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M的企业国际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研究赵世磊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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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验证中国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程度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二、相关文献综述
有关企业国际化经营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理论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出现了多种理论模型，主要包括：
正向影响的线性关系模型、正向影响但逐渐递减的非线性关系模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关系模型、S型非线性关系模型等。
卡博和普瑞特（KotabeandPreet）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程度越深，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其中国际化中的研发程度和营销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为显著。
[1]戈麦斯和若马斯梅（GomesandRamaswamy）认为，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程度对其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正向影响在逐渐递减，即在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初期，国际化经营有着正的影响，但随着国际化经营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边际收益开始出现递减，这种正向影响也开始逐渐减弱。
[2]
瑞各克和汪格（RuigrokdandWanger）的研究表明，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程度与其经营绩效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
他们认为，引起国际化与绩效之间U型关系的关键因素在于组织学习能力，学习能力的不足会在国际化经营初期对企业产生一个负的影响，在国际化初期表现出的经营业绩还不及以前完全在母国国内进行经营的绩效。
但是随着国际化经营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国际化经验的积累，组织的学习能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会逐渐变成正的影响，这时企业的绩效将随着国际化经营程度的提高而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母国国内的经营绩效。
[3]
黑特等人（Hittetal）认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与企业的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正好与瑞各克和汪格的研究结论相反。
他们认为，在企业的国际化初期，企业国际化进程能够凭借其在技术或产品上的垄断优势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但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建立国际化经营网络的负担和成本也开始增加。
因此，这种影响一开始是正向的，当国际化成本与收益相等时达到顶点，当国际化成本大于收益时，国际化经营将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的影响。
[4]另一方面，戈麦斯和若马斯梅也认为，在国际化进程中，企业主要通过海外子公司利用母公司的技术、管理和资源，在国家间进行成本差异套利，进而获得收益。
但是随着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较大的地理分布增加了整合和经营企业的交易成本，这将抵消企业的收益。
因此企业国际化经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国际化的成本超过收益，这种影响从正向变为负向。
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与其经营绩效之间存在着一种水平S型的非线性关系，即“会合、下降、再定位、会合”的周期特征。
来自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与其带来的地理多元化收益和成本的大小相关。
这种联系可以用一个水平的S曲线来表示，首先随着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下降，随后地理多元化将对绩效产生正的影响；
当国际化程度超过一定的水平时，企业的经营绩效反而降低。
研究结果还表明，S曲线关系受企业无形资产的影响，拥有技术和广告优势的企业在地理扩张的过程中将获得较高的扩张收益。
[5]
综上所述，有关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各异，甚至存在结论相互对立的情况，其理论解释也需要更多的现实数据进行验证。
而对于以出口为主要国际化经营方式的中国企业而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本文将借鉴以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企业国际化的问题进行研究。
三、国际化经营程度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规模经济效率的传导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市场与生产越来越集中，这使得传统产业逐渐演变为全球性产业，甚至成为全球寡头垄断行业。
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企业首先要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融入到全球化的产业结构中，而要融入全球化产业结构，首先就要在市场竞争强度与产业集中度上占据优势。
实施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可以将总部或核心单位设在母国，而将其他配套单位分散于其他国家，以总部集中管理的模式实现规模化生产，即通过规模经济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高强度与产业集中度上获取优势，融入全球产业结构。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通过规模经济这一传导机制来影响企业绩效的，其原因在于，规模经济能够提升企业的效率，进而使企业获得高效率的竞争优势。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国际经营，融入集中度高的产业集群，利用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和集群网络迅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最终获取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业务，从而有效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另一方面，规模化大生产具有效率优势，可以积极参与到高强度的全球市场竞争中，通过抢占国外市场或直接击败竞争对手来扩大市场份额，最终实现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不断深入，企业将在多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经营，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将得到连续的提升，最终，规模经济带来的竞争优势将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经营绩效。
（二）全球协同效率的传导机制
全球协同效率来自跨国公司分布在全球的业务单位共同享有或使用企业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包括研发、制造和营销等方面的资源。
全球协同效率通常是通过研发、技术创新、管理技能和人力资源的共同使用进而降低成本来实现的。
与此同时，全球协同效率需要通过垂直控制或内部化才能得以发挥作用。
因此当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经营单位之间存在巨大的潜在全球协同效率时，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控制程度高的经营模式，以取得企业全球范围内的业绩增长。
企业国际化经营以全球竞争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带来的全球协同效率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成本。
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后，其跨国经营能力不断增强，组织结构也会倾向于扁平化，这样便于联络在各地运行的子公司。
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企业将母公司各种知识和资源转移到海外子公司的能力逐渐增强，这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研发成本。
另一方面，获取新知识和资源的海外子公司也能将知识和资源转移回母公司或转移至其他海外子公司，使得企业各项能力都得到快速提升，进而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全球协同效率将逐渐显现，进而降低企业成本，最终带来企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
四、国际化经营程度与企业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上文所述的“规模经济效率”与“全球协同效率”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化经营这一问题而建立的假设概念，是一种潜在变量，并不能直接测量。
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找到一系列可观察或测量的变量作为“规模经济效率”与“全球协同效率”这些潜在变量的“标识”，然而这些潜在变量的观察和测量标识有可能包含了大量的误差。
因此，本文着力于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在分析中处理误差，并分析各个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一）结构方程的原理
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发现多变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有些变量是不可直接测量的，而以往的研究工具已经不能满足现有研究的需要。
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eequationmodeling，SEM）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瑞典统计学家乔尹斯库（Joreskog）提出的，作为一种新的工具，逐渐进入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
[6]
相对于传统的多元回归以及联立方程组等计量方法，结构方程模型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
首先，它的假定限制条件相对其他计量方法更宽松；
其次，它允许因变量和自变量存在误差。
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原理是“三个二”：
即两个模型（结构模型和度量模型）、两类变量（潜在变量和测量变量）以及两条路径（潜在变量之间的路径和在变量与测量变量之间的路径）。
[7]
（二）评价指标选择
1.国际经营程度评价。
国际经营程度是通过规模经济效率与全球协同效率来影响企业绩效的，根据文献分析的结果，笔者认为，规模经济效率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是海外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单位：
%）；
二是企业海外投资的经验累计（单位：
年）；
三是企业海外投资的文化距离（单位：
无）；
四是企业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赋值为1，私人控股企业赋值为0）。
全球协同效率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二是企业的研发投入；
三是企业固定资产与收入比。
我国学者谭伟强在其工作论文《多元化、国际化与企业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中，应用“国外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上市公司的国际化经营程度。
[8]由于我国港澳台地区在经济社会制度上都与中国内地存在着差异，因而可以将在港澳台地区的销售收入计人海外销售收入。
本文遵循谭伟强的观点，认为海外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整合全球资源进行规模生产，进而获取规模经济效率。
同样的道理，企业海外投资的经验越丰富，其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也越强。
而文化距离越小，企业进行集中管理的交易成本越低，越利于获取规模经济。
此外，目前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大都是政府推动的，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可能会影响到结论，因此设定其为虚拟变量。
全球协同效率主要是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等形式，向海外业务单位进行知识的转移，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因此，研发投入越高的企业，就有更多的知识进行转移，最终降低研发成本；
无形资产越高的企业同样也可以通过无形资产中技术、商标、商誉的溢出效应，在各个业务单位之间分享资源，获取全球协同效率。
最后，企业固定资产与收入比也是企业技术能力的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可转移知识的多少。
2.企业经营绩效评价。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企业经营绩效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综合对上市公司短期盈利能力与长期发展能力的考虑，笔者认为，要全面评价其绩效应兼顾短期绩效与长期发展能力：
以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评价企业短期绩效，以资本积累率评价企业长期发展能力。
（三）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根据评价指标，笔者可以得到结构方程模型涉及的各个相关变量。
内生潜变量：
企业短期绩效、企业长期绩效。
内生观测变量：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
资本积累率。
外生潜变量：
规模经济效率、全球协同效率。
外生观测变量：
海外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海外投资经验、海外投资的文化距离、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无形资产、研发投入、企业固定资产与收入比。
内部模型（结构模型）为：
η=Bη十Γξ十ζ
（1）
内部模型（结构模型）主要测量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式
（1）中，η为模型中的内生潜变量；
ξ为模型中的外生潜变量；
Γ和B为结构系数矩阵，分别表示内部模型中ξ对η的影响和η之间的互相影响；
ζ为残差。
外部模型（测量模型）为：
Xη=πη十ε
（2）
Xξ=πξξ十δ（3）
外部模型（测量模型）主要衡量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式
（2）～式（3）分别表示内、外生潜变量与其观测变量间的关系，πη及πξ为各自的测量系数矩阵；
ε和δ为残差矩阵。
按照上述分析建立概念模型，以路径图形式表示为图1。
（四）数据说明
在进行SEM研究时，为了得到准确的参数估计值和有意义的结果，一般需要较大的样本。
因为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大，协方差的准确性增强，SEM的结果更稳定。
但具体要多大的样本数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定。
纳恩里（Nunnally）建议，样本数与自由参数的比例至少要达到10：
1。
[9]马克卡勒姆等人（MacCallumetal）[10]认为，样本数量的选择与模型的自由度有关。
他们指出，要达到相同的统计显著水平，自由度较大的复杂模型比自由度较小的简单模型要求的样本数量较低。
[10]总结各家观点，笔者认为，在进行SEM分析时应尽量选取超过100个样本，这样能使分析结果更稳定、更准确。
为了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选取深沪A股的2166只股票样本为研究的样本基础。
其中上证A股893只，深证A股1273只，样本选择以“出口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超过10%为选股标准。
研究过程中涉及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该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信息技术公司”提供的“国泰安数字服务中心”（CSMARSolution），2011年版“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以及2011年版“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
为兼顾数据的完整性与时效性，以2001-2010年为研究年度，对样本企业的各项数据取均值以避免异常的样本数据。
经过剔除深沪A股样本中“出口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足10%的样本企业以及剔除变量数据非平衡数据样本和谬误数据样本后，最终保留包含10个变量的410个有效数据样本用做统计分析。
样本数量符合结构方程分析的要求。
而410个样本企业多数集中在机电、有机化工、电子产品等制造行业，可以将行业特性导致的结果偏误忽略。
本文尝试按照国内外传统的单因变量多元回归模型对数据集进行分析，大多数系数估计值不具有显著性，但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值得重视。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本文采取结构方程模型以描述变量之间复杂相关关系的必要性。
（五）实证结果
1.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Lisrel8.70的计算结果，初始模型的拟合度不太理想，其他常用的拟合指标也不甚理想，单个参数的显著性更是几乎都达不到要求。
为了优化模型拟合程度，笔者将所有数据加以标准化处理。
由于“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这一虚拟变量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决定将其从模型中剔除，经过不断调整，得到目前样本基础上拟合最好的模型。
路径图和参数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
2.模型评鉴。
首先，本文选取卡方检验、GFI指数、NCP指数来衡量模型的适配程度。
依据卡方检验的原理T=（N-1）Fmin，可以得出以最大似然法所得到的拟合函数估计值Fmin为0.30。
Fmin值偏低，表明模型的拟合度不理想，但鉴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不可能对企业绩效的变化进行完全解释，该指标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GFI指数即是拟合指数，表示假设模型可以解释观察数据的方差与协方差的比例。
模型最终GFI指数为0.76，接近0.90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最后，NCP即非集中性参数，是一种替代指数，越大的NCP值代表模型越不理想，当NCP为0时，代表模型具有完美的拟合度。
在本文模型中，NCP的数值为63.77，90%的置信区间为55.74～72.55，虽然未能涵盖0；
但已经显示模型的估计数距离中央卡方分布的距离接近。
总的来说，这3个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范围，整体模型适配度是可接受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1.规模经济效率与企业长短期绩效。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规模经济效率对上市公司的短期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对长期绩效有负面影响。
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经济效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整合企业在全球的资源，通过扩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来降低单位成本，因而能给企业带来显著的短期利益。
但是规模经济效率的成本优势难以长期维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规模经济效率容易转化为价格战，并最终大幅削减企业长期的利润。
并且由于规模扩大带来技术更新速度慢、新技术在大规模生产线中难以推广、技术改造难度加大等诸多问题，导致企业长期的竞争力受损。
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海外经验、文化距离3个指标通过规模经济效率影响企业绩效的检验，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海外经验和文化距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加明显，分别达到0.62和0.76，高于企业海外收入占比的0.33。
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还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跨国管理经验不足，而实现规模经济需要通过总部的集中管理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因此，既有海外投资经验又能够在文化距离较远的地区进行跨国经营活动的上市公司，才具备实现规模经济效率的实力和条件。
此外，“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对模型的结果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企业国际化进程主要还是依赖企业效率以及其自身的战略考虑，政府对国有控股企业提出的“走出去”战略要求，只能起到推动企业国际化的作用而无法代替企业的角色。
2.全球协同效率与企业长短期绩效。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全球协同效率对上市公司的长期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对其短期绩效有负面影响。
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协同效率需要企业大量的前期投入，如研发投入、提升管理能力的投入、人力资源储备的投入等，要实现全球协同效率就会因为在当期投入过多而影响企业的短期绩效，这种负向影响达到了-0.05。
但是，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各种知识在各个业务单位之间的流动加强，这时就能逐渐体现出全球协同效率给企业长期绩效带来的正向影响。
无形资产、研发投入、固定资产与收入比3个指标通过企业的全球协同效率影响企业绩效的检验。
其中无形资产的影响力度最大，达到0.42，而研发投入、固定资产收入比对企业的影响仅为0.29和0.15，相对而言已经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技术能力严重不足，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缺失，企业的技术资源、技术知识还达不到影响全球协同效率的水平层次，上市公司主要是依靠商标、商誉、客户关系等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实现对全球协同效率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1.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路径建议。
根据模型分析结果，规模经济效率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短期绩效，而全球协同效率有利于提升其长期绩效。
因此，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初期，应更关注于提升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率，通过整合企业的全球资源，扩大企业规模，首先提升企业的短期绩效。
在获得绩效提升的同时，企业可以逐渐增加对全球协作的投入。
2.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
从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全球协同效率对短期绩效的负面效应过大，而对长期绩效的正面影响太小，这使得中国企业不太可能专注于全球协同效率的投入。
尤其在研发投入、固定资产与收入比等衡量企业技术水平的指标上，中国上市公司表现不佳，这表明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
3.国际经营中应避免过度国际化依赖。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规模经济与协同效率在对绩效带来正向影响的同时，也会对绩效带来负面的损害。
对于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企业而言，企业国际化极有可能将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放大，甚至直接威胁企业的生存。
因此，对于成长过程中的企业应避免为了片面追求成长性而过度国际化的倾向，应当在企业具备一定抗风险能力后，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再行决定是否需要逐步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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