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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无法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可能无法吃顿悠闲的早餐,它们是你为占座付出的成本,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比较孰轻孰重。

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取得好成绩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上述的成本,当你用积极的态度看待它们时完全可以被压缩到很小,甚至为负值——早起有益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这么看来,你为占座付出的成本是很小的,而得到的收益却大得多,那么占座无疑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

替他人占座——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我们发现那些占座的同学往往不仅为自己占座,还会为自己的室友占座。

当然,这可能表明这些同学比较细心周到。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里包含了“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的原理。

当你已经提前赶到了教室,多占个座儿对你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在这里边际成本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行为将带来怎样的边际收益呢?

首先,你的室友可能会认为你很体贴,并因此提高对你的评价;

其次,即便是你所服务的人不认为这是美德的表现,而将之视为一项投资,那么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在适当的场合下,他也必定会为之付出某种程度的报酬。

这种情况,民间叫做“顺水人情”,本小利大,何乐而不为呢?

固定占座人——发挥相对优势使交易群体获利

如果说,你们寝室每天需要有一个人负责占座,那么是每天轮流由不同的人充当占座人好呢,还是固定专人占座好呢?

答案是后者。

这体现了人们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并将之与具有其他相对优势的人进行交易,从而使得交易各方从中获利的经济学原理。

规定轮流占座并非不可,大家的收益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

小王习惯晚睡,因此早起半个钟头对他来说无异于酷刑加身,勉强爬起来完成“神圣使命”,可能将导致一天的无精打采,哈欠连天。

相反,小李习惯早起,占座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而小张不仅可以早起,而且拥有先进的代步工具——自行车,占座对他来说更加容易。

三者在占座这方面的相对优势比较中,小张>

小李>

小王。

那么当在三人中做出选择时,小张无疑是最合适的,而小王也许可以利用晚睡的时间为大家提水,小李也许可以利用早起时间去买早餐。

于是各自发挥相对优势,结果使整个交易群体从中获利。

第二章需求、供给和价格

纽约市的房租管制——最高限价例证

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能够,而且也的确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自1943年起,纽约市就实行了一个规定房租最高价格的房租管制制度,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使房租(即租用一套公寓一个月的价格)低于其均衡价格水平。

据说主张对房租实行最高限价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帮助穷人。

在短期内,房租管制可能把收入从出租人转移给承租人。

据《纽约时报》报道: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房租管制曾经给数以万计的家庭提供了廉价而有效的生活保障或低于市场价格的住所。

不管财力如何,这一直是纽约市的一项在政治上无人敢碰的政策。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房租管制可能产生一些非常不合意的影响。

最高限价导致住房短缺。

也就是说,对公寓的需求量超过其供给量。

据一些观察家的估计,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人口大约减少了100万,并且国家对中等收入阶层和低租金公共住房实施了规模最大的资助计划,但纽约仍短缺价值大约30亿美元的可供出租的新住房。

据报道,在1986年,有些人不得不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寻求租房。

由于需求量超过供给量,现有的公寓不得不采用价格以外的措施来进行分配。

这自然可能使房东采取微妙的歧视方式来选择房客。

同样,房东也可能从那些急于寻找住所的房客手中接受额外的支付或贿赂。

在很多情况下,房东将减少对房屋的维修。

由于住房短缺,承租人也只能接受较差的服务,许多事都得靠自己去做。

在可能的情况下,房东会把一套公寓分成几个部分出租,因为从划分后的几个部分各自在最高限价下得到的租金之和超过原来整套公寓的租金。

房东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对付最高限价的限制。

根据兰德公司的估计,在纽约,由于受房租管制法的影响,租金的增加远远低于成本的增加。

对1943年以前建造的单元住宅来说,房租每年的平均增长幅度大约为2%,而房东的各种成本的平均增长幅度每年大约为6%。

这样,新住宅难以兴建,老住宅又年久失修也就不足为奇了。

《纽约时报》呼吁:

“当公寓空出来以后,就应当终止租金管制……它将增加住房供给,这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肯定也会认为,房租最高限价的继续施行,决非解决住房严重短缺的一项适当措施。

但我们这里的目的决不是判断房租管制的反对者的是非曲直,而是要表明我们所讨论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在了解这些问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免费公共交通

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有很多实际用途。

比如,让我们考察一下在城市中免费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建议。

免费公共交通的倡导者指出,城市中交通拥挤的状况已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他们认为,如果公共交通是免费的,许多通勤者就会改乘公交车而不使用自己的汽车,交通堵塞可以因此而得到缓解,空气污染会减轻,对停车设施的需求也会下降。

公共交通应不应该免费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

为了对这种建议做出评价,决策者需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在不收费情况下怎样向公交部门提供资金。

但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是:

免费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量?

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城市中汽车的使用量?

显然,如果要预测免费公共交通所产生的后果,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美国运输部要求查尔斯河协会的一组经济学家进行研究。

关于免费对公共交通使用量的影响问题,经济学家们指出,答案取决于公共交通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

如果价格弹性很高,那么价格从现在的水平降至0会导致公共交通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

另一方面,如果价格弹性很低,此种价格削减几乎不能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增加。

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价格弹性约为0.17,这意味着免费将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增加40%。

关于免费公共交通对城市中汽车使用量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指出,答案依赖于汽车的使用量与城市中公共交通收费间的需求交叉弹性。

因为汽车的使用与公共交通是替代品,所以交叉弹性值为正。

如果交叉弹性很高,将公共交通的收费减为0将引起城市小汽车使用量的大幅度下降;

相反,如果交叉弹性很低,这种收费的减少几乎不会对城市中的汽车使用量产生影响。

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交叉弹性的值很低,免费公共交通仅能使城市中的汽车使用量下降7%。

在联邦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官员和团体处理这个问题时,上述研究结果是很有价值的。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免费公共交通似乎不能使公共交通使用量大幅度增加,“降低公共交通收费很难使汽车的使用者转变为公共交通的使用者……”。

尽管仅根据上述研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这些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交叉弹性在说明这一重大的政策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效用论与消费者行为

纽约州预算资金的配置

1993年,纽约州大约有3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来源于联邦政府转移支付和州汽油税)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用于建筑高速公路或提供大众交通设施(地铁、公共汽车、城市铁路线)。

高速公路和大众交通设施部可以用于满足纽约州居民对运输的需要。

但应该怎样在两者间配置这些政府收入呢?

换句话说,有多少应用于修筑高速公路?

有多少应用于提供大众交通设施?

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一项涉及巨额资金和大量时间、关系着许多人的舒适与便利的决策。

在解决纽约州预算资金配置问题时,经济学家们指出:

让我们把纽约州政府看做是一位消费者,把高速公路和大众交通设施看做是州政府要购买的两种商品,每种商品都有一个价格,但用于购买这两种商品的货币量是固定的。

在假设州政府想使州运输体系发挥最大实效的情况下,让我们用州政府的无差异曲线表示能够使州总运输能力得到某种预期提高的额外高速公路英里数与额外大众交通设施英里数的组合。

显然,这种能力预期提高的幅度越大,无差异曲线就越高。

然后,让我们找到预算线上位于最高无差异曲线L的那点,这样的点就表示预算资金最优配置。

近些年来,此类经济分析在许多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在实践中,衡量“运输能力”或“社会价值”通常是极为困难的,因而也就不可能非常准确地画出无差异曲线。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分析是没有用的。

相反,由于它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正确方法,因而被证明是有意义的。

它能够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因素上,并使人们正确认识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

“恩格尔系数”降到50%以下标志着什么

“吃了吗?

”这是过去相当一段时期中国人见面后再熟悉不过的口头语。

那用意几乎相当于国际流行的“你好吗”。

渐渐地,“吃了吗”这口头语我们听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吃”对于中国人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

换句话说,“吃”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了。

此现象在经济学上就叫做“恩格尔系数”降低。

何谓“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他在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时发现了一条规律,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这个家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反过来也是一样。

而这个家庭用以购买食物的支出与这个家庭的总收入之比,就叫恩格尔系数。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一个国家而言,这个国家越穷,其恩格尔系数就越高;

反之,这个国家越富,其恩格尔系数越是下降。

这就是世界经济学界所公认的恩格尔定律。

经济学上的名词不一定也没必要每个人都懂,但生活的变化和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权威部门的资料表明,“九五”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城镇居民由1995年的49.9%下降到1999年的41.9%,农村居民则由58.6%下降到52.6%。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第四章生产和成本

劝业场平时为什么不延长营业时间?

春节期间劝业场和许多大型商场都延长营业时间,为什么平时不延长?

现在我们用边际分析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从理论上说延长时间1小时,就要支付1小时所耗费的成本,这种成本即包括直接的物耗,如水、电等,也包括由于延时而需要的售货员的加班费,这种增加的成本就是边际成本。

假如延长1小时增加的成本是l万元(注意这里讲的成本是西方经济学成本概念,包括成本和正常利润),那么在延时的1小时里他们由于卖出商品而增加收益大于1万,作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他还应该将营业时间在此基础上再延长,因为这是他还有一部分该赚的钱还没赚到手。

相反,如果他在延长1小时里增加的成本是1万,增加的收益是不足1万,他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就应该取消延时的经营决定,因为他延长1小时成本大于收益。

春节期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旅游购物,使商场的收益增加,而平时紧张的工作、繁忙的家务使人们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购物,就是延时服务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光顾,增加的销售额不足以抵偿延时所增加的成本。

这就能够解释在春节期间延长营业时间而在平时不延长营业时间的原因。

第五章市场结构与厂商均衡

优惠券和回扣的经济学

加工食品和相关的消费物品的生产商常常发一些让人们以折扣价购买它的产品的优惠券。

这些优惠券通常是作为该产品广告的一部分散发的,它们也可能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或者作为促销邮件的一部分。

例如,一种特定的早餐麦片的优惠券在购买一盒该种麦片时值25美分。

厂商为何要发这些优惠券?

为什么它不只是降低产品的价格,并因而省下印制和回收这些优惠券的成本?

优惠券提供了一种价格歧视的方法。

研究表明只有大约20%~30%的消费者有心去剪下、保存并在购物时使用优惠券。

这些消费者比那些忽略优惠券的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

通常他们需求的价格弹性更高而保留价格较低。

因此通过发优惠券,一个麦片公司能够将它的顾客分成两组,并且实际上对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顾客索取比对其他顾客较低的价格。

回扣方案以同样的方法起作用。

例如,柯达公司有一个回扣方案是只要消费者寄回一张表格并附上购买三卷胶卷的证明,就能收到1.5美元的回扣。

为什么不只是将一卷胶卷的价格降低50美分?

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具有相对价格敏感的需求的消费者才会不嫌麻烦寄回东西并要求回扣。

该方案同样也是价格歧视的一种方法。

大型养鸡场为什么赔钱?

为了实现市长保证“菜篮子”的承诺,许多大城市都由政府投资修建了大型养鸡场,结果这些鸡场在市场上反而竞争不过农民,往往赔钱者多。

这里的奥妙何在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首先在于鸡蛋市场的市场结构。

我们知道,鸡蛋市场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市场上买者与卖者很多,即使是一个大型养鸡场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是微不足道的,难以通过产量控制价格。

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每家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

第二,鸡蛋是无差别产品,企业也不能用产品差别形成垄断力量。

第三,自由进入与退出。

这三个特点决定了鸡蛋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

在鸡蛋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上,短期如果供大于求,整个市场价格低,养鸡可能亏本;

如果供小于求,整个市场价格高,养鸡可以赚钱。

但在长期,养鸡企业(包括农民和大型养鸡场)则要对供求做出反应;

决定产量多少或进入还是退出。

假如由于人们受胆固醇不利于健康的宣传而减少了鸡蛋的消费,价格下降,这时养鸡企业就应做出减少产量或退出该行业的决策。

假如由于鸡蛋出口增加,价格上升,这时养鸡企业就应做出增加产量的决策或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

在长期中,通过供求的这种调节,鸡蛋市场实现均衡,社会得到满足,生产者也感到满意。

这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长期均衡的关键是生产者对市场供求变动做出反应。

大型养鸡场的不利之处正在于这种调节能力不如农民。

我们知道,短期中,养鸡的成本分为固定成本(鸡舍等支出)和可变成本(鸡饲料、劳动等)。

在短期中,如果价格低于平均总成本企业要亏本,但只要高于平均可变成本就可以维持生产。

大型养鸡场的固定成本远远高于农民。

当价格低时,农民由于固定成本低,甚至可以不计劳动成本,只要能弥补饲料成本就可以维持生产,而此时大型养鸡场要支付高额固定成本,必然难以经营,或大量亏损由政府补贴。

当价格高时,许多农民会迅速进入养鸡行业,大型养鸡场则难以迅速扩大。

农民迅速进入使短暂的赢利机会消失,大型养鸡场则难以利用这个机会。

船小好调头,养鸡市场上农民就是如此。

在长期中,鸡蛋市场均衡价格等于农民的生产成本加正常利润。

而这一价格低于大型鸡场的总成本。

大型养鸡场当然必然亏损了。

第六章寡头市场与博弈

欧佩克石油卡特尔

为了说明卡特尔所具有的特征,我们来考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卡特尔。

欧佩克最先上报是在1973年末,当时,该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将削减其向美国的石油出口量,此举进而触发了—次危机在美国的过早爆发。

随后,欧佩克又极为抢镜:

它采取了一系列促成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的行动。

例如,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价格从1972年的每桶约2.5美元陡增至1974年年初的10美元强。

伊朗革命之后,欧佩克旋即于1979年再度将价格大幅提高到每桶30美元以上。

何谓欧佩克?

其功效又如何呢?

欧佩克由12个主要石油生产国组成,其中包括:

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和尼日利亚。

欧佩克各国对在其国家生产的每桶石油均征收若干美分的货物税。

税收公开是有好处的,并且像其他的货物税—样,可将此类税收视做在成员国运营的各家国际石油公司的生产成本。

因此,借由抬高税率,欧佩克成员国提高了原油的价格,因为低于其生产成本加税收的石油卖价,是任何石油公司都不堪忍受的。

根据“卡特尔”部分讨论过的模型,人们预料欧佩克卡特尔可能会将原油价格上推至垄断水平,因为这将增加其税收收入。

事实上,正如人们所预期的。

专家们估计,石油消费者手中的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收入经此落入了欧佩克囊中。

囚徒困境中的宝洁公司

宝洁(P&

G)、联合利华和花牌同时计划进入日报杀虫胶带市场。

它们都面临同样的成本和需求条件,而各厂商必须在考虑到它的竞争者们的情况下决定一个价格。

如果P&

G和它的竞争者都将价格定在1.50美元,它能得到更多的利润。

这从下表中的支付矩阵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所有厂商都定价1.50美元,它们每月各可赚到20000美元利润,而不是定价l.40美元可以赚到的12000美元。

那么为什么它们不定价1.50美元呢?

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

l.40美元

1.50美元

G)

12,12

29,11

3,21

20,20

*假设联合利华和花牌定相同的价格。

矩阵中数字以每月千美元为单位。

因为这些厂商处在一个囚徒的困境中,不管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多少,宝洁定价l.40美元都能赚更多的钱。

例如,若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1.50美元,宝洁定价l.40美元每月可赚29000美元,而定价1.50美元只能赚20000美元。

这对联合利华和花牌也是正确的。

例如,宝洁定价l.50美元而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1.40美元,它们将各赚到21000美元而不是20000美元。

结果,宝洁知道如果它定价1.50美元,它的竞争者会有强烈的低价竞争,定价l.40美元的冲动,这样P&

G将只有一个很小的市场份额和只能赚到每月3000美元的利润。

P&

G应该冒险防信任竞争者定价1.50美元吗?

如果你面对这样的困境,你会怎么做呢?

第七章生产要素定价理论

明星收入与经济学

明星这种生产要素的高价格和高收入是有其供求关系决定的。

在这种要素供给极为短缺时,决定明星价格的主要因素还是公众和企业的支付能力。

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否合理取决于它的决定机制。

如果这种高收入由政府人为决定,无论多少都不合理;

如果这种高收入是市场决定的,无论多少都合理。

这是我们判断一种收入是否合理的标准。

明星的高收入公正吗?

公正是平等的竞争过程的参与权。

如果每一个想成为明星的人都可以从事演艺业,并参与和其他做明星梦的人的竞争,结果只有极少数人成了高收入明星,就没什么不公正的。

如果社会用种种手段限制人们进入演艺业,做明星梦的人之间没有平等竞争权,才会不公正。

市场经济中明星们是竞争出来的,他们成功了,这就实现了公正。

明星的高收入有利于效率吗?

作为一种激励制度,明星的高收入的确刺激了演艺业的效率。

演艺业的效率就是充分利用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好要多的演出。

高收入引起高效率的原因在于:

第一,使更多的人渴望成为明星,其中必有少数成功者。

明星的增加会使演艺事业繁荣;

第二,明星受高收入的激励,到处去表演。

这就给公众带来更多享受;

第三,在竞争中,不断产生高水平的明星。

明星的演艺水平不断提高。

这些都繁荣了演艺事业。

这就是效率的提高。

明星的高收入对社会也是有利的。

他们不仅给人们带来更多更高的艺术享受,而且还会拉动经济增长。

一场精彩的体育表演或电影会给多少人带来就业机会?

又会拉动相关部门的多大增长?

娱乐经济的产值已成为GDP的重要一部分。

没有明星,有娱乐经济的繁荣吗?

军队的工资

许多年来,美国军队一直存在人事问题。

在内战期间,大约90%的军人是进行地面战斗的不熟练工人。

但是自那以来,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地面战斗部队现在只占整个军队的16%。

同时,技术的变化导致技师、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电脑分析员、机械师及其他操纵复杂军事设备所需要的人员严重短缺。

为什么这样的短缺会发展?

为什么军队没能留住其技术人员?

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某些答案。

在这些年里,军队的军阶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

在军官的军阶中,工资的增加主要由服役年数决定。

其结果是,具有不同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军官常常得到相同的工资,并且相对于他们在私人部门可能得到的工资来说,某些技术工人的工资偏低。

结果,那些因为工资有吸引力而参军的技术工人发现,他们的边际产出最终高于他们的工资。

虽然有些人还留在军队,但许多人离开了。

军队的工资结构选择影响到国家保持一支有效战斗部队的能力。

作为对其人事问题的反应,军队已经开始调整工资结构,扩大其再服役奖金的数目和规模。

选择性再服役奖金的目标是短缺的技术岗位,它能成为有效的征募机制。

直接的奖金产生了一种激励,它比许诺将来给予较高的工资更有用。

第八章一般均衡、市场失灵与政府的微观经济政策

棒球联合会中的柠檬

我们怎样能够测试市场中存在柠檬呢?

一个办法是把再出售的产品与类似的但很少转卖的产品进行比较。

在一个柠檬市场上,二手货的购买者只有有限的信息,而再出售的产品的质量应当比很少在该市场出现的产品的质量差。

近年来,由于棒球联合会合同规则的改变,一个这样的柠檬市场被创造出来。

在1976年以前,棒球联合会的球队有再续它们球员合同的排他权。

在1976年的裁决宣布这个制度非法以后,一个新的合同安排产生了。

在棒球联合会服务6年之后,球员现在能够与他们原来的球队签订新合同,或成为自由代理人,与新的球队签订合同。

许多自由代理人的存在使棒球球员中出现了一个二手货市场。

原来的球队可以提出条件,它可能使球员留在队里,也可能使他流失到自由代理人市场上去。

不对称信息在自由代理人市场上很突出。

一个潜在的买主,即球员原来的球队,对该球员的能力具有比其他球队多的信息。

如果我们是在看旧车,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它们的修理记录来测试不对称信息的存在。

对棒球,我们可以比较球员无能的记录。

如果球员努力工作,遵守严格规定的计划,我们可以预期他们受伤的可能性较低,并且如果受伤,他们打球的可能性也较高。

换句话说,目的较明确的球员由于无能而坐冷板凳的时间较少。

如果柠檬市场存在,我们可以预期自由代理人的无能率高于续约的球员。

球员可能还有他们原来球队知道的、不适于成为再续合同候选人的先天身体条件。

由于较多的这种球员会成为自由代理人,自由代理人出于健康原因会有较高的无能率。

从电池回收看外部性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北大的各个宿舍楼及教学楼内,出现了一个个朴素的纸箱,这是环境发展协会的同学为回收废电池、减少环境污染特意设立的。

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也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出了力。

可谓一箭双雕。

废弃的电池污染环境,具有负外部性。

于是,生产单位电池的私人成本加上受到污染影响的旁观者的成本,社会成本加大。

此时,由私人成本确定的电池最适当数量大于由社会成本确定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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