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介迷思Word文档格式.docx
《关于媒介迷思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媒介迷思Word文档格式.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描述了上帝和人交流的场景，给当下传播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想象出一个不在场的实体，让一个在时间、空间和程度上相距遥远的受众觉得，这个实体存在是真实可信的。
②而媒介的发展也正是沿着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不断地发展，技术（媒介）帮助我们跨越、克服因缺席出现的不足，通过使缺场可视化，让其成为符号性的在场，技术媒介变成在场的技术。
新媒介这种对时空结构的影响将最终延伸到对社会的影响上，新媒介技术的产生会形成新的空间和新的时间，新的时间与空间将形成全新的社会形态。
法国学者埃里克·
麦格雷更进一步指出，这些对媒介的言论“应许一个以互动为基础的透明的未来，相信更优良的技术（民调、影像、计算机）将庇护众生免受误解之苦，这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焦虑的补充，其源头也在启蒙精神：
社会信息化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它被看做是知识革命、个体自主的同义词，因此也就是回到了更负责、更开放的契约社会（但是并不大众化）。
”③另外，对新媒介的产生与社会道德败坏之间存在种种关系的认识，总是与媒介认识的乐观论调相伴而生的。
从媒介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种抵制新型传播媒介的危险的运动，总是能够找到理由，认为其斗争对象是特别危险的。
19世纪，廉价惊险小说是特别腐朽的，因为它们是读者唯一能够买得起的文学作品。
20世纪初，电影有了大荧幕，也带来了‘威胁道德的黑暗’。
连环画报可以在私下里‘聚精会神地阅读’几个小时。
电视特别有害，因为人们可以在自己家里轻松地观看。
现在，录像带有严重的危险，因为孩子们也会控制如何观看。
”④这种对新媒介的刻板认识，形成了一种对媒介持悲观论调的传统，“有一个明显的循环，伴随着新媒介的引入产生的道德危机，总是与人们怕上瘾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
”⑤而且，每一种新媒体的问世，每一项信息传输新技术的诞生，都会引发恐惧和担忧。
⑥
迷思。
迷思（Myth），也即神话。
罗兰·
巴特从意义构成的角度分析神话，认为：
“神话是一个奇特的系统，它从一个比它早存在的符号学链上被建构：
它是一个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那是在第一系统中的一个符号（也就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意象相连的整体），在第二系统中变成一个能指。
”⑦“迷思”作为一种意义的建构，意指符号本身最为直观的意义被当做另一种符号的能指，将意指符号重新语境化，这个过程赋予了所意指符号全新的意义，于是新意义的生成便带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在谈及迷思的作用时，罗兰·
巴特并没有完全否认“迷思”的作用，他指出：
“迷思没有否认什么事物，相反，它的功能是要谈论这些事物。
简单地说，它使之净化，使他们变得清白无辜，赋予它们一种自然的和永恒的正当性，一种不是源自解释而是事实陈述的明确性。
”⑧
“迷思”是一种纯粹虚构性的叙事，通常涉及超自然的人物、行动或事件，体现了一些与自然或历史现象有关的流行观念。
对“迷思”的批判有助于打乱和颠覆传统的顽固意义和常识的沉淀物，因为“迷思”本身就是一种使对象自然化的过程；
“迷思”也能够排除政治，能够将话语去政治化，话语借助貌似客观叙事的形式，传达着含有意识形态的内容，罗兰·
巴特等人对意义建构的分析，对迷思的解惑，将使人获得对这种话语权利的认识，有助于打开通向修复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
媒介迷思。
媒介迷思，意指基于对媒介基本功能的认识，而又超越这种现象层次的认识，形成一种与特定的认知倾向或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新媒介能够跨越时间、空间以及社会属性之间的区隔，形成自由、开放、平等而又充满希望的新社会；
二是认为新媒介强化了社会固有的不平等性，将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并常常把道德败坏与新媒介的产生相关联。
媒介迷思有助于对媒介社会的认识，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媒介迷思也使得人们对媒介的效果产生片面的认识，或一味地批判新媒介将给社会带来道德的紊乱，或认为新媒介是未来希望的代名词。
而导致媒介迷思存在片面性的原因在于：
缺乏将媒介与社会相联系的考量；
缺乏将媒介放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做长时段的分析。
麦格雷虽没有具体论及媒介迷思这一问题，但其对传播的结构性想象的剖析，给人们进一步认识媒介迷思以有益的启发，他指出：
“关于传播的结构性想象随处可见，不是盲目乐观，就是太过于悲观，其根源在于有数千年历史。
随启蒙而再度勃兴的理性与技术的对立，也在于19世纪随着民主发展而诞生的‘大众’所遭遇的污名化。
”⑨在媒介研究领域，这种技术与理性的对立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对人文精神的侵蚀，如尼尔·
波兹曼认为，电视媒介不仅导致了童年的消逝，也使美国的历史、政治、新闻甚至宗教带有娱乐化的倾向，并认为电视媒介是对民主社会基石——理性的侵蚀。
政治意识在质量上的降格（从逻辑判断转向审美判断，以直观感觉代替延迟的理性），代表了新媒介偏向和旧媒介偏见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乔治·
康茨认为，电子媒介已经废除了《人权法案》。
⑩其二，认为技术的发展将促进人类理性的全面实现，理性的潜力借助技术这一工具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如保罗·
来文森认为技术是处于理性与实践之间的中介环境，作为一种认知性技术的媒介将使人更容易认识世界。
所以，媒介迷思既体现着对技术与理性之间相互关系的偏颇性认识，也体现着将导致社会众多积极或消极现象的原因解释为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媒介作用的结果。
媒介迷思的传统。
媒介迷思，在每一种新媒介产生之时都会呈现，而且有着相类似的表达、相类似的生成机制。
文森特·
莫斯可在论述媒介迷思这种循环性时，指出：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有线电视在把人们联合起来方面具有其他技术所无法比拟的潜力。
它将带来无所不在的双向沟通，并有可能开创一个由电子民主控制的连线的社会。
……令人惊讶的是，多年来有关新技术的各种预言的变化是如此之小。
正如人们曾经开启了电报时代、电力时代、电话时代、广播时代一样，如今人们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电脑的时代。
”
媒介迷思的传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主导媒介形成的媒介文化形态上，美国环境学派的众多学者，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考察媒介的发展，并认为媒介是文化、社会以及历史等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而且，在对各种媒介文化之间变迁的认识着迷思化的表述，根源在于这样一种媒介认识论：
新媒介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既有的认知模式、感知形式，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于是，媒介环境学派便对新媒介、新媒介文化的认识有了迷思的倾向。
其二，具体媒介的发展史上，每次新媒介的出现，历史上都会出现对这种媒介迷思的表述，如电报。
在电报刚刚问世不久，1849年，文学家维多克·
雨果对其带来的惊人效果写道：
“人们是怎样接触的呀！
他们间的距离是多么靠近呀！
靠近，这是兄弟般博爱的开始……不过多久，人们就会像荷马描写的诸神一样游逛于地球之上。
再过几年，和谐的电报将环绕拥抱世界。
媒介迷思的表现
对崭新世界的预言，常常是建立于各种终结论的假设之上的，“每一次包括信息和传播媒介在内的新技术浪潮，都会带来关于终结的预言。
……关于技术的确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几乎是有意的历史健忘症，尤其与传播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时候更是如此。
”这些终结的预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终结。
历史终结的迷思宣布，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它断然结束了我们关于历史消逝的传统经验，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訛用加拿大学者伊尼斯的话来说，随着偏向空间传播的电子媒介的发展，人们更多地关注共时性信息，而偏向时间的历史经验将逐渐萎缩，如电报的出现最初被形容为“伟大的时间和空间的消灭者”，因为电报的出现改变了人以及借助于自然或物理工具所传递信息的速度，人的经验构成将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远距离事件的影响，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将成为人们经验组成的新成分。
但是，尼尔·
波兹曼在论述电视媒介对“历史”的影响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们不是拒绝记忆，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地理的终结。
伊索尔·
索勒·
普尔用“自由的技术”来表示现代技术，因为技术具有跨越地理边界的能量，这种表述同样适合于媒介技术。
媒介跨越空间距离的特性，使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有种相聚一堂的感觉，很容易滋生地理距离终结的迷思。
地理终结的迷思认为，我们与空间和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迷思日趋流行，因为信息电子化、数字化的发展，当下的媒介一步步实现了一场超越空间障碍的革命，在历史上这种障碍曾经限制了信息的流动，从而终结了地理。
然而，“地理的终结不只是意味着疆界的变化，它同时也指的是空间在组织内部，尤其是在商业公司内部的消亡。
但对迷思而言，还远不止于这些疆域性和结构性的转变。
距离的消亡也包含了社会空间，即那些标着社会分野的边界的灭绝，在历史上，正是这些分野把世界上的人们分割开来。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随着网络的普及，不仅消除了人们在地理上的距离障碍，更重要的是将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限制性的关系得到消除，这将改变社会组织的形态和结构，形成一种崭新的网络社会。
政治的终结。
在新的通信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政治终结的迷思创造出新型的公民和新型的社会关系。
同时，它也播下了自己不朽的种子，进一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合法的交易方式。
在报纸出现初期，被人认为是观点自由碰撞、交流的公共场所，是保障自由言论与真理实现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维系民主、自由的重要形式。
这种对民主、自由向往的愿望，在电话诞生时也曾出现，认为电话双向交流的特性能够改变传播的非均衡现状，而这种话语表达机会的获取将大大提高人们民主参与的可能。
对这种关于政治将终结的观点，阿尔温·
托夫勒表达了自己相反的意见，他认为：
“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达到权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具体就网络媒介而言，因为信息技术诱导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认为能够从信息的维度看待一切事物，并且最终把信息作为这个世界的建构基础来分析，而网络媒介在互联网中进一步放大了信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将信息传达到网络所能触及的各个领域、各个地方。
对媒介迷思的思考
针对当下有关各种媒介决定论的论点，如网络社会，法国学者埃里克·
麦格雷剖析了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强调：
“它是社会进程融入自身的构建物，它使社会进程得以发生并决定其效率，而社会科学一直借口技术不能被归入人的范畴，因而无视技术。
这种分割一度是必要的，但它引起了对客体的现实及其现实的秩序的误解，将技术的‘内在’益处理想化，或盲目批评，批评技术‘本性上的’异常。
”麦格雷不仅分析了这种如本文所认为的媒介迷思的现象及其原因，而且还进一步要求，要回归客体，就必须从关于客体的互动（而不是客体的影响）的民主视角出发，而不是简单地研究某个未经加工或隐蔽的自然。
此外，人们往往沉浸在对媒介巨大社会影响的关注上，以致将这种对媒介迷思化的认识作为媒介自身的本属特性，否认了媒介自身发展变化的事实，割裂了媒介与社会的联系，然而有学者指出，新技术的真正力量并不是出现在它们的迷思性阶段，即当它们因为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社区复兴，或者终结贫乏、历史、地理或政治而受到热情欢呼的时候；
相反，当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真正地（例如，电力）或者象征性地成为寻常之物，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却达到了顶峰。
·
輥·
輶·
訛赫尔曼·
鲍辛格尔也指出：
“对媒介有种非理性的不信任——在所谓‘新’媒介引发的争论中，伴随着许多雄辩的批评论据，这种不信任肯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同时他指出，媒介也带来权力解放的可能，如遥控器可以迅速切换频道等，但是鲍辛格尔却认为，这只是我们看到的人与技术（媒介）关系的表象，重要的是要关注“这些和技术交往的方式凸显出的日常生活过程的真正本质：
自然化”。
所以，我们应将注意力放在媒介去迷思后的实际影响上，而非一味地徘徊于媒介迷思的争论之中；
而且，应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正确地对待这种带有循环性的媒介迷思现象。
对媒介迷思的认识，不仅使我们能正确对待各种对新媒介产生后出现的种种预言般的表述，厘清各种关于媒介迷思背后的逻辑，也可以使我们在面对将来的过程中理性地看待各种新媒介，这也是本文的追求所在。
注释：
①③⑨埃里克·
麦格雷[法]著，刘芳译：
《传播学理论——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第6页，第3页。
②彼德斯[美]著，何道宽译：
《交流的无奈》，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④戴维·
巴勒特[英]著，赵伯英等译：
《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9页。
⑤罗杰·
西尔弗斯通[英]著，陶庆梅译：
《电视与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⑥门罗·
E·
普莱斯[美]著，麻争旗译：
《媒介主权——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对国家权力的挑战》，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⑦罗兰·
巴尔特[法]著，许蔷蔷等译：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⑧RolandBarthes：
Mythologies，TheNoondayPress，1972：
143
莫斯可[加]著，黄典林译：
《数字化崇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第109页，第80-81页，第84页，第107页，第17页。
⑩尼尔·
波兹曼[美]著，吴燕莛译：
《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尼尔·
波兹曼[美]著，章艳、吴燕莛译：
《娱乐至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阿尔温·
托夫勒[美]著，刘江译：
《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奥利弗·
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
纽博尔德[英]编，汪凯、刘晓红译：
《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63页。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