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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出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且也包含着中国不断通过认知、学习和反馈，适应时代的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责任。
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外交形成了一些新做法和新思路，被称作中国的“新外交”。
①“新外交”在客观上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逻辑。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1996年建立的“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上海举行“上海五国”元首第六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与会各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
十年来，在中国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合作及完善自身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其成立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包括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在内的中国外交观念创新，它所提出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反映了中国在和平、发展和国际新秩序建设方面的全新理念，是新世纪探索新型国际关系的有益尝试。
本文将以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经贸发展、国际秩序建设等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多边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
一、新安全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安全建设
在安全领域，上海合作组织的目的是摒弃冷战思维，倡导新的安全观。
1997年4月，《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入了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安全观的内容。
②新安全观主张以协商对话建立信任，通过多边协调寻求国家安全，其根本原则是“平等互利”，既着眼长远利益，又尊重对方的现实利益。
新安全观具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主张安全的多边性，一国的安全不仅是本国的事情，也要以他国安全为条件，离不开他国的支持与合作；
二是主张安全的合作性，认为安全并无明显的敌方，获取安全的主要方式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三是强调安全的综合性，认为安全不仅局限于军事和政治领域，而且扩大到了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和社会问题等方面；
四是强调安全感的获得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制度建设，认为那种把对手“置之死地”的做法不会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安全。
③作为地区协作机制，“上海五国”首倡以相互信任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首创的结伴而不结盟为特征的新型国家关系，创立了大国小国平等协作的新区域合作模式。
④上海合作组织从酝酿到成立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安全观的基本思想。
首先，从建立军事领域信任入手，成功解决边界等问题。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1990年4月，中苏达成《关于边界地区减少驻军和建立信任的协定》；
1991年5月，中苏就东段边界达成协议。
苏联解体后，解决中国与由苏联独立出来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边界问题被提上日程。
通过俄罗斯的协调，最初通过“4（俄罗斯与中亚三国）＋1（中国）”模式，就裁军和划界问题进行谈判。
1996年4月26日，五国领导人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
协定不仅为中国与独联体四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也由此启动了“上海五国”的会晤机制，并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打下基础。
1997年4月，五国又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这两个重要文件提出以平等、信任、协商、互利的原则，化解阻碍各国发展的传统威胁因素，并通过五国元首联合声明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上述两个协定对推动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哈、中吉、中塔、中俄分别于1998年、1999年、2002年和2004年全面解决了边界问题。
其次，通过多边协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
中亚地区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以及毒品走私、武器扩散、非法移民等具有跨国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严重威胁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亚的和平稳定必须依靠国际合作。
2001年，在边界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上海五国”决定将合作机制继续下去，并进一步发展成“上海合作组织”。
加强反恐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别于地区内其他安全合作组织的重要标志。
在中方的倡议和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伊始，成员国就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9·
11”事件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了以打击“三股势力”为核心的反恐合作。
各国共同拟定联手打击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建立情报资源共享的数据库。
目前共有36个组织被上合组织列入“三股势力”名单，其中与俄罗斯有关的15个，哈萨克斯坦12个，乌兹别克斯坦26个，塔吉克斯坦10个，吉尔吉斯斯坦4个，中国4个。
为了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上海合作组织还签署了反毒合作协定，并启动了安全会议秘书机制，以加强在安全合作问题上的统筹和协调。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已形成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检察院和法院等强力部门在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功能合作机制，对“三股势力”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努力消除其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威胁。
上海合作组织还通过联合军演加强各国在反恐实践中的协调。
2002年中吉进行了双边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中国首次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联合军演；
2003年8月中、俄、哈、吉、塔五国举行了代号为“联合—2003”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2005年8月，中俄两国举行了“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
截至2010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举行了七次多边“和平使命”反恐联合军演。
为了进一步规范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军演活动，2007年6月，成员国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
这些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协定反映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反恐合作在不断深化。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致力于长期反恐职能。
2000年2月，吉尔吉斯斯坦建议在比什凯克建立“上海五国”地区反恐中心，得到了第五次“上海五国”元首杜尚别会议的明确支持。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作出了建立地区反恐中心的决定。
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圣彼得堡会议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对这一机构的组成、地位和职能作了明确的规定。
2003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莫斯科峰会批准了规范常设机构——北京秘书处和比什凯克地区反恐中心活动的法律文件，并决定将反恐机构所在地由比什凯克改为塔什干。
2004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期间地区反恐机构正式挂牌。
在反恐机构的协调下，2006年3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反恐演习。
各国对地区反恐机构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机构会成为成员国未来共同维护本国和地区安全的有效合作机制，将在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⑤
二、新发展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随着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国越发感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在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
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⑥在国际关系领域，可持续发展就是“各国在追求发展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现互利共赢，鼓励彼此开放而不是相互封闭，公平竞争而不是损人利己，优势互补而不是以邻为壑。
”⑦2006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我国的对外政策主张与各国人民的进步意愿结合起来，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争端。
”⑧
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维护良好国际环境”最关键的地区。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不再是中国会不会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和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
显然，一个积极、主动参与本地区经济建设的合作框架有助于从实践中驳斥“中国威胁论”，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共同愿望。
从根本上来说，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是造成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只有发展才能彻底根除恐怖主义。
中国强调共同发展，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与交流，促进共同安全、发展与繁荣。
这与“上海精神”强调共同发展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不断发育，年均进口增速达到15％以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和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在同中国的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惠。
中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经贸合作一直持积极态度，注重同各方的协调配合，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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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推动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经济合作有许多有利条件——互为邻国，地域相连；
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各国都有合作的愿望和要求。
为加强成员国各部门之间协调，上海合作组织设立了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并建立了各国总理会晤机制。
2001年9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在阿拉木图举行了首次会晤，讨论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
2002年，成员国先后建立起经贸部长和交通部长会议机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开始启动，贸易、投资、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也逐渐开展。
2003年9月23日，成员国总理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纲要阐明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合作的优先方向及具体实施措施，提出上海合作组织在20年内实现商品、资金、服务及技术自由流通的经济合作目标。
这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开始步入正轨。
2004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将经贸合作推向具体实施阶段。
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第四次例行会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决议》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成员行关于支持区域经济合作的行动纲要》，就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建立银行间联合体达成了一致。
2005年11月22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正式成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当选为上合组织银联体首任主席。
2011年2月，中国进一步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银行的建议，以支持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双边和多边基础建设项目。
中国一贯积极支持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贸合作。
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2004年塔什干首脑会议期间，中国宣布向其他成员国提供9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会馆及其经济合作网站均为中国无偿提供。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中国积极协助成员国应对危机。
2009年初，中国以“贷款换石油”方式分别向俄、哈两国贷款25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以“贷款换合作”形式向塔吉克斯坦贷款10亿美元，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2亿美元优惠贷款和8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特别是中国政府决定向上合组织框架内多边和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提供10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成为成员国尽快摆脱危机影响的重要保障。
2009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间贸易额达到868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7.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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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能源战略合作也不断深入。
欧亚地区油气资源分布广、储量大。
其中，俄罗斯已探明储量742亿桶，哈萨克斯坦已探明储量为398亿桶，土库曼斯坦已探明的储量为6亿桶，乌兹别克斯坦6亿桶。
有评论认为，在与油气资源相关的地缘政治图谱中，谁控制了中亚石油，谁就能在全球能源战略格局中争得主动。
（11）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自1993年转为原油进口国以来，原油进口额不断上升，2010年达到2.39亿吨，原油消费50％以上依赖进口。
2009年，中国石油的探明储量占世界的1.1％，而消费却达到了10.4％。
（12）从地缘角度来看，中亚、俄罗斯是中国的近邻，向中国出口石油有利于其能源出口多元化的要求，也有益于改善中国的石油战略布局。
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内部能源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早在1997年6月，中国公司就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购买阿克纠宾斯克油气股份公司60.3％股权的协议。
2003年6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又签订了购买阿克纠宾斯克油气股份公司25％股份的协议。
（13）同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正式决定建设中哈石油管道，并于2006年正式通油。
2006年4月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签署了有关实施中土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及中国从土购买天然气的协议，协议规定从2009年起的30年内，中国每年从土购买天然气300亿立方米；
2011年11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访华，中土又签署了《关于全面深化中土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土库曼斯坦向中国增供天然气的协议》，未来土库曼斯坦向中国供应天然气每年将增加到650亿立方米。
（14）2009年12月，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途径乌兹别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已正式向中国通气。
从2006年起，俄罗斯每年通过铁路向中国出口石油1500万吨（15）；
2011年1月1日，中俄原油管道正式启用，中俄天然气管道建设也已纳入了双边合作议程。
从长远来看，能源合作也是战略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促进了各方关系的良性互动。
随着中哈石油管道的建成，2007年11月，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协议商定每年将通过中哈石油管道向中国供石油500万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其多元化出口战略。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则解决了中国“能源来源多元化”与中亚国家“能源输出多元化”问题。
不仅如此，这一项目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另外一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诚如亚洲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沙亚赫梅托夫所说：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通气后，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整个阿拉木图州的天然气供应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对土库曼斯坦来说，中亚天然气管道为它的能源出口开辟了一条全新通道。
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这不仅是一条新的能源出口通道，还能带来大量过境运输费。
事实上，中亚天然气管道工程最大的意义在于：
我们与邻国借此发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机会。
”（16）而中俄石油管道的建成不仅符合中国获得稳定能源供应的需要，也实现了俄罗斯发展“东西方平衡的能源战略”的客观要求。
总的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经贸合作，无疑有利于中国扩大对外贸易；
同时，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也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额占全国与中亚贸易额的70％以上，地缘的接近已经转化成了贸易的优势。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许多中国公司开始选择在中亚地区投资，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开发资源，发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等。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实践新发展观的重要平台，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三、新文明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秩序建设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40多年的冷战。
历史证明，依靠武力、对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冲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过去那种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搞集团对抗，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17）为此，中国积极倡导新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推进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中国认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走向昌盛的宝贵源泉，应努力加以维护。
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予以尊重。
各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在‘文明对话’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和谐的世界。
”（18）上海合作组织正是这种新文明观的实践者。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既有中国、俄罗斯这样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有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样面积狭小、经济落后、人口只有五六百万的小国，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各国成为“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合作有别于传统的地区性组织，它不准备建立政治、经济或军事同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思维与合作方式，其核心是平等和尊重。
（19）
首先，在政治上，上海合作组织承认各国间的差别，提出“尊重多样文明”，尊重各成员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尊重其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强调“各文明之间应以对话代替对抗”。
中亚地区历史上就是不同文明、民族、宗教的交汇地，加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各异，发展区域合作任务十分艰巨。
加强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有助于不同民族、宗教之间消除隔阂，减少误解，从而为联合反恐、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2002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圣彼得堡宣言》明确提出：
“要尊重和促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各种文明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20）2004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重申：
“上海合作组织要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和谐共处”。
（21）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纳宣言》再次指出：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全人类的财富。
在信息技术和交通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多样性应促进相互了解和宽容、避免极端态度、发展对话。
应充分保障各国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
”（22）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强调“本组织将为建立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作出建设性贡献。
此架构基于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摒弃‘双重标准’，在互谅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尊重各国维护国家统一和保障民族利益的权利，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23）2004年6月，塔什干峰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协作议定书》，规定成员国外交部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磋商和协调，目前这一合作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一大特色。
其次，上海合作组织大力推进文化领域的交流。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晤首次提出“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文化部长会晤”。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一次（2002年4月）、第二次文化部长会议（2005年7月）的召开，以及2005年第一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节的成功举行，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人文合作的机制已经形成。
2006年4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三次文化部长会议在塔什干举行，会议通过了2007年至2008年文化合作计划。
2005年7月、2006年6月和2008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功举行了三届艺术节。
2001年9月22—29日，中国成功举办了“哈萨克斯坦文化节”。
2002年4月，哈萨克斯坦举办了“中国文化日”。
2005年，中国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文化日”。
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
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
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对增进各国相互信任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提议，“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正式启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56所重点高校参与了上合组织大学的组建。
（24）为推动汉语教学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中国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在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中设立了27个孔子学院。
这些人文教育合作实现了文明的对话，促进了成员国人民的理解和沟通。
当今国际秩序正处在大变革和大调整过程中。
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所遵循的“上海精神”，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要求，对国际社会寻求新型的非结盟、非对抗性的国际关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四、对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及中国“新外交”的评价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就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成立十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经贸、人文合作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目前，除了六个成员国外，上海合作组织还发展了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四个观察员国家，及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两个对话伙伴国，涉及地域面积占欧亚大陆的70％，人口达到世界的40％，已成为欧亚大陆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2007年8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成员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的新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在《条约》中得到充分体现。
当然，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也面临许多挑战。
首先，俄罗斯对中国心存疑虑。
冷战后的俄罗斯把国家复兴视为其首要目标，恢复在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是俄罗斯外交的“绝对优先方向”。
与中亚国家的传统纽带和地缘便利是俄罗斯最大的优势。
在经济领域，2001年5月，俄罗斯推动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
在安全领域，2002年5月，俄罗斯推动在1992年《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基础上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进一步强化其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地位。
俄罗斯的直接目的是希望上海合作组织成为抵制美国谋求在中亚地区势力扩张和主导权的工具，（25）并“通过多边组织更好地约束中国的地区野心”。
（26）俄罗斯一些人尤其担心中国加强与中亚国家在能源、经贸等方面的合作，将削弱俄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降低中亚对俄的依赖性和向心力。
其次，中亚各国奉行平衡战略，国内改革面临压力。
中亚国家希望利用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同时又希望加强与西方的合作。
它们不仅强烈排斥俄罗斯恢复昔日苏联雄风的企图，同时也对美国的介入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感到担忧。
在与中俄紧密合作的同时，中亚各国参加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利用“亚洲交流与信任措施建设会议”（CICA）等与域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27）中亚国家坚持“多向外交”周旋于大国之间、保持灵活性，从大国竞争中渔利。
此外，中亚各国经济基础薄弱、改革困难重重，一些国家政局持续动荡，恐怖主义势力抬头，不仅影响了自身国家发展，也冲击了中亚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再次，西方势力的介入和掣肘。
冷战后，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中亚是其包括北约东扩和美日军事同盟在内的欧亚大棋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颗棋子。
（28）美国不仅希望中亚为其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提供直接支持，而且希望通过提升民主和人权、开辟新的能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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