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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常说：
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了解。
这一讲，我们就对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这种新潮流，进行一些分析。
一、重新认识西方史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和观念方面的影响，使国人带上一付有色眼镜，难以完全认识西方史学的本相。
由于长时期的封闭，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很不了解，一概认为都是腐朽没落的东西。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成果的开放的、理性的心态和科学的批判精神，则使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对德国兰克学派的重新认识
我们以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最有代表性的史学流派认识的转变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
19世纪最有影响的西方史学流派应属德国兰克学派，尽管到20世纪下半叶它的影响已经逐渐被西方的新史学所取代。
兰克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被傅斯年等著名学者所倡导，在中国产生过一些影响。
但兰克史学对中国的真正影响，是在建国以后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典型，并对其“反动思想”加以批判造成的。
即使到80年代，史学史中提到兰克也还是把他的“客观主义”当作他的主要方面。
有一部很有影响的史学史教材在介绍了兰克的大量学术著作之后说：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倒不是朗克的这些著作，而是他所标榜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作者认为兰克宣传写历史必须“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是“宣传其虚伪的‘客观主义’，否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反对科学的概括和推论，反对总结历史经验，反对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
‘客观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其实，这种对兰克的评价在当时是很有普遍性的，许多史学史或史学概论的教材，在提到兰克这位德国著名史学家时都是把他当作“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而他的史学成就反倒是不重要的。
而在世纪之交，兰克在中国学者眼中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例如，张广智主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史学史》教材中，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张广智认为，兰克的那句话被后人千百次地引用，似乎就是这句话首次揭示了客观主义史学的宗旨，即“如实直书”。
他说：
“如果认为客观主义史学是由此产生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对兰克的误解造成了客观主义史学。
事实上，虽然兰克与客观主义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却既不能将兰克史学当作客观主义史学的代名词，也不能将对客观主义史学起源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兰克的史学成就内。
”
对兰克那句名言的评价，张著的观点也有根本的不同。
“从兰克的那句名言中，我们便能确信他认为历史学理想的目的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
兰克说自己的写作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这在表面上是一种谦虚之辞，其实对兰克来说，它同样是一项真正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即使那些看来似乎已成定论的事情，由于研究的深入，认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2、对汤因比的史学理论的重新认识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他的12卷巨著《历史研究》无疑是20世纪中期最有影响的史学著作，这部著作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史观”也得到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尽管人们对这部书的观点评价不一，但它是现代西方最具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史学著作是没有争议的。
汤因比的观点在上世纪40年代曾被介绍到中国，那是同雷海宗、林同济等学者的努力提倡分不开的。
由于50年代后期的政治环境，汤因比和他在中国的推崇者一起，成为当时被批判的角色。
1959年7月，汤因比《历史研究》的节选本（美国索麦维尔节选）被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当时，翻译出版这部书完全是为了学术批判用的，从该书译者曹未风所写的“代序”，可以看出当时学术界对汤因比的看法。
文章认为，汤因比提出这种解释人类全部历史过程的“新学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用历史来证明，欧美资产阶级，也就是他所说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乃是全世界从古到今的唯一具有发展生命力的‘文明’”。
因此在译者看来，这部著作真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
译者还不无讥讽地说：
汤因比“自以为‘总结了全人类的历史经验，并从中找出历史的科学规律的人’自许的，但不管他的野心多么大，花了多少劳动力，他的企图却是惨败了，因为他从根本上就走错了路。
他的历史形态学只能使他看到浮浅的表面，看不到事物的本质，他的唯心论也必然要使他走向神学，最后一切还是推到上帝身上了事。
”而这部书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书里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期的“那么一种日薄西山的悲观情绪”。
时过境迁。
到了世纪之交，这位20世纪英国史坛上出现的“世界级的史学大家”和他从1934年开始出版到1961年才得以出齐的历史巨著，已经在西方失去昔日威势，逐渐被人冷落的时候，中国学者却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位大学者思想的深邃和他的著作的学术价值。
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评述汤因比和他的著作的文章很多。
尽管有的人在运用他的理论说明中国历史与国情时出现过问题，遭到过批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汤因比理论本身的客观评价。
在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一书中，有专章评述“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作者张志刚）。
文章的第一节就是“历史概念再认识”。
作者专就汤因比批评以往西方历史学家专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或主要对象，主张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的观点，这无疑有助于启发后人去进一步反省近代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在方法论观念上留下的历史局限性，以使当代历史认识的视野放得更宽阔一些，更深刻一些。
他还认为，汤因比所主张的那种多元文化观，表明他在当时西方文化氛围与学术趋向的影响下，“较早地意识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弊端，充分肯定了‘文明形态的独立自在’和‘诸种文明的同等地位’，并由此转向了文明形态比较研究。
对于汤因比所主张的文化动因的观点，张志刚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在指出他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肯定了这种观点在历史哲学上的积极意义。
“应当承认，汤因比所主张的文化动因观点是对历史哲学研究的一种有力推动。
他突破了以往历史认识的逻辑框架，明确提出了文化动力的概念，并由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入手，深入文化的潜意识层次来加以阐释，这种理论尝试的确发人深思。
张广智在他的《西方史学史》中也对汤因比的历史观点作了整体性的评价。
他指出：
汤因比“对史学的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作出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
”针对1961年《历史研究》第12卷问世，汤因比把它定名为《重新考虑》这一点，他指出：
“汤因比不愧是一位竭诚探索与知错即改的严肃学者。
”“汤因比在检点自己过去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和大度，表现了常人所不及的理智上的真诚与坦率。
”对于汤因比晚年，他对西方社会的现状愈益感到忧虑、不安与失望，瞻望未来他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思想，更是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和赞许。
对此，张广智在《西方史学史》中也有很多论述。
汤因比在去世前，根据当代历史的最新进展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改写了他的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而且还精选了500多幅插图和23张地图。
200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汤因比1972年完成的《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
这足以说明到世纪之交中国学人对汤因比的兴趣仍然没有减退，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中国读者全面了解这位杰出的史学大家的学术思想一定会有积极的帮助。
3、对西方历史哲学转向的关注
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从思辨的历史哲学日益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
这种思潮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上的一场大换位，即把史学的立足点从客位上转移到主位上来。
在他们看来，历史作为事件历程的本身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从根本上否认有所谓兰克意义上的客观如实的历史的理论。
这一史学理论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狄尔泰、李凯尔特首开其端，经过20世纪上半叶克罗齐、柯林武德等的发扬，到波普尔手中，已经成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映西方历史哲学这种变化趋势的史学理论著述不断被介绍进来。
80年代初，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史学理论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出版。
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认为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
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
克罗齐的观点无疑会给那些希望认真了解西方史学理论的学者一种新鲜感。
1986年，由何兆武、张文杰翻译的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的代表作《历史的观念》出版，这使得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在中国又一次产生新的冲击。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
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的过程。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尽管在基本的历史观上，柯林武德的观点与我们不同，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引起了更多的中国学者的思考。
可以说，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这两部书从80年代到世纪之交，在中国史学理论界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研究他们思想的论著很多。
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的波普尔的著作也于80年代与中国读者见面。
1987年有两种译本，一本名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本译为《历史主义的贫困》。
波普尔把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看成是同义语，而他本人是反对历史主义的。
他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也是无法预言的。
此外，对我国学者了解分析的历史哲学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著作还有英国卡尔的《历史是什么？
》，英国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等。
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日益走向分析的趋向表明，历史哲学正从探讨历史过程本身的问题转向历史知识性质的思考，其思考的方向是对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反动，思考的起点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领域中的可适用性，思考的中心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
这一趋势唤起了中国史学家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具体表现就是八十年代后期形成的历史认识论讨论的高潮。
1987年在成都召开了以历史认识论为中心议题的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其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不断深入开展，讨论涉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过程、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历史认识的层次与种类、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等。
当时的主要史学刊物如《历史研究》、《史学理论》、《世界历史》、《史学月刊》等都发表了有关历史认识研究的文章，当时的学者们认为：
西方学者在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方面确有其合理之处。
历史认识论问题的提出本身应看作是同整个史学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史学为了适应新时期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而要实行自身改革的一种反映。
有学者指出：
最近几年，我国史学终于发展到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史学，而要求与当代世界科学并驾齐驱的地步。
当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发展的势头，理所当然的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多少年来，这种潜在的认识偏见，使我们忽视主体认识能力方面的研究，不敢承认在历史研究中加强主体意识、发挥史家主观能动性的正当性、合理性。
这不能不说是一定时期内我国史学沉闷、迟滞、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庞卓恒也说，柯林武德也和克罗齐等人类似，在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方面，确有其合理处；
问题在于，历史学家在认识历史时发挥作用的那种“自我意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意识呢？
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怎样才能使那种意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呢？
以上三个方面，反映了新时期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重新认识的情况。
对于西方当代的新史学，就更加关注了。
二、关注当代西方史学的几个热点
1、对法国年鉴派史学范式的关注
在8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中，通过对西方史学的大量介绍和评述，通过对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通过对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新流派、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引进，我国学者通过分析、研究，找到了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
法国年鉴学派或者叫“年鉴派—新史学”是当代西方史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狭隘的史学派别，而是形成了一个与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相对的一个新的史学“范式”。
西方的传统史学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兰克史学，成为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达到了顶峰时期。
兰克对传统史学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整套考订与辨析史料的方法。
由于有了这样一套方法，所以为历史学成为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史学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哲学家方面，一个是历史学家方面。
哲学家主要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研究，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结果，只有史料没有历史学家的解释是不行的。
另一些历史学家要求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研究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对更广泛的历史研究对象如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也要进行研究，而且要求对历史进行解释，要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对历史进行解释。
法国的年鉴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
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创刊，是年鉴派成立的标志。
年鉴派的名字便是从这个杂志来的，杂志的创刊标志新史学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
它的创始人是马克·
布洛克和吕西安·
费弗尔。
费弗尔的治学路径与传统史学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在大学时也受的是传统史学的教育。
他的博士论文是从多角度包括政治、宗教、社会等方面去研究法国的一个省份，也就是他的家乡。
他还特别注意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历史，他还注意文化史的研究，着重研究过去时代的精神生活。
另一位代表人物布洛克在理论与方法方面也有许多突破。
他的博士论文主要考察英法两国民众对国王有创造奇迹的能力的迷信，和这种迷信产生和存在的历史。
布洛克的名著叫《封建社会》（1939-1940年），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欧洲不同地区包括西欧、中欧、东欧的封建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的著作。
从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年鉴派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年鉴派发展的鼎盛时期。
布罗代尔是这一阶段的核心人物，他对年鉴派的史学理论和实践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的成名之作是《地中海和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这部著作与传统史学的模式大不相同，书中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并不是主角，中心内容也不是写政治。
全书的着眼点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生活，首先是物质文明和经济联系，从综合的总体的角度考察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兴衰。
全书共有三个层次，第一部分阐述“环境的作用”，详细叙述了地中海十个国家的地理和气候状况。
第二部分主要研究“社会结构”，主要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
第三部分称“事件、政治和人民”，类似传统史学的政治史。
主要叙述西班牙和土耳其两大帝国在地中海的争霸过程。
《地中海》一书表明了三种历史时间：
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
长时段反映的是各种结构的稳定的和很少变动的历史，往往要经过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来衡量。
这些结构虽然长期不变或很少变化，但对历史却起着经常和深刻的作用。
大约从70年代中期以后，年鉴派—新史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年鉴派的学派性已经不明显，勒高夫还提出用“新史学”的名称来取代年鉴派。
第三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已经是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那样突出的领袖性的人物，他们是一批人，群雄纷起，使得西方史坛出现一片纷繁复杂的局面。
第三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勒高夫强调，新的方法论还是离不开总体史，不是简单地回到叙事史、事件史，而是必须建立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历史综合。
这种方法，不能孤立地从事“结构史”、“事件史”的研究，而是要通过对人的总体研究来实现。
必须对“社会人”的活动、行为、思想、心态进行总体的各个层面的研究。
从1994年第1期起，年鉴杂志又更名为《历史·
社会科学年鉴》。
年鉴派学者感到必须建立新的分析范畴和新的方法，必须十分积极地与其他社会科学对话。
所以改名为《历史·
下面我们讲一下法国年鉴派史学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年鉴派史学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开始诞生，但中国学者真正开始介绍和研究年鉴派史学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
在中国首先向广大读者介绍法国年鉴派的学者是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教授。
他在1978年发表《法国年鉴派史学》一文，是中国最早的介绍年鉴派的论文。
1986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费尔南·
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对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和史学方法作了评介。
对年鉴派评介最多的学者是姚蒙，他曾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做博士，不仅写过许多介绍年鉴派的文章，他还写过介绍年鉴派的专著，访问过不少的年鉴派的学者，是与年鉴派有直接接触的学者。
世界史所研究员陈启能也写了一系列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文章。
近年来，年鉴派学者的著作也开始被介绍到国内，布洛克的著作翻译过来的有《历史学家的技艺》、《封建社会》，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历史和社会科学：
长时段》，勒华·
拉杜里的《蒙塔尤：
一个奥克族的村庄》），勒高夫主编的介绍年鉴派的著作等。
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版的《史学概论》和《西方史学史》著作都把年鉴派作为一家重要的西方史学流派加以介绍。
陈启能研究员在《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一书中指出，从西方年鉴派—新史学的发展中，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与西方传统史学只注重研究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不同，西方新史学大大地拓宽了研究领域，与此相适应的，又大大地扩大了史料范围；
第二，与西方传统史学只注重考证不同，新史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注重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和自然科学结合，借用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
第三，与西方传统史学只注重叙述、不注重理论概括不同，新史学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主要是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的重要性。
陈启能认为，西方新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迪，远不只以上三点，更重要的还在于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启发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历史学的根本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深化我们对史学的认识，推动史学的革新。
法国年鉴派史学所以会得到中国史学家的关注有很大的因素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年鉴派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都表示过他们服膺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方法。
2、对西方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关注
西方学者中关于社会史的定义五花八门。
第一种定义可以说是关于生活、闲暇的历史。
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
它不研究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这样就把社会史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区别开来，而社区史、人口史、家庭史、婚姻史、犯罪史、教堂史，以及各种职业集团如农民、手工业者、知识阶层的社会活动与生活状况就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史是关于全社会的历史，又称社会整体的历史。
这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史概念。
按照这种观点，诸如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活动、阶级状况、文化领域都在研究范围之中。
各种专门史只是研究社会的某一方面，而社会史就必须把各个专门史都包含进来。
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史是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
这派学者认为认为，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
这派学者对在社会史中描述、分析普通人民有很大热情，认为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是社会史考察的主要课题。
这些主张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倡导的“从底层往上看”的史学观点是很一样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在西方史学中影响很大。
下面我们就重点介绍一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叫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他们的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从而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
这个学派的出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急剧变化，他们抛弃了前苏联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吸收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的长处，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也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新社会史的著作。
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
P·
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
汤普森很重视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注意研究文化方面的因素，力图寻找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
1963年，他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此书为他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
他的书，叙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1780—1832年）。
他很重视对文化的研究，主张考察那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构成、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实现的东西，包括家族关系、习俗、各种社会准则、宗教信仰、行为举止、法律、意识等。
汤普森还主张突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对只研究生产方式、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研究人的见物不见人的历史。
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有人的意志的介入，由于人的意志不同，所以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总之，对文化和人的关注，形成汤普森史学的主要特点，也体现了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的主要倾向。
霍布斯鲍姆对史学的贡献在于他提倡建立一种总体的社会史。
这种社会史既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史，也不同于所谓社会结构史。
1971年，他认为必须把历史研究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
这就是说，新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应是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
把总体的历史作为研究的目标，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口等各个层面全面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
另一种情况是力图把历史学中所有有关的社会科学形成一个整体，社会史不能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并列，只做为一个分支学科，它应该是上述各个学科的综合。
是要强调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
他的《工业和帝国》、《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都是以社会总体为研究目标的著作。
实际上对整个社会的历史做客观的总体的研究是比较困难的，人们更多地是从一个专题、一个层面、一个方面的历史出发进行研究。
但无论研究的问题多么专门，多么细小，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与整个社会历史的关系，并努力作出整体性的解释。
他还主张跨学科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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