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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对中医用药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如对用药，他举出：

“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注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等，并且说：

“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窍’，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鲁迅这些讲法是比较偏激的。

鲁迅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初衷，是与他对中医的怀疑与失望，有直接关系的。

当时科学技术的落后，也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

当西方科技涌入中国时，中医一则措手不及，二则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以妄自尊大为文化特征的抵触心理，在国难当头之时的引发，使中医的发展错失良机，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在这个反思的大潮里边，实际上中医与传统文化是相浮沉的。

这是由中医与传统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亲密关系所决定的。

那么中医学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它的理论体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

简而言之，这里我举河南中医学院的彭勃和梁华龙关于中西医学之比较，他们概括得很好。

认为：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理论体系不同的生命科学，学术形成的区别在于中医学是经验的归纳而西医学是实验的演绎。

下面从几个方面来看：

从理论构建来看，中医学采用宏观形象而西医学采用微观观察；

从思维方法来看，中医学应用辩证思维而西医学应用逻辑思维；

在认识方法上，中医学是取类比象而西医学是实体解剖；

在知识应用上，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核心而西医学以辨病论治为基础。

一个是辨症论治，一个是辨病论治。

“中医是治疗病的人，而西医是治疗人的病”。

中医治疗病的人，是人，把人看作一个整体；

西医是治疗人的病，病是各种各样的病，它不是一个整体，是分割开来的。

中医理论是从宏观的、哲学的角度去认识事物，诊断结果是透过现象推导本质，而治疗是针对推导出的本质而改变现象，所以，两者理论体系的截然不同，决定了两者的基础的差异。

西医学以数学、物理、化学为基础课程，可以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强其对感性知识的获取能力；

中医学以文学、历史、哲学为基础课程，可以训练学生的思辨思维能力，培养其对理性知识的认知能力。

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下面我们还要引证一下何兆武先生对于中医西医的比较以及它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的关系。

何兆武先生，我和他还有步近智、唐宇元合作《中国思想发展史》，何兆武先生现在84岁都过了，他是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专家，也是中国有名的翻译家。

他懂八种语言，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所以他来谈中西文化的比较那是很有见地的。

他说：

记得林语堂说过“西方人的脑子生下来就是有一把手术刀的。

”就是说，他们是搞解剖的。

“西方人总喜欢把问题肢解成破碎的片断，然后用逻辑推理和演绎。

可惜的是，问题总是有机的，当把它分割之后，就往往破坏了它天然的结构与联系。

”

西方人总是喜欢把东西分割开来看，分得很零碎。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旦你把它分割成若干零碎之后，它有机的天然结构就被破坏了，有机的联系就没有了。

这是西方思路的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杨振宁先生说中国人没有推演法，我却以为西方人没有有机观。

费尔巴哈的机械的理论，康德前后矛盾的论断，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纠缠裹绞总是局限于细节的讨论，都证明推演法的片面。

或许，西方人反过来倒应该责怪亚理士多德给他们圈定了这许多的科学门类和条条框框，限制了他们思维的灵活。

这些条条框框太多了，他们的思维就不灵活了。

中国凭借自己自然而有机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应有的辉煌，在轴心时代就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与整个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能力。

譬如中医，那是激发人本身的免疫能力来达到治病健体的目的。

这有什么不好，现当代涌现的基因理论、基因疗法，不也是通过改变人体自身的自然结构治疗吗？

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就靠感觉和有机的大局的把握，有着这样伟大的思路，不该令人骄傲吗？

天人合一，我更想多说两句。

“古今中外一切哲学讲到最后，每一家每一派没有不是指向天人合一的，就是要人生宇宙最后打成一片。

天道人道终究不可能不是一以贯之。

也可以说，凡不如此的，就不是哲学。

”康德的《论崇高感和优美感》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如果说，中国人在天人合一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那么，我想，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骄傲。

我们要弄懂中医，就要弄懂中医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是什么呢？

这里我要跟同学们介绍一下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论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这篇文章刊登在《科学新闻》的今年（2005）的第八期上。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第二，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即主要是阴阳、道、法、名、墨、农、兵等家，以及佛教与道教思想精华于一体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传统文化，广而言之还包括中医以及书法、艺术等各个方面。

它是一个整体，如果只强调某一个方面都是有问题的。

整体大于局部之和。

以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为指导来进行研究，这比局部研究要好得多，深刻得多。

局部研究容易导致彼此之间争论不休，从而把我们的智能引向兄弟之间的相互攻击，造成所谓《丑陋的中国人》中所说的“窝里斗”的内耗。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是怎样形成发展的？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用简短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只能大而化之地讲。

传说时代的历史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讲了，它不容易讲清楚。

夏商周以后，到了东周，即春秋战国，这是比较重要的时期。

在思想领域里有很大变革的，社会领域里也有重大变革，春秋中后期出现了孔子。

由孔子整理传统文化的典籍，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史称为“六经”。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其依据主要的文献典籍，就是孔子整理的六经。

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传统文化由孔子来整理呢？

这就要讲讲当时的历史背景。

西周的初年，由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一整套礼乐制度，我们所说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就是由此而来的。

后来周天子的地位衰落，出现“礼坏乐崩”的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好迁都洛阳，在这一过程中，周王室的史官纷纷地逃散，大量的文献典籍流失，“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来属于王官的学者流落到民间，从而形成诸子百家。

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最为突出的人物，他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他的功绩主要是整理传统文献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

他继往开来，不仅继承传统文化，而且对开创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起到促进的作用。

另一个至今我们都受益的是孔子开创“私学”，即否定“学在官府”的民办的学校。

开创“私学”，在当时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大改革。

孔子“有教无类”，大量招收不同阶层的学生。

他的弟子又发展成其它的学派，从而促进诸子百家的争鸣。

我们讲的百家争鸣的开端，不是孔子和老子之争，而是孔、墨之争。

老子早于孔子，老子年长，孔子很虚心地到老子那里拜访求教，老子非常和蔼地接待孔子，老子不是好斗的人，不是后来的道教说的要同孔子争个高低。

这一点郭店竹简的《老子》残卷反映得很清楚。

再一点是老子的学说，因为没有广泛传授学生，没有孔子的“有教无类”和“言传身教”，他最终归隐于西方，只在出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的要求才留下了《老子》五千言（《道德经》）。

如果不是关令尹喜的要求，也许老子就没有著作传世。

百家争鸣的开端是邹鲁儒墨之争。

墨子的老师叫史角，也是儒者，学习儒家之业，但是他后来认为儒家的烦琐礼节很难施行，特别是“厚葬”、“久丧”（三年之丧）的主张，浪费财物，使民众贫困，办丧事还要花许多时间，既损伤活人的身体，又妨害从事生产。

所以，他背弃周代烦琐礼节和“厚葬、“久丧”的习俗，而用夏代的“节财”、“薄葬”、“简服”（三月之丧）的简朴精神。

儒、墨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形成对立，例如：

爱有差等与“兼爱”。

2、“罕言利”与“交相利”。

3、“天命”论与“非命”4、不重鬼神与“明鬼”。

5、“厚葬”与“节葬”。

6、重乐与“非乐”，等等。

百家争鸣，争鸣的是什么？

根据是什么？

其实都是对孔子整理出来的《诗》《书》《礼》《乐》《春秋》六经的不同理解。

墨家主要在科学上如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和逻辑学方面有着重的研究。

法家主要在对法律、耕战问题很偏重。

名家主要在名实问题上、逻辑学上有独到的见解。

阴阳家主要在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哲学，对天、地、人，其实都有比较全面的研究。

兵家主要是对兵法、战略、战术等有专门研究。

而儒家则比各家都全面。

正因为如此，百家中有很多家是由儒家派生出来的。

大致可以这样说，儒家首先分化出墨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在魏国的西河讲学，产生了法家的领袖李悝，李悝作《法经》，形成法家。

你们政法大学的同学，对李悝的《法经》应该是很熟悉的。

到战国中后期，由思孟学派的后学弟子邹衍，在思孟学派五行说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阴阳家。

后来阴阳家影响到燕齐方士，到汉代而创立道教。

儒家作用和影响，在诸子百家争鸣中地位已经十分明显。

这样诸子百家总的来源都是六经，都是传统文化。

他是一个整体，不管是哪一家，虽然在政治上或方案上有不同的区别，但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往、或者叫斗争，或者叫争论，最后导致的是各家的融合。

这个融合大致上是三个阶段。

首先是战国的西河之学，西河之学主要是法家，也是融合其它各家。

然后是稷下之学，稷下之学以黄老之学为主体，然后把其它之学兼容并包。

最后是秦国的咸阳之学，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是咸阳之学的结晶。

《吕氏春秋》是典型的杂家，把诸子百家都容纳了进去。

这样，百家争鸣结束了，大一统产生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百家争鸣的结果是百家思想的融合，是各家都认识到大一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秦国的咸阳之学，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趋于融合的反映。

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对新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有初步的规模。

但秦始皇并不采纳吕不韦的建议，而是用法家思想与军事力量强制性地完成了统一六国。

因为他只重耕战，不要文化，用法家的残暴统治，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从而在短短的15年里就暴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很快就葬送了秦帝国。

在总结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后，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使在长期战乱中被破坏的生产得以恢复，一旦这一目的达到后，黄老的“无为而治”也就结束了。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以儒学为主体，包容道、法、墨、名、阴阳、兵、农各家的中华传统文化。

实际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综合的创新，它是以儒学为主体，兼容吸收了道、法、墨、名、兵、农、阴阳各家的精华，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

再加上后来历史的发展，吸收了佛教思想，还有道教，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

当然广义的说，还包括中医、书法、艺术以及由地方色彩的文化。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以后，传统文化对佛教不是采取一种排外的思想，它是把佛教进行了改造，是用儒学的思想去改造佛教，而创建了禅宗。

禅宗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佛教的一大流派，原来印度的佛教倒不是一个世界性的流派。

这就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厚德载物”的精神。

第四、为什么要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它把人与宇宙视为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的思想。

这就把《易》的地位抬上来了。

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易》。

《易传》的乾、坤两卦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顺应自然的发展自我强盛。

“厚德载物”的精神就是包容的精神。

即使西方的文化，你进来，我都能容纳，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造成我们自己的文化，例如我们把外来的佛教改造成中国的佛教——禅宗。

文化与民族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民族文化即是民族的灵魂，要是民族文化没有了，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1032-1227），有很高的文化，有自己的历史，文字等等。

其强盛时西夏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可是这个党项族现在早已消失了。

原因是蒙古人打败了西夏，虽然没杀掉所有的党项族人，但是却消灭西夏族的所有文化，包括文字、典籍、语言、音乐，服饰、民俗，宗教，就连寺庙捣毁，连瓦片也敲碎……。

党项族因为没了文化载体，失去了民族的凝聚力，被其它民族同化，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文化没有了，民族也就没有了。

如果主张全盘西化，那么中华民族也就会消亡。

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与中医的“医道”。

这是一个实质问题和核心问题。

《易传·

系辞》中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东西，器是具体的东西。

“道”和“器”两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道”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认识“道”需要理性与直觉，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而且语言描述也多用类比概念，描述事物本质“象”是什么。

而“器”是盛东西的器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

认识“器”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等手段，需要一种还原的方法，从语言描述多用具体概念，明确指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

中医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

因为中医的根基是中华传统文化。

如果中医学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作根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出现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上面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他们求“道”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

西方人认为，人是机器，可以把它拆来折去、可以分割。

中医看问题的角度则显然不同，《易传》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他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按照性、味、声音、方位等进行比较，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比较，他在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并建立了自己博大精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所以说，中医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

医者，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要将中医上升到哲学和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治病之道。

学中医，必须启发全部的感官与灵感，必须让自己的感官非常灵敏，甚至比仪器还要灵敏，这样的话，才能治病如神，才能够抓住关键的地方。

“道的医学”除了重视人的修养行为与直觉外，还非常重视它的理论系统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术领域如人体、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甚至军事、武术都是相互贯通的。

研究人体的时候如果不研究人体以外的天文、地理、气候乃至音乐、美术等等，就研究不清人体是什么。

就中医学来说，它的理论和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等许多领域密切相关。

尽管现代西方也已经发现了音乐与人体甚至与动物、植物的生理状况有关系，但它看到的只是现象，没形成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在这方面是有理论的，这个理论就存在于中医之中，因此我们说中医是传统文化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股重要力量。

中国古代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等核心问题都很好地体现在中医学中，不仅是有所体现，而且是有很好的物质基础的研究，并有可操作性。

所以它比西医要好得多。

传统文化与中医（下）

第六，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根基。

换句话说，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阴阳家邹衍的天人合一思想。

这个问题，我们要讲一讲阴阳五行是怎么来的。

首先讲阴阳家的创始人邹衍。

邹衍是师从孟子的再传弟子。

即邹衍是孟子的再传弟子。

所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自于儒家。

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邹衍与阴阳五行》，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思孟学派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五行说。

不过这个五行说同古代的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即从天上的五星到地下的金木水火土，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

原始的五行就是指天上的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镇星），等五星，与金木水火土，毫无关系。

《尚书·

甘誓》说：

有扈氏上不敬天象，下不重大臣，是足以引起‘天怒人怨’大罪的，所以‘奉天命’讨伐他。

后来人们觉得用两个字来命名天上的五星，麻烦和不方便，才把常用来称呼五材的水、金、火、木、土，来代替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这五星的称呼。

这样才有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之称。

后来地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也借用天上的五行来称呼。

这才固定下来，把金、木、水、火、土，称为五行。

（参见刘起釪：

《释〈尚书·

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17辑。

）

战国中后期齐国人邹衍在稷下学宫创建了阴阳五行学派，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阴阳家。

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搞清楚邹衍的师承关系。

一、邹衍师从孟子的再传弟子----五行学说的发展

约在公元前３２４年（周显王４５年）邹衍出生于齐国的一个中小贵族家庭。

虽然他的父母亲都难以考证了，但是根据笔者最近的读书心得，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邹衍与孔子同姓子，孔子为孔氏的后代，邹衍是邹氏的后代。

据唐林寳撰《元和姓纂卷五》记载：

“邹，子姓，宋愍公之后，正考父食邑于邹，生叔良纥，遂为邹氏。

齐有邹衍、邹忌。

”又据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卷六十二记载：

“邹范阳商音，子姓，宋闵公之后，正考父食邑于邹，生叔梁纥，以邑为氏。

”我们将上两文大意译为现代汉语：

邹为子姓，是宋闵公的后代。

因为正考父食采邑在邹，生了儿子叔良纥，从此时起就改为邹氏。

齐之邹衍正是其后代。

由此看来，邹衍与孔子同姓子，孔子是孔氏［从孔父嘉开始］，邹衍是邹氏［从正考父生叔良纥开始］。

因而可以说邹衍的祖辈是从邹迁移到齐而来的。

同时，也正因如此，邹衍最初研习的学说是儒学的说法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邹衍出生时正好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威王３３年左右，此时的齐国国君已经不姓姜了。

当时的齐国正处于继齐桓公称霸诸侯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

邹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渡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说到这里，还有必要把齐威王前后的齐国形势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姜齐桓公时，从陈国逃到齐国并当了管理手工业的官吏“工正”的贵族公子完，把自己的陈姓改为田氏，随后在齐国的势力一天天发展起来。

逐渐控制了齐国的政权。

最后在公元前３８６年（周安王十六年）齐国发生了“田氏代齐”，即姜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

田和被周天子封为诸侯，改称齐太公和元年。

到周安王二十三年、齐侯剡五年（前３７９年），齐康公死去，姜氏从此也就灭亡了。

公元前３５６年齐威王继位。

此时齐国国力远不如三晋强大，常常受到魏、赵、韩等诸侯国的攻伐，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这说明齐国政治经济经状况很不景气。

齐威王刚刚即位的时候喜好声色，常通宵达旦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有了改变。

在邹忌、淳于髡的劝说下，齐威王开始变法改革，立志使齐国富强起来，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正是对齐威王的精彩写照。

邹忌辅佐齐威王进行的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实行法治，严明政纪。

先从整肃吏治，考核官吏，明赏罚，树清廉之风入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广开言路，揭露弊政。

第三、以人才为宝，选贤任能。

从而使其他诸侯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不敢对齐国用兵。

齐威王为了大量招来各诸侯国的人才还创建了稷下学宫，并在此广招各诸侯国的学者，又采用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因此使战国的“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阶段。

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更为兴盛。

大儒孟子因为与齐宣王对讨伐燕国的战争有严重的分歧，而使矛盾越发激烈，终于在公元前３１２年（齐宣王九年）燕国人反叛齐国以后，离开齐国回到邹国。

此时邹衍约１２岁，在齐。

如此说来，邹衍不大可能直接成为孟子的学生。

《盐铁论·

论儒》引御史的话说：

“邹衍用儒家的思想学说来求得诸侯录用，但不能成功，他就改变办法，用五德终始的学说，说服诸侯终于达到目的而扬名天下。

”可见邹衍最初学习儒家的学说，深深地为其学说所折服。

思孟学派对邹衍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史记·

孟荀列传》说邹衍的思想归结为“仁义节俭，处理好君臣上下六亲各方面的关系”。

这些很符合儒家的宗旨。

由此可见，邹衍的在稷下学宫上学时的老师当是孟子去齐后留在稷下学宫的孟子学派的儒家后学。

在稷下学宫，邹衍形成了他的“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包括天地人的阴阳学说，反映了阴阳家试图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做出解释。

“天人合一”即是阴阳家沟通人类与自然界而虚构出来的一座桥梁。

而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思孟学派也是一致的。

而他的五德终始之说，与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也有较深的关系。

我们知道，孟子两次来稷下学宫，带来了思孟学派的五行说。

关于子思、孟子的五行说，过去学术界对此搞不清楚，对荀子《非十二子》批评思孟五行说不可理解，自从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书（简称《马王堆帛书》，庞朴给它名之曰《五行篇》），据庞朴研究，帛书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而《孟子·

尽心下》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人字衍）之于天道也”的“仁”、“义”、“礼”、“智”、“圣”正是孟子的五行说。

（《帛书五行篇研究》第17—20页，齐鲁书社1988年8月第2版）《郭店楚墓竹简·

五行》与《帛书·

五行》篇的对比研究，庞朴先生有《竹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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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篇比较》（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指出，帛书有《经》有《说》，而竹书只有经而无《说》，《经》的部分，除几个章次序互换外，内容基本相同。

认为竹书较早，而帛书较晚。

魏启鹏撰《马王堆汉墓帛书<

德行>

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8月出版。

该书以德行释五行，把庞朴称为《五行》的叫做《德行》。

认为它“属于子思学派的作品，而成书年代早于孟轲。

李学勤说：

“简中《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

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