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女士作品特点赏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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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作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病态人生。
二、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和华丽的人生渴望。
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身上的小市民色彩,她的文学作品里也没有惊天动地或者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只有一些世俗里的生活细节,她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俗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俗欲;
而不是像电影里面拥有迷人身材和漂亮脸蛋的俊男美女,他们在喧嚣嘈杂的俗世里只求安生立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磨
日子。
例如其作品《等》,就描述了一群无聊的男男女女在候诊时的家长里短,她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长着一副猥琐的嘴脸,尤其是描写那群长相丑陋的男子时,真的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市民,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华丽的人生渴望,她还是渴望大舞台,需要华丽的布景。
例如其作品《色·
戒》,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王佳芝为了革命,不惜以身犯险去勾引汉奸易先生,可是后来刺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渐渐地疏离她,她还发现自己爱上易先生。
王佳芝原以为易先生也爱上了她,但是讽刺的是最后易先生还是杀了她。
本来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王佳芝假戏真做,让自己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对于华丽的人生舞台还是有着深深的渴望。
三、精准独特的语言风格
在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优美的文字表达,新颖别致的比喻,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描写。
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色彩语言的独特性。
张爱玲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表达手法,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用黑色代表罪恶,而用白色代表纯洁;
用红色代表热情,而用蓝色代表忧郁。
然而,张爱玲却是用图案画来表现语言的色彩,她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主观情绪。
以《封锁》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
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
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这是一段描写女人白色手臂的话,牙膏的白生涩且带有刺鼻气味,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嫌弃。
张爱玲通过色彩传递了她的主观论调。
二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片段为例,“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用红色和白色象征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
红玫瑰代表对情欲的理想追求,是振保的性爱理想;
白玫瑰意味着清白无暇,是他的婚姻理想。
红与白本来是互斥的,但是张爱玲却认为红的不过是蚊子血,白的也只是饭粒子。
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认为女性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是处于弱势的,不管是情妇还是妻子,在振保的世界里,都只是附属品。
四、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还具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出神入化的人物刻画和心理分析。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没有冗长的独白,也没有长篇的心理描写,都只是人物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心理状态,她过人的洞察能力和高超的描写能力是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
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形象的心理是健全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畸形,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极致把握。
张爱玲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可谓出神入化,都能反映出人物心理的变化,并揭示出该心理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赋予了其作品的社会深度。
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她没作声。
提起了芷琪,她始终默无一言,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然是作为朋友来看。
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
恩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上车去了。
”
五、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十分擅长运用意象手法,她通过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意象来表达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意味。
张爱玲笔下的男男女女无论是恋爱还是走向婚姻,都摆脱不了世俗的环境,都是以苍凉和绝望的结局告终。
在其文学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
由于受到家庭中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教育的双重影响,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有着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也有着现代西方小说的精髓。
其意象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月亮意象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月亮”。
比如《金锁记》中的月亮就代表着人物内心的变迁,“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就代表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
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各色各样,有模糊的、有残缺的、有明亮的、有伤感的、有寒冷的等,但是它们唯独缺乏浪漫的,一方面是因为张爱玲想用月亮来象征人物形象的坎坷命运,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她对人生不能圆满的惋惜。
张爱玲在其文学作品中创造出了许多月亮形象,特别是蓝月、残月以及圆月意象。
蓝色月亮意象象征着绝望、诡异和不祥;
残月意象具有暗示人物命运的功能,流露着冷酷忧郁甚至是死亡的气息;
而圆月本来是团圆美满的象征,但张爱玲笔下的圆月却不再圆满,而是象征着绝望、恐惧和压迫。
2.镜子意象
镜子在生活中属于易碎品,张爱玲将镜子意象运用到其文学作品当中,是为了说明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粉碎,是靠不住的。
《金锁记》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
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张爱玲借“镜子”来表现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件的变迁,也传达着她的一种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
3.困守及困境意象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绣花鞋的描写为例,“……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绣花鞋一般都绣着成双成对和圆满吉祥的图案,本身象征着喜庆和吉祥,而张爱玲这样的描写却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因而也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感染力。
六、比喻与对比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比喻的运用,她的作品也因此而具有独特的美感;
除了比喻之外,张爱玲还运用暗示把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练成一气,营造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
一方面张爱玲的比喻运用得很感性化。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来比喻,再烂的事物到了她的笔下,都可以是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成为她表达爱恨的工具。
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一个片段为例,“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张爱玲将薇龙的手臂比喻成了往外泼的热牛奶,以来可以增加读者的视觉感受,刻画出乔琪的色欲心;
二来又表现出来薇龙的虚荣心。
另一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语言精髓还在于暗示化比喻的运用。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表面上看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实际上却是锁住了自己。
这种暗示化的比喻既可以表达出张爱玲的怜悯之心,还可以唤起读者的同情。
张爱玲的作品外俗而内雅,高明的读者可以透过世俗的外表洞察其内心的苍凉,透过她的语言看到各种意象,感受到她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力量,读懂其文学作品背后所表现的出的艺术魅力。
张爱玲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位精湛的语言艺术家,她创造了中国文学现代史的一个奇迹,她的作品给人一种永久的回味和无尽的启发,读张爱玲的文字总会让读者有所思考、有所启迪并有所收获。
张爱玲小说苍凉的现代意识
张爱玲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观察着平常的人生以及日常背后的深刻，表达着自己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其作品苍凉的现代意识。
张爱玲是独特的。
她没有被裹挟进时代宏大的叙事潮流中，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通过对人的世俗生存的日常叙事，透露出对浮世苍生的悲悯。
苍凉的现代意识是张爱玲小说一贯的美学风格，也是她深刻思考后对现代文明做出的独特诠释。
一“真”、“假”世界的迷惘
在《封锁》中，有一段关于翠远的家里人的叙述：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
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
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在对翠远家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翠远一家约略属于中产阶级。
从翠远家人对生活习惯的取舍来看，他们都在积极努力地使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潮流保持一致。
虽然有时由于自身的局限与潮流不合拍（如听不懂交响乐），但他们还是努力地与潮流亲和，他们的行为准则一切依照社会潮流的价值判断。
在对女儿的婚事上，他们认为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远比读书重要，这种看法是十分吻合社会潮流的。
叙述者对翠远家人的评价是“她家里都是好人”，可见叙述者批评的眼光也是站在世俗的一方的。
然而叙述者又说“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依照正常逻辑，“好”―“真”是不构成对立的，叙述者此时强调“真”，显示他的看法是迥异于世俗立场的，因此，我们听到两个叙述者的声音，隐含作者无疑是站在非世俗立场的，这里出现了“不可靠”的叙述，也就是说，在世俗立场上的叙述者评断的所谓“好人”，其实是和“真人”对立的“虚伪的人”的代名词，这就形成了叙事反讽。
这篇小说写了封锁前（常态）――封锁（非常态）――封锁解除（常态）三个时间段。
其实，在每个时间段里，都充斥着“真”―“假”的二元对立。
在封锁前、封锁解除的常态时间段里，也就是现实生活世界里，“假”被誉为“好”，得到社会的肯定，人人都争做“好人”。
在封锁期间，也就是脱离开现实世界时，“真”浮出水面，占据上峰，人们的行为与内心开始一致。
非封锁期的“好”转变为“坏”，是人们舍弃的，宗桢开始对他的现实中的妻子不满，甚至要决定与她离婚，可是封锁是短暂的，宗桢、翠远又回到了生活的常态――现实世界，关于“真”―“假”的判断又颠倒过来。
宗桢又成了一个“好人”，他逃离了翠远。
这篇小说的隐含作者是站在世俗立场的对立面，给予现实中人无情的嘲讽。
“真”、“假”在两个世界互相颠倒，这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常面临的困境。
在《金锁记》里，粗俗的曹七巧都在迷惘、凄楚地问自己：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在《倾城之恋》中，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白流苏在电话里听到柳原对她爱的表白，第二天，柳原对她的态度又回到原来，流苏恍若做了一个梦，她分辨不清究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故事的最后，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可是她也感到困惑、迷茫，“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对“真”、“假”的质疑，无疑给文本增添了更深的内涵，它已不是单纯在讲故事，故事的背后有隐含作者更深的哲学意味的思索。
二“无爱”的悲凉
张爱玲是悲观的，甚至是虚无的，她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死的世界，是一个无爱的世界;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的孤独，成为她的小说立意构思都离不开的基点。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无爱”便成为张爱玲小说的基本句法和深层结构。
“人与人”是个变数，“无爱”是个常数:
《沉香屑・第一炉香》叙述了姑侄、夫妻间的无爱;
《茉莉香片》讲述的是父子间的无爱;
《倾城之恋》叙述了母女、手足间的无爱;
《红玫瑰与白玫瑰》则叙述了异性间的无爱。
张爱玲的小说是环绕“无爱”中心的理性体系，从中可以感到隐含作者的悲凉。
在《金锁记》中有这样两句：
“一级一级，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这两句前后出现两次，文字稍有变化，含义也不相同。
前者是指封建社会及其家长曹七巧制造的黑暗牢狱，曹七巧的存在方式是以毁掉自己的生命及儿女的幸福为代价，她亲手制造了黑暗的牢狱;
后者是指长安被母亲强行拖入了那个黑暗的牢狱，断送了她的幸福。
这两句是作品的文眼和中心意象，是对这个悲剧的形象概括，广而言之，它又是那个社会和历史的象征。
长安耳边萦绕的那首古老的西方民歌《longlongago》弥漫着一种无奈、晦涩、沮丧、凄楚的氛围。
“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隐含作者对这无奈生活的绝望弥漫在故事的方方面面。
这种悲凉的色彩表现在文本形式上，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文本，表现为首尾回环，是圆形的，故事结束以后重新回到开始时的状态。
如《倾城之恋》结尾与开头相回应：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金锁记》的结束语更加明确地说：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这样的结尾表现着隐含作者的观点，即历史就如同那把咿咿哑哑的胡琴，拉过来拉过去都是同一“调子”，人间的悲剧还在重复。
其实，张爱玲小说中所弥漫的苍凉意味是一种彻骨的悲剧感，是融合了形式和内容的人生荒凉之感。
作家之所以喜用“苍凉”、“寂寞”、“荒凉”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人生，同身处沦陷区的现实和历史转型期的现实协调，更与自身的悲凉处境一致。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宦，祖母则是晚清汉人官吏中官职最显赫而且权重朝野的中堂大人李鸿章的千金小姐。
如此盛极一时的光荣只属于先人。
到了她这一代，由于父母关系的恶化以至于最终走向离异，使本来就缺少温暖的家庭更加接近黄昏落日，它们造成了张爱玲心灵上沉重的衰落感。
三现代的失落
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焦虑的时代，古老的中国也不例外。
张爱玲崛起于上海沦陷时期，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
历史处于新旧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也处于大转型中，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必然普遍存在的无限的失落感，笼罩着整个社会及个人。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人们只是感到日常的一切有的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
人是生活于这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影子似的沉落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从30年代起，“国家”、“民族”大历史叙述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
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40年代甚至更远。
张爱玲无疑是这股“潮流”之外的，正如柯灵所说：
“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在沦陷区的上海，很多作家或者远走上海，或者闭门谢客做起了隐者，隐姓埋名不再发表文章。
正是在这文坛低气压的时代，张爱玲却在文坛迅速窜红。
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时代的漠视，对政治的疏离。
如在《封锁》中：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
这个“兵”既非敌人，也非战士，没有感情色彩，没有主观倾向，上海沦陷的事实只是作为一个人生存、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是模糊的。
张爱玲曾说，“沦陷对于我只是物价的升动而已”。
张爱玲曾说自己是自私的，相对于“国家”、“民族”、“集体”这类观念在她是极其淡薄的，她关注的是自己、个体的存在，主张对个体的尊重。
所以，三四十年代动荡的社会带给她的只是更深的悲剧意识。
她谈到思想深处的隐秘的忧虑，说道：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
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种威胁究竟是什么，张爱玲没有明指，但是我们分明感受到她内心深处对“时代”、“文明”的困惑、迷茫。
《倾城之恋》是写香港之战中一对普通自私男女的恋爱，香港之战成全了他们的恋爱，因为战争让他们感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
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并在《烬余录》中细致地写到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压抑和恐慌，许多人为此而匆匆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
香港之战是日伪侵华战争，张爱玲关注的着眼点却不在这儿，她感受强烈的是战争、动荡的时代对个体的人的生存的影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悲观、落寞、孤独和对文明的困惑。
在《倾城之恋》中，有两处提到“文明”：
一处是白流苏抵达香港后，柳原看她道：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
另一处是在香港之战发生后，“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地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
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提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
在这里，张爱玲第一次清晰地描写出她对文明毁灭的体验与想象。
在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背景下，香港之战实在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可是这个小插曲，已经证明了文明的部分毁灭的过程。
战争给予张爱玲更透彻的感受是：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
事实是如此。
对张爱玲来说，香港之战过后，她突然体会到时间已然终止，文明的根基已然毁坏，未来是什么样，已经难以把握，此后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炮火的烬余。
在这里有着宿命般的彻悟之感。
张爱玲所谓的“苍凉”，是彻底的悲观主义，她不同于20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她不再具有像他们那样的对进步、文明、未来寄予希望。
张爱玲的态度更加现代。
张爱玲的现实的悲观态度实际上有两点是应该被注意到的：
其一，她观察的对象是整个“文明”，已不仅止于眼前的“现实”，而是“历史”、“一切时代”;
其二，在所谓悲观态度的另一面，是对于此岸的、现世的乃至世俗生活的深刻体察和热爱。
正如她所说：
“我的小说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有的只是些男女间的小事情。
”她解释道：
“我以为人在爱恋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里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也就是说，张爱玲放弃了“革命”、“战争”宏大的历史叙事，专注于“普通人”的“日常琐事”，并以此来映射透视时代的变幻及其对人生存的影响，而这成就了张爱玲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沉醉于个人的小圈子而却没有从中跳出来的欲望，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苍凉”也是有识度的，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化的哀叹伤婉，从而使其作品表现出来的苍凉显得无助柔弱，抹上了一层颓废消极的色彩。
我们必须看到，张爱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走上文坛的，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张爱玲的创作却没有传达出时代和历史进步的信息，这是令人遗憾的。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
存在主义主张“自我”通过自由选择和创造性的努力来赋予存在以意义。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存于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
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是“失去自我”、“寻找自我”和“发现自我”。
中国现代小说深受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鲁迅从存在主义文学中汲取了“自我”意识，认为中国国民的生存“失去自我”，暴露了国民深刻的劣根性。
30年代的现代小说，如“现代派小说”的写作，他们明显地开始疏离于主流文学，不摄取现实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不反映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而是远离意识形态，从个体生存状态着手。
张爱玲更深一步地借鉴并深化了西方现代主义中存在主义在小说中的运用。
张爱玲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使我们从她的小说中“发现自我”，看到了“失去自我”的那些人。
她熟悉日益金钱化的都市旧式大家庭的丑陋，如她那惊人的语句：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用华美绚丽的文辞来表达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这是她的主要文学切入点。
她从中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1日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
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
可以说，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解剖和都市发现，都相当的具有现代性。
这种现代性首先表现为她小说主题关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及从中挖掘人性中真实的东西;
其次便是她以世俗化的空间场景来编排故事，便消解了“传奇”的经典语义，使“传奇”变成平常琐事，平常琐事便成为“传奇”，使作品具有了审美化的意趣。
（一）从主题中窥探现代性
“人性中的确有许多未被认知的东西，它们有时来得好像不经意却令人惊讶与困惑，但其实随时都会发生，只是没有特定的环境与诱因罢了。
”而人性中这些令人惊讶与困惑的真实东西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琐碎事件而发生在人面前，张爱玲抓住了日常琐事这一诱因。
奋力地勘探着人性，在乱世的背景下不曾被人认识的人性中卑微、自私的一面。
尽管张爱玲的作品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命运，但她却关注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最关键问题，即关于每个人生存状况的问题的思索，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回避的大问题。
于是，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像和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通的生存状态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契合。
张爱玲专注于平淡生活中平民的人生，她的关怀遍及日常生活的每个人，于是便迎合了大多数的读者心理。
从此意义上讲，张爱玲的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张爱玲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中国社会遗忘，因为与主流文学中那些宏大叙事相比，张爱玲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实在是琐碎、务实、平淡，只注重个人生存，这些都是对人类崇高人文精神（高尚理想、激昂斗志、大公无私等）的一种消解.是受着时代主潮鄙视的。
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年代里，人人都为生计奔波忧虑时，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状况又成为平常人关注的热点，张爱玲的作品又重新被认识，被接受，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就是因为她表现了永恒的生存主题。
存在主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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