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质性研究第十二章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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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质性研究第十二章综述
《如何做质性研究》第十二章，DavidSilverman著李雪，张劼颖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12章开展资料分析
本章目标
读完本章，你将能够：
●系统地整理并分析田野笔记
●知晓应当从录像带中寻找什么东西
●有信心开展高质量的资料分析
（171）
12.1引言
第11章强调了进行早期资料分析的重要性，并说明了如何开始分析。
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在开启资料分析之后，该如何深入开展研究。
尽管本章只涉及观察资料和录音资料的分析，但很多建议都同样可以运用到其他类型的定性资料分析中。
关于访谈资料的分析，还可以参考MoiraKelly对其研究的说明，具体位置是在第19-25页。
不过，一份“建议”清单看上去难免有些贫乏、空洞。
因而，本章将从一项具体的定性研究开始，具体而微地说明应当如何开展资料分析。
定性研究的优点在于，它使你能够从新的分析角度，接触到日常生活的真实本质。
通过下面的例子，你将学会如何利用这种途径确定资料分析的重点。
12.2一项案例研究
在1980年代早期（参见Silverman,1987:
第1-6章），我带着一群研究者研究了一个治疗儿童心脏病的单位。
大部分资料都来自对每周三诊治门诊病人的录音记录。
（172）
决定把研究重心放在门诊里发生的互动而不是病房里发生的互动上，这绝不是巧合。
实际地说，门诊是一个程序固定、目标明确、结果具体、持续约二至四小时的治疗方式，它可以给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资料。
相反，在病房里进行录音则更具侵入性，录音效果也较差，因为多个对话可以同时发生，还有不可避免的背景噪音。
即使这些技术性难题能够克服，由于病房生活缺乏明确目标，所以要想发现秩序就比在门诊中难得多。
例如，病房里就不存在诸如会面、身体检查、病情诊断和预后说明这样的固定程序。
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者不应当研究缺乏明确目标的互动——从医院病房到街角社会。
它的意思是，如果你研究这些场合，就得对长久的守候有所准备，还要经受住研究观点成型前大量无价值资料的打击。
在门诊里，我们对如何组织并宣布决定（或“处置”）感兴趣。
看上去似乎医生宣布决定的方式不仅与诊疗情况（如孩子的心脏情况）相关，还与社会性因素有关（诸如在治疗不同阶段，医生都对家长说了些什么）。
例如，在某个首次会诊中，医生不是按照惯例告诉家长，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以及有必要做一个有重大风险的手术。
相反，他们会建议进行多种检查，并暗示只需要做最重要的那项手术。
他们会与患儿家长合作，家长们则会给出说明孩子“健康”的多个例子。
只有两种场合不使用这种逐步的信息告知方式。
一种是当孩子被心脏病专家诊断为“健康”时，医生会立刻把所有信息告诉给家长，并会执行一项我们称之为“寻找并破坏”的任务，旨在消除家长的担忧，并证明他们弄错了。
当面对患有唐氏综合征、并被怀疑心脏有问题的孩子时，医生会一次就把所有的诊治信息告诉家长，而不再使用逐步信息告知方式。
另外，医生还会例外地允许家长选择进一步的治疗方案，同时还鼓励他们描述诸如孩子“生活的乐趣”和友善的性格。
下面我们把研究重心放在考察医生是如何告诉家长，决定对孩子做一个诊断检查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医生会说：
要是你同意的话，我们想做一个小的检查。
没有家长会反对看上去完全正式的提议——就像女王有权利（当然从没使用过）不签署由英国议会通过的法案。
（173）
对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来说，家长选择治疗方案的权利并没有那么正式。
医生可能会这样说：
我认为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感受。
现在这取决于你是怎么想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态度，你觉得我们应当继续吗？
另外，这些会诊会更长，更民主。
病人基于家庭背景的想法得到鼓励，家长也有机会说出他们关注的问题，并能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
在这个次级样本中，与整体样本不同的是，当家长可以选择时，他们通常拒绝做检查——只有一个是例外。
这巩固而不是挑战了研究单位的医疗政策，即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不鼓励对这些孩子进行手术。
所以这种民主形式与专制政策得以共存，后者甚至还支持前者。
从而，研究发现了具体医疗政策的执行结构。
对许多的会诊进行录音记录的可行性，连同试图做归纳假设的研究方法，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发现某个现象来开展资料分析，这种现象是我们以前没有关注过的。
表12.1总结了这项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在本章的后一半，我讨论了当你的资料是对自然发生现象的录音记录时，有哪些更具一般性的研究策略。
但是很可能你并没有录音记录。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切都丢失了呢？
表12.1开展资料分析的四种方式
●把重心放在那些高质量的和容易收集到的资料上（对门诊的录音记录）；
●审视资料中记录的某个过程（医疗“处置”是如何组织的）
●关注这一过程的一个部分（宣布要做一个小检查）
●比较总体中不同的次级样本（唐氏综合征患儿和其他孩子）
在下个部分，我将尝试告诉你，如何才能保证田野笔记的质量。
尽管即使在最后的分析中，田野笔记的信度也没法与高质量的录音和转录稿相比，认真记录的田野笔记还是能够为深入的资料分析提供动力。
（174）
12.2详尽的田野笔记的作用
●确认并追踪所观察事件的过程
●理解成员是如何表现和描绘特定的活动、事件和群体的
●传达成员对特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原因和方式的解释，从而得出成员们的归因理论
●找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行动中需要面临和处理的实际问题、条件和约束
来源：
改编自Emerson等（1995）。
12.3田野笔记和资料分析
12.3.1为什么细节重要
置身田野中的研究者试图接近别人，以便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为了保存并传达这种亲密性，他们必须详细地把情境和感兴趣的事件描述出来（Emerson等，1995：
14）。
通过保留互动细节，你就可以更好地分析表12.2中列出的议题。
像任何有启发性的问题一样，表12.2中提到的议题反映了一个关于社会世界的特定模型。
正如我对心脏门诊的研究那样，Emerson等人假定了一个建构主义或民族志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事件的意义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由参与者（成员）积极建构的。
这个模型体现了方法上的两种要求。
首先，要关注参与者把什么当作常规或显而易见的东西。
其次，要认识到，最好通过观察和倾听来知晓人们的所作所为，并确立常规，而不是直接询问他们。
所以，与许多民族志的田野工作不同，访谈并不被看作是主要的研究工具。
相反：
程序是观察并记录自然发生的谈话和互动……[尽管]访问若干名成员，问问他们那些具体的当地术语和短语的用法和意义可能也是有用的或必要的……研究者真正关注的是那些术语在实际情境中的运用（Emerson等，1995：
140）。
关注参与者把什么看作是惯常和不出意外的东西，这就为写作和分析田野笔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焦点。
可以通过询问表12.3中的问题来开展资料分析。
（175）
表12.3分析田野笔记的六组问题
●1人们在干什么？
他们想完成什么？
●2他们是否目标专一？
他们使用了哪些具体的手段和/或策略？
●3成员们是如何谈论、表达和理解正在进行的事情的？
●4他们做出了什么假定？
●5我看到了什么？
我从这些笔记中学到了什么？
●6为什么我会涉及这些人？
来源：
Emerson等（1995：
146）
12.3.2开展田野笔记分析的两种方式
除了表12.3中提到的问题之外，开展民族志研究还有两个实际规则需要注意：
●既要考虑观察到的东西，也要考虑听到的内容；
●扩展田野笔记的内容，不要把它局限在直接观察上
用你的眼睛
在对一家餐馆的社会组织的研究中，Whyte（1949）通过观察活动的空间组织获得了丰富的资料。
近来，在一项对病房互动的研究中，AnssiPeräkylä（私人信件）记录了空间设置是如何区分不同人群的。
这里有病房和病人活动区，医疗人员可以在任何时间进入。
还有病人休息室和其他活动场所，这些都是公共空间。
这些地方与护士办公室和医生办公室不同，后者只有当病人受到邀请时才能进入。
要是还有职员咖啡屋的话，你绝不会看到有病人在里面。
正如AnssiPeräkylä指出的那样，在医院中，把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一种方式就是根据类别分配空间。
与此同时，这种分配方式通过参与者的活动得以生产。
例如，观察者可以记录下当病人进入护士办公室时的行为。
即使门是开着的，他们也会站在门外张望。
这样做表明，他们正在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地。
不幸的是，我们在观察时，都只愿意用耳朵听，而不太愿意用眼睛看。
不过也有例外。
Stimson（1986）记录了“照片和图表是如何渐渐从社会学期刊上消失的，并且在社会学著作中也越来越少”（641）。
后面他讨论了专门用来倾听英国医生专业组织意见的房间。
全国医学总会的专业委员会设在一间天花板很高、橡木装饰的房间里，就连楼梯也布置得相当豪华。
（176）
彩色的玻璃窗上画着16枚徽章，还有一名妇女，以经典的希腊式姿势展示自己。
正如Stimson评论的那样：
在这间房间里可以讨论严重事件：
我们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发言正式，用语谨慎，这可是要记录下来向公众公布的。
来到这儿的参观者即使讲话也要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因为他们的话并不会出现在会议记录中（1986：
643-4）。
就像Stimson说的那样，在这样的房间里，即使不告诉我们任何必要的信息，我们也知道正在进行的事情需要严肃对待。
Stimson恰到好处地把这个房间和麦当劳的汉堡店做了对比：
看看装饰和材料——塑料、纸质、聚乙烯和聚苯乙烯，以及明快的色彩。
[一切]都意味着稍纵即逝。
这一短暂特征还表现在顾客各种各样的穿着上，以及服务员的临时性制服上。
座椅的设计也让久坐者感到很不适（1986：
649-50）。
Stimson和Peräkylä表明，那些不重视使用眼睛观察的民族志作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你可以设想强迫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带着眼罩观察世界是什么情景，从而也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
扩充田野笔记
田野工作令人着迷，编著工作则令人费心劳神，你可以全神贯注地研究具体细节——辛辣的名言、主要信息提供者那讨人喜欢的个性。
你忘记了思考，忘记了要深入而宏观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也忘了要用一致的概念来解释它（Miles和Huberman,1984:
69）。
为了“深入而宏观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Spradley（1979）指出，观察者要记录四组内容：
1事件发生时做简要记录；
2每个阶段结束后尽快扩充笔记；
3在田野工作的每个阶段，都要作田野工作笔记，记下问题和想法；
4暂时记下分析和阐释的内容（Kirk和Miller对此有过讨论，1986：
53）。
Spradley的建议有助于使田野笔记系统化，并能提高它们的信度（参见第14章）。
Miles和Huberman像Spradley一样，
（177）
提出了扩充田野笔记的系统化的方式。
他们建议填写“观察记录表”或在每次观察后都扩充备忘录（Miles和Huberman,1984:
50-1,69-71）。
表12.4给出了一个使用观察记录表以便促进分析性思考的例子。
●表12.4观察记录表使用的问题
●有哪些人、事件或情境卷入到这件事中？
●接触中的主题或议题是什么？
●由接触而产生的哪个研究问题最为核心？
●通过接触，你想出来了哪些新的假设、推断或猜想？
●在以后的接触中，田野工作者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
他应当寻找哪些类型的信息？
Miles和Huberman给出了五条理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观察记录表有用：
1为接下来的接触提供指导；
2提出新的或修正过的编码方案；
3协调田野工作者的工作；
4在后续阶段作为接触的提示
5作为资料分析的基础（改编自Miles和Huberman，1984：
51）
我们记录资料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与资料分析的质量相关。
在这个意义上，田野笔记和观察记录表都只是达到目的——开展分析——的手段。
12.3.3开展田野资料分析
从编码走向阐释是一个重要的转变……阐释涉及高质量的“事实性”资料和小心谨慎地分析资料的构成要素（Coffey和Atkinson,1996:
46）。
正如Miles和Huberman（1984）指出的那样，定性资料是以文字而非数字的形式出现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从文字过渡到资料分析呢？
他们说资料分析是由三项同时进行的活动构成的：
资料缩减、资料展示和得出/证明结论（Miles和Huberman，1984：
21）：
（178）
资料缩减“指的是选择、聚焦、简化、提炼和转化……‘原始’资料”（同上）。
资料缩减意味着决定研究初期要关注哪些资料。
资料展示是“有组织的信息汇编，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同上）。
它包括把资料以矩阵、曲线图、网络和柱状图的形式陈列出来，这些形式阐明了分析的主要方向（和省略的东西）。
得出结论的意思是“确定事物的含义，说明规律、模式、解释、可能的结构、因果过程和建议”（1984：
22）
证明的意思是检验临时性结论，看看“它们的可信度、稳定性、‘确定性’——即效度”（同上）。
Miles和Huberman解释道，田野研究与大多数定量研究不同，我们不能满足于对资料进行简单的编码。
正如我在第4章说过的那样，这意味着定性研究者得说明这些由他们识别的（从理论上加以界定的）要素是如何汇集在一起的，抑或是如何相互交叠的。
定性研究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便是，在对小规模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时，能够利用理论资源。
这表明，按照某种理论图式来给资料编码只是资料分析的第一步。
接下来你需要继续考察这些要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在第二阶段，横向的思考会很有帮助。
例如，你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已选定的概念或议题，这可以通过提出一个反直觉的想法或处理一个文献中很少涉及的某个额外的特征来实现。
无论如何，正如我在下面将要提到的那样，完成一项好的资料分析的方法之一便是缩小问题的范围。
12.3.4田野工作中的不断聚焦
我们只是以某些方式看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或明或暗地接受了看问题的特定方式。
这说明在观察研究中，资料搜集、建立假设和理论建构不是三个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可以用漏斗做类比来描述这个过程：
民族志研究的结构仿佛一个“漏斗”，在整个过程中，研究者的关注目标越来越集中。
在分析上，焦点的不断集中由两个不同的部分构成。
首先，研究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确定或转换，问题的范围逐渐清晰和明确，其内在结构也得到开掘。
在这个意义上，通常是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你才能发现研究到底是“关于”什么的，而且最后与起初的研究问题大不相同也是常事（Hammersley和Atkinson,1983:
175）。
（179）
Atkinson（1992）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研究问题是如何重新界定的。
在读完博士的很多年后，Atkinson回到了他的老本行——医学教育。
他表示，可以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重新阅读原始资料。
Atkinson原先的方法是把田野笔记分成小的片段，每个片段都归属相应的类别。
例如，外科医生向手术小组描述术后并发症，这在一开始被放在诸如“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病情”和“轨迹”这样的标题之下。
当Atkinson回顾这种分类时，分类变成了一种叙述，它设置了一个谜（“不可预见的并发症”），只能用“道德故事”的形式才能解开（“小心，难以预料的事一定会发生”）。
如果用这种方式看问题，那么外科医生的故事就变成了一个很像童话故事的文本。
我在1980年代做过两项关于英国诊所的研究，研究过程也印证了Hammersley和Atkinson的“漏斗”的说法。
正如我在前面表明的那样，尽管观察的是小儿心脏病诊疗单位，分析却出乎意料地转向对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处置决定上。
与之类似，第九章讨论的我对癌症专科诊所的研究，也远离预期，转而比较付费服务与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优劣（Silverman,1981,1987）。
这两个案例有三个共同特征：
1当一个更精致的话题出现时，通过“漏斗”实现了焦点转移；
2作为一项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的工具，比较方法得到利用；
3超出研究所在具体领域的话题的产生。
因而，在癌症专科诊所中发现的“仪式秩序”并不局限在医学领域，而对唐氏综合症患儿的“民主”决策也对其他领域的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曾在别处指出（Silverman,2001），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研究与Glaser和Strauss（1967）的著名的扎根理论颇为相似。
扎根理论的简化模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起初尝试做出一些分类来阐明资料；
●企图用许多案例填充这些类别，以便阐释它们的相关性；
●把这些类别发展为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性框架，使之不只是适用于某个具体环境。
Glaser和Strauss把他们关于死亡和濒死的研究作为例子。
他们展示了自己是如何构造出“知晓背景”这一类别来指称那些人们得知自己命运的场合的。
这个类别随后被填充了许多案例，并最终与那些非医学的场合相关联，人们正是在这些场合中知道别人是如何界定他们的（如，学校）。
（180）
“扎根理论”因其不认可在研究早期起指导作用的模糊理论而饱受诟病。
更显而易见的是，它更多地强调了理论的产生而非理论的检验。
如果使用不当，它还会退化为空洞类别的建构，或是蜕变为使纯经验研究合法化的烟幕（参见我在第15章中对四种定性研究的批评，以及Bryman，1988：
83-7）。
与最为枯燥无味的统计研究中呈现的抽象经验主义相比，“扎根理论”最多只能在观察中为理论创新提供大致的框架。
然而，不应当把量化研究看成是实地研究的敌人。
在下面的部分，我讨论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对癌症专科诊所的研究中，如何使用简单的表格来检验假设。
12.3.5使用表格检验田野工作中的假设
在这项癌症研究中，我使用编码表来整理大量关于医生和病人之间互动的测量（Silverman,1984）。
目标是要阐明，定性研究也可以在适当程度上代表整体资料。
不过有时候，数字显示的现实与我的整体印象并不一致。
因而，分析更为谨慎，对诊所行为的描述也更为小心。
我记录下来的那些未经处理的量化数据没法对此做任何检验。
但它还是对整个样本的特征做了简要测量，这使我们可以对私人诊所和公立医院特征做更具体的说明。
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向你简要介绍一下我搜集的定量资料，主要涉及就诊时间、病人参与和咨询范围。
我的整体印象是，私人诊所中的就诊时间比公立医院中的更长些。
对资料的检验表明，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20分钟对11分钟），而这种差异意义重大。
但当我出于具体原因回顾这些资料时却发现，有一家公立医院的就诊时间超乎寻常地短。
我觉得对这两类医院就诊时间的比较应该排除这个诊所，而且只应当比较单个医生的诊治时间。
这个二级样本表明，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就诊时间的差异减小到平均3分钟。
这在统计上仍然是显著的，尽管显著性下降了。
最后，如果我只比较同一个医生诊治的新病例，那么公立医院的就诊时间平均为34分钟，比私人诊所的30分钟高出4分钟。
最后这项发现毋庸置疑，并对我们从整体评价个人“去私人诊所”的费用和受益提供了有趣的借鉴。
例如，很可能私人诊所更密集的时间安排限制了可能留给每个新病人的时间。
（181）
表12.5私人诊所与公立医院：
仪式秩序
私人诊所公立医院
（n=42）（n=104）
（百分比系在所有诊所中所占比例）
病人就便进行治疗15（36%）10（10%）
社会诱导25（60%）31（30%）
来源：
改编自Silverman（2001:
243）
为了对比较分析有所帮助，我用提问和原始陈述测量了病人的参与，结果又一次发现了重要差异：
私人诊所的病人更多地参与到就诊过程中。
但如果只考察由同一个医生诊治的病人，那么诊所（医院）之间的差异就不太大了，而且也不显著。
最后，当讨论非医学事务时（例如病人的工作或家庭环境），诊所（医院）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公立医院与私人诊所之间的差异程度，存在着过热的评价。
这些定量数据则能够有效地检验这些评价。
然而，正如我在第10章中指出的那样，我主要关注的是三家诊所的“仪式秩序”。
我搜集了大量有关医患之间的交往资料，在这些交往中，医生与病人在私人诊所中的行为方式偏离了我们所知道的公立医院中的就诊方式。
问题是：
这些定量数据能够支持我的观察吗？
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这两项与仪式有关的定量测量有助于回答该问题。
一项是要测量医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病人就便治疗。
另一项是要测量病人和医生彼此之间是否会友好地谈论他们的私人生活或职场经历（我把这称为“社会诱导”）。
正如表12.5表明的那样，根据付款方式的差异，这两种测量在我们所希望的方向上都呈现了重要的差异。
当然，现在这些资料没法提供证据支持我对互动形式差异的看法。
但是，如果与定性资料放在一起，这些资料可以在差异的方向上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还能从整体上简单测量一下样本，这些样本是我曾分析过的那些谈话的摘要。
我并不否认，计算可以像对片段的定性阐释一样是任意的。
然而，如果研究者不是什么都拿来计算，而是把分析建立在明确的概念基础上，并且这些概念与行动者看待世界的方法相关，那么这两种类型的资料都可以用来验证对方的分析。
在第14章，我回过头来讨论了计算的功能。
它在定性研究中是证明效度的一种辅助手段。
在观察研究中，
（182）
计算常建立在此前对田野笔记的编码上。
因而，现在我就转而讨论编码中产生的问题。
12.3.6田野笔记编码的局限
癌症研究中使用的表格来自于：
卓越的工作，在其中资料被划分成类别，事例也被挑选出来。
这是把文本（笔记或转录稿）分解为多个片段的一种方式，这些片段随后被按照主题重新分组（Atkinson,1992:
455）。
近来，这种分主题的编码得到计算机定性资料分析系统的辅助，其中这种分析系统在第13章中讨论过。
在更大些的项目中，通过培训编码员，使之按程序操作，以便确保使用的是同一种编码方式，也可以保证编码的信度。
然而，这里还遗留了两个问题。
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每种观察方式同时也是不观察的方式。
正如Atkinson指出的那样，编码的一个缺陷是，因为它们建立在一组给定的类别上，从而就建构了“一套强有力的概念网格”（Atkinson,1992:
459），并且难以摆脱。
尽管这套“网格”在组织资料分析时很有帮助，但它也使研究者的注意力偏离了那些无法类别化的活动。
因此，正如CliveSeale（私人信件）指出的那样：
一种好的编码体系使你可以研究那些“无法类别化的活动”，从而它们就能得到解释，这与研究那些异常的方式相似。
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问题是，我在第4章说过，“编码”可不是科学家的专利。
我们每个人都对听到和看到的东西进行编码。
这与Garfinkel（1967）和Sacks（1992）的主张一致，他们认为社会成员像社会科学家一样，也以编码的方式描述世界。
简单地说，这表明和在使用类别时应当非常谨慎。
例如，Sacks引用了两位语言学家的话，看上去这两位专家在描述具体东西时毫无障碍，比如他们用到了“简单”、“复杂”、“偶然的”或“正式的”这类词汇。
对Sacks而言，诸如此类对资料的迅速描述有这样一个假定，即“我们不必分析[成员们]正在干什么，就知道[这些类别很精确]”（1992，上册：
429）。
针对Sacks对民族志的激烈批评，我们该做何反应？
首先是不要惊慌！
Sacks对大家熟悉的传统观察工作发起了挑战。
具体来说，Sacks的题为“成为普通人”的讲演（Sacks,1992,第二卷，215-21）对每个田野工作者来说都是必读的。
（183）
然而，熟悉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得遵循Sacks的激进道路。
所以一种反应是，关注他的研究道路，但不效仿，这有点类似于“感谢但不致谢”。
例如，扎根理论就同样是一种较好的（也更常用）将田野工作理论化的方式。
在这种有效但相对保守策略之外，我们还有两种更加野心勃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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