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政治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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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下农场中，有一位头发是亚麻色的年青妇女，她充满激情地请愿干预达尔福尔的武装动乱（北欧人的发色多为亚麻色，这位妇女的种族与她所关心的达尔富尔黑人形成对照），还有在市内城区社区的一位老年的黑人绅士，盘问我有关土壤保持的问题。
当我在台上望向集会群众时，我感受到了某种鼓舞。
在他们的举止中我看到了努力工作的态度。
在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中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我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凉爽的小溪中浸泡了一下，很舒服。
在集会后，我感到自己被净化了，很开心我选择了这份工作。
在集会结束的时候，人们一般都会迎上前来握手、拍照、或者把他们的孩子推上前来要求与我合影。
他们把东西塞到我手上——文章、名片、手写的便条、在军中服役所获得的奖章、小型的宗教工艺品、幸运符等。
有时，某个人会抓住我的手，告诉我说，他们对我有很大的期望，但是他们担心华府的政治氛围会改变我，怕我到最后会变成像其他当权的人那样。
“请保持你的本质，”他们经常对我说。
“不要让我们失望。
”
将我们政策中的问题与政客的品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美国传统。
时不时地，这种看法以非常明确的语句被表达出来，例如：
“总统是一个白痴”，“某某议员是一个废物”。
有时，人们甚至会表达一些更露骨的指责，像“他们都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扯线木偶。
”大多数选民认定，在华府的政客们“只是在争权夺势”，就是说，选票或地位都是政客昧着良心弄来的，搞到竞选捐赠款、选民的支持票或对党派的忠诚比为社会造福更重要。
经常性地，最严厉的批评都是来自与其相同级别的政客，例如：
“什么立场都没有的”民主党人，或“徒有虚名的共和党人”。
所有这些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们希望在华府做出改变，我们需要把这些“无赖”请出去。
可是，年复一年，我们始终没有请出这些“捣蛋鬼”，众议员的再次当选率一直高于96％。
政治学家可以就这种现象说出一大堆的理由。
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很难去激起繁忙和心不在焉的选民对政治的关心。
所以，政治竞选上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名度，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在职的政客们在选举活动的空隙花那么多时间，不论是在剪彩的时候、在国庆日游行时、或是在礼拜日的现场访谈节目中，来确保自己的名字不断被重复。
众所周知的筹款活动对这些在职者们十分有帮助，因为在政治捐赠中，利益集团（不论是左倾还是右倾的集团）倾向于支持更有希望的候选人。
而且还可以通过重新划分选区的方式，来避免他们的议员席位遭到严峻的挑战：
现如今，为了确保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他们的区域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几乎每个选举区都是由执政党精确地通过电脑模拟来划分的。
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选民已经无法选出他们的代表议员了，是议员在选择他们代表的选民。
但是，还有另一个因素，它很少被提及，但有助于解释为何民意调查一向显示出选民讨厌国会，不过他们对国会议员有好感。
可能很难相信这点，但大多数政客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伙计。
当然，我发现我的参议员同事们确实非常讨人喜欢。
一对一，他们组成了奇妙的团队，我很难能够找到比泰德.肯尼迪（TedKennedy，两个兄长分别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和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或特伦特.洛特（TrentLott，参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更会讲故事的人，或者比肯特.康拉德（KentConrad，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和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Shelby，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议员）更精明能干的人，或是比黛比.史戴布诺（DebbieStabenow，密歇根州的第一位女性联邦参议员）和梅尔.马丁内斯（MelMartinez，曾任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更热心的人。
通常，他们被证明是有才智的、富有创见的和努力工作的人，有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关注在与他们所代表的州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
是的，有一些人墨守成规，还有一些人讲话没完没了或是欺压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
我在参议院会议厅呆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加容易发现每个参议员身上的短处，那些小毛病是我们凡人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都存在的，比如说，对一件事很容易恼火，或者是对一件事非常倔强地坚持，或者是拥有不可抑制的虚荣心。
但是，在极大程度上，参议员身上的这些个性所占的比例，应该不会比人民群众中的这些个性的比例更高。
即使是与那些与我意见极为不同的同事们交谈时，我经常被他们的身上显而易见的诚挚所感动——他们特别希望把事情做好，特别希望把一个更富强的国家交给下一代，而且，只要情况允许，他们特别希望为自己选区的选民谋求福利，并恪守自己的价值观。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使得经常出现在晚间新闻中的这些政客们表现出一种严厉无情、拒绝妥协、伪善并且卑鄙的个性？
是出于什么原因，阻挠了讲道理的、凭良心办事的人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我在华府呆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经常看到朋友们在我身上找寻变化的迹象，试探我是否开始摆架子、是否喜欢争论或是否对人过于防备。
我也开始以同样的方式自省，我开始看到自己身上出现与我的新同事们共有的性格特性，我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可能阻止我的这种改变，我不想变成在差劲的电视电影中的那个典型的政客形象。
我的自省从理解雄心壮志的本质着手，在这个方面，至少参议员是非比寻常的。
成为一个美国参议员并不是完全靠运气的，至少，这个职位需要有一点自大的感觉，有一种自信：
尽管在你所在的州有那么多有天赋的人，但你有某种特殊的能力，能够代表民众，讲出他们的心声。
你得有一种十分强烈的信念，使得你乐于时不时地承受中间过程，我们称之为竞选活动，这个过程时而使你感到振奋，有时甚至是令你痛苦，但总是让你觉得有些许荒唐可笑。
还有，光有雄心壮志还不够。
不管你的动机有多么的纷乱，不管是神圣的或是粗俗的动力推动着我们以成为一名参议员为目标，竞选成功的人必定展现出了一种几乎不太理智的执着，他们经常性地忽视自己的健康状况、与亲人的关系、心理状态、自己的尊严。
在参议员初选结束后，我记得自己看了看日程表，意识到，在1年半过后，我只休息了整整7天。
除了这7天外，我一般都是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
这并不是我感到特别骄傲的事。
正如米歇尔在竞选期间的某个星期指出了好几次一样，这样工作太不正常了。
但是，雄心壮志和执着并不能完全地表现政客的行为。
还有一种随之而来的情绪，也许更具有普及性，并且肯定更加具有破坏性，在你冲动地正式表态要参加竞选以后，这种情绪会即刻困扰着你，直到投票日过去。
这种情绪叫害怕，不只是害怕竞选失利（尽管失利已经是非常糟糕的了），还有对彻底丢面子的害怕。
比方说，想起我在政治竞选上的那次失利，我始终觉得很受伤，被当时在职的民主党众议员博比.拉什（BobbyRush）彻底击溃。
在那次竞选中，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出现了问题，我自己所犯的错则夹杂着悲剧和闹剧。
在我宣布参加众议员竞选两周以后，我筹集了几千美元，委托相关单位做了个第一次民意测验，了解到拉什先生的知名度大概在90％左右，而我是11％。
他的支持率高于70％，而我是8％。
通过这些，我就晓得了，当今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
在宣布参加竞选之前先做民调。
从那以后形势就开始急转而下。
10月，在我前往一个会议的路上（这次会面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少数几个还未选择支持我的对手的几位党内官员的其中一名），我听到电台中新闻播报称，众议员拉什已经成年的儿子被两个毒品贩子在他屋外射杀了。
我感到震惊，并且替议员先生难过，我立即将竞选活动暂停了一个月。
接着，在圣诞节休假期间，我去夏威夷岛看望了我的外婆，我和妻子米歇尔还有当时18个月的大的玛丽娅重新享受家庭温暖，在这次短暂的为期五天的旅行过后，州议会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会议，对一个枪支管制的法令进行投票。
由于玛丽娅生病了，不能够搭乘飞机，我没有能够参加投票，结果法令没有被通过。
两天过后，我搭乘一架夜班航班在奥黑尔机场降落，带着哭闹的孩子，米歇尔不想搭理我，这时，《芝加哥论坛》的头版上却刊登了一则报道指出，枪支管制的法令只是缺少几票就可以通过了，而我，奥巴马，作为州参议员和国家众议员候选人，“决定留在夏威夷岛度假”。
我的竞选经理打来电话，提及对手可能会在不久打出负面的广告——几颗棕榈树下，一个男子躺在一张海滩椅上，戴着一顶草帽，啜饮着一杯媚态酒（maitai，用朗姆酒、库拉索酒和果汁配制的一种鸡尾酒），在背景声中响起轻轻地弹弄一把夏威夷吉他的声音，画外音解说词是，“当芝加哥遭遇历史上凶杀发案率最高的时刻，巴拉克.奥巴马…”我叫他不要再说了，我明白目前的形势了。
所以，竞选活动还不到一半，我就确信我输定了。
从那时开始，每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感到一种潜意识的恐惧，我明白自己必须在白天去笑脸迎人，与民众握手打招呼，并且假装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得不错。
在初选前的几周，我的竞选活动有了一点起色：
我在极少的几次新闻报道过的辩论中发挥的不错，在医疗保险和教育计划的建议方面，得到了一些正面的新闻报道，甚至连《芝加哥论坛》也力挺我。
但是这些远远不够，而且已经有点迟了。
我抵达到庆功会后才发现，竞选已经分出了结果，我以31个百分点惨败。
我并不是说只有政客才会遭受这样的挫败。
我是说，与太多数人不同，政客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不能够在私底下去舔他们的伤口，政客的失败就赤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你必须在半空的大舞厅里做一个承认竞选失败的演讲，鼓舞大家的精神，当你宽慰工作人员和竞选支持者时，拿出一副勇敢的面孔，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打电话表达谢意，还有尴尬地向别人请求在将来偿还债务时给予帮忙。
你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些事做好，但不管你对自己是怎么说的（无论你多么确信地将失败归结在时机不利、运气不佳、或是资金的缺乏上），在某种程度上，你一定会感受到好像自己接受了整个选区的选民们的批判，他们认为你并不够格得到你想要获得的这个职位，你所到之处，人们在心中都会闪现“失败者”这个词语。
这种感觉就像大多数人在高中时期所经历过的，当你的梦中女孩在她的朋友面前明确地拒绝你并当作一个笑话时，或者你在重要比赛中两次罚篮不进的时候，而大多数成年人明智地安排他们的生活，来避免经历这种感觉。
那么，想象一下，这些挫败的情绪给普通的知名政客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不像我）在生活中基本上没有遭受过什么失败，他们是高中的橄榄球四分卫，致告别词的学生（美国致告别词的学生（Valedictorian）通常为毕业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父亲是参议员或海军上将，还有那些在小时候就被告知是注定将成为权贵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与一个公司的主管谈话，在2000年总统竞选时，他曾经是副总统戈尔的重要支持者。
我们在他非常舒适的豪华办公室里，俯视着曼哈顿市中心区，他开始向我讲述大概6个月前，在竞选过后的一次会面，当时戈尔为了他刚刚起步的电视节目寻求投资者。
那个主管告诉我，“有点奇怪，他，一个前任副总统，出现在我面前。
几个月之前，他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
在竞选过程中，不管什么时候他打电话来，我都会接，只要他想会面，我重排行程表来迁就他。
但是，突然之间，在竞选过后，他走进办公室，我不禁会觉得这个会面根本不重要。
我讨厌承认这点，因为我确实对他很有好感。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再是那个前任副总统戈尔了。
他只是每天100个来找我筹款的家伙中的其中一人。
这使我意识到你们搞政治的真是站在陡峭的悬崖边上，高处不胜寒。
站得越高，摔得越重。
在过去的5年里，戈尔已经表现出了在政治生涯结束以后，他的生活仍然可以带来满足感和影响力，我也认为那位主管肯定是再次地热衷于接听前任副总统的电话。
但是，2000年大选所带的后果，我能想象到戈尔肯定已经感觉到了他朋友对待他的态度转变。
他坐在那里，构思着在电视事业的计划，试图在最差的状况下做到最好，他肯定在想，这种境遇到底会有多么糟糕，在辛勤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为何他与总统之位失之交臂。
但他的朋友，那位主管，坐在他对面，挂着高人一等的微笑，只能不断许诺在来年投资于他的企业，也许是等到公司股票的价格猛跌，或是企业做出不明智的投资决定的时候。
戈尔仍然可以算是个成功人物，他仍然可以对达到的成就感到自豪，在成功的事业中弥补未能成为总统的遗憾，在现在的工作中也可以行使一定的权力。
这并不公平，但是也不能改变人们对这位前任副总统的态度变化。
像大多数选择成为公众人物的男女一样，戈尔知道他在决定参加竞选时意味着要面对些什么。
在政治中，也许有咸鱼翻身的机会，但是，只有胜利才是真道理。
在政治上，大多数其它的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都是由这个更重的“罪孽”引起的——一种欲望：
必须取得胜利，并且一定不能失败。
当然，这就是功利世界的游戏规则。
曾几何时，在竞选活动大肆烧钱和记者到处打探小道消息以前，政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贿赂，政客可以将竞选基金当作他自己的个人账户，拿公费来支付其豪华旅游的费用，收受贿赂方的大宗谢礼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且立法机构只为有钱人服务。
如果现如今的新闻报道是属实的，这种极恶劣的贪污腐败的方式还是部分地存在着，明显地，在华府还有一些人将政治视为发财的手段，他们一般都很精明，不会接受一些蝇头小利，能够极度精心地照顾到捐赠人的利益，并且适当地作些铺垫，直到时机成熟时，就即刻代表他们曾经管控过的利益集团进行游说，从中获利。
但是，更经常地是，金钱不是以这种方式在左右政治。
很少对议案进行游说的人能够向当选的官员提供一个明晰的报酬数目。
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做。
他们的影响力只是由于他们比一般的选民更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官员，有更佳的信息来源，而且他们坚持不懈地想在税法上提出一个含义隐晦的条款，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为他们的客户省去了亿万税金，而且其他人并不在乎。
对大多数政客而言，他们捞钱并不是为了过富裕的生活。
至少，在参议院，大多数参议员已经是有钱人了。
对他们来说，金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和权势，金钱是吓跑竞争者和驱走恐惧感的工具。
金钱不能保证你的胜利，它不能赋予你激情、个人魅力或讲故事的能力。
但是如果没有金钱和用钱打造的电视广告，你基本就算输定了。
竞选资金的投入金额是使人惊讶的，特别是在大一点的州里通过多种媒体开展竞选活动。
在州议会任职时，我从来没有在一场竞选活动中花掉超过10万美元，事实上，在筹集竞选资金时，我树立了“老古董”这个名声，与人共同起草了一个筹集竞选资金法案，这是25年以来州议院通过的第一个相关法案，我拒绝说客们的请客吃饭，拒收来自赌博和烟草利益集团的红包。
当我决定要参选国家参议员时，我的媒体顾问，大卫.阿克塞罗德（DavidAxelrod）不得不坐下来和我仔细分析，向我解释现实的处境。
我们的竞选活动计划极度缺乏资金，极大地依靠于草根阶层的支持和“免费的媒体报道”（是的，制造我们自己的新闻的能力）。
但是，大卫告诉我，在芝加哥的媒介作一个星期的电视广告差不多要花掉50万美元。
在州里的其他地方做广告大概要花去25美元。
算了算，如果在电视上做4个星期，开展一个遍及全州的竞选活动需要的经常性花费和员工工资，最终的预算金额差不多到了500万美元。
假使我赢得了初选，我还必需得筹到1000万到1500万来进行大选活动。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整齐地从上到下，列出了所有我知道的可能会为我捐赠的人的名字，在他们的名字旁边，我写下了自己觉得合适的、可以开口向他们要求的金额。
——结果最后的金额是50万美元。
如果自己没有很多财产，那么，基本上只有一个办法来筹集国会参议员的竞选活动资金。
你必须去请求有钱人资助你。
在我竞选活动的头三个月里，我把自己和我的筹款助手关在屋里，给早前的民主党捐赠人打电话请求资助。
一点也不好玩。
有时，接电话的人会挂掉我的电话。
更经常发生的是，他们的秘书记下我的口信，但对方没有回电话给我，我会再三地打电话过去，直到我放弃或者接电话的人最终回话给我，礼貌地亲口拒绝我。
在打电话期间，我开始听到很多精心设计的推托词（经常性地被告知我想通话的人去洗手间了，或者暂时离开喝咖啡去了，或者在第三或第四次电话通话时，对我雇用的语气温和的员工进行说教）。
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在中年时推销人寿保险，但并不十分在行。
我想起了，当他试图与客户安排面谈，但对方宁愿去看牙医也不愿与保险代理人会谈，这种拒绝给他带来的苦恼。
还有祖母看不起他的眼神，因为在结婚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比祖父挣得钱多。
——在那时，我才明白到我外公的切实感受。
在三个月过后，我们筹集到了正好25万竞选资金，完全低于一个合理的竞选活动资金的门槛。
更糟糕的是，我的竞选活动经历了很多政客认为是最严重的恶梦:
一位自筹经费的候选人有无限的资金支持，布莱尔.赫尔（BlairHull），几年前，他将自己的贸易公司卖给了高盛公司，卖价是5亿3100万美元。
毫无疑问，即使目标不太明确，他确实想为民众做点事，而且民众都认为他是个有才华的人。
但是在竞选过程中，他表现得是要命的害羞，他差不多一辈子都在电脑荧屏前，性格有些乖僻和内向。
我猜想，像很多人一样，他认为成为一个政客（不像成为一名医生、飞行员或水管工）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技术，而且像他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人肯定至少会做到称职，而且很有可能比他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职业政客更好。
事实是，赫尔先生将他对数字敏感的能力视为一个巨大的优势：
在竞选的某个时期，他向一位记者透露了一个他为了在竞选中获胜而研究出的数学公式，是一个运算法则：
竞选成功率＝1/（1+指数函数（-1×
（-3.9659056+（普选中的优势×
1.92380219）…，公式末尾是几个晦涩难懂的因素值。
所有这些使得赫尔先生不再被视为一个有威胁性的对手，直到当年4月或5月的一个早晨，当我将车从公寓楼的环形车道开出，向办公室开去的路上，我看到路旁的草坪中一排排的大号的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标志牌。
上写着“布莱尔.赫尔竞选国会参议员”，在接下来的五英里我在每条街上都看到相同的标牌，还有各个主要通道上，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里都有，在公交汽车站台前和杂货店的柜台后面，还有标牌张贴在理发店的窗户和废弃的建筑物的墙壁上。
赫尔的竞选标志到处都是，像春天的雏菊，点缀着风景。
在伊州的政界有句话叫“标牌不会投票”，意思是说你不能通过一位候选人拥有多少标牌来判断他的胜选率。
但是在伊州，从未有人在竞选活动时见过这么多的标牌和广告牌，赫尔先生在一天就做到了，他请的工人具备惊人的效率，在短短一夜之间就将别人的标志牌换下，全部换上赫尔的广告牌。
我们开始收到消息，某些黑人社区的领导人们突然宣布赫尔先生将是内城区的救星，某些州南部的领导人高度赞扬赫尔先生对家庭农场的支持。
然后，他的竞选电视广告开始播出了，6个多月无处不在的广告轰炸一直到选举当日，在州里的每一个电视台昼夜不停播出（布莱尔.赫尔和参议员在一起，布莱尔.赫尔和儿童在一起，布莱尔.赫尔准备与特殊利益集团斗争恢复华府的正气等这些广告）。
在2004年一月，赫尔在民意测验中升到第一位，我的支持者们猛打电话给我，坚持叫我必须做出反应，必须马上登上电视节目，不然就全盘皆输。
我又能作什么呢？
我向他们解释，我并不像赫尔先生，我基本上是负资产。
就算是往最好的情况想，如果我们的竞选活动能有足够的钱买下足足四个星期的电视广告，但是在8月份就花掉我们所有的竞选预算资金似乎是没有逻辑的。
我向支持者们解释，希望他们都能够对这事有耐心，“保持对我的信心，不要慌张。
”然后我挂断电话，望向窗外，正好看到赫尔在州内环游使用的那辆大旅行车，它像一艘远洋客轮般那么大，而且据说车内的设备一流，我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是否到了慌张的时候了。
在很多方面，我比其他大多数处于这种形势下的候选人要幸运的多。
不知什么原因，在我竞选活动的某个阶段，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莫名的动力，突然之间，富有的捐赠者普遍地表示支持我的竞选，州内小额资金的捐赠者也开始通过网络以我们从来没有料想过的速度向我的竞选活动寄来支票。
讽刺的是，我作为黑马的角色，使我避过了比较危险的在筹款方面的隐患：
大多数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没有支持我，所以我并不欠他们什么，像“保存投票者联盟”这种少数确实支持了我的政治委员会，他们是长期站在赫尔先生一边的，他们对我的金钱支持虽然不少，但与赫尔相比也是相差悬殊的。
但是，我认为在赫尔的行为中值得称道的是（虽然，这也许也是他所后悔的），他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负面广告攻击。
我的民意调查数字紧随其后，而且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周时，就在我的电视广告开始播出时，我的支持率开始爆增，而他的竞选活动从内部崩溃，因为他对前任妻子做出一些不当的行为而遭到起诉。
所以，至少，对我来说，没什么钱财，缺少大公司的支持并不是阻碍我胜选的障碍。
但是，我敢说拜金主义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
当然，它使得我不再羞于向陌生人寻求大额的资金。
在竞选结束时，我打电话寻求资金支持时不再寒暄和闲聊了，我不再说废话，而是努力强硬地寻求他们的资助。
但我也担心在工作中出现了另一种改变。
我渐渐发觉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有财力的人（法律公司的合伙人、投资银行家、保值基金经理和投机资本家）身上。
一般，他们是精明的、令人感兴趣的人，对国家政策有见地，政见不拘一格，他们在给出捐赠的同时，所期望的仅仅是自己的政见得到关注。
但是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几乎是一致性的）是他们所处的阶级的观点，他们代表着社会中差不多1％的高收入阶层，能够为一位政治候选人签下2000美元的支票。
他们热衷于自由市场和英才管理的理念，他们相信一个读书成绩好的人应该能够解决社会中的一些弊病。
他们对保护主义完全没有耐心，觉得工会是在添乱，并且对全球资本流动所造成生活贫困的人没有特别的同情心。
其中多数人顽固地支持堕胎和对枪支进行管制，并且对深度笃信的宗教情怀十分不以为然。
尽管我自己的世界观和他们的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毕竟，我与他们上的是相同的学校，阅读是相同的书，在很多相同的方面担心着我的孩子们），但是，我发现，自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总是避免谈到某一些话题，遮掩有可能会出现的分歧，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
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我是非常坦率的，我并不在乎告诉穿着讲究的这些支持者们，小布什总统现行的税收减免政策必须要改变。
只要有可能，我就尝试将我从其它阶层的选民那里听来的一些观点告知他们，比如说：
宗教信仰在政治中所起到的合理作用，还有，枪支在州里的乡下地方代表着何种深远的文化内涵。
但是，我知道，由于我要向他们筹集竞选资金，我变得更喜欢这些与我会面的富裕捐赠者，在这种特殊的意识下，我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脱离凡世，没有直接感受当前其它99％的大众所面对的饥饿、失望、害怕、失去理性和经常性的经济困难等问题，即，我选择成为公众人物去为之服务的广大民众。
我认为每个参议员都是如此，以这种方式或别的方式：
你当参议员当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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