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符号的传播学阐释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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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

　　首先，这个定义涉及到了传播过程中承载信息的符号的两个层面：

索绪尔（F.Saussure）所谓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也就是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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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森布（R.Jakobson）所说的“指符”（signans）和“被指”（signatum）。

与此同时，其他某些“符号”定义则只是简单强调了符号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如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CharlesMorris）说：

一个符号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

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Y.Ikegami）说：

当某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为“符号”。

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S.Augustine）和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Eco）的观点也基本属于此类。

　　笔者认为，皮尔斯的定义更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出符号过程的主要元素：

符号、符号的使用者即解释者（包括“编码者”和“解码者”）和符号的指示物，它还隐约意识到符号与符号情景的关系。

用王铭玉[2]的话说：

“真正的符号被理解为具体的、起符号作用的因素，符号本身并不存在，它是符号情景的一部分。

符号情景具有心理特性，而符号的功能作用就是它的物质化，使它更接近于事物，更接近于物质现实，符号是

人们开始对身体的某些部位进行加工改造以传达更为复杂的信息，如海南黎族妇女的纹身；

再往后，随着人类对大自然认识的逐步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身外之外装饰自身身体，现代意义上的服饰于是就应运而生。

　　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已逐步迈进消费时代，服饰原始的御寒遮羞的功能已退居次位，而其被赋予的各种新功能已成为今天人们穿着服饰的核动力。

恰如法国学者让&

鲍德里亚所言，现代社会中的消费者实际上是对商品所内含的意义（及意义的差异），而不是对具体的物的功用或使用价值有所需求[4]。

他认为，在“消费社会”里，产品除了它的使用价值外，还具有某种对消费者的社会地位进行界定或对对消费者进行分类的意义。

　　约翰费斯克曾精辟地阐释了服饰品牌价值建构的意义：

品牌服饰通过媒体文本/广告的意向叙述，向受众传达了价值的区分和文化行为。

穿名牌服饰“是一种区隔行为，是一种在社会层面可以定位的口音，言说着一种共同的语言。

它是在社会层面向高消费阶层的一种位移，是转向都市极其复杂状态，是趋向时髦与社会特殊性”[5]。

简言之，服饰形象广告的目标就是让消费者购买一种生活方式，首先是在心理、情绪或渴望的层次上，然后才是产品层次上。

赋予服饰产品更多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使高档服饰价格合法化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概括起来，在当今时代，服饰在遮羞御寒之外，更多地是发挥着下述社会分类功能：

行业/职业标志：

如军队、邮政、税务制服

身份/角色标志：

如新郎和新娘服饰、战俘服、囚服

等级标志：

如不同军阶的军服、我国封建帝王时代不同官阶的官服

财富标志：

如价值几十万人民币的高档时装

信念标志：

如僧侣服装

民族标志：

如穆斯林服饰、日本和服

时代标志：

如我国元朝服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服饰

年龄标志：

如童装

性格标志：

如乞丐服、休闲西服、露脐装

集团标志：

如校服、厂服

性别标志：

男装、女装、中性（unisex）装

场景标志：

如隔离衣、网球服、睡衣、泳装、作战服等

态度/意愿标志：

如参加上海APEC会议的各国政府首脑所穿的唐装

　　那么，服饰符号是如何表述其系统特性、如何进行社会分类的呢？

我们可以用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分法加以剖析。

服饰系统的“语言”由服饰的“细节”、样式和关系规则（身体各部位的比例关系）组成，而服饰系统的“言语”即个人的穿戴方式（尺码、搭配、个人习惯等）。

“语言”是一种社会体制，也是一套价值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人的符号实践，“语言”和“言语”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服饰话语陈述方式。

三、服饰符号的高级功能

　　要正确运用和解读服饰符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构相关的符号过程——某个事物起着符号作用的过程。

　　皮尔斯曾提出了符号过程的三元关系：

一是起符号作用的那个事物，二是符号所涉及的那个事物，三是某个解释者对它的解释。

后来，莫里斯将其发展成五元关系：

V、W、X、Y和Z，其中V是在某种条件Z下，在W中造成以某种方式X对某种对象Y（那时并未做出一种刺激进行活动）做出反应的倾向。

通俗地说，V就是“符号”，W是“解释者”，X是“解释”，Y是“意谓”（significations），Z是符号在其中出现的“周围条件”。

　　但事实上，符号发生作用的过程比上述两位美国学者的描述还要复杂。

我国学者刘奎林、杨春鼎提出，符号的产生基本上依赖于三个场[6]：

思维场：

主体在记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从而创造了思维的外在形式，解放了人的思维。

用公式表示就是：

主体→思维场→符号。

文化场：

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场中，主体才能够建立起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心理场：

只有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和集体无意识，主体才能在客体形式和心理内容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从而建构起稳定的符号系统。

　　皮尔斯、莫里斯和刘奎林-杨春鼎的学说为我们理解符号过程提供了理论工具，但笔者认为，这些理论还不能精确解释在具体的传播情景中特定符号意义的获得；

要想更细致地分析包括服饰符号在内的传播情景对文本解读和传播效果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借助于美国语言学家WilliamJ.Baker制作的语言作用评定图表[7]（如下图）：

信息交流情景

说话人当时的心理状态

一般知识和特定环境的知识

动因和愿望

可用的语言技巧和手段

意欲表达的信息（m）

信息结构{Ic[Is（Ir（Id））]}

说话的语言结构（x）

肌动计划和发出

话语实际环境（Y）

基本感觉和知觉

感知到的语言结构（x’）

推断出的信息结构{Ic’[Is’（Ir’（Id’））]}

理解到的信息（m’）

对理解到的信息所做的评定（m’’）

听话人当时的心理状态

动因和注意

可用的语言技巧和手段

　　符号学认为，语境赋予符号以具体的意义，而传播学认为，传播情景足以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

William指出，在传播过程中，传者想要传达的信息（intendedmessage，简称m）、受者所理解到的信息（m’）和其对所理解的信息的评定（m’’）很难做到完全等同。

事实上，传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和他/她事实上传出的信息也并非总是等量。

这其中的差异主要是由传受双方的符号能力造成的。

　　在某些传播过程中，包括服饰在内的非语言符号（系统）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话语体系来传达信息。

但是在更多情况下，非语言符号是作为传播情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补充、替代、强调、否定、重复和调节语言符号的意义。

美国口语传播学者雷蒙德&

罗斯甚至认为，在人际传播中，人们获取的信息总量中，只有35%是语言符号传播的，而其余的65%的信息是非语言符号传播的。

如果把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的概念引入符号学研究，那么，无论是单一符号文本还是复合符号文本，各种符号系统——服饰符号系统、身势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都必须符合统一的编码规则、服务于统一的传播目标，否则传播工具就会蜕变为干扰因素。

英国华威城堡（WarwickCastle）的工作人员身着中世纪服装进行解说，就是成功运用服饰符号提升传播效果的典型个案。

　　罗兰巴特曾说：

“时装是系统，这个系统通过变化服装，赋予细节以意义，以及建立在服装的某些方面和尘世的活动之间的纽带而创造出意义[8]。

”罗兰巴特率先把作为元科学的符号学引入了服装领域，但我们相信，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切入服饰符号学研究，莫里斯（CharlesMorris）所划分的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将更具实践意义：

符号关系学不仅研究服饰符号之间的关系，还关注服饰符号与传播情景中其它符号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语义学则剖析服饰符号与所指物之间的关系，而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人（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关系。

显然，只有把服饰符号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一个更复杂的动态系统中，才能够真正揭示出服饰符号（系统）在现代人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功能及运行规律，才能够更有效地指导人类的社会传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