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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和学者们们认为，只有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才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惟一途径。
而要想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一是必须提高国民的科技水平；
二是必须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
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况且当时韩国的科技水平也很高。
但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国外引进获取的。
这就需要有一种运动来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从而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
3、财力和物力的积蓄使新村的建设成为可能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
其中新农村运动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水泥和钢筋有剩余。
（二）新村运动的实践
针对城乡发展失衡问题，韩国政府从1970年起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
同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村运动”，希望通过这一运动将“所有的村庄都能从落后的停滞的传统村庄发展成先进的现代村庄”。
韩国新村运动至今已开展30多年，新村运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基础设施建设阶段（1971——1973年）
1970年11月，韩国政府首先拨款20亿美元启动“新村运动”，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个阶段最令人惊讶的是“水泥效应”。
1971年水泥生产供大于求，库存积压严重。
政府决定免费向全国3万余个村庄发放水泥，平均每村335袋，每户4袋，并明确规定这些水泥只能用于村里公共事业。
地方政府则提出了修桥、河堤、草屋改造、改善饮水条件、修建新农村会馆和村级公路等20多种乡村建设项目，交给农民自主开发，政府则派技术人员指导村镇制定建设规划。
为了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新村的热情，韩国政府在投资方面还确立了“先动先扶、不动不扶”的原则，根据各村利用政府物资的效率，将其分为自立村、自助村和基础村三个类别。
政府的援助只分给农民参与程度高的村。
对那些达到政府要求的村，政府第二年再加拨500袋水泥、1吨钢筋；
对那些干得不好的基础村，第二年则取消相关供应。
但如果基础村工作面貌发生了改变，政府还可在第三年追加1000袋水泥。
一开始，韩国三万五千个村，一万六千个村动员起来，这种实物形式的“物质刺激”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多村子加班加点，竞相赶超。
这样大家形成竞争氛围，比学赶帮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到1978年最差的村基本消失，三分之二变成自立村，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政府还发放补助和提供长达30年低息贷款，并推荐12种标准住宅图纸，让农民改造住房，受到极大欢迎。
同时，交通的改善大大减少了水泥等建材的运费，降低了建房成本。
扩散阶段（1974——1976年）
这一阶段，新村运动迅速扩散到厂矿、学校和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
新村建设的重点也从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到了增加收入和改善提高生活质量。
政府为此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的计划和措施。
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
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
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
同时还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并不断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
这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批评和责难。
但经过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和社会实效。
这一阶段，农民合作组织、农村金融组织、农民技术推广教育组织得到完善。
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不断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
培训和信息、宣传大部分的工作转到民间团体、大学、科研机关。
比如韩国的190多个大学，几乎所有大学都参与了新村建设，大学生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就给学分，学者的研究也走出学院，更加切合实际，很多学者把参与新村运动当作自己的使命。
政府则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
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
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这个阶段三农问题基本解决了。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
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进入21世纪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为巩固“新村运动”的成果，韩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再度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
尤其是2004年以来，韩国政府开始推行的“一社一村”运动更具代表性，即城里的公司企业自愿与乡村建立合作交流关系，对其进行“一帮一”支援。
这项运动得到了卢武铉总统的首肯，并由农林部列为2005年的重点方针，现已列入新的五年规划。
目前，“一社一村”活动意义深远，正逐步扩大为“一校一村”、“一小区一村”、“一店一村”、“一机关一村”。
新村运动的成效：
通过多年的努力，“新村运动”已经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韩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实现了经济腾飞，城乡发展的差距大为缩小。
实现了城乡的和谐统筹发展。
自1970年以来，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长期保持在1∶0.8～1∶0.9之间。
1993年，韩国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
2004年，韩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是1∶0.94。
而我国城乡差距到2005年则是3.22：
1，我国农村有些地方甚至还吃不饱饭的现象，就连电视目前还有2460万的农村人口看不到。
（三）新村运动取得成效的因素分析
韩国的“新村运动”，历程之短，成就之大令世人瞩目。
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
“新村运动”开始之前，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
而农民生活不提高反过来又难以恢复农民信心。
所以“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
在新村运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村教育。
韩国新村运动的元老们一致认为，新村教育是新村运动的核心。
新村教育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狠抓农民培训，提高农村教育水平。
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是一名军人，有趣的是他还是师范学校毕业，出生于农村，当过农村教师，会作词作曲。
著名的《新村之歌》就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的。
这也是韩国政府在当时那样重视新村教育培训的缘故。
为了培训“新村运动”骨干，韩国中央和地方都设有相应的培训机构。
其中，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10年间为基层培养骨干人员16.5万名，受到农业技术教育的农民也达到2700多万人次。
韩国政府还安排国家公务员、社会名流、知识界人士和企业老总等参加新村教育，与新村建设指导员一起同吃同住，开展讨论。
政府还动员大专院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
在这之前，中央各部委可是各唱各的调子，交通部只关心修路，农林部只关心大米和粮食生产，电力公司只关心城市和工业用电，学校只关心办学招生。
一开始，工商界总裁们很不愿意参加培训，他们认为和农民一起培训学不到什么，另外居住条件有限，再说公司很忙，日夜加班，满脑子是扩大出口。
国家发起新村运动时，新闻界也没有介入，他们一直认为新村运动是一种“政治教化”，持有批判态度，对宣传报道并不感兴趣。
而当这些社会精英们参加培训后，都被那些活生生的农村感人事迹和农村面貌的焕然一新所折服。
他们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而且通过与农民学员一同吃住，学习和讨论，了解了农民的诉求。
当农民在台上讲到为了办一次手续，为了中午一顿饭，省下一点钱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郡、面（县、乡）政府却遭到冷遇时，台下的公务员们脸红了。
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些社会精英在培训期间不仅得到政策与知识培训，还深深被农民在艰苦的条件下表现出的无私和爱国心感动了。
仅仅1970年到1984年就有10500名社会精英参加了培训。
这对韩国建立和谐、诚信、文明的社会可以说发挥了巨大作用。
至今韩国新村运动仍有生命力就是因为韩国国民普遍接受和积极参与过这一新村建设。
2.长远着眼，小处入手。
新村运动之初上马的建设项目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
这些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
并且都是从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入手，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其作用立竿见影，容易激发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
在实施中，也很容易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
4.以工业发展积聚的国力反哺落后的传统农业。
政府以工业的强劲增长为后盾，最大限度给予了农村财政支持，平衡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财富分配。
同时，政府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优惠政策，发展乡村工业，以至农民的收入得到很大提高。
5.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责任到人。
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推进、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
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了专门机构，在中央一级，具体的领导部门是民政部，其他部委大都被列为支持性机构，并在内部设立了计划和管理“新村运动”项目的专门机构。
1972年还成立了“中央新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调中央各部门积极参与新村运动。
以下各级政府也层层复制这种模式。
政府还实行公务员对新村建设指导责任制，规定县乡两级公务员每人每周到村里指导不少于两次，并对落实情况进行严格考核。
对帮扶工作做得好的予以提拔，对做得不好的则下放到山区或岛屿工作。
另外，还推出新村建设指导员机制，新村指导员由村民选出，与“村庄发展委员会”一起负责本村的新村发展计划和集体性工作的具体组织执行。
这些人虽然是业余兼职，志愿服务，也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但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本村选什么项目、怎样执行这些项目有建议权。
他们没有固定报酬，但政府给其一定的精神和物质的奖励。
日本造村运动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韩国“新村运动”的确对改变其农村面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据考证，日本两次推进的新农村建设的时间远远早于韩国。
韩国的“新村运动”也是在认真研究借鉴日本新农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而展开的。
就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框架设计而言，日本优于韩国，而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保障体系，使其新农村建设一直持续至今，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国家。
综观日本推进农村建设的进程及农村现状，日本的经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日本造村运动的实践情况
1.第一次新农村建设（1956年开始实施――1962年底告一阶段）
与我国一样，日本农业也是弱质产业。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也遭遇过饥饿期。
当时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和农村青年对未来的农业和农村失去信心等问题的存在，使日本当局迫切要求改变农村的现状。
1955年12月，时任内阁农林大臣的河野一郎针对农村存在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并得到国会众参两院议员的普遍赞同。
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确定为在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下，最大限度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强化农业基本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农民合作，提高经营水平。
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三项工作。
一是确定推行区域。
根据河野一郎建立农民经营共同体的主张，推进的区域确定在900户及1000户规模的村庄，并以此推动农户的经营联合。
自1956年至1960年，政府共指定4548个市町村为实施区域。
二是建立新农村建设推进体制。
被指定的市町村分别成立农村振兴协议会，通过发扬民主的方式，集中农民的智慧，与当地政府部门及团体充分协商，制定农村振兴规划并付诸实施。
三是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
主要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农村通电通信、建立公共设施、发展畜牧业等领域。
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除当地农民资金及政府农业金融机构贷款外，国家还采取特殊补贴方式，并不断提高补贴水平。
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相当可观。
据统计，自1956年至1962年的7年间，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补贴总额高达480亿日元，最初平均每个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市町村费用高达1000万日元，其中40%由中央政府补贴。
7年来，在国家优惠政策和资金补贴的扶持下，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顺利完成。
由于小规模零散的土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普遍得到整治，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产出率，而且还为大规模实行机械化作业奠定了基础。
大批农村公共设施的建立，促进了农民的进一步联合。
更为可喜的是，调动广大农民建设自己家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村青年更是重新唤起了务农的热情。
2.第二次新农村建设（1967年――1979年）
1960年11月，池田内阁颁发了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提出国民收入及生活水平要赶上西欧发达国家的目标，目标的确立使日本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1968年成为仅次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虽然推动了农业发展，但也给农业及农村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使其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还造成了工农收入和城乡差距的拉大。
日本农业和农村还面临劳动力不足、经营规模过小、机械化程度偏低、农民住宅居住条件较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设施落后等一系列矛盾。
从外部看，日本虽然于1955年9月已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但至1965年，欧美列强尚未对日本农业施加压力。
伴随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及对外出口的激增，欧美自60年代中期开始向日本农业施加压力，逼迫其开放农产品市场，日本农产品开始面临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挑战。
为了有效解决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日本政府于1967年3月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出台谋求经济产业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适应国际化经济发展趋势、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环境污染等一整套政策措施。
在农业及农村方面，该计划则强调全力推行综合农业政策，推进农业及农村现代化。
这被日本农业界称之为“第二次新农村建设”。
推进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宗旨是在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建设力度，全面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其主攻方向首先放在提高农业经营现代化水平上。
为此，政府大量投资，强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条田化、暗渠排灌、农用道路及农业防灾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改善生活环境方面，提出了“把农村建成具有魅力的舒畅生活空间”的目标，大力推进保护农村自然环境，改建和新建农民住宅，为农民建立集会活动场所，充实学校、医疗单位，建立农村保障制度并加大扶持强度。
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政府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
此举不仅抑制了大量农民流向城市，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变了农村面貌。
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的区域规模及资金扶持力度远远大于第一次。
国家指定的3100个市町村，约占当时日本市町村总和的80%。
每个市町村除政府补贴9000万日元外，还由国家农业金融机构贷款2000万日元。
日本“造村运动”的成效在政策与资金的大力支持下，第二次新农村建设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效果。
大大加快了农业与农村现代化进程，农业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急速上升。
据统计，在第二次新农村建设的1967年至1979年13年间，农业生产总值增幅高达177.6%。
可以用以下“四高”来说明。
一是农民收入水平高。
日本农户平均经营面积仅为1.6公顷，但经营规模过小并未成为抑制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由于国家强力扶持与农民精细化经营以及非农就业收入激增，日本农户户均收入自上世纪70年代底开始一直高于城市工薪家庭。
2002年户均纯收入784万日元，折人民币56万元，人均17万元。
而我们国家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才为3255元；
二是农村城市化水平高。
日本是亚洲农村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
2002年农户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7.8%。
日本城乡差距较小，农村基础设施健全，社会事业发展较快。
农村自然环境的巨大魅力吸引大量城市居民返乡居住，农村已成为城乡居民混居的社区。
三是农民经营素质高。
日本教育闻名世界，农村和农业教育十分发达，大学毕业返乡务农随处可见，农村基层干部具有较强的管理农村的经验。
四是农产品质量水平高。
日本是世界上生活质量较高的国家，其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格化水平居世界前茅，安全化生产已成时尚。
（三）造村运动取得成效的因素分析
1、行政力量助推，建立健康的运行机制。
日本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农民自发和社会组织，众多积极因素及一系列健康机制的形成，都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推动。
首先，他们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运作体系。
其次，构建了强力的财政“反哺”体系和工业“反哺”体系。
第三，注重发挥农技服务作用。
在农业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推广、农民素质培训、生产良种供应等方面建立了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强大的保障机制是日本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法宝
日本农业与农村现代化之所以能在亚洲独树一帜，能在农业经营规模较小的不利条件下开创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先河，关键是国家建立和健全了各类保障机制，从而确保了农业和农村的各项制度能在良好而顺畅的环境下运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资金、科技是确保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三大保障要素。
综观日本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它的保障机制具有明显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等特点。
还有就是它的政策与发展规划几乎全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不受政权更迭和领导层人事变动的影响。
日本国家财政对农业与农村的支持力度和保护程度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若再加上地方政府预算支出，财政支农资金超过农业GDP总额。
3、坚持依靠科技创新，突出产业支撑作用。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科技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
贫乏的资源阻碍了日本农业的广度发展，但科技的力量却促进了深度开发，大面积的黑土、泥炭土及泛碱土生长出了极大的财富。
例：
千代川町的一个两兄弟合伙办的绿色企业，可以看出日本农业企业的现代化水平。
这对兄弟合作投资了1.7亿日元，建起了6800平方米的永久性玻璃大棚，从事蔬菜无土栽培，走进玻璃房内，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足球场般宽阔平坦的板块，各色作物有序地拼合其间，令人赏心悦目。
在参观时，主人按动电钮，各个板块相互叠加。
来访者可以径直走到需要了解的作物近前。
各种作物所需的营养都经电脑控制，配置成营养液，再通过管道直接传送到营养盘里，比利用土壤栽培要省事得多。
走进他的蔬菜整理车间，发现蔬菜整理也都是机械化操作。
比如洗葱则通过洗葱机的清洗，再输入传送带，进行塑料包装，然后再机械装箱。
这对农民兄弟，脑海里怎么也无法产生“农民”的印象。
像此类高规格、高科技的现代农业企业在日本农村已不鲜见。
德国的新农村建设
（一）德国农村改革的实践：
二战后的德国，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地区的情况并不乐观而战时和战后恢复工业经济的迫切，使工农业剪刀差的问题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这种现实压力，造成大批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地区，迁往城市人口密集区，农业的萧条使城乡社会经济差别迅速拉大，同时进一步使城市不堪重负，在就业、环境等诸多方面面临严峻局面。
在此背景下，巴伐利亚州开始一个著名的试验――巴伐利亚试验，而且一搞就搞了50多年。
这也是德国新农村发展模式中最有代表性的模式，也就是城乡等值化模式。
所谓“等值化”，指的是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而非形态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包括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等，使在农村居住仅是环境选择、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
这听起来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从１９９０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
其主要思路如下：
一是制定“村镇整体发展规划”，如调整地块的分布，改善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等；
二是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积极推广农村机械化作业，组建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
三是保护传统文明，如整修传统民居、建立博物馆等；
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推行“双元制”教学，让孩子从小既学文化课，也学实用技术。
同时，文体娱乐活动也被他们看作像吃饭穿衣一样的平常事，村庄里各种娱乐设施齐全。
通过改革实现了“在农村地区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的，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
农民工作模式发生改变，企业化的生产和管理，使农民变成企业职工。
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德国农村改革的成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证明，德国的农村改革实践是比较成功的。
德国媒体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名为“德国哪里生活最舒适”的排行榜，而登上榜首的往往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村庄。
一个农民对记者说：
“在德国农村生活，丝毫不亚于城市。
”不仅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且还总结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理想的农村发展模式，并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试验。
这种模式在中国也有一试验区域。
1990年，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赛德尔基金会共同在山东青州南张楼村开始合作试验。
至2005年共往该村的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约450万元人民币，但从未向企业投过1分钱。
15年后，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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