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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对因果联系深感兴趣,因为它是圣经时间里的历史事件的推论的基础;

而许多神学家同样感兴趣的“奇迹”的概念则通常都被界定为因果联系之一般模式的例外(exceptions.3.概念的形成理性形成了那些作为我们的命题术语的普遍概念。

至于如何形成则有不同的解释,也常有不同的关于它如何为了不同类型的概念而形成的解释。

关于它是如何由于不同类型的概念而形成的解释。

我们被告知,我们的许多概念都是感觉经验的抽象;

一些哲学家强调所有的有意义的概念都源自感觉经验。

其他的则坚信只有诸如红色、颜色、坚硬、甜的、声音、辛辣刺鼻的这些概念依赖于感觉经验,其他一些有意义的概念,如时间、空间、物质、原因、结果、关系和数,则并非来自经验而是由理性独自产生而后用于解释经验的,按照他们的观点某些程度上就象数学的系统是先验地形成然后用到经验上的。

除了唯名论者,他们完全否认有任何的普遍概念,声称只存在语词,他们普遍同意理性的功能之一乃是形成概念——即使关于具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点上还有分歧;

即使唯名论者也承认命名是理性的功能之一。

如果神学家和形而上学

家要讲什么东西,他们就必须使用概念,而且他们常常使用同样的概念,以至神学家与形而上学家的词汇通常是可以大量地——尽管并非全部——互换的。

一门神学与一门形而上学或许在词汇上会有所不同,正如两门形而上学在这方面也会彼此相异一样。

4.意义的澄清形而上学家、神学家、科学家与普通人经常会说一些

令人不解的、需要澄清的话,如果完全可能的话,对概念和陈述的理性分析提供了这种澄清。

一些当代哲学家坚信除了逻辑是哲学家可以合法进行的主要的(如果不

是唯一的)理性活动。

但那些致力于对不清晰的语言进行分析的哲学家们对包含些什么没有达成共识。

一些人主张概念的澄清在于将它们分割为来自于感觉经验的或表面上可定义的更简单更清楚的概念,因此命题的澄清就在于把它们分成一系列能在感觉经验中加以证明的更简单的命题。

另外一些人想要补充说,更简单的概念和命题必定具有更易转换为一些符号逻辑的符号的优势。

一些人认为完全可以产生一套更简单的日常语言的概念或句子,这些概念或句子在意义上等同于所分析的这些令人难解的概念或句子。

另一些人主张完全可以显示语言的令人迷惑不解是如何产生的或它是如何在日常交流中的一些典型情况下被使用的。

还有一些人相信一个概念可以通过查找字典被澄清,这不是一条表面的而是可以进行更多的评论的建议。

给出以上这些概念中的一个或更多,形而上学家,甚至神学家便经常进行意义的澄清了,尽管往往都不能使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同事感到满意。

5.自明真理的直觉一些哲学家认为理性的作用之一是某些基本命题的直觉,这些基本命题所以是自明的,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的:

它们无需证明,可以作为由它们而来的一切的证明的基础,而要知道它们是真实的就是要弄懂它们所说的。

自柏拉图时代起,许多不同的陈述被看作是自明的真理。

例如,“一件东西不能是又不是它自己”、“无从无中产生”、“每件事都是有原因的”以及“在原因的序列中无法倒退到无限”这些形而上学的判断就象“我们应该信守诺言”、“正义应该受到奖励而恶应该受到惩罚,这在本质上乃是善的”、“我们应该按照我们希望使之普遍化的行为的具体规则行事”这些形式判断一样被看作是自明的。

在出现其他的逻辑与数学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逻辑、算术、几何等的基本公理和原则都是自明的真理。

理性的这一功能在我们的时代受到很大的质疑;

因为现在我们认识到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公理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呈现为自明的,因此其他的公理与原则得以成立,有时甚至比原来的更有效。

另外,哲学分析非常成功地指出了这些“自明的”真理中的一些是错误的、一些是形式上的真理或同语反复、一些是高度有序的经验的概括、一些则是无意义的。

与有些哲学家不一样,绝大多数神学家对作出如此傲慢的宣言——他们的真理是理性上自明的真理——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负疚感。

6.顿悟理智带来顿悟,它既是创造性的,也是推论性的。

它向我们提供了新颖的视角,旧的问题在一个广泛的概念系统中得到了解决或找到了适当的解决途径。

创造性的科学家与创造性的哲学家的理性是一样多的。

哪个哲学教师没有指责弗兰西斯培根爵士忽视了理性的这一功能,理性主要是创造性的天才不知道何谓“方法”,也不为已有的概念系统——不管是逻辑的、科学的,或是形而上学的(或许还有神学,)——所限制的问题。

创造性的思想家经常认为自己是被充满了全身的力量所激发,顿悟常来自灵光一闪,就象启示一样。

没有顿悟就没有进步,也没有科学、哲学、艺术上的创造性的进步。

我们所讨论过的理性的其他所有功能都不能代替它。

实际上,顿悟就包括在建立形式系统的行动之中(尽管不一定要应用它们,应用可以被任何一架制造精确的“思想”机器来完成)。

顿悟是著

名的“沉思的方法”,它实际上不知道任何方法,自身却能产生方法论。

它建立在科学的每一次创造性的进步和每一门新的形而上学的产生的基础上,而从中形而上学系统推出它的基本前提。

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是在科学家的与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的灵感和启发之间是否存在着基本的差异,以及是否有显示这些顿悟中的一个比另外一个更有效的检验方法。

尽管许多当代哲学家把语言的澄清看作是哲学家的首要的职责,传统哲学家则主要是通过顿悟而成名(flourished)。

使哲学家成为理性的伟人的不是因为他们演绎的严格准确、发现偶然联系的科学才智,也不是因为他们精于分析语言,而在于他们对自然事物的创造性的领悟的范围与新颖。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这么来形容宗教预言家和神学家呢,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许多哲学家宁愿忽视的类似性,而通过追溯这些类似性

我们或许能够获得哲学与神学是如何相关连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在最终的分析中理性与启示间的差别并不似西方知识传统中的许多思想家弄得的那么复杂。

这里所勾画出的理性的几个功能根本没有穷尽理性的概念,但对于探究一下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则已足够了。

如果如我们所说的,哲学是试图对只运用人类知性的有关现实和价值的最普遍的或最基本的特征和信仰进行系统陈述或证明,而神学是对启示或宗教启示事件的信仰进行系统的概念阐述的话,这些学科是如何彼此相关连的问题便又产生了。

哲学与神学都企图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知识、价值的最普遍或最基本的特征,不过一个是通过理性,而另一个是通过启示。

神学家信仰是为了理解,而哲学家理解是为了信仰。

哲学与神学具有其他的意义,其中的一些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但设想它们引发了这一章以及接下来的两章致力加以解决的问题可是一个传统:

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学科如何能够彼此相连,这个问题常被称作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但既然一般的信仰的概念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太丰富了,因此不使用这个标签也许会更好。

信仰包括许多感情的和性情的因素,诸如信任、忠诚、热情的赞成(是些让我们不再关心自身的因素)。

我们对哲学与神学的认识的或教条的要素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他们要宣扬信任、忠诚和热情的赞成的问题感兴趣。

目前我们不必象关心哲学与神学认为现实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一样去关心它们认为价值是什么。

这一般也是神学价值论与哲学价值论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的。

宗教哲学一项功能是传达和严格地评估解决一个宗教问题的可能性,我们将在这一章以及第四和第五章中看到,西方的哲学家与神学家一样关注学科相联系的问题,并且可以看出他们的确发掘出了许多有趣的可能性。

我们将对把神学与形而上学相连的六个方法进行检验,其中的一些由神学家提出,一些由哲学家提出:

(1)哲学对神学的屈从,

(2)神学对哲学的屈从,(3)支持神学,排除哲学(theeliminationofphilosophyinfavorof

theology),(4)支持哲学,排除神学,(5)哲学与神学对“主观的事物”的排除,(6)哲学与神学作为平等又相互竞争的历史的、理性的信仰系统。

哲学对神学

的屈从:

圣托马斯阿奎那当我们说一样东西屈服于另一件东西时,我们通常是意指两者同时做某事时一件不及另一件。

一些神学家神学看作是有关上帝的准确信息、死后生活、人类的终极命运,以及宗教人员极感兴趣的有关现实的其他的基本特征的来源,哲学要低于它。

我们注意到可以给出这些学科中的一门低于或高于其他的各门的许多理由。

一门学科低于其他的学科是因为它是可靠性小一些的认知方法或者是因为其中的真理在一种特殊的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要小一些,或者是因为它的真理比其他的更确定或表达得更清晰,或者是因为它更适用于大众,等等。

我们将要

探讨的一个问题——哲学对神学的屈从——已在天主教教会甚至是曾经严肃地考虑过这一问题的新教徒中被广泛接受了。

圣托马斯阿奎那(公元1226—74年)本人是以神学来理解基本的宗教真理的,但他承认对于那些有能力做到的人,哲学能够成为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或导言,哲学作为反击异教徒的工具是重要的。

他认为,仅仅建立在理性的自然之光的基础上的哲学能够用来证明诸如上帝存在、上帝的完整性等等的宗教真理。

当然,所有理性能够知道的真正的宗教的真理启示的信仰也是能够知道,所以哲学与神学在内容上是重叠的。

尽管如此,哲学的成就巨大。

目前为止这是相当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它还不够正确。

既然真理是一,真正的哲学知识便永远不能与信仰的真理发生矛盾,但由于它没有包括那些对于人类的拯救至关重要的真理以及基督徒在宇宙中的独特的定位,因而这是不完整的。

启示被用来弥补哲学的不足,因此所有的哲学知识都服从于并受制于一个有关那些只有启示才能揭示的重要真理,如世界自无中产生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道成肉身和赎罪的教义、肉体复活与末日审判的教义等等的更高的神学知识。

理性只能带领我们在宗教知识之梯上攀行一部分,不管我们如何前进,梯子仍是同一架梯子。

在结

束对理性知识的讨论而开始对神学知识的讨论时,圣托马斯写道:

既然自然理性通过创造物上升到对上帝的认识,而相反地,信仰的知识通过神圣的启示从上帝降到我们—既然上升和下降的路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在理性之上的东西中沿着同一条路继续前进,这些东西是我们前面在通过理性检验上帝时所相信的。

首先,具体地说,我们必须论述超出理性仅为信仰而设的关于上帝自身的东西:

如承认三位一体;

其次,当然是有关由上帝完成的超出于理性的事情,如道成肉身及之后的事情;

第三,是超出理性,在人类的终结中寻求的东西,如肉体的复活?

朐廾馈?

榛暧篮愕闹粮,约坝氪讼喙氐氖录对圣托马斯来说,神学是“科学的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作为宗教真理的源泉要比哲学优越。

人类灵魂的拯救取决于一些神学的真理,如道成肉身和赎罪。

既然对上帝的哲学认识不是一个关于上帝的拯救的知识,因此神学的真理比哲学的真理更重要。

而且,启示是比理性更好的了解最高的精神真理的方法,因为启示来自上帝,而上帝对他自身是不会出错的,也因为理性与感觉中所有自然知识的起源纠缠在一起,从而使得理性不适宜去了解最高的非感觉的或精神的真理。

理性似乎被宣布为不宜于使用源自感觉的时间化、空间化、有形化的想象或“幻想”去思考永恒的、非空间的、非物质的对象,除非是有关精神对象的纯粹否定的知识。

我们被告知对人类理性的考察绝大部分存在着错误,这部分是由于我们在判断力上的欠缺,部分是由于想象混合。

关于精神之物的理性知识因此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

不含有幻象的精神存在通过与含有幻象的感觉的肉体的比较为我们所知,因此,我们理解真理是通过认为在一样东西中我们看到了真理。

上帝,如狄奥尼索斯所说的,我们知道他是原因,乃是通过超越和移动bytheway

ofexcessandbytheway

ofremovtion。

我们知道的其他的精神物质,在当下的生活中只是通过移动或通过与物质的东西的比较为我们所知。

因此当我们认识这些存在物时,我们需要回到虚幻的肉体,尽管这些存在它们自身中没有幻象。

因此仅在理性的框架下我们必然想象天使是巨大的有翅膀的人类、上帝是位居天上的伟大的长着白胡子的巨人,等等。

至于理性的知识被幻象所破坏这一问题圣托马斯有多严肃和有多连贯,我们很难判断。

但他在解释他的哲学对神学的服从时反复地利用了这个观点。

有点不连贯的是,他承认在圣经中被启示的真理也利用了感觉的想象,尽管在有些地方不如在其他的

地方那么多。

但是哲学中的弱点却是神学中的力量:

如狄奥尼索斯所说,神圣的真理借助不太高尚的形象比更高尚的形象更宜于发展;

这有三个理由。

第一,因为人类的心灵更易避免错误。

因此显而易见这些事情不是对神圣的真理的字面描述,神圣的真理如果借更高尚的形象表达出来,它们就可能导致怀疑,尤其是对那些认为没有比肉体更神圣的人而言。

第二,因为这与我们此世的生活中对上帝的认识更适合。

因为比之他所是的我们更清楚他所不是的。

因此由距离上帝最远的事情得出的类似在我们之中形成了一个更真实的对上帝的评价,即上帝是在我们对他可说的或可想的一切之上的。

实际上,由哲学与神学从这个世界得出的有关神圣之物的知识还有很多,尽管神学在这方面比哲学的缺点要少得多。

圣托马斯希望这两种有缺陷的知识在来世的生活中将被一种更准确的认知的方法所取代,那就是对神圣之物的直观。

圣托马斯认为哲学低于神学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后者比形而上学更普遍适用于大众。

如果不是因为对启示的信仰,既然很少有人具有学习自然神学的智力、时间或精力,将很少有人具有对上帝的任何认识。

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上帝存在的世界与仁慈的、道德完满的上帝是矛盾的;

因此,主仁慈地主指导我们坚持信仰那些即便是人类的理性也有能力加以考察的真理。

这样,所有的人都将能轻松地分享上帝的知识,没有不确定与错误。

无疑托马斯立场的这个总结引起了许多问题。

在探讨了将哲学与神学相联系的一些其他的方法后,我们应该试图想象一下对这一问题的的一个系统的答案怎么会被其他的系统的答案所批评。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托马斯的立场的两个问题,不管最后哪个系统的解决最吸引我们,它们肯定都会把我们搞糊涂:

首先,圣托马斯怎么知道哲学从不与神学冲突,其次,区分真实的与虚假的启示的标准是什么,哲学与神学发生过冲突吗,圣托马斯使我们确信哲学从不与神学相冲突。

真理是一,而不管我们是如何达到它的,。

上去的路与下去的路是一样的。

只是真理的来源是两方面的。

现在,尽管我们所讨论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超越了理性的能力,然而人类理性天然会知道的真理却不能与基督教信仰的真理相对立。

因为人类理性天然所赋有的显然是最真实的;

因此我们不可能认为这样的真理是错误的,也不允许我们相信我们所信仰的是错误的,既然它被以如此神圣的方式确定为是真实的。

因此,既然只有错误是与正确相对立的,就象从它们的定义可以明显看出的,信仰的真理不可能与那些人类的理性天然知道的原则相对立。

看看历史上占优势的观点,要说哲学与神学从来没有彼此冲突当然是令人奇怪的。

许多现代哲学家,如萨特和杜威,坚持认为没有超自然的上帝存在,这显然与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相对立。

他们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否认有死后生活或有任何来自超自然的起源和恩典的道德与人类价值。

即使在托马斯的时代如果只是如实地复述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话似乎也是不可原谅的。

即使是圣托马斯看作是“哲学家”(thephilosopher)的亚里士多德,也因坚持上帝和世界自亘古就彼此共存以及否认个体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含蓄地否认了世界自无中(exnihilo)被创造的基督教教义。

是圣托马斯简单地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和许多其他的前基督教(preChristian)的希腊哲学家一如怀疑学派—经常反对、起码是含蓄地反对基督教的一些启示真理的事实,还是他找到了其他的走出困境的方法,在13世纪,尽管许多重要的希腊哲学著作通过阿拉伯语的翻译已为穆斯林的知识分子团体所了解,但却不为拉丁语世界所知。

亚里士多德的绝大多数著作已被重新发现,并被翻译为拉丁语,但柏拉图及其他的希腊罗马的思想家的大部分著作却仍不为人知。

圣托马斯对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哲学有足够

的了解以至他认识到简单地描述哲学家们的观点通常会导致哲学与神学之间表面的冲突。

他通过主张如果哲学家与神学家发生了矛盾,则支持他们的论点的论据常常是不牢固和非决定性的而解决了这个难题。

例如,理性的确不能证明世界从无中创造这一真理,这确实是一个信仰的真理,但哲学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与之相反的论点,这也是真实的。

因此圣托马斯并不是说哲学家从不与神学家相矛盾,而是说真正的哲学从不与神学相矛盾。

他告诉我们:

如果哲学家所说的有与信仰相反的东西的话,这不能归咎于哲学,而是由于理性的不完善导致的哲学的滥用。

因此哲学的原则就可能通过指出它要么是绝对不可能的,要么是不必要的而反驳这一错误,就象信仰的内容不能令人信服地被证明一样,与其对立的观念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被证明为是错误的,而只能够指出它们是不必要的。

很有理由怀疑“真正的哲学从不与启示相矛盾”这个宣言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描述。

如果真正的哲学被理解为“从不与启示相矛盾的哲学”,那圣托马斯就没有告诉我们比“从不与启示相矛盾的哲学就是从不与启示相矛盾的哲学”更实在的东西。

区分真正的启示与虚假的启示的标准是什么,不管持这几种立场——它们赋予启示具有认识宗教的真理的积极作用——中的哪一种立场,什么构成了真正的启示的问题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现代的进步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或许仍会显得比13世纪时要严重些。

这是一个献身于伟大的世界宗教者们的交流大大增加的时代、一个文化碰撞的时代。

我们再对世界上各种宗教在教义内容上的巨大差别加以忽视或视而不见了,我们必须思考谁是正确的以及是否存在区分真正的启示与虚假的启示的方法。

即使在我们自己的西方文化内,建立在新的启示的基础上的新的教派也在不断地涌现。

我们为什么不加入它们,启示就如奇迹,似乎永远不会停止。

它们被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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