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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经营国有事业及计划建设方案，并指导一切建设实施之责”。
1932年改组后设总务、设计、事业3处并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
建委会是一个以经营“国营电气事业”并“监督民营电气事业”为主兼及水利、采矿等事业的管理机构。
1938年并入经济部。
经济机构的调整
国防最高会议是全国战时最高经济决策机构
经济部:
合并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
交通部:
1937年合并铁道部
粮食部:
1941年
财政部:
统制对外贸易
子口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及自内地运送土货至通商口岸出口类似税票时所纳的抵代通过税的一种税款。
这种抵代税相当于进出口税的一半，故又称子口半税，这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内地税主权的一种税制。
其目的在于保证低水平的协定关税充分发挥作用，把进出口商品的内地税也纳入协定范围的一种税制。
南三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北四行：
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
（三）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v参见陈争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P115-117
v1、中国工业化大致经历了国资启动——民营为主——国家垄断三个阶段。
v2、近代中国工业化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v3、在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发展不平衡，
封建土地关系包括：
地权分配关系和土地租佃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是前的表现。
清前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1.中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已具有比以往更大的规模。
2.随着国内市场的显著扩大，长途贩运进一步发展，其占全部商品值的比重已达20%左右，大大超过明代。
3.在城乡市场上，活跃着大小商人资本。
中日贸易、中国与南洋（东南亚地区）国家贸易以及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这三大方向海路贸易。
·
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洋务派企业。
1868年设翻译馆。
洋务军用企业的封建性：
1.企业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洋务派官僚手中，但终究归清王朝所有其资金来源于清廷的财政拨款，企业的一切事务都必须有封建政府来决定。
2.创办的目的是给清军提供武器，产品不投入市场，不考虑市场的现实需要。
3.这些企业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镇压人民反抗服务的。
4.这些企业的管理体制上沿袭了封建衙门的一套办法封建的人事关系充斥于企业内部，贪污等现象比比皆是。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是从航运业开始的。
有官办（湖北汉阳铁厂）、官督商办（主要形式）（直隶开平煤矿）、官商合办三种形式。
《明定国是诏》：
变法内容经济措施：
设立农工商总局
“清末新政”：
与第一次立法高潮
1.设立经济行政新部门。
1903年正式设立商部，以示讲求工商，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
并将原属商部管辖的轮船、铁路等交通运输业和邮政、电信分离出来另设邮传部管辖。
（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2.中国近代立法的第一次高潮1904年《公司律》（有限责任制的实行，减少了投资的风险，有助于促进传统的封建收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投资。
注册制的实行，减少了创办公司时不必要的环节，原则上保护了华商设厂的经营权。
）和《商人通例》3.洋务民用企业的重要变化4.清末的抑商乱政
恤商惠工：
清政府为促进中国近代工商实业的发展颁布的政令，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南辕北辙，出现了种种矛盾，实行了抑商乱政。
清政府顽固地执行危害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特别是坚持实行严重危害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
在巨额庚子赔款的重压下，清政府将赔款强硬的分摊到各省，加重了搜刮的残酷性。
1912.11.1在北京召开全国首届工商会议内容：
1.迅速制定各种经济法规2.改变垄断政策，许民自由经营，并尽保护提倡职责3.确立设定特别保护法，实行补助和保息；
4.裁免厘金，改良税则5.提倡国货，仿制洋货，振兴本国制造业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先后担任工商、农林和农商总长期间，1912.8-1913.7和1913.9-1915.9，北洋政府在对清末法规延续及修改的基础之上，比较系统地制订和颁布大量的经济法规法则，形成近代第二次立法高潮（辛亥革命）。
《公司条例》、《商人通例》
国民革命与第三次立法高潮（1928-1933）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民法》形式制订统一的民商法典。
1929《公司法》、1929年，《商会法》、《中国同业公会法》（中国近代首部）、1929年，《工厂法》
评价：
第三次立法高潮中仍有种种局限，但是总的来说它使中国基本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经济法规体系。
南京国明政府制订的这一系列经济法规，基本上代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的高水准，在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史上有较高进步意义，对资本主义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
废两改元：
1933年3月10日，中国币制开始废用银两，改用银元。
银两是中国历来通行的货币单位。
近代，银元广泛流通，形成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的局面。
1917年虽有倡废两改元之议，迄未实现。
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
这次货币改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银本位制，结束了中国货币混乱的局面，使中国币制开始走向统一，走向近代化，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改革意义。
这一改革也有利于中国金融业新旧势力的消长，钱庄等旧势力受到冲击，新式银行业进一步占了上风。
这一改革也加强了国名党政府对全国货币发行权的控制。
但是到1946年后，蒋介石政权为弥补财政、军费不足而滥发纸币，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白银风潮：
1929~1933年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为摆脱困境，实施白银政策，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
中国作为非产银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白银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爆发了白银风潮。
白银风潮使中国财政金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币制改革。
法币改革：
1935年11月3日公布了《法币实施办法》，宣布废除银本位，实行白银国有。
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一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其他货币限期兑换法币。
法币可以无限制地兑换成外汇。
改革后的中国币制是一种汇兑本位制，即国家银行以供应外汇来保证币值的稳定。
随着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将越来越看清法币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正效应。
第一，以法币统一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
第三，法币改革后缓解了从前通货不足的局面，使物价开始回升，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进而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第四，法币改革成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
同样基于长远考虑，法币改革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五，从长远方向考虑，法币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是进步的，它是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过程中不可跳过的一环。
相对于旧的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它能够更深、更广、更多层面的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这也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之一。
法币制度的局限性：
（1）由于它是国民党政府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实行的，所以一产生就打上了殖民主义的深深烙印，成了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靠，对内搜刮的工具；
也给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货币权造成了机会。
（2）法币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官僚金融资本垄断体制，加强其对民族金融资本的控制。
日后的通货膨胀，法币贬值，使人民遭受损失，无疑是对人民的掠夺。
裁厘改统：
1930年底，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自193年起将所有全国的厘金和具有类似性质的税收，以及常关税，子口税，复进口税等一律裁撤。
为了弥补裁厘所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统税。
统税是对主要工业产品征收的货物出厂税，一种商品在一次性课税后，即可行销全国，不再纳税。
厘金：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
厘金税是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而设立、.的，是在主要水陆关卡向过往客商征收的货物通过税，后成为地方政府固定的重要财源。
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举措：
1.整顿财经。
“裁厘改统”2.建立金融垄断体制。
四行二局：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1928-1935、）“废两改元”，“法币改革”3.发展国家产业资本。
1928年分社交通和铁道两部交通部主管全国邮政、电证、航政及监督民办航空业，铁道部主管铁道和公路，
善后大借款：
1913年4月26日晚，
袁世凯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等人为全权代表，未经国会讨论通过，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汇丰银行与英、法、德、俄、
日五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
“善后大借款合同”二十一款、附件六号。
借款总额英金2500万镑，对外发行金镑债券，年息五厘，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即按2500万镑的84％计算给北洋政府），债券发行后，被五国银行团扣除了到期各项赔款、借款、垫款后，
实际得到的资金只有760万英镑。
借款以盐税、关税和税源较多的直隶、山东等四省的中央税作担保，期限47年，偿清善后大借款本息共计6,789．36万英镑。
西原借款：
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
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了一系列款项，其中最大的八次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这笔外债就叫“西原借款”。
为取得这笔款项，段祺瑞把东北的修筑铁路，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为日本后来全面侵占东北埋下隐患。
从经济角度看,西原借款是一战期间及其以后日本经济格局变迁与中国军阀经济需要相结合的产物。
借款表面上是以经济为主,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贷款,借款的实际用途显示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寺内内阁之间相互勾结的实质。
西原借款对中日两国均有不利影响。
“俄法洋款”、“英德洋款”、“续借英德洋款”三次大借款，款额分别为4亿法郎、1，600万英镑、1，600万英镑。
三大洋款是近代中国首批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借款。
它使列强掠夺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而借此为契机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它是近代中国在财政上受制于列强的开端。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将借外债视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手段，形成财政上的对外债的依赖。
二是因为外债的担保使得中国财源受到列强的更加严格的控制。
三因偿债所形成的重负，导致政府进一步陷入贫困化的境地，制约其推动经济近代化的能力。
同时也加剧国内诸多的矛盾。
如为偿债而增加捐税，因摊派外债而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对立。
（一）外债
v晚清时期
外债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1874-1894年间共举债26笔，计4137万两，相当于此前21年间外债额的9倍。
甲午后，清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1895-1899年共举外债七次，累计37000万两，主要是偿付对日赔款。
1900年，《辛丑条约》规定赔款45000万两，年利4厘，期限39年，本息合计98323万两。
自甲午到清王朝崩溃的世纪年间所举外债高达12000万两，这些外债大部分由赔款转变而来，并以中国的关税、盐税和厘金作担保。
西征借款：
1867年至1881年，左宗棠西征期间，共借款６次，总额近1600万两，形成第一个举债高峰。
这批外债不仅仅是以应急需、暂时挪借周转之款，而且开始具有政府债款的形式。
它通过中央政府的认可，并要求其他以协饷偿还外债。
民营工业发展的缺陷
⒈虽有较大发展，但尚未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成分⒉工业结构的不合理性⒊工业配置的不平衡性⒋资本不足，规模偏小⒌机械化程度低，技术进步慢⒍投机性重
近代民营经济发展探讨
（一）发展动力
纵观整个近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其发展、兴盛则有其共同的一般的原因。
1.世界政治经济运行间或提供的发展机会。
2.国内政策暂时的鼓励和支持。
近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初期发展与清王朝被迫推行新政、放松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新的兴办民营企业的浪潮,也与北洋政府为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制定的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法令有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诸如关税自主、鼓励私营企业等一系列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3.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对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4.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投资、积极经营。
在社会舆论要求实业救国、设厂自救的鼓舞下,在工业企业利润的吸引下,民营企业家积极投资进行工业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经营,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培养管理人才,大大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民族工业之所以命运多舛，步履维艰。
1，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外在的压制。
而中国民营经济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边缘，难以形成独立的发展道路。
2，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具有特殊内涵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联结封建主义，不允许民营经济自由发展。
3，缺乏一个能真实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府。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曲折的历史命运,不仅是经济因素所致,更多的是政治制度使然。
民营经济第二个黄金时期
抗战前十年，民营经济仍有较大发展：
（一）发展原因
1.国民政府建议法制经济的努力及其供给的相关法规制度，规范了市场，降低了交易成本。
2.国民政府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供给，改善了交通运输等条件，便利了交易，扩大了市场3.新式金融业的发展，方便了民营经济融通资金。
4.抵制洋货运动，扩大了国货的销售市场。
5.国民政府的权威的建立和社会的相对稳定。
在政府的统制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仍有所发展，原因在于：
1.政府相关制度的激励和扶持。
抗战后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工业奖助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调动民间投资设厂和壮大民营经济的积极性。
在人员培训、技术和器材上，辅助民营工业。
2.市场利润空间的诱致。
3.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驱动。
4.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入和易得5.集聚效应与外部经济性的召唤。
（三）战时民营经济的盛衰
以1942年为界，之前民营经济继续发展，之后出现衰退。
发展原因：
政府相关制度的激励与扶持；
市场利润空间的诱致；
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驱动；
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流入和易得。
衰退原因：
战争环境的影响；
恶性通货膨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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