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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学以发明义理为主要特点。
而理学是当时诸多义理之学的一个主要流派。
从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
儒家经学正式确立于汉武帝时期，这是适应大一统政治的一次重大的文化选择。
当时董仲舒建言：
"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注：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汉书•武帝纪》赞曰：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在"
六艺"
或"
六经"
中，《诗》、《书》、《礼》、《乐》、《易》，乃是西周以来的公共文本，非儒家所独有，《春秋》虽为孔子所修，然他所依据的乃是鲁国《春秋》，也可以说是一种公共文本。
汉武帝"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即意味回归先圣的公共文本，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包括孟子、荀子的儒家都在罢黜之列。
关于这一观点，我们采纳了钱穆先生的意见，钱穆先生曾说：
汉武帝表彰的是战国以前的五经，而非表彰战国以后的儒家。
汉武帝表章五经的另一句，是罢黜百家。
儒家只能算百家中的一家，则也在汉武帝罢黜之列。
我们读《汉书•艺文志》，这是汉代皇家图书馆藏书的目录分类，把一切书籍编目，分归七类。
第一类为六艺，便是经。
第二类为诸子，便是百家。
百家中第一家，便是儒家。
可见罢黜百家，儒家亦在内。
六艺与诸子，这是当时学术上的一个大分野。
讲汉代史，这点不能不知。
……汉武帝以前，文帝时《孟子》、《老子》皆曾立博士。
到了武帝，只许五经立博士，其他百家博士都一起罢免。
《孟子》、《老子》博士也罢黜了，这就是罢黜百家的事实证明。
可见当时汉武帝表章五经，并非表章儒家。
（《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五十四，联经出版社版，第294页．））这就是说经学高于百家之学，也高于一般儒学。
这是一种学术导向，它标示今后儒学的发展必须走经学的路线，而不能走子学的路线。
但汉武帝实行"
的政策，上距秦始皇"
焚书坑儒"
已经八十年，五经重现于秦火劫余，简编残阙，传本不一，因而经典文本及文义的确定须依据经师的"
师法"
与"
家法"
，这种情况决定了此后经学缓慢而曲折的发展。
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汉代今文经学家讲"
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
说尧典二字三万言"
的烦琐流弊。
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兴起，以笺注原典字词的方法解经，当时一种好的注经著作，大体符合"
简当无浮义"
的标准，即注文简洁恰当，而无浮诞之语。
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但笺注形式并非字皆加注，后人读经，仍不能通晓经旨，因此南北朝以后经学家创造了一种"
义疏"
形式，对经注作进一步串讲和疏解，而一种好的义疏著作，则应大体符合"
详正无剩义"
的标准，即对经注文义的解说周详明正，而能通贯其大义。
唐代孔颖达所领衔修纂的《五经正义》作为官修经典，是对南北朝以来义疏之学的规范和统一。
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大多谨守官书，莫敢异义。
总体说来，汉唐经学是章句训诂之学。
然而，章句训诂不过是理解经典文本的一种手段，即以理解经典文本的目的而言，这种手段也还是不够的。
因为经典所记叙的是古人行事之迹及其价值选择，每一种记叙都有其历史事件的原型，古人之所以如此行事，如此做出他们的价值选择，自有他们的一番大道理。
但古人由于当时书写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的种种限制，反映在经典中的文字，无论记事和记言，都相当简略。
后人依据这些简略的文字，如何再现历史事件的原型，如何体会寄寓经典中的"
圣人之意"
呢？
显然，要达到这样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经典文字的注疏之上。
更何况经典所记叙的并不单纯是"
历史事件"
，还有许多"
思想观念"
，如"
太极"
、"
道"
天命"
阴阳"
性"
理"
仁"
义"
诚"
等概念反复出现在各经书之中，这些思想概念与一般日常用语不同，一般日常用语是公众性的、往往是直接指陈某种具体事物的，而思想概念则明显带有思想家个性化的特征，它反映为思想家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抽象认识，而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有一套理论。
这种概念及其理论只有被人们普遍接受，才能转化为公众的语言。
因此如何熟读经典，会通其精神，体悟其境界，使经典义理得以阐发出来，这是经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学习经典并不仅仅以理解经典文本为最终目的，还要将经典思想运用于社会实践。
五经之被称为"
经典"
，乃在于强调其对于社会的思想指导作用。
但五经所承载的毕竟是先秦的文化信息，虽然荀子曾盛赞五经"
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认为这些经典涵盖了当时的所有学问，但千百年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实已超过前人，而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大为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经学如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呢？
五经中的许多思想观念本来具有进一步发挥哲理的潜质，只是为传统的依经注疏的形式所束缚，使它很难演绎出丰富的义理来。
因此，儒家学者要想继续担负"
师道"
的责任，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经典章句之学的狭隘局限，广泛融汇吸收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养料，发展儒家经典的义理之学，以增强经典解释世界、主导社会的理论力度。
宋代中期以后，"
学统四起"
，义理之学勃兴，经学从此走上开新之路。
这时，义理之学的概念是广义的，王安石、王雱父子所代表的新学，程颢、程颐兄弟所代表的洛学，张载、张戬兄弟所代表的关学，苏轼、苏辙兄弟所代表的蜀学，等等，都属于义理之学。
各家义理之学的内容、观点不同，究竟哪一家更适应学术史的发展要求呢？
我们知道，在诸家义理之学的争鸣中，最后是二程的洛学占了上风，这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我们以为是有的。
首先，唐迄宋初，儒、释、道三家思想交流互渗，相反相成，其中面临一个"
谁主沉浮"
的问题。
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对佛、道思想的态度很重要。
由于原始儒学理论思辨性差等自身缺陷，需要佛、道思想作为补充，而不能绝对排斥它。
但儒家又不能与佛、道思想平分秋色或和光同尘。
恰当的态度是，坚持儒学为主导，反对佛、老的宗教思想，而又改造、吸收它的合理因素。
相比之下，洛学较之其他各家更符合这样的条件。
另一方面，王安石熙宁变法失败，其功利主义的思想主张到后来发生蜕变，被吕惠卿、蔡京之流利用为党同伐异、谋取私利的工具；
而以"
道德性命"
之学作为安身立命根本的理学，在逆境中崛起，成为此后儒家义理之学的中流砥柱。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乃是历史上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
（二）"
道学"
的产生及其名称的转换
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背景看，唐代以来佛老之学鼎盛，由此构成对儒学的深刻刺激，使得儒学精英感受到莫大的屈辱，因而提出要接续和弘扬儒家"
圣人之道"
，这种情结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韩愈。
韩愈在其名文《原道》中说：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昌黎文集》卷一）
佛老之学对儒学的刺激，可以说是一种外部机缘，但它在儒学精英那里，实际已转化为一种弘扬儒家"
的内在诉求，这种诉求持续而强烈，它一直激励北宋的儒学精英发愤重建儒家人文精神，以抵制佛老之学。
理学最初的名称是"
北宋儒者最先提出"
概念的是王开祖。
王开祖，字景山，于宋仁宗皇祜癸巳（公元1053年）中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后退居讲学，听者常数百人，著作有《儒志编》，其末章有云：
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
王开祖享年不永，三十二岁就辞世了。
在南宋时有两位朝臣出来证明"
概念的发明权应归于王开祖，一位是宝谟阁待制陈乾于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作《儒志先生学业传》说：
当庆历、皇祜间，宋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
二字，著之话言。
……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
（《儒志编•附录》）
另一位是枢密院参知政事许及之在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作《儒志先生像赞》说：
公讳开祖，字景山，登皇祜癸巳郑獬榜进士第，……退居郡城东山设塾，倡鸣理学于濂洛未作之先。
（《儒志编•附录》）两位儒者都认为王开祖提出"
（南宋时"
理学"
已成为"
的同义语）概念要比二程早许多年。
但发明了"
概念并不意味提出了道学的思想。
王开祖当时虽有发明经蕴、倡鸣"
的意愿，但因其英年早逝，并未能提出道学的思想，更遑论建构起道学的思想体系。
真正提出道学思想，并建构起道学思想体系从而成为道学奠基人的是程颢、程颐兄弟。
二程早年曾问学于周敦颐，周敦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名气，但却是一位能"
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
的旷世高人。
受到周敦颐的启迪，二程兄弟慨然立志求道，此后曾出入佛、老之学几十年，受到了佛道理论思维的锻炼，而后返求儒家六经，对儒家之"
颇有体悟，由此建构起"
的思想体系。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讲到程颢早年的求道阅历时说：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二程文集》卷十一）在程颢去世后，程颐用"
概念概括其兄弟二人的学术，如其文集中《祭李端伯文》说：
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
（《二程文集》卷十一）到了南宋，道学发展成为主流学术。
南宋叶适曾分析道学思潮兴起的原因，比较准确而客观，他说：
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
吾道固有之矣……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
（《习学记言》卷四十九）
这里，我们捎带讨论一下"
和"
的名称转换问题。
自二程以后无论朱子一派，还是陆王一派都以"
天理"
为最高范畴，但在二程之时，不名其学为"
而称其学为"
，盖与当时韩愈《原道》的持续影响有关，而程颐当时特别强调他们直接孔孟"
道统"
，有"
当仁不让"
舍我其谁"
之意。
程颢死后，程颐表彰其兄"
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
《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9页．）。
到了南宋之时，朱熹同样也有自居"
的心理。
由于此派骄矜过甚，引起其他学者的反感与抵制，甚至被目为"
道学之党"
叶适当时曾批评说：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
其意曰：
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
（《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叶适的分析是非常中肯的。
陈亮的批评则极尽描摹挖苦之能事：
以为得不传之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他表示自己"
本非闭眉合眼，朦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
（《陈亮集》卷二十）。
最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的态度，陆九渊本是道学中人，但他对道学中过事标榜的作风十分警惕，他曾告诫学生说：
此道本日用常行。
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
此风一长，岂不可惧？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又说：
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声色，立门户与之为敌，哓哓腾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
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
道学如陆某，无可攻者。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陆九渊默认自己在学问取向上是道学中人，但他却反对以"
自诩的虚骄作风，甚至在日常论学中刻意回避使用"
一词，而改用不甚突显"
意义的"
概念，如他说：
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
（《陆九渊集》卷一《与李省干》）他所说的"
实质就是"
，只不过他不认为此学自宋儒始有。
在当时，大概不只陆九渊持这种态度，凡在学术取向上认同二程之学，而在学风上反对一般道学人物虚骄之气者，大都持这种态度，因此他们在述学之时宁愿选用"
的称谓。
明末孙奇逢著《理学宗传》，选用"
的称谓，而弃用"
《理学宗传》对后世治学术史者影响很大，现代学者也多以"
概括程、朱、陆、王所代表的学术。
如果今天我们再次反省，在"
两个称谓之间重新选择，到底用哪一个称谓来概括这一特定的学术思潮和流派更好呢？
我们以为，"
一词虽然出现较早，但它包含有"
的虚骄成分，有"
话语霸权"
之嫌，并且在学术史上容易与道家之学相混；
一词出现较晚，但它包容性较大，语义平实且平等，并且已为今日学术界所习用。
两者相权衡，还是以"
称之为好。
但在研究北宋二程等人的学术思想史时，因当时尚无"
的称谓，我们也不妨使用"
二 宋明理学是经学史上的一种特殊形态
（一）没有超越于经典之上的所谓"
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日学者写宋明理学史，按照"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原则，大都以唐代韩愈为远源，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以张载、二程兄弟为开创者和奠基人，但他们几位的学问，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问区别究竟有多大呢？
其实，他们只是当时儒家众多讲经论道的学者中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所谓"
，也很难说是一个流派，所谓"
流派"
云云，是南宋时期的学界领袖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虚构出来的。
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近思录》以及各种语录类著作开始陆续编纂、刊行出来，到了这时，"
的理论形态渐渐清晰，标志"
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元代对"
的看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突出表现在以脱脱领衔修纂的《宋史》之中，《宋史》于《儒林传》之前更立《道学传》，以为"
高出于"
儒林"
其《儒林传》入传者有邢昺、孙奭、李之才、孙复、石介、胡瑗、李觏、邵伯温、杨万里、吕祖谦、陆九渊、陈傅良、叶适、朱震、胡安国、陈亮、真德秀、魏了翁、王柏、王应麟、黄震等人。
而其《道学传》入传者则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二程门人、朱熹、张栻、朱熹门人等。
这一修史体例是前所未有的。
按《宋史•道学传》的说法，圣人之道至孟子没而无传，直至宋代周、张、二程、朱熹一脉始得古圣"
传心之奥"
，因而得以称为"
；
而汉唐及宋代的一般传经之儒和事功之儒，则不得称之为"
这正如江藩《宋学渊源记序》所说：
自宋儒道统之说起，谓二程心传直接邹鲁，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为两途。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宋明时期的"
（或曰"
）与传统经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学问。
但是，到了清代，经学考据学兴起，学者对宋明学者的所谓"
颇不以为然。
清人顾炎武说：
"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
故曰：
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五十八页．）
顾炎武此语中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即认为经学即是理学，舍经学，无所谓理学。
他首先指出，"
的名称，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这话是很正确的。
但他接着指出，古代虽无"
之名，却有理学之实。
显然，顾炎武对"
非数十年不能通"
古之所谓理学"
即经学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一点是与《宋史•道学传》的态度很不相同的。
反之，他对那种"
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
今之所谓理学"
，则表达了一种不予承认的态度。
但顾炎武此语也有模糊之处，即他对宋元经学是持肯定态度呢，还是持批评的态度？
他所说的"
，范围到底有多大，它是指明末以来的阳明后学呢，还是整个明朝的理学呢，或者也包括宋元时代的理学在内呢？
这里未作明确的交待。
钱穆先生说他从写《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始，曾反复体会顾炎武这段话，过了四十年，对顾氏此语才算讲清楚了，他认为顾炎武这段话的意思是：
经学就是理学，要读经才有理学，舍掉经学就没有理学了。
粗看这话好像只要讲经学不要讲理学，顾亭林是处在反理学的态度。
这样说最多讲对了一半。
因为顾亭林《日知录》里讲得很详细，宋朝、元朝都有经学，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理学。
明朝人没有经学了，有什么理学呢？
不讲经学的理学，只有明朝，王学不能叫理学。
顾亭林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反王学，不是反理学。
（《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五十四，联经出版社版，第八五○～八五一页）钱穆先生认为，顾炎武对于宋元时期的理学是持肯定态度的，理由是宋元时期的理学没有脱离经学。
假如这是顾炎武本人的见解，当然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
而实际上顾炎武对于二程的语录之学却多有批评，因此顾炎武对宋代理学究竟持一种什么态度，尚需进一步探讨。
另外，顾炎武所说的"
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
，只符合晚明社会的思想实际，顾氏是否反对整个明朝的理学，也需进一步探讨．）
《宋史•道学传》将"
凌驾于"
（包括传经之儒）之上，而顾炎武则以经学为学问的根本，并指出"
（"
）后来的发展已经脱离了经学。
两者观点看似对立，却也有相通之处，即它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宋明理学家是轻视经学的。
《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一三一页．）
我们必须指出，宋明时期的大多数理学家是重视经学的，他们并没有超越于经典之上的所谓"
，在他们那里，理学与经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两者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
理学家中即使像陆九渊、王阳明等人没有注经专著，但他们的思想大体根柢于儒家经典，这是没有疑义的。
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宋明理学家的经学确实又与汉唐儒者的经学有很大的区别，从思维方法来看，汉唐儒者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偏重历史学的、语言学的方法；
而宋明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则偏重哲学的、心理学的方法。
从一种广义的经学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宋明理学看作经学发展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形态。
从经典解释学的观点看，宋明理学家的解经方法未可厚非。
当人们学习经典的时候，固然有追问经典本意的诉求，但经典一旦作为经典，它便开始了一个不断被理解和诠释的过程。
客观地说，若无宋明时期经学方法论的革新，那传统经学早已寿终正寝了。
由经穷理"
的语录之学
以今天的学术分类的观点看，宋明时期的思想资料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经学家的经注类著作；
一类是理学家的语录类著作。
从经学史角度而言，只有经注类著作称得上"
经学"
，而语录类著作只能名之为"
，而称不上"
理学的传播形式主要是"
讲学"
，语录是理学家讲学的内容和师生问答之语，由当时学生记录下来，经后人整理成书。
理学语录之学由二程开其端，二程语录所记多为"
之语。
程颐称其兄弟"
得不传之学于遗经"
，所谓"
遗经"
是指传世的儒家经典，并非于传世儒家经典之外，别有秘传。
这也就是说，二程兄弟所称之"
是从传世儒家经典中体悟出来的。
理学家的语录，有很多是就儒家经典的某句话提出新的见解，今人读之，会觉得其中多为无用之言。
然而在当时传统经注长期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这些语录却使人耳目一新，它渐渐使当时的儒者形成一种共识：
经典确有重新理解的必要。
语录之学是经典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对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
明末阳明后学渐染"
狂禅"
之风，以所谓"
悟道"
相标尚，这时的语录类著作多反映他们的心境。
顾炎武将这类语录与禅僧语录相类比，狠批语录之学，认为语录之学即意味染于禅学。
他说：
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
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
顾炎武是一位学术权威，他的话对后人影响很大。
但他所批评的现象衡之于明末阳明后学则可，以此衡之于程朱之学，则有欠公允。
实际上宋明时期多数理学家的语录还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以《朱子语类》为例，该书为南宋黎靖德所编，编得极有条理。
该书共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其中四书类：
《大学》五卷，《论语》三十二卷，《孟子》十一卷，《中庸》三卷，共五十一卷；
六经类：
《周易》十三卷，《尚书》二卷，《诗经》三卷，《春秋》一卷，《仪礼》、《周礼》和大、小戴《礼记》八卷，论乐一卷，共二十八卷。
我们研究宋明时期的"
，应该清楚地了解，不仅经注类著作中有经学思想，语录类著作也有经学思想。
而且许多有思想闪光的经学观点恰恰在语录类的著作中，如朱熹关于《周易》曾提出很多重要观点，如"
易本卜筮之书"
易只是个空底物事"
易只是一阴一阳"
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
等，而有关的思想资料则主要见于《朱子语类》。
就程朱理学而言，不仅从他们的著作的数量上看是以讨论儒家经学为主的，即从他们的思想倾向而言，他们对佛老之学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不能说他们"
淫于禅学"
在宋明儒者中，许多人既是理学家，又是经学家，一身而二任。
如程颐、朱熹等人既有重要的语录类著作，又有重要的经注类著作。
宋明理学家在其一生的讲学和著书的实践中，思想经常会发生变化，这反映在其经注类著作与语录类著作中有时思想不一致，即使同在一部语录类著作中前后思想也可能不一致。
因此语录类著作往往成为考察理学家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文献。
由于经注类著作受到体裁限制，理学家不能在其中更充分地发挥其思想，因此要对某位理学家的经学思想取得完整认识，其语录类著作尤显珍贵。
总而言之，我们研究宋明理学家的经学思想，不能只看其经注类著作，还要仔细研究与之密切相关的语录类著作，乃至作者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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