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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清10619041063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的逐步提高，我们需要的资源、技术和市场无论是在量还是在质上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因此，推动对外经济整体由更大规模“量的扩张”向更高层次“质的转变”，就必须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使之达到均衡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

【关键词】均衡拓展对外开放广度深度

纵观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经历了“闭关锁国向对外开放、试验探索到全面开放、全面接轨到互利共赢的战略发展过程，“特区经济、世贸组织、反倾销、引进来，走出去、互利共赢、五个统筹”等一系列与对外开放相关的词汇层出不穷，在不同阶段或时期影响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与发展。

对对外开放讨论的重点已经不是针对我国“要不要”实行对外开放，而是针对“怎样”拓展对外开放发展战略。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一个国家是开放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比较快。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的逐步提高，我们需要的资源、技术和市场无论是在量还是在质上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选择什么样的开放道路，关系到对外开放的效果和前途。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而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

城乡之间、沿海内地之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在改革的承载和接受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就决定了各个区域或部门的改革不可能“齐步走”，而需要“分而治之”，梯次推进。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根据国内外发展条件，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先在特区取得成功经验后再稳步前进、全面推广，走出的一条非均衡发展的开放之路。

”

首先，非均衡的开放之路体现在区域开放次序安排上。

邓小平从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格局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梯度的开放政策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梯度推进，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外向内，由沿海向内地，这样形成明显的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这是由于区域间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

正如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非均衡理论，如冈纳·

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

艾尔伯特·

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

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

这些理论已在我国的对外开放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很好的验证。

其次，非均衡的开放之路体现在产业开放次序上。

开放初期，考虑到各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承受对外开放中竞争压力的能力存在差异等问题，优先开放第一、二产业中许多领域，允许外商投资宾馆、服务设施等少数第三产业领域。

1992年以来过去视为禁区的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航空、律师等服务领域，已经允许开展试点投资，过去限制投资的土地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已逐步放开和扩大外商投资。

再次，非均衡的开放之路体现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上。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是实现对外开放全面协调发展的必要途径。

作为对外开放工作的两个方面，“引进来”是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走出去”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从资本流向上看，“引进来”与“走出去”恰好相反；

但是从相互作用机理上看，吸收外资能够诱发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又能推动吸收外资，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可以共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非均衡的开放之路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如人民币的逐步走向自由兑换，分阶段降低关税总水平，逐步扩大外贸企业经营自主权，逐步走向出口产品市场和外商投资来源多元化，从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到谋求加入多边贸易体制，从引进为主转向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等。

应该说，非均衡发展的累积效应促进了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多内容的局面。

但是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表现为：

一、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政策导致区域经济差异加大。

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来看，中国东南沿海优先扩大对外开放，优先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这是双向进程，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优先在我国东部得到渗入，另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与全球资本优先得到对接和融合。

其结果是我国东部地区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大大提高，也大大增强了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国内外资源，优先发展区域经济的能力。

相反，西部由于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由于开放进程滞后，得不到机会获得加速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国际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经济难以摆脱原有均衡下的循环而获得发展，同时中西部地区的体制改革进程也进展缓慢。

因为没有开放的压力，改革就缺乏动力，就有在自循环中保持均衡的惯性。

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政策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差异加大（图1）

图12009年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情况（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10（对外经济贸易）

二、非均衡的产业开放政策导致产业间发展参差不齐。

对外开放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劳动力的低成本造成中制造业的国际低价格，致使中国从制造业发展中的获益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对中国的能源、资源安全也带来严峻的挑战。

由于劳动力价格便宜，中国的出口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一味压低价格，造成中国出口产品长期处于增量不增价的局面。

同时，中国商品大量充斥国际市场，也容易造成倾销的感觉，引发不必要的国际贸易争端。

同时，随着制造业市场的持续好转，高利润成为投资者追逐的目标。

同时也造成了其它行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影响了其它行业的有序发展，不仅严重冲击了制造业、也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向制造行业集中，使有限的资金向其它行业投入严得不足。

图22009年我国对外开放按行业分外商直接投资百分比（单位：

产业间技术发展不均衡也影响产业发展的进程，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大多数属于资本密集型的终端产品加工组装产业，这类企业技术档次低，甚至根本没有先进技术。

尽管有一部分外资企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通过他们引进的大都是机器设备为主的物化的硬技术，而以工艺流程、图纸、专利、专有技术等为主的软技术较小；

部分外资企业以提供以组装技术为代表的初级技术为主，对反映核心技术和设计开发技术的前期工序生产技术则较少提供；

高科技领域的高精尖技术较难获得，如计算机行业中的高级芯片技术和软件技术、航天工业中的卫星制造技术等；

对于为数不多的属于成熟型先进技术产业范畴的外资企业，如汽车工业、飞机工业、通讯设备制造业等，外商虽向我方转让部门非关键技术，但对核心技术封锁甚严。

引进外资来源结构不合理，以港澳台的中小企业为主，美日欧的跨国企业为辅。

从图3可以看出，一方面来自技术发达国家（美日欧）的投资少，另外方面项目投资的规模小，反映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水平不高。

图32009年我国对外开放实际外商投资额

三、“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协调，制约着中国国家利益实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通过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飞跃。

但是，与“引进来”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则相对缓慢。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度中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9亿美元，累计投资总额为334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0．45％和0．48％。

中国“引进来”与“走出去”不相协调，表示着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本国经济利益的丧失。

因为虽然引进外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外国资本也要从东道国赚取利润，外资利润的汇出表示东道国国民创造财富的部分流失。

相反，对外投资则能够实现本国资本的国外增值，进而增加了本国的国民收益。

中国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发展的失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企业还远远没有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并从经济全球化获得较大的利益。

将我国1991-2004年来吸收外资额与对外投资额进行对比，却不难发现二者的严重失衡。

1991-2004年14年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差距基本上呈逐年拉大态势，从1991年相差39.96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570.10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14倍以上。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设计的衡量一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相对规模大小的统计指标计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2003年已高达到35.6%；

而对外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始终徘徊不前，2003年仅为2.6%。

图4 

1991-2004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比较（单位：

注：

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实际使用外资额计算，对外直接投资额以中方投资额计算。

数据来源：

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历年），《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业务统计。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与庞大的吸收外资规模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严重滞后，这种长期以来“引进来”与“走出去”发展极不均衡的局面若不尽快扭转，必将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矛盾，从而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渐进式改革加大了工业化中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经济、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近几年来，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加剧，贫富分化更为明显，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变化是市场化发展规律，但中国就业结构不合理，不仅农业劳动力应随着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而且总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

尽管统计上的城镇失业率从未超过4.5％，但据冯兰瑞的估计，2000年失业率高达21.4％，全国失业总人数达1.53亿人。

失业率不断攀升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197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

1，1985年缩小到1.8:

1，2000年扩大为2.79:

1，2004年扩大为3.21:

1。

中国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

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479万人。

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

　　社会分化严重，甚至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社会底层对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协调稳定的，但一些职工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屡有发生。

2005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31.4万件，是1995年的9.5倍。

社会冲突愈益激烈，2004年全国发生各类突发事件561万起，造成21万人死亡、175万人受伤。

群体性事件呈持续增长态势，1993－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步履维艰，曲折多变，处理不慎，甚至会断送改革的前程。

　　4、非平衡推进易衰竭改革动力 

　　中国要改革的体制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全能型体制，任何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在发挥本组织特殊功能的同时，又不得不负担几乎是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其他职能。

社会呈现下级服从上级的层层管理层层依附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

改革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从经济体制到整个社会制度全面变迁的历史过程。

因此，中国改革到底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

学术界存在争议。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内容是激进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改革的形式是渐进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存在差异，因此中国改革一开始采取先易后难、单项突进方式，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从体制外和微观层面进行改革。

绕开一些改革难点，用“撞击反射”方式，较容易的在农业、轻工业、加工工业获得成功。

然后，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由局部改革向整体改革推进。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改革的攻坚”课题。

至此以后，对金融、财税等其他方面经济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依次展开。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改革为先导，同时，改革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又“寓于”经济改革之中。

中国的改革是在市场化、民主化的总体导向下，经济改革先是在计划经济边界上鼓励商品经济成长修补旧体制，待体制外力量不断增强之后，政府强制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贸易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体制内的改革，以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或置换旧的制度结构，实现了由“市场诱致推动”向“政府强制推动”、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两个转变。

经济改革任务也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中国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形成了“单位”化的政治组织和动员体制，政治改革首要的是改革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

政治改革选择了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道路，渐进地增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他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念确立后，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1986年，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因此，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整体规划后，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其内容概括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改革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且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意识形态和道德习俗等方面的变化。

中国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按照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

”改革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其次，改革表现为政治演变过程，最终则体现为社会变革过程。

也就是说，改革是在政治过程的控制下进行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化过程的统一，是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的统一。

其中，政治过程的进退、民主化水平的高低对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先行进行的，但就整体而言则不能单独进行；

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滞后，但长期无视或忽视人民的民主化要求则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

因此，一味非平衡地推进改革，长期不能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不能打破许多体制性、机制性羁绊，则容易患上“改革疲劳症”，使改革因缺乏内在动力而夭折。

　　三、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 

　　收入分配的扭曲、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竞争秩序的混乱、腐败现象的蔓延、价值标准的缺失、社会矛盾的激化等使中国改革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

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互相交织，改革逐渐由经济体制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拓展。

　　　　无论理论界分歧多么大，我们仍有改革共识，这就是强烈要求中国改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发展更加明确“以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道路，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日益成熟的今天，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已经趟过河流”，今后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道路纵然如黄河般迂回曲折，但改革前景灿烂辉煌。

．

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转变。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大主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充分利用好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资引进国内发展缺乏的资金、资源、先进技术、智力与管理经验，仍然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下一阶段，中国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利用外资战略，努力实现利用外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

具体来说，一是改变传统的激励政策作为主要引资手段，转而依靠提升体制环境和投资服务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政策工具。

二是要严格根据中国政府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定，引导国际资本投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领域，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环保产业等重点行业。

第三，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地区总部、采购中心和培训中心，推动外商投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第四，鼓励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加强合作和技术联系，特别是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向本地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帮助中国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第五，积极引导外商参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西部大开发，利用外资推进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和中西东部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幼文：

《树立新开放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当代中国：

发展•安全•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2．于广洲：

《关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央党校报告选）2004年增刊。

3．刘力：

《中国直面国际经济摩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6月版。

4．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