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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社会科学的两大主要探讨方式，这两种观点都有正确的方面，但也都有缺点，因为它们在强调现实的某些方面时，都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人类社会比这两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所承认的都更为复杂得多。
”所以，伦斯基认为对于两种观点进行综合是必须的。
①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于是，很自然地采用了具有激烈冲突涵义的阶级、分层标准，并将它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一件锐利武器。
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调整和协调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群体的利益关系以实现社会整合。
然而，在1979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一武器的作用，曾经伤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2004-2005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既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于发展目标和建设手段的重要调整。
而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探索适合“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社会分层理论工具。
为此，笔者将剖析一下各种各样的区分社会地位、利益差别、阶级阶层差别的标准和方法；
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什么是与“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理论、方法。
社会分层本质上讲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就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
而“社会资源”的内容是很广泛的，那么，可以用来分层的资源主要有多少种类呢？
比较而言，以下十种资源最为重要，即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以上三种属于经济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
格鲁斯基（DavidB.Grusky）曾提出七种资源的区分，笔者的分类也吸收了他的思想。
②
经济资源毫无疑问地在社会分层中居于首当其冲的重要位置，我们知道，经济资源具有本原的特性，经济资源分配的差异会导致其他多方面资源配置的差异，而经济资源的内容又比较广泛，所以，以下第一到第三种分析经济资源，第四种以后分别分析其他七种资源，总共是十个方面。
第一，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
虽然多数的社会分层理论家都非常重视经济资源在分层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所注重的经济资源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种内容的不同，导致了分层的目的和目标的重要差异。
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是一种冲突色彩最为浓厚的分层理论和方法，提出这一思想的首推马克思。
马克思不愧为阶级分层理论的大师，他揭示了阶级分层的根本属性。
他认为社会对立、阶级对立的实质是生产付出与占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问题。
而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付出者，有的人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关键在于所有权，比如土地、农场、企业、公司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此种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解释各冲突群体、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还有一些分层理论的大师也是持此种观点的，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美国的米尔斯（C.W.Mills）、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大师、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赖特（ErikOlinWright）等。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揭示社会分层现象的本质，由此可以对中国体制改革中的阶级分层的长远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并有助于对阶级对立将产生的社会后果做出政策性修正。
但是，此类标准具有明显的冲突色彩，如果在传媒上广为宣传显然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按照收入划分社会分层群体。
按照此种标准，低收入者构成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中等收入者是中间层或中产阶级，高收入者是社会上层，此种分层虽然理论基础并不强却被人们广泛采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在收入方面。
收入分层比较容易操作，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目前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按照收入划分的各阶层收入户的情况。
在社会分层中，按照收入划分社会群体也比较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
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只是陈述社会事实，并不包含明显的褒贬含义，使用此种划分标准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正因为如此，在中央的一些文件中，目前也较多地采用此种分层方法。
比如，中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和2006年3月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就使用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这样的说法。
第三，按照市场地位划分阶层。
这是韦伯的观点。
所谓市场地位指人的生存机会或控制商品与劳务等的能力，即人们在市场中可以得到的或交换到的经济资源。
它比按收入划分阶层更前进了一步，因为有些人的分层地位高或低并不来自收入而是来自占有其他经济资源，比如占有财产、占有某种商品、占有某种信息、占有某种机会、占有某种市场能力等。
此种标准综合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机会和生活状况，反映了人的实际生活地位。
虽然它与传统的从生产关系上划分阶层并不一致，但它也是不可忽视的。
生产关系标准注重的是内在本质，市场关系则反映的是外在表现。
本质固然重要，外在表现也不可缺少，两者合一才是社会分层的事实。
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区分社会上因交换关系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比如房主与房客、销售者与消费者、债权人与债务人等等。
第四，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
从职业角度解释社会分层的当首推社会学大师杜尔克姆，他从社会分工角度辩解了社会分层的必要性，剖析了职业地位高低的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
布劳和奥蒂斯。
邓肯在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专著《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级分层模式。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的变化速度太快，人们是否属于某一集团已无意义，惟一可以作为分层标准的只有职业。
他们说：
“阶级虽然可以根据经济资源与利益来定义，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决定这些的首要因素是其职业地位”，“马克思曾经用雇佣与被雇佣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在今天大公司掌权的经理本人也成了公司的雇员。
在当代社会中，如果阶级指的是人们所占据的经济角色以及他们对企业经营发挥的作用，那么，这些更精确地反映在他们的特定职业上而非雇佣地位上……。
虽然职业并非包含了阶级概念的一切方面，但它是阶级的最好的单独指标。
”③
此外，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先驱丹尼尔。
贝尔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才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因为，他们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垄断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使他们能够控制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
“在未来的科学城里，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
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
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
以及由技术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
”④再者，新韦伯主义者戈德索普（JohnGoldthorpe）也属于按职业分层的理论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也是以职业分层为基础的。
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可以看作是上述伦斯基所说的“保守主义者”的一种战略，因为它在揭示人们多层次的社会差别的同时，却使人与人的关系不具有冲突色彩。
从职业分工体系出发，也可以对社会分层作出合理解释，即人们地位的不同，是因为分工的不同，因而具备不同专业知识、不同技术水平的人去从事不同的工作，处在不同的职业位置上就是合理的。
第五，根据政治权力划分阶层。
在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中，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一元，所以韦伯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权力分层的较早提出者。
其他的社会分层理论家，比如，达兰多夫、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等也都尝试按照政治权力分层。
此种理论具有较强的冲突色彩。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有突出特征的官僚等级社会，迄今为止，权力之大小、高低依然是社会差别的重要标志，权力资源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常常超过了财产、收入。
因此，根据权力之大小划分不同阶层，确实可以反映社会利益群体的重大差异和对立。
当然，应用此种标准必须小心，要避免因为此种划分而产生的集团对立情绪。
第六，按照文化资源区分阶层。
如果就文化分层理论溯源的话，凡勃伦（ThorsteinVenblen）于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一书可以看作是开山作品之一。
该书研究了闲暇生活、服装、古代遗风、宗教信仰、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金钱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⑤文化分层理论的另一位突出代表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在《区隔》一书中研究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探讨了阶级文化与“惯习”的关系。
此外，迪马吉欧（PaulDiMaggio）等也是研究文化分层的重要理论家。
其实，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文化分层有着久远的历史。
比如，从语言文字上看，古代上流社会、士绅阶级书写和使用的是文言文，而普通老百姓使用的是白话文，所以，语言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世界。
对于文化差异表现出的阶级差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也有记录，到鲁镇酒店来喝酒的穿长衫的和穿“短衣帮”的就代表了服饰不同的两个阶级。
孔乙己本属于穿长衫的阶级，但是却落魄到“穷人”的队伍中来，尽管他还保留着士绅阶级的文化特征。
所以，经济分层、阶级分层与文化分层并不总是有一种固定的搭配，并不总是一致的。
在按照常规运作的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富人阶级会形成“贵族文化”、绅士文化，穷人阶级形成“短衣帮”的文化，文化分层对于经济分层、阶级分层起到了固化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社会发生巨变时期，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常常会错位的。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巨变时期，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文化破碎”。
自古以来，高品位的文化当然容易与士绅阶级联系在一起，结果，在打碎士绅阶级的同时，高品位的文化也被打碎了。
尤其是在“文革”中，试想如果连“旗袍”、西装、高跟鞋也要毁掉，哪里还有高品位的服饰文化呢？
改革27年来，我们确实恢复了很多高品位文化，但是，文化的建设需要“练内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其次是“文化张扬”。
中国的富人阶层正在出现，这并不是坏事情，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一些富人阶层仍然具有“暴发户”的特征。
他们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财富，在文化的外在符号上尽力张扬，比如，用豪华轿车张扬富裕，宾利、法拉利、悍马、劳斯莱斯等牌子的轿车成为他们竞相争购的对象，据报载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牌轿车在中国18个月内售出82辆，售价高的上千万元一辆。
此种张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表现为“纸醉金迷”的特征，与中国的国情十分不协调。
再次，“文化拾人牙慧”。
由于自己的文化破碎了，于是就模仿外来文化，引入外来文化本是好事情，但是，在太短的时间内大量引入，不辨优劣、鱼龙混杂，结果将负面因素也当作好东西引入。
最后，文化复古。
由于文化破碎了，一时找不到替代物，于是就从老祖宗那里寻找，文化复古也不是坏事情，但是，要复古首先要读懂古代的文化，如果根本就不懂古代文化，结果把一些糟粕也当作好东西来恢复，那就是坏事情了。
第七，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资源）。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社会关系，可惜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总结，反而是西方学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关系理论。
从理论脉络来看，在社会分层中最早重视社会关系资源的有沃纳（W.LloydWarner）等人。
他们在《美国社会阶级》（SocialClassinAmerica）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对于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作用等。
当然，如果就社会资本概念溯源的话，也有主张追溯到布迪厄的，他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⑥。
科尔曼（JamesColeman）则认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⑦此外，格兰诺维特（MarkS.Granovetter）和林南（NanLin）等人则更注重于实证的研究和对于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等等。
其实，论起社会关系，在实践的层面上，中国最为发达。
改革2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分层关系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大多是通过“熟悉人”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圈子等。
笔者在这里使用“熟悉人”一词而没有使用“熟人”一词，因为前者涵括了所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而后者仅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
在此，有必要对于笔者所使用的“熟悉人”概念做一点解释。
“熟悉人”特指在中国的场景下，因多种社会联系而形成的具有比较频繁社会互动的社会关系群体。
⑧传统上，人们常说中国是“关系社会”，而“熟悉人”就是对于我国的“关系社会”的概括。
在中国，“熟悉人”是社会信任的基础，社会信任则是社会成员能够相互联结、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
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关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
笔者所说的“熟悉人”与“差序格局”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解释的向度不同。
“差序格局”是解释中国人以己为中心而形成的像水波纹一样“近强远弱”的社会关系结构；
而“熟悉人”是解释中国人相互联结的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场域里，“熟悉人”对于资本、资源、财产、收入等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的本质就是人们或人群利益关系的调整。
在不同的社会里，利益调整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熟悉人”就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渠道。
“熟悉人”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亲属关系。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亲属关系，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宗族型社会，亲属关系的队伍十分庞大。
亲属关系是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的主要纽带。
正因为如此，责任也是连带的，于是才有所谓“诛九族、满门抄斩”，被视为最严酷的处罚。
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是以小型家庭为主的，但是，家庭、亲属的社会纽带作用仍然十分突出。
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里，当众多的业缘关系随着企业、单位的转制而解体以后，传统的社会纽带和信任关系瓦解了，于是亲属关系作为社会依赖、社会信任的地位有所上升。
90年代末，根据全国的调研数据，笔者对于失业下岗的研究曾经发现，职工失业下岗后，生活来源的主要依靠，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成员和亲戚，其他关系和因素的比例都远远小于亲属关系。
同理，在转型中，当家庭某一个成员获得巨大利益后，他往往会将资源在亲属内部再分配，因此，亲属关系也就成为改革以来物质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渠道。
譬如，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私营企业里，老板多是将最重要的经营管理权托付给亲属来控制。
以上仅以亲属关系为例，说明中国“熟悉人”的体系是怎样调节利益分配的。
至于其他的“熟悉人”，比如老同事、老战友、老首长、老部下、老乡、老同学等等，也莫不如此。
总之，在转型时期，“熟悉人”关系对于分层的影响，同时存在着两个方面：
聚集财富的作用和分散财富的作用。
在聚集财富方面，特别体现出了“关系就是财产”的特点。
一些人通过“熟悉人”关系获得了各种具有垄断型的特权，比如土地使用“批件”、获得各种特殊的经营许可证等。
通过“熟悉人”来聚集财富，手法十分隐蔽，能够钻很多法律的空子，表面看来是公平竞争，实际上是资源为极少数“熟悉人”群体所控制。
而且，很多的腐败、贿赂、回扣、资金返还，也是通过熟悉人实现的。
当然，“熟悉人”也有分散财产的作用。
如前所述，一些失业下岗人员从家庭其他成员、亲属那里获得救助，就是分散财产的重要例证。
那么，“熟悉人”究竟是聚集财富的作用大？
还是分散财产的作用大呢？
这当然需要实证的数据证明。
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假设，即亲属关系所起的作用，还是以分散财富为主的。
我们所承继的是毛泽东革命时代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该结构的主要特征是阶级结构被打碎了。
这样，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组织中，社会网络均表现为较强的成员异质性，即同一个社会网络里有处于不同地位上的社会成员。
改革20多年来也没有能够改变成员异质性的特征。
比如，在同一个家庭里，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却下岗了。
正因为如此，中国家庭内部常常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交换资源。
当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经济地位差异时，常常是父母出面进行再分配。
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在其他社会很少见到，这是中国“熟悉人”社会的经济资源再分配的一种特殊途径。
这一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的危机。
第八，因社会声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分层群体。
这是一种主观分层模型，社会学历来重视主观评价对于社会地位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
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或低，必须要得到别人或公众的认可，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可，他的所谓社会地位也就失去了意义。
比如，社会上有一些所谓“暴发户”虽然赚了很多钱、经济地位很高，但是不被上流社会认可，结果就进入不了上流社会的圈子。
传统的主观分层模型的主要代表有沃纳（W.LloydWarner）等人，亦称沃纳学派（Warnerschool）。
沃纳与伦特（P.S.Lunt）、米克（MarchiaMeeker）、伊尔斯（KennethEells）等人在1949年发表的《美国社会阶级》一文中提出了主观的阶级模型。
他们采用了社区居民相互之间声誉评价的方法，提出了六个阶层的观点，即上、中、下三个阶级各自分为两层，六个层为：
上上层，下上层，上中层，下中层，上下层和下下层。
帕森斯也是主观分层的倡导者，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而这种评价是根据这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
⑨所以，主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第一位的，而经济的地位是第二位的。
此外，特雷曼（DonaldTreiman）也是专门研究声望分层的，他用数据证明，世界各国对于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也就是说，职业声望的排序并不因各国文化之不同而发生差异，并解释说这是因为社会结构相似所致。
⑩
声望地位与经济地位常常是不一致的，比如声望地位很高的人财产地位却可能比较低，对于这种不一致的情况，社会学称之为“地位相悖”（statusinconsistency）。
改革前期（1980年代），中国社会曾出现了“脑体倒挂”的现象，就是指声望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收入地位很低，结果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情绪。
又如，山西煤矿主的一些“暴发户”到京城来狂购豪华轿车，虽然财产很多，但是声望地位很低，被人们嗤之以鼻。
同一个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声威地位也会是不同的。
另如，传统中国社会里老人的声望地位高，在村庄里一些争端常常是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裁决的。
而改革以来，村庄里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农村精英，在流动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在村庄中的声望地位有很大上升，甚至超过了老年人。
改革以来，我国的声望地位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
目前我国存在着“冲突型”的职业声望评价，即对于同一种职业的评价产生重大分歧，声望评价的“标准差”很高。
数据显示，我们的职业声望评价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职业声望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异，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低于多数国家，冲突性的、分裂性的职业声望评价高于其他国家（11），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传统的观念体系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还没有形成，于是声望评价失衡。
所以，声望分层的优点是能够反映社会心态，表现出真实互动的社会成员的地位评价，缺点是很不稳定。
第九，民权资源的分配。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西方概念。
社会学认为民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公民权利，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自由行动等权利，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
第二，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
第三，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享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权利等。
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omasH.Marshall）在其1950年的著作《公民、社会阶级等论文集》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马歇尔认为，早期社会，民权资源是阶级区分的重要标志，有公民权的与没有公民权的、有选举权的与没有选举权的是不同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一般的公民权利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级，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权就成为各个阶级共享的资源。
批评者认为，马歇尔是过于乐观了。
民权资源在社会阶级、社会群体中的分布仍然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分层差异还是明显的。
民权资源分配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对于中国是否有意义呢？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十分注重身份等级的社会，身份等级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在共和制建立以前的时代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然而，共和制建立以后，确实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按照宪法的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民权资源又确实不是平等分配的。
直到今天，民权资源在中国公民中的分配也是有巨大差异的，这方面的例证最突出的莫过于户籍制度了。
户籍制度将中国的公民按照他们的户籍登记地而区分为享受不同公共资源的区域群体，人们在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当然出现了民权资源的重大差异。
更突出的一个事例是，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以前“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所谓“三无”人员（主要是外来农村人口）是可以被关押在收容所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
虽然这个《办法》与宪法的民权原则相抵触，但是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社会所认可。
所以，研究民权资源的分配，对于我们确实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十，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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