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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7.7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1万亿元。
人均GDP呈指数增长。
中国花了10年时间将人均GDP从1980年的468元提高到1990年的1663元，而2017年的数字从两年前的50251元提高到了59660元。
第三产业的占GDP比重的增加。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在过去40年中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同期第三产业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从1978年的24.6%增加到2017年的51.6%。
第二产业从47.7%小幅下滑至约40%。
城市新增就业。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展，城市地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2000年的26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到2017年的1351万个。
总能源的输出。
过去40年能源总产量显著增加，从1978年的6.277亿吨标准煤增至2017年的35.9亿吨。
消费品零售总额。
中国消费品零售额从1978年的155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36.63万亿元。
外汇储备。
到201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3.14万亿美元，而1978年的数字是1.67亿美元。
对外贸易。
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41万亿美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加速到2017年的36396元。
居民储蓄存款。
随着居民储蓄从1978年的21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64.38万亿元，中国人的口袋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得到极大提升，而且在经济质量上有了显著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驱动发展，以创新、创造、创业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再升级。
我国经济发展中已经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应用业态的领先国家，这几年，我国经历了从“触电”“触网”到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巨大变化。
（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4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节节攀升，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8倍，年均实际增长7.8%。
40年间，我国居民用31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跨万元大关，用5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跨2万元大关，目前正向人均收入3万元大关迈进。
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年：
人民生活稳步解决温饱。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以及城市地区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的出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1991年的1701元，年均实际增长6.0%；
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11元增长到1991年的1454元，年均实际增长5.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91年的709元，年均实际增长9.3%；
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加到1991年的620元，年均实际增长7.5%。
第二阶段，1992-2000年：
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改革进入了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和全面攻坚的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各地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2027元增长到2000年的6256元，年均实际增长6.7%；
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1672元增长到2000年的5027元，年均实际增长6.0%。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商品流通特别是农副产品交换提供了便利条件，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为农民增收带来实惠。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784元增长到2000年的2282元，年均实际增长4.9%；
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659元增长到2000年的1714元，年均实际增长4.5%。
第三阶段，2001-现在：
人民生活迈向全面小康。
进入新世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各级政府切实落实各项增收措施，企业利润分配更多向居民倾斜，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1年的6824元增长到2017年的36396元，年均实际增长8.5%；
人均消费支出从2001年的5350元增长到2017年的24445元，年均实际增长7.4%。
同期，国家先后出台了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的钱袋子更加殷实。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1年的2407元增长到2017年的13432元，年均实际增长8.0%；
人均消费支出从2001年的1803元增长到2017年的10955元，年均实际增长8.6%。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把提高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促进重点群体收入增长措施持续发力，鼓励和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等各类政策深入推进，各地扶贫综合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持续落地生根，对居民收入的增加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居民生活向全面小康社会更加扎实地迈进。
在四十年的砥砺奋进中，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发展。
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重大变化，显示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实现了由做大到做好，再到分配好的重大转变。
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更加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打造出具有本国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
（3）科技进步程度得到新提高。
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在一系列强有力科技政策及措施保障下，我国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研发活动投入持续增加，研发队伍不断壮大，研发经费规模持续扩大，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屡创新高，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投入大国。
一是科学论文成果丰硕。
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代表了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论文产出实现快速增长。
2016年，中文科技期刊刊登科技论文49.4万篇，是1990年的5.5倍；
国外三大检索工具《科学论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CPCI）》分别收录我国科研论文32.4万篇、22.7万篇和8.6万篇，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位。
论文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论文被引用情况，2017年中国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已超过德国、英国，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二是专利实现量质齐升。
2017年，我国专利申请数为369.8万件，是1991年的74倍，1992-2017年年均增长18.0%；
我国专利授权数为183.6万件，是1991年的75倍，年均增长18.1%。
在专利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专利质量也得到同步提升。
以最能体现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为例，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数达138.2万件，占专利申请数比重为37.4%，比1991年提高14.6个百分点；
平均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境内发明专利申请70件，比1991年提高19件，专利产出效率得到提高。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
经过40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产出大国。
截至2017年底，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
当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2017年，我国受理商标注册申请574.8万件，注册量居世界第一；
著作权年登记量突破274.8万件，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分别达到200.2万件和74.5万件。
国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先后出台《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多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保护机制，加强执法力度。
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设立3个知识产权法院和一批知识产权法庭，建立了19个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76个维权援助中心，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到持续提高。
四是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975.5亿元，是1995年的54倍，1996-2017年年均增长19.9%。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支持下，我国基础研究在量子科学、铁基超导、外尔费米子、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CIPS干细胞等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
五是高技术领域成就斐然。
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的支持下，我国高技术领域硕果频传。
神舟载人飞船与天宫空间实验室实现平稳交会对接；
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成功发射运转；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斗号无人潜水器创造新的最大深潜纪录；
自主研发超算系统“神威·
太湖之光”居世界之冠；
赶超国际水平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和大型水面舰艇相继服役。
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部分战略必争领域抢占了制高点，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谋划，加强组织，优化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
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已经与世界前沿的水平接近或持平，有的甚至领先。
在材料学、计算机、通信、制造业等方面，已经领先于世界水平。
我国自行制造的航母、无人机、隐形战机等，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再也不能被忽视的发展中国家。
（四）群众的幸福指数全面提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繁荣和发展，人民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和充实，国家软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中国的声音逐渐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医疗的投入，义务教育全面普及，新的医疗政策开始实施，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则彻底改变了农村落后的面貌。
四十年来，我国在教育、医疗、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数不胜数，实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的幸福指数在不断攀升。
这里我们说几个词大家和大家共同回味一下：
一是票证制度。
现在，当年轻人在超市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已经越来越少的人会知道。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农业基础落后，粮食等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
国家于1953年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人们要凭票证来限量购买粮食、油、布、煤、肥皂等生活必需品。
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
一些当时的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日益丰富。
80年代初，禽蛋蔬菜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工业品也逐步达到了供需平衡。
于是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流通领域。
到1992年，随着中国最后的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后，票证最终结束了它长达40年之久的特殊身份，老百姓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
二是蓝色海洋。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色彩和样式单调。
映入眼帘的，千篇一律的是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个年代的金科玉律。
稍微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根本没人敢穿，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指责。
当时百姓生活水平有限，衣服的数量也很少。
用当时的话讲，叫“艰苦朴素”，说到底还是供应紧张。
改革开放后，一些西方的服饰进入中国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潮流。
20世纪80年代初，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成了一种大街小巷的时尚。
随后，“港裤”“燕尾服”等各种新潮的服装相继涌现。
（1979年3月，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
卡丹应邀来华，他是第一位来华的国际级服装大师。
他率领12个外国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法国时装表演。
当年的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
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内部观摩”。
皮尔·
卡丹回忆说：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
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
我很像马可·
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皮尔·
卡丹带来了“时装”和“品牌”的概念，讲究穿衣服要穿“牌子货”。
卡丹也成了中国“时尚”的启蒙者，一波比一波繁华的时装潮流、一个比一个华丽的奢侈品牌就前赴后继地来了。
）40年来，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
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三是车。
40年前，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购买自行车要凭票，每年一个单位最多能分到十几张购车票，能有幸分到票的人自然不多。
当时人们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除了公交车外，绝大多数都骑自行车或步行。
永久、凤凰、飞鸽等品牌的自行车开始风靡中国。
那时，有一辆自行车的感觉不亚于现在有辆轿车，骑“永久”就像开奔驰一样有面子，而一辆“凤凰”就像现在有一辆宝马一样。
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的新宠。
（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喜剧电影《雅马哈鱼档》热播全国。
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喜爱上了摩托车。
当时一些大商店，都有摩托车卖，虽然都是雅马哈、本田、铃木等进口车，价格比较昂贵，但一般市民也开始光顾了。
）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说：
“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
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车迷。
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捷达、富康；
引进技术生产的天津夏利、长安奥拓以及易货贸易进口的小型车，私人购买量在北京以及深圳、广州、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日益增多。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老百姓对于轿车被压抑多年的需求急剧释放。
现在，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把轿车当作自己的生活、出行、谋生的现代化工具。
四是四大件。
四大件，又名“三转一响”，是指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
这几乎是一个家境非常好的人才能够拥有的奢侈品。
这“四大件”会让上了年岁的人如数家珍，在其头脑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一块手表曾经就是她的嫁妆，而一辆崭新的“飞鸽”或“永久”也许使他当上了新郎。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四大件是指：
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
最近的10年，中国家电产业厚积薄发，开启了全面超越外资品牌的征程。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家电智能化过程中，中国家电企业明显走在全球产业的前列。
2008年国内家电销售金额为4345亿元，10年后的2017年销售金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120亿元。
现在使人很难从中选择出哪种商品与你息息相关，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大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并不断发展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找到的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性创造。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4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一）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响依旧强大。
“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发展进步仍然受到禁锢。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
（二）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今天，我们已经彻底告别了由国家计划统配社会资源的时代，市场繁荣、产品丰富。
绝大多数人认为，遵循价值规律、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极为不易，是改革开放曾经走过的最艰难的历程，也是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就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农产品日渐丰富，但城市经济因延续计划管理体制未见大的起色。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此后，经过不懈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5个主要环节：
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之后1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以这5项工作为中心，推动了我国的发展进步。
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
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无疑，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各项工作中长期存在一种“左”的偏见，盲目自信，唯我独尊，排斥国外好的做法和经验，使我国经济管理、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等很多方面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79年初，国务院决定设立蛇口工业区。
同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按照市场取向进行改革探索。
1984年，国务院决定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
1985年，中央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8年海南成为经济特区。
1990年中央推进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
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
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吸收利用外资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转变，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
在2011年度全球排名就上升至第二位，并连续20余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在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也在倒逼改革。
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为使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中央政府部门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使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与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相一致。
一些长期难以突破的顽疾在这个过程中被顺利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得到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迸发出更大活力。
（四）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
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就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依法治国的要求更加迫切，因为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
正是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并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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