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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一切以“利”为目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为谋取一己私利而放弃诚实的做人根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各个领域大量充斥着背信弃义的现实案例,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
文化市场中的盗版侵权、伪科学、伪技术乘机泛滥;
人际交往中的相互不信任;
更可怕的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以权代法、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
使得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不诚信现象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造成人际关系的危机、冷漠,以至于我们都感到“活得累”。
曾几何时,诚信变得如此的陌生,这些都强烈的预示着社会诚信意识的弱化和丧失。
具体表现为:
1、经济领域中的不诚信严重危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商业信用危机。
在经济领域中,尤为使人痛恨的是制假贩假,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受到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
据工商部门不完全统计,1990年以前的合同履约率是80%~90%,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但履约率只有50%多一点。
[1]如今在一些地方,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逐步升级,从最初的造假,发展到前些年的走私,再发展到近几年的骗税,出现所谓的“骗税经济”。
一位曾经声名显赫的“亿万富商”就这么赤裸裸的说过:
“务农的不如做工的,做工的不如经商的,经商的不如借钱的,借钱的不如不还的。
”
缺乏信用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专家估计,我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
[2]新加坡300万人口,每年去新加坡旅游的外国人口达600万。
外国人在新加坡旅游的消费70%用于购物。
新加坡的物价比香港一般贵5%~10%,为什么人们爱在新加坡买东西?
重要的原因在于那里不准卖假货,没有伪劣商品。
每一件金首饰都出具品质保证书。
重要的大件商品,有的商店甚至保证,如发现属于伪劣,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来退货,商场都可以负担来回机票。
人们在新加坡买东西放心,即使物价贵一点也能卖的比别处多。
新加坡的事例说明,在市场经济中,道德和诚信是真正值钱的。
又如德国的庞巴迪公司为恪守合同不惜代价,将为广州制造的地铁车厢由水路改空运按时运抵目的地,这种“空运地铁车厢”是世界首创,使该公司支付了高于水运10倍的运费。
[3]而且空运的那12节车厢,其价值本身能否抵300万美元运费还是一个问题。
但这些似乎都不是人家首要考虑的,而是想到要“保证广州该线路地铁在2002年12月底开始试运行。
”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困扰我们的还有“三角债”,有的根本就不是无钱还债,而是谁遵行还债之天经地义的信条谁就吃亏。
“毁约如废纸”,一本正经签订的合同、备忘录、协议书、什么时候觉得吃亏了,就什么时候把它撕个稀巴烂,好像从未有过这回事。
其次是金融信用危机。
现在大量资金不能与产业迅速有效结合,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金融信用,使金融企业放贷投资如临大敌、寸步难行,使担保者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对企业没有信用纪录,对银行没有信用考评,对担保者没有信用评估系统,对政府没有失信惩罚措施,使得银企合作大都停留在空谈和良好的愿望上。
再次是产品信用危机。
虚假的广告宣传,宣传人员的信口雌黄,产品的说明介绍,质量保证的承诺都让人眼花缭乱,屡屡上当。
假货、劣货、水货很多,不法厂家、商家、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小伎俩,总是拿消费者、合作方当阿斗,自己是孔明,能骗则骗,能哄则哄,能宰则宰,或者来一个“解释权归本公司”,自家里永远供奉着“有理的菩萨”。
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最新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假冒产品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
由于诚信缺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
[4]
2、政治生活中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一向说话算数,在国内各种重大问题上也是言必信,行必果。
然而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却在有意无意的损害着政府的信用,侵蚀着政府的权威。
主要表现为:
政策反复、浮夸造假、官员违法、政令不行、政府不作为、与民争利等。
[5]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社会生活中不讲信用行为的泛滥,与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诚信失范、无所作为乃至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政府信誉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关系中。
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展示着政府形象,关系着政府信用。
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干部不讲诚信,讲排场,对工作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对普通百姓的疾苦安危和呼声漠然处之,不闻不问,而热衷于自己“先富起来”,整天夹着公文包赶会场,热心于庆典、表彰、剪彩等活动,沉浸于迎来送往、握手言欢的哈哈声中;
喜欢搞“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花架子,追求轰轰烈烈、忙忙碌碌的表面文章。
孜孜以求于“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名,电台上有声,”捞取政治资本,扩大个人影响。
对人民群众的冷暖麻木不仁。
四川某县的一个农民,他的正当要求多年无果,而得到地方官的批条却能让人背过气去,请看批条内容:
“请找联合国解决。
×
年×
月”;
“1999年请到月球找太空人办理”等。
[6]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急功近利,认为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失业贫困等问题属鸡毛蒜皮,力气下的再大也难彰显政绩,无关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升迁”。
如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为使自己飞黄腾达,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使地方财政背上二十多亿元债务包袱。
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可算是时下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严重的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最可怕的是不诚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生存环境,一些人不守诚信而不受任何惩罚,反而得到好处。
当谎言和虚伪在一些时候总是被真实诚信更适合某种环境并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时,老实人就必然吃亏,这样就必然导致更多的人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了不诚信。
信用仿佛一条细丝线,一旦断了,想要再接起来,难上加难。
3、个人交往中的不诚信损害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孔子说:
“民无信无以立”。
韩非子说:
“巧诈不如拙诚”。
管子说:
“诚信者,天下之洁(关键)也。
”可见诚和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其实也是整个人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然而,许多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急功近利,言而无信,客观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欺骗,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使人们陷入怀疑一切的境地。
素有社会精英荟萃之地的大学校园,同样可以看到那一处处虚伪失信的“风景线”,考试作弊、抄袭论文、枪手替考、拖欠学费、欠贷不还、随意违约等严重缺乏诚信的现象大量存在。
有一个日本教师到中国来,发现怎么有这么多学生作弊,引发了《南方周末》等报纸的讨论。
作弊也是践踏、玩弄游戏规则,是一种考场上的腐败。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些作弊学生的未来,因为触犯游戏规则而遭到惩处的必然是少数,许多作弊高手到了社会上也还会作弊,不过这回可能是行贿,也可能是受贿,也可能是贪赃枉法,当然也还会有落的,有漏的。
发生在大学生身上助学贷款有贷不还的问题,造成银行发贷款顾虑重重,如履薄冰。
除此,“偷盗、赌博、酗酒闹事,犯罪、破坏公物”等,都是大学生不讲诚信的基本表现。
从基金黑幕到考试作弊;
从南京冠生园陈年陷月饼事件到金华敌敌畏火腿;
从假烟假酒假名牌到毒米毒面毒瓜子;
从普通人恶意透支到官员言行不一道德败坏;
从股市造假见怪不怪,到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猫鼠同道”;
从企业“三角债”雪球般越滚越大,到地方政府对投资者“关门打狗”出尔反尔;
从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剽窃他人论文到足球“黑哨”吹痛亿万球迷的心;
从给杂种牛美容、隆胸伪装奶牛到老板恶意拖欠民工工资;
从假新闻到假爱情……假到人的精神领域。
普遍的失信现象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们对社会的信心。
古代的时候,一个村落是一个城堡。
现代的时候,一个人就是一座城堡。
丧失诚信使我们社会正在付出巨大的成本。
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道德上、制度上确保诚信升值,消除欺诈、失信。
诚信对于每个人来讲是衡量其品德的重要标尺;
对企业来讲关系到它的兴衰成败;
对国家来讲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体现,更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基石。
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一个国民道德品格高尚的国家是强大的,有竞争力的。
马丁路德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
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到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
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世界银行前任行长克劳森认为,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即道德判断,它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
[7]正如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所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
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
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相互猜忌。
你打交道的每一个对手都是你的假想敌。
真诚的赞美被怀疑成“蒙汗药”;
无私的帮助被怀疑为陷阱;
诚挚的忠告被怀疑为挑拨离间;
甚至连有意无意的一瞥,都会被疑心为谋害的暗号。
而你衷心相信的,没准恰恰是你的敌人!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道德滑坡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败血症。
二、诚信缺失的症结
今日世界,无论东方、西方,精神大厦都在倾斜,人们陷入难以自持的精神迷茫。
心理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人与人相互为敌,冷漠残忍,宗教信仰萎靡,精神理想破灭,真理和信念被相对主义腐蚀,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虚无。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讲到:
文明改变了人类的住房,但没有同时改变住房里的人。
今天,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但道德水准确未见突飞猛进;
我们的财富在成倍的增长,但自身的价值却越来越模糊;
我们拥有的知识越来越多,但判断力却越来越弱;
我们已经征服了宇宙外层空间,但却好像遗忘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人的精神家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信誉和信用危机的产生,决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表现为:
一是理想和信念动摇。
它既存在于一部分普通百姓(或青少年)之中,也存在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之中。
对共产党人来说,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正是理想和信念出了问题,才会导致诚信缺失和腐败分子的滋生。
列宁说: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有些贪官们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又何必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呢?
于是入党时的誓言统统都忘记了,想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我”字,坚信“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利是硬的,票子是实的;
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8]于是腐败分子就开展了一阵疯狂的“捞钱运动”,捞钱后再转移到国外。
总之,理想和信念动摇、变异,造成社会诚信危机和官德失范。
理想是精神的支柱,信仰是行为的源头,当一个领导干部在这两方面发生危机时,就会步入歧途,就会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背道而驰。
毛泽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这句话永远不过时,而教育的重点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问题。
人不该为活着而活着,应该为信仰和理想而活。
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信仰。
二是官德失范。
尽管崇尚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原因,这种美德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意识。
一方面,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以本位利益为社会标准的社会意识。
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凡是符合本位利益的都是对的,为了一些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平等互利的原则始终没有成为国民的主流意识。
另一方面,千百年来长期的人治社会,官本位、长官意志、家长作风盛行,加之长期的农业经济,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没有形成按规则办事的执政意识。
重说教,轻惩罚。
诚信始终只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的国民素质。
《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17日报道这样一个事件:
10月31日,宁夏吴忠市中宁县新堡中学初一女生王萍因避让领导车队,不幸落水而亡。
以副市长王明忠为首的30多名干部无一人下水相救,当官员们悬赏500元请在出事现场的农民相救时,他们反诘官员“你们自己为啥不跳进水里救人?
”这几位农民虽与女孩落水无关,但也不是局外人,他们的这一举动颇耐人寻味。
不但在宁夏黄湾桥事件现场,在社会的许多场合,我们都能看到公众把对官德失范、不讲诚信的义愤当成自己有违公德、良知乃至违法行为的挡箭牌,而且做起来底气十足,似乎理所当然。
“贪官干得,我也干得”,“不拿白不拿”,别人看不下去说他两句,他就拎出这块挡箭牌噎死你,也自然减轻了自己的负罪感。
其实,在现代社会里,任何公民都有遵守社会公德的义务,遵守法律法规的责任,并不因他是官员还是一般百姓而有所消长。
不能否认的是,作为身负一方民望的官员,他们还有“开民智、启民德”的责任,职位越高,百姓期望越大,其垂范之责也必然相应提高。
治国必先治吏,自古及今,官员们的言行都对社会公众产生不可估量的导向作用,官风正则民风正,官德毁则民德降,“上梁不正下梁歪”,长官之德也必然影响“下官”德行。
中国人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很难想象当下一些“精英阶层”以权谋私,诚信缺失的道德示范作用,这种“双重人格”会给人们的品德走势带来正面导向意义。
以至“讲话的领导是真的,领导的讲话是假的;
领导有一颗跳动的心是真的,说领导有一颗红心百分之百是假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端正民风有赖于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官风”支撑。
基于社会上官德失范现象严重,江泽民明确指出了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是既要加强各级干部党风廉政建设,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他们拒腐防变能力,同时又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即提高官德又要提高民德。
其中官德的提高尤为重要,官为民之表率,官风决定民风,领导干部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他们的道德行为理应成为群众诚信的楷模。
可以说修好官德是消除内忧的关键。
官德的失范会削弱执政党在群众中威信;
会制约经济发展,会造成思想混乱,使社会失去精神动力;
会引起整个道德的滑坡,使道德沦丧;
会破坏法律的公正,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
会对社会心理稳定形成巨大的冲击波。
腐败实质上是人的道德的堕落,是腐败主体没有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党风不正是导致社会风气不正,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官德是赢得民心的重要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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