北京没选到官职，吏部只把他分到南京国子监当太学生。
秋后，他匆匆南下，回到家乡，以后便在南京与淮安之间奔波。
当时的南京是一座“风雅”都会，贵族徐天赐、文征明儿子文嘉兄弟，何良俊兄弟以及皇甫汸、黄姬水、张凤翼等都住在南京，有祖上遗留下的田园宅第，有自己做官的俸禄，又能做诗作文，诗酒宴会就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吴承恩少年时的朋友沈坤、朱日落也在南京做官。
吴承恩到了南京，立刻加入了这班文士们的游宴活动。
他们在一起游玩、喝酒、听音乐、做诗，常常是天天歌，日日酒。
吴承恩参与其中，但身份和物质条件方面毕竟悬殊很大，别人是有钱有职有闲，而他则无钱无职无闲，有时处境十分难堪。
这段时间吴承恩写下了不少与友人唱和赠答的诗词：
“……由来绝艺合烟霄，何事尘中扰布袍？
愿尔逢人权放着，甘间万事忌孤高。
”这是他劝慰围棋手鲍景远的几句诗，实质上是他对自己才高命薄，郁郁不得志的怨恨的心声。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骚扰，一直掳掠到南京，冲散了这班文人诗酒宴会的气氛，这些人一个个辞职、调任或避倭离开南京。
吴承恩也不得不回到淮安。
吴承恩回到淮安以后无事可做，依然过起他那默默无闻隐士般的生活。
经过大半生的奔波，经历了多次科场的失败，逐渐心灰意懒。
他亲眼看到世态炎凉，政治多故，友人云散，心情自然难以用语言表达。
因此，他对人生命运和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功名富贵自有命，必欲得之无乃痴。
”“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闻古有杜康，偏工扫愁术。
问愁何以扫？
杯斝能驱除。
”
无尽的优愁愤懑，这“杜康”岂能“驱除”得了呢？
欣喜“良友时过余”,“共展千年书”：
此时他只有这一点乐趣了。
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或1559年），他利用一暑天，柬汰了《花间集》和《草堂诗余》，编了一部词集《花草新编》。
他把书稿拿出来与友人陈耀文商榷推敲，陈耀文借鉴他的做法，加以扩充，另编了一部《花草粹编》。
陈做官有钱，将他的书刻印行世，而吴承恩《花草新编》却一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现仅存残抄本几卷藏上海图书馆。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吴承恩在北京做官的老朋友李春芳派人接他的父母去京奉养，官船过淮时，家人顺便拜访了吴。
李春芳了解到吴的潦倒境况，深感不安，立刻写了封信给吴承恩，敦促他再次来京谒选。
李的来信使吴承恩已“死”的心一下子又活动起来，在其母敦促劝导下于秋后再赴京都。
在李春芳的帮助与斡旋下，吴承恩终于在第二年冬天，得到了一个浙江长兴县丞的小官。
四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春，吴承恩收拾行装赴长兴县上任。
在明代，做官都必须进士出身，一般府州县的正职，也非得中了进士以后才能谋得。
吴承恩所任的“县丞”名义是八品“副县长”，可知县把持一县的经济、行政大权，县丞只管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是个“副差杂职”。
这时候的吴承恩已是60多岁的老人。
从前，他曾以一个名士混迹于达官贵人中间，并无做实际事务的经验。
“悠悠负夙心”，做一个小县丞，绝非他所甘心情愿，也不副他的所学。
象做文章要文才一样，当官需要“经济之才”；
特别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混迹官场必须人情练达，顺应时世，见风使舵。
象吴承恩这样清高、孤傲、正直的文人，当然不能适应。
他到任不久，就尝到了“宦海”的滋味，在《长兴作》中写道：
风生客里暗青袍，笔砚微闲弄小舠。
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
身贫原宪初非病，政拙阳城自有劳。
会结吾庐沦海上，钓竿轻挚紫金鳌。
这首诗，表达了他在长兴任上的心情。
他幼年曾亲见衙门的走狗对父亲的欺诈，对那班敲诈勒索、无事生非的胥吏们早就恨之人骨。
他以阳城自比，羡慕原宪的孤贫，做官不过是“只用文章供一笑”而已。
他景仰“心为平小民，而力抗夫强家”的好官，要做这样的“好官”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要纱帽戴得住，要向上爬，必须“匍匐拜下，仰而陈词”、“曲而跽，俯趋”、“笑语相媚”、“手谈眼语”，这对于吴承恩来说是绝对做不到的。
他看不惯官场恶习，没有官场经验，放不下名士派头，结果自然是到处碰壁。
吴承恩在长兴干了一年多时间，与长官合不来，结果被诬下狱。
不久案情大白，得以释放，于是，便拂袖而去，心甘情愿象原宪一样，到“委巷”中去受穷。
吴承恩辞官不久，被补授为“荆府纪善”。
可能他到荆王府去供职了一段时间。
荆府就是荆王府，第一代荆王是荆宪王朱瞻，明仁宗庶出的第六个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封，宜德四年（1429年）就藩于江西建昌府，正统十年（1445年）移封于湖北蕲州。
纪善是明代王府中的一个官职，秩正八品，“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
“凡宗室年十岁以上人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
这个差事对于吴承恩来说，比当个催租粮管杂务的县丞更为合适。
吴承恩担任荆府纪善的时候，荆王已传至第七代，府里读书风气盛行，王子们都能礼贤下士，能诗能文。
吴承恩与王子们相伴，还常与社会名流来往，有时间和心情写诗作文。
然而，吴承恩这时毕竟老了，只身在外，身体有病，思乡之情是难免的。
他决定辞官东归，蛰居委巷，整理自己的著作，以度晚年。
大约在隆庆四年（1568年），吴承恩回到家乡淮安，以后再没出外奔走，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彻底摆脱了科举失败的苦恼和仕途宦海的炎凉，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逐渐达到了顶点。
他的晚年，先后得到了淮安知府陈文烛、邵元哲很好的照顾。
《山阳县志》称，“陈文烛折节交之”。
虽然如此，他的日子仍然既贫且孤，他的亲人相继谢世，就将姐姐吴承嘉的孙子邱度带在自己身边，亲自教导。
邱度没有辜负他舅祖的期望，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翌年连捷成进士。
这是吴承恩晚年的一件快事。
吴承恩默默离开人世后，邱度为其搜集整理遗稿，出资刊刻，陈文烛为之作序，使这位文学巨匠的诗词作品得以流传至今。
五
吴承恩在文学理论和诗词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与他坎坷曲折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尤其在晚年，他认真总结研究和潜心撰述，使他的文学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他的文学理论主要是：
文学作品必须直抒胸臆，反对剽拟摹仿。
“后七子”之一徐中行，长兴人。
当吴承恩作长兴县丞时，他们就结成好朋友，互相唱和。
后来，徐中行将吴推荐给淮安知府陈文烛，盛赞吴的文章和道德。
徐升任福建副使，从北京去福建。
路过淮安，特地停舟拜老友。
陈文烛、徐中行与吴承恩在韩侯祠吃酒，席间，他们评论起当时的文人与文风，吴承思发表了这样的议论：
“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
吴承恩认为那时候一般的作家，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生活基础，勉强修琢文词，这样的作品就是写得再多也不足以传世。
当时文坛复古主义倾向严重。
吴承恩虽是徐中行的好朋友，但一点也没有染上“七子”的坏习气，他的作品能够直抒胸臆，写出了“人情物理”。
所以陈文烛和当时其它有见识的文人学者，如李维祯等人，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李维祯评论吴承恩的诗文成就时说，吴的诗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诗和唐代的钱起、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与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相出人。
陈文烛说，淮安古来文学家，在汉代有陆贾、枚乘，三国六朝有陈琳、鲍照，唐代有赵嘏，宋代有张耒，吴承恩的成就正是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他是张耒以后淮安最杰出的文学家。
现在让我们看看吴承恩晚年的一阕词《送我人门来》:
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
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
严霜积雪俱经过，探取梅花开未开？
安排事、付与天公管领，我能安排！
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
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
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
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
这首词有哭有笑有骨气。
他回首往事，总结一生，不知青丝如何变为白发。
尽管饱经了风霜，可他的壮志却未曾磨灭。
他希望春天融化积雪，以梅花自喻，在严寒中傲霜斗雪！
“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大丈夫应有大丈夫的气概。
杜甫虽然生活贫困，但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廉颇年老被谗，仍然是历史上的名将。
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决心要把天赋的文学才华施展出来，这就是吴承恩老年时代的思想状态。
他受尽了社会上种种折磨，因而认识了那个社会；
看尽了人世间种种不良习俗，但他保持了自己批判的勇气，这是他在文学上获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尽管吴承恩的诗、词、曲、古文被人推祟到很高的高度，我们细读他的诗集《射阳先生存稿》，感到前人的推祟并不过分。
然而，吴承恩的最高成就，最大的贡献当然是被称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六
吴承恩创作神话小说《西游记》，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必然。
首先，长篇小说这个文学形式在元明时代已逐渐形成，我国小说中的古典名著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其次，神话故事的创作日益繁荣，以玄奖西天取经为题材的故事，日益丰富完整。
五代、宋元以来，人们将唐僧去印度取经的故事编成戏曲、话本、绘成图画，在流传过程中，经多少代人不断加工、补充，宋末元初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取经队伍中首先增加了一个事实上根本没有的人物猴行者，元代评话《西游记》则加进了一个黑猪精猪八戒。
《取经诗话》已被发现，评话本《西游记》中的一节“魏征梦斩泾河龙”，现仍保留在《永乐大典》中。
另外，元人吴昌龄创作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杨景言创作的6本24折杂剧《西游记》，在明代都保存完好，随时可以看到艺人们搬演。
这是吴承恩取材写作长篇小说的良好条件。
吴承恩从少就在父母的引导下，产生“好奇闻”的习性，又能主动搜集材料，阅读包括唐宋传奇在内的野言稗史。
后来，交游的朋友中藏书丰富，又是他的一个优越条件。
中年以后，思想成熟，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看得比较深刻。
他想通过神魔故事来揭露社会人情、鞭挞黑暗邪恶势力，因而产生了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和欲望。
吴承恩在《二郎搜山图歌》中写道：
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
青峰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
种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
平生气焰安在哉？
牙爪虽存敢驰骤！
象这样一类的神怪斗争，是《西游记》中常见的故事。
在描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作者同时联想到，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衣冠之中”也有一些这样的魔鬼，应该搜一搜，剿一剿。
但是统治阶级不但不使用“搜山”的手段，把他们一网打尽，反倒利用他们为百姓制造灾害。
吴承恩感到忿忿不平，他在这首歌中还说：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脚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艺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今万年保合清宁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要写《西游记》。
在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世道再有不满，他也没有地方去议论，去发泄，于是借助神魔来表现“人间变异”，寓以鉴戒。
在这当中，美猴王孙悟空等神话人物，是他理想的化身。
他在《西游记》中描绘了一个个天上、地府、人间、龙宫、洞府、魔窟等美妙绚丽的神话境界，通过神妖的言语行动，再现了人间的美好与丑恶，揭露人间的不合理现象。
他让孙悟空打遍了天宫、地府，令人感到十分痛快；
然后又让他历尽千辛万苦，战胜大小群魔，备尝了人间“世味”，终于达到“极乐世界”，获得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是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形象，世世代代给人以美好的感受。
《西游记》开篇第一回，写美猴王孙悟空渡海到南赡部洲，剥了打鱼人的衣裳，“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过府，在市廛中，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
这里的“世人”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市侩。
那些市侩们的行为，由美猴王用白话说出来，要比用文言正面叙述，显得更加生动感人，更加活泼有生气。
这就是《西游记》的伟大之处，也是我国通俗古典文学的成功之处。
吴承恩在这一点上尤为擅长，他的成就，在于将我国神话小说的创作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的《西游记》在我国长篇神话小说史上是一个光辉的顶点，后来的《封神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等小说，都未能赶上或超过它，它是前无古人的一块文学瑰宝。
（刘怀玉）
经学大师阎若璩
阎若璩，清初著名经学大师，是“继顾炎武之后崇尚实学而开考据之风的第一位经学家”。
纪昀（晓岚）说他“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之外罕能与之抗衡者”。
张穆说：
“念国朝（清朝）儒学，亭林（顾炎武）之大，潜丘（阎若璩）之精，皆无与伦比，而潜丘尤北方学者之大师。
阎若璩，字百诗，始祖于元初自山西祁县迁太原嘉节都西寨村，其地古名潜丘，所以他又别号潜丘居士。
明代中叶，朝廷盐政实行“开中政策”，阎若璩的六世祖阎居訚于正德初年迁来淮安，经营盐业，遂为淮人。
祖父阎世科，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卒葬淮安。
父阎修龄，以文名一时。
母亲是明代嘉靖已未状元淮阴丁士美的孙女。
阎若璩出生于明祟祯九年（1636年）十月十四日。
6岁入小学，天生口吃，资性愚钝，读书千百遍也读不熟，且身体多病，然而他非常用功。
母亲心疼他，听见他读书就劝他休息，他则默诵暗记不敢出声。
传说他15岁那年冬天，一天夜里读书，遇到疑难向题，发奋不搞懂便不睡觉。
经过刻苦思考，终于在四更天以后，豁然开朗，自此以后颖悟异常。
16岁入山阳县学，成为一名“秀才”。
他读书每下硬功夫，常将书拆散，读一页，即将此页用浆糊粘贴于几背，背熟以后即烧掉，终身不用再读了。
他不但不满足背熟文辞，而且喜寻根究底，反复深思，曾自题柱联曰“一物不知，以为深耻；
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20岁读《尚书》时，他怀疑《古文尚书》是后人伪造的古籍，便开始潜心钻研。
他用了30年的时间，著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怀疑。
25岁起，师从清江浦吴一清，学问日有长进。
27岁起赴太原参加乡试，28岁与傅山、顾炎武等人游，广泛考察研究金石文字和史地学问。
其间，顾以所著《日知录》相示，阎若璩为改正数条，“顾虚心从之”。
由于他常年考证经典，荒疏了八股举业，因而久试不第。
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43岁的时候，与阮晋一起应博学鸿词科，征辟进京。
因此，人们又称他为“阎征君”。
康熙二十五年，礼部侍郎徐乾学奉诏充《大清一统志》、《清会典》和《明史》三馆总裁，邀天下名士与修，阎若璩名列首位。
二十八年徐迁书局回昆山，僦舍洞庭湖上，精心编纂《大清一统志》，阎随馆南下，同去的还有顾祖禹、黄子鸿等，皆精于地理之学者。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皇帝南巡，龙船经过淮安时，问：
“此中有学问人乎？
”内阁学士李铠（亦淮安人）说，有一个名叫阎若璩的。
巡抚宋大人补充说，此人“长于考据，最为精核”。
皇帝即令召见，后因走得匆忙而未及见。
此时皇四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已闻知阎的大名，便召见了他。
对他说：
“吾知东南读书种子仅存朱检讨（彝尊）、胡太学（渭）及先生耳。
”后又邀他进京。
第二年初，69岁的阎若璩，由其长子阎咏陪同，拖着带病的身体进京。
3月到了北京，皇四子以书籍、金银为礼聘，邀其馆于王邸，相待甚厚，并将其全部著作取去逐篇阅读，边读边赞。
6月，阎病沉重，皇四子命以大床做成轿子，上面挂上纱帐，用20个人抬到城外居住，阎在上面如同在家卧床一般。
未几，阎便病逝于北京郊外，其子遵嘱扶梓回淮，葬其祖父墓旁。
墓地在塔儿头蛟龙沟，又名学山墩，在今施河乡大施河村。
在京料理丧事的费用，皆皇四子所踢，皇四子还亲自为他作祭文、挽诗，恩礼备至。
阎若璩逝世后，淮安人对他十分崇敬与怀念，在新城文昌宫内为他建了“阎先生祠”，供人凭吊祭祀。
清末光绪初，段朝端、徐嘉等人因为“阎先生祠”地点过于偏僻，倡议改在城内奎文书院（遗址在今淮安中学）并附祀已故淮安地方文人李铠、张弨、顾是、杨开源、任瑗、吴玉缙。
建成后，由路伓题额，名为“阎征君暨六先生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阳县知县卢维雍捐银70两给阎征君祠，银存于典铺，每年以利息作祭祀费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下王全熙邀集一些文人，募集经费，在河下竹巷状元里阎若璩故里另建“阎征君祠”，事未办成即病逝。
后来他的儿子王朝征继续操办，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
阎若璩是我国清初一位著名朴学大师。
他毕生研究经学、古地理学，治学严谨，善于思考。
他常说：
“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
”对于书中的疑问，他总是追根求源，常常“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已”。
他的著作十分丰富，有《古文尚书疏证》、《潜丘札记》、《闲学纪闻笺》、《四书释地》、《眷西堂诗集》等十几种数十卷，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古文尚书疏证》8卷。
《尚书》又称《书经》，是我国上古的一部文献汇编，也是一部儒家经典。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一度失传，汉初，由通晓《尚书》的伏生口授，得《尚书》28卷，称为《今文尚书》。
后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到《古文尚书》，虽经过孔子后裔孔安国考订，但未得列于学宫又失传。
东晋梅赜向皇帝献上一本书也叫《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25篇，经隋唐的儒臣研究，认定这就是孔府壁中出的《古文尚书》。
实际上这是一部伪书，但一直被列为经典。
敢作学问上的研究，那时知识分子人人都要读它，奉若神明，更不敢轻易怀疑议论，生怕亵渎圣贤，韩愈就曾经说过：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但还是有不少学者怀疑它，如宋代的吴棫，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鷟等，都曾举出许多证据来论证，说这是一部伪书。
由于这些人的论证尚不够有力，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因而难以定案。
清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很尖锐，文网极为严密，知识分子思想禁锢，尊经泥古，只能埋头读书，更不能非先儒、议经典。
然而阎若璩却大胆冲破这种思想牢笼，他从20岁起就研究《古文尚书》。
为揭穿此书之伪，他查检大量的经籍资料，博引众说。
反复钩稽考证，做到“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
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他终于撰成《古文尚书疏证》8卷。
此书列举了128条证据，包含及其丰富的资料和非常严密有力的论证，断定《古文尚书》为伪造，获得了学人的普遍赞同，在学术界轰动一时。
学术史上这一疑案至此终于水落石出。
阎若璩永载文学史册。
人们提到《古文尚书》，首先就联想到阎若璩的名字。
此后，淮安另一位学者丁晏，循其余绪，为追《古文尚书》伪作者为谁而写了一部《尚书余证》，也具有一定影响。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是清代考据学的一面旗帜。
它与顾炎武等人横扫当时流行的空疏无本的心学，开创清代朴实学风道路，后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
（刘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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