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概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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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会导致文化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
我今天不可能把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因素都进行阐述，我只能侧重其中的一点，或者两点，以之作为一个汇通点，把其它的层面连贯起来讲。
比方说我可以从地理环境入手来展开这个话题，然后再把它横向的拉开，引入其他层面。
其次，我还要提出一个万物自协调理论观点。
万物都是具有自协调、自组织特性的。
万事万物只要被赋予一个简单的力以后，不管把它放在哪个地方，它都会和周围的东西产生一种关系。
这就如一杯水，如果你把它泼到地上，它就会依据一种力的作用向四面八方渗透，或者是遇到一种阻碍暂时停顿下来，或者是突破阻碍继续渗透。
总之，在最后你就会发现它是一种不规则的形状，这个形状就是和周围的事物相关、互动而构成的一种形状。
这个形状很类似于文化的形状。
人类的文化是可以自我协调的、自我组织、自我规范、自我节律、自我适应的。
它在诸多互动、互构的因素网络中一定要找到一种最好的存在方式。
这个观念和生态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任何一个东西，它的任何一个因素被改变后，就往往发生一系列的相应改变。
任何一个东西被放到一个环境里去以后，就会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种协调的关系。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没有一种文化不是合理的，这也说明了没有一个文化不是好的。
依据它适应周围的条件而言，它肯定是最好的。
换一种角度来说，如果文化换一个环境，它的渗透方式也就会发生改变，发生改变以后，它也是最好的，至少相对于它所依存的环境，它是好的。
这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变相说法。
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自己加以协调的呢？
西方文化又是怎样自我协调的呢？
就是说它找到了怎样的一种形状或者模式使它们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呢？
这正好是要讲中西文化比较之前要说清楚的。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怎样自己协调的。
要讲清楚这一点，就必然会讲到中国文化所产生的那个地理环境。
而地理环境中最关键的因素则又是它的气候条件和资源条件。
尤其是气候条件，它可以说明一切生命都依赖于它。
在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不仅生命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它，和生命相关的一切行为和现象，例如文化现象，也往往依赖于它。
当地球的气候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相应的文化也就会相应发生一种比较大的变化。
举例来说，根据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地球的第四冰期到达了尾声，地球表面温度开始慢慢地上升。
到了距今五千年前后，地表的温度普遍转暖。
这么一种气候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效应呢？
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世界各个地方的文化，都基本上适应这种条件而作出了相应的变化和反应。
这个变化、反应的结果，就是在温带，在亚热带，例如北纬35度到40度这个地带，首先发展出了人类早期最辉煌的文化，例如地中海文化，包括古埃及文化、巴比仑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等等。
也就是说，到五千年前后，人类到此为止最辉煌的文化都差不多都在那个时候相继产生。
这不能以偶然性来解释它。
实际情况是，只要我们所在的地球给出了生命、生活、文化所必需的基本的相关条件，各种相关因素一旦不同程度地汇集到一起，就会产生互动、互构活动，产生种种协调、适应、组织现象，促成种种演化，于是文化、文明就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繁衍生发开来了。
大体上说来，五千年前后的文化，在这个纬度上发展得最辉煌。
这首先是和它所处的气候条件相关的。
说到中国，情形就更是这样。
我们经常讲华夏五千年文化，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
中国古代文化也确实是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发展得最好、最快。
那时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发展得最好呢？
竺可桢先生曾经把中国五千年的气候波动画了一个曲线图，学者们认为这个图是相当客观的测定。
依据相应的气候的变化，人们就可以找到相对的文化的缩影。
种种研究表明，一旦一个地方突然变得很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也往往容易发生改朝换代的情形，也往往同时伴随着大饥荒，频繁的干旱，水灾等等。
而当文化比较辉煌的时候，往往都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
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经常是这样的。
例如当商朝要灭亡的时候，气温就突然降低了。
唐朝兴旺发达的时候，气温就总是比较高，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根据气温会发现，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会同时发生和气温相应的波动现象，这是非常有趣的。
有人会觉得非常奇怪，事实上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因为一种物质条件的变动有可能导致相关的物质现象的变动。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什么时候容易出乱子呢？
显然首先是人们没有粮食吃的时候。
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一般都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因为气温一低，农作物就长不好，会相伴有很多的灾害，战争也往往会随之发生。
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迫于相类的恶劣的气候条件而不得不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时也就会容易趁着当时中国内部苦于天灾人祸的时机攻打中原，并且常常得手，对中国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
因此，古代中国文化在若干方面的起伏状态都是必然的，并且往往呈一种循环态势。
这就颇类似白昼和黑夜，日和月的循环现象。
当然，人类文化和自然现象毕竟是不同的，因为人类文化有一个自我累积并抵制淘汰的内在特性。
但是总的说来，地球--甚而至于整个宇宙--它本身的发展就是循环的，因此人类的文化从宏观的走势来看，当人类自身对环境条件的干预能力较弱的时候，其早期发展也就必然具有循环性。
如果只是以几十年为周期来看，这种循环现象可能不容易发现，但是象中国这么长的未曾中断过的以千年计的历史过程，就很容易让人们发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所以中国的文化就是依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相关的种种历史因素相应地不断发展、演化，一直到现代。
这样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原理，就比较简单明了。
当然，还可以用其他的许多观点来作出不同程度的解释，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讨论它们了。
更进一步地具体来说，为什么基本相同的气候条件下，中国的文化又会发展得和西方的不一样呢？
是什么东西使它们发展得不一样了呢？
首先我们还是从气候差别来看这个问题。
中国的最北方是很冷的，所以不太适合于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古代的南方按理气温高，应该适合文化的发展了。
但也不尽然。
因为古代南方的气候不是现在这样的。
最关键的是，当时南方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排灌系统落后，其土壤跟现在不一样，根本不适合农作物生长。
根据专家的研究，从远古的时代起，中国北方的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断地向南方移动，在经过蒙古大沙漠的时候，风力把细沙卷了起来，夹裹着飞扬，但是当到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时，由于风力不支，慢慢地沙尘又降了下来，经过长期的一个过程就在中原一带形成了约莫150多米厚的土壤层，这层土壤是非常肥沃的。
此外，如果此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它以西和以东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西的中国的气候比较湿润，雨量充沛，因此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就更加适合于农耕。
这样一种环境气候条件就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它是自然产生的。
它的这种生产方式和西方很多国家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农耕使得中国人可以长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叫安居乐业。
而游牧民族就不行，当一个地方的草被吃完了以后，就必须再换一个地方。
这种生存条件导致一种流动的生活形态，因此西方古代社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往往趋向于流动的生活方式。
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西方的地理气候条件不是很适合农耕，比如地中海一带，就非常贫瘠，地中海本身也很贫瘠，连鱼都不产。
但是为什么它这种条件同样能产生非常辉煌的文化呢？
这是因为它的地理气候条件提供了另一种潜力。
比如说，地中海的航路、航海业就非常的发达。
航路的发达使得商业就逐渐的兴盛起来。
有了船，就可以四通八达。
因此地中海周围的文化也是非常发达的，比如古希腊、罗马、古埃及等等都在这一带。
反观中国，既然可以安居在一个地方，就少受迁徙流离之苦，而这种长时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得中国的家族发展得很快，所以中国的家族往往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中原一带。
百姓，百姓，一个姓就是一大家族，其实岂止一百个姓？
一旦安居乐业以后，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起来。
所以中国的文化就其整体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更趋向于是一种静态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更趋向于是一种动态的文化。
这样一来中国文化中与静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励而蓬勃发展起来。
有人常说中国的宗法制、家长制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严重二字具有一种贬义。
其实它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而产生的结果，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最佳的文化果实。
如果相反，它就绝难有后来积累而成的辉煌文化成果，很可能整个国家跟欧洲一样，至今四分五裂。
这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具有自协调性的。
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的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的充分。
这种自由主义得力于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西方商业之所以很发达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正是西方文化自协调的重要表现。
所以中西方文化都是依据具体的先天的自然条件及后天的人性因素而互动互构发展起来的。
不同的客观条件模塑了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然，顺便提一句，我们这里谈环境谈得较多，但绝不是说环境就决定了一切，因为环境毕竟是横向性决定因素多一些，纵向因性因素相对少一些。
实际上决定文化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了。
这里因为以环境因素作为主要讲话契机，自然就要谈得多一些。
从地理环境我们可以追踪到一些文化发展的线索，当然不完全对应得那么紧密。
现在我们进而谈谈中国在这种环境制约条件下会有些什么独特的文化现象。
首先，如果这种条件下的民族安居乐业，老是相对久远地住在同一个地方，它的家族就容易繁衍起来，一代又一代连锁式地滋生，因为它所栖息的土地可以不断再生所需要的生存资料。
结果这个家族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人口数量越来越庞大，其相应的家族纽带也越来越繁复体系化，人际关系网越来越大，在这种条件下，谁来处理人际关系呢？
或者说，谁来当首领比较合适呢？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部落、家族强行挤入的话，既然大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论起来实际上就都是一家子，只不过慢慢地由于年代久远了，相互之间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不是那么亲密，但归根结底还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在一家人当中的矛盾该怎么处理？
你不可能借外来人处理，邦有邦规，族有族规，自家的事情只能自家处理。
那么听谁的，听来听去肯定只好听父母的、听年长者的话。
这是自然而然的。
因此尊老及相应而来的祭祖现象必然要在中国文化中产生。
也就是说，所谓的家族观念，所谓的宗法制这些东西，它一定就要这么自然而然地形成。
这种形成方式孽生了中国式国家的形成方式。
这若干的家族不断地繁衍，繁衍成越来越大的家，家大到最后就变成了国了，所以叫家国，家国。
国和家，家和国都是在一个规模上的变化，这样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家国主义，它有这么明显，这么根深蒂固。
我不是在暗示家国主义就一定是坏的，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主义就其所处时代的自律形式而言，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机制。
它非常符合它自身的生存条件。
它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模式是完全呼应的。
进而言之，中国社会中的与此相应的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种种制度、思想也跟随着以相似的模式发展起来。
比方从伦理方面来说，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子，就不应该争斗。
不是说中国人不会去争斗，因为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一种争强好胜的权欲，但是争斗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至少为适应这种具体的人际关系，就会产生出一种理论来，压抑这种争斗的思想，例如和为贵的思想。
什么叫和为贵？
因为既然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打杀杀呢？
显然和睦、和谐、相互间的体谅这类品德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历史地看，和为贵、爱好和平这种思想，必然在华夏文明，尤其在中原一带这种文化当中产生出来。
它不是从外国注入的。
诚然，人生来就有权欲，就有征服欲，但也不是毫无解决办法。
通过一定的环境、条件，人的先天的权欲会慢慢地激发出另外一种和它相生相克的关系，慢慢地把人性中某些过强的权欲、征服欲加以削减，使之被约束到一个比较能够被接受的程度。
一种中庸形态的德行准则逐渐成形。
单单这一点就很容易把中华民族和大多数的西方民族区别开来了。
如果说中国人生活在这个地方容易把天下太平作为一种理想追求的话，那么在西方世界情况就不一定了。
西方世界的社会生活动态感强。
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的农耕特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游牧业确实比中国要发达得多。
游牧业的特点就是老动来动去的。
放牧的时候，一个地方的草吃完了，不可能马上长出来，你就得不断地迁移。
加上地中海一代的商业特别发达，假如你去经商，漂洋过海，显然不可能把一家老小都跟着迁走。
这样的条件，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
很多人的冒险的精神容易被激发出来，被熏陶出来。
海上的贸易，面对大海，可以启示人思考自然力的狂暴，引起人征服自然力的雄心壮志。
当然，这种自立、自决行为方式和冒险精神也会从另一个方面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人们乐于争夺各种生存资源如土地等，乐于争夺一些要害地点，如港湾，航路等等。
英雄精神、骑士精神容易得到鼓励，于是发生战争的时间就特别多。
所以西方民族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很突出。
很多人问individualism，好战性为什么会在西方特别明显呢？
中国人当然也有这种东西，可是是受到压抑的，而西方民族那个东西非常鲜明。
为什么？
生存状态使然。
有人说西方人好战成性，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他那个好战的心理确实比中国人要强。
就是号称爱好和平的伊丽莎白女王对于自己的臣民到海上去抢别人的船只，她都要表扬嘉奖的。
她的将军在海上打劫了别国的商船凯旋归来，她是要分赃的。
这类海盗行为她并不认为不好。
在中国，你要那样去做的话，大家都要谴责你。
那是不对的，是去抢劫别人。
但是，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英雄行为。
所以两个民族由于各自的生存空间条件陶冶出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当然，近几百年来，西方人也不断地试图压抑这种情绪，可是时起时伏，还只是压抑到了一定的限度。
民族深层心理结构被客观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千年来的陶冶，把它模式化了，定型了，塑造了一种民族性格，是不可能一下就改正过来的。
我们还可以进而提出一个问题：
儒家的思想为什么会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产生？
因为儒家那一套思想，比方说扎根于周礼的那一套思想，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整套东西之所以会在中国文化中起那么大的作用，也是在相当的程度上由于上面提到的诸多地理环境原因所致。
整个家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子，自然条件导致的生理、心理模式自然会对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产生水到渠成的定势作用。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最该受尊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从大一点的角度而言，其实那个皇帝在政治功能上有的时候就像家庭里的长辈。
现在很多人把这叫作什么呢？
家长主义。
言外之意是家长主义一定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家长主义在古代中国中一定要产生，才可能产生最佳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
国就是一个大家，那个长，父辈祖辈的，就是应该称为长。
在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中，相对而言，在处理各种争端的时候，父母能产生公心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说到底，其他成员都是自己的孩子。
偏袒行为有时可能会有，但总体来说，还是会比较公正的。
而父母之外的其他成员由于自己就处于利害得失之中，难以不偏不倚。
当然后来的皇帝不必一定是家庭中的长辈，但是这种家庭传统要求皇帝总是象长辈那样把下面的百姓看成是自己的子民，要求皇帝要以相应的德行去处理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
换句话说，家庭中对父母的孝敬心必然推而广之地应用于邦国范围内对帝王的忠心。
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也必然推而广之地被要求应用于邦国范围内成为天子对臣下及庶民百姓的关爱与宽恕。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何以儒家的整个一套政治理念会以孝为中心概念，主张以孝治天下。
因为一个人只有首先在家庭里面学会尊重自己的父母，才有可能在社会上推己及人地去尊重别的一些长辈、别的一些领导人物。
比如说皇上，对他要忠心耿耿。
当然对他的忠也不是说一定要愚忠。
反过来说，皇帝就像一家之主，如果自己的行为不足以以身作则，就难以被看作一个称职的皇帝。
对于臣下，他要学会宽宏大量，要学会宽恕臣下。
忠和恕两者总是相辅相成的。
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一种基于仁、义、礼、智、信的理解与默契。
这一套东西在现代人眼中看来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必然产生这样一套政治思想，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最佳地符合它的条件，解决它所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
所以儒家思想必然要在中国产生。
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关系功能的相对松弛。
既然要以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当然就不可能以家庭中的某一成员，例如父母，为中心，也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孝敬观念。
而孝敬观念恰好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
这样一来，儒家思想体系就难以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历史形态，什么叫历史形态?
西方学者，比如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这么五种形态，或者说至少有这么五种形态。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社会必然是依次地按照上面提到的顺序经过这些形态呢？
我认为不一定。
当然马克思最初也没有系统地论证说五种形态必须一一经过，绝对不能跳越。
可是后来在俄国人那里就把这个思想搞得僵化了，认为好像非要每一步都走到。
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是可以跳越的，有些形态可以不经过。
在顺序上可以打乱。
当然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五种形态，这是对的。
但是我要提的问题是：
什么是奴隶社会?
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
在五四的时代学者们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学者们认为，中国这个情况拿来跟西欧的一比，好像中国没有奴隶社会。
什么叫奴隶社会？
这首先要看什么叫奴隶。
如果一个人失掉了人身权，完全依附于另一个人，而且他生产出的东西都全部归于他的主人，那就是奴隶。
但是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情况好象并不是那样。
封建社会倒勉强可以找一个周朝来贴上标签，像奴隶社会这样的社会就不容易找到了。
不是说一个社会中只要有了奴隶就是奴隶社会，而要看奴隶的数量在整个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及具体受奴役的程度。
我们看看西方奴隶社会，例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
那种奴隶社会是比较典型的奴隶社会。
因为那种社会中奴隶的数量很多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奴隶与自由民的比例相差很大。
所谓自由民，就是有选举权的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是1比5，有时还可能是1比10以上。
所以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城邦中，自由民只有几万人，而奴隶有几十万人，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据说都有3到10几个奴隶，所以说那种奴隶社会、奴隶制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奴隶制。
而中国的古代社会,你仔细查查，发现虽然不同程度地有过奴隶现象，但是其数量还远远不足以构成一个真正奴隶社会。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问，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西方的社会,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容易产生奴隶制，而中国的社会就不容易呢？
或者说它的程度比较低呢？
这很值得探讨。
当然下面的话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根据我刚才上面讲过的话，你们自己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奴隶虽然来源于多种渠道，比如说来源于借了人家的钱没法还而卖身奴隶，但这一类奴隶数量相对要少得多，大多数的奴隶主要都来源于战俘。
一次战争后，巨量的士兵被俘虏过来了。
俘虏过来你怎么办？
如果是关在监狱里面你还要喂他的饭呢，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监狱呀。
那怎么办呢？
几十万，几十万的人，应当怎么样处理呢？
让他劳动，强制他劳动，并且剥夺他的劳动成果，于是这些战俘就成了奴隶。
古希腊、罗马的贵族们在发战争横财时，分得的战俘，也算一笔财富。
打仗有功的士兵也可以捞到点这类财产，这是一种会说话的财产，比现代机器人还好使。
由此就可以推论，如果一个社会的奴隶制特别发达，就意味着它那个地方战争特别频繁；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在古代社会中异族战争频繁的话，也就最容易产生奴隶制。
因此，古希腊、罗马所处的地中海一带，一定是经常发生战争的。
事实上也如此。
这种频繁的战争产生大量的战俘，这些战俘怎样处理？
就变成了奴隶。
所以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可以说必然要产生，就它当时的那种地理条件、民族因素及相关的历史原因，必然要产生这么一种奴隶社会。
而在中国你就发现这种条件不但不是那么充分，反倒有一种内在的抗奴隶机制。
尤其在中原一带，既然民族主体都是华夏民族，都在这个地方劳作，都是一家子。
你如果编不出名正言顺的借口，仗就打不起来。
师出无名，必有败军之虞。
师出有名了，也得是所谓仁义之师才行。
打了胜仗的一方，也不好意思叫战俘永远作为奴隶，因为说到底还是自己人，有血缘关系在里面，在对阵时，父子朋友各为其主的现象很多。
所以在大多数的场合，多半是呼吁败方弃暗投明，或者将这些农民遣散回乡，种地去了。
当然，例外情况也有，比如据说白起坑降卒40万，就被历代史家所谴责，人神共愤，可见残暴的行为总是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的抵制。
所以在中国推行象西方奴隶制那类非人道的制度不容易获得认同，故而象西方社会那么完整的奴隶社会也就不容易产生。
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上述地理环境、民族因素及相关的历史条件促成的。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大家经常讨论过的，从五四以来就不断在讨论的问题，即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
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但是有技术。
怎样解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要从方方面面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得专门开一个讲座才行。
我只能用不多的话阐明它。
首先，你如果说中国有没有科学，你就得说什么叫科学，然后才能说它有没有。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先为科学正名。
有的人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真理，科学实际上不等同于真理。
科学主要是一种方法和一种组织严密的概念系统。
它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是条分缕析的方法，是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框架。
它把一套概念有机地组织架构成一个系统，然后再按步就班地一步一步推导出必然结论。
因此客观上它有助于我们去发现真理，去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但它本身还不能说是完全就等同于真理。
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不仅中国古代有科学，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科学，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它不知道用实证的东西去发现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民族不知道说话或写作一定要有逻辑，要有条理。
区别只在于各民族的科学形式和发达程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简单地说成是没有科学，那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说法，说在中国古代，西式科学，或西式理论科学不那么发达，这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许多人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
科学趋向于理论性，技术趋向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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