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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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自由主义或者是激进主义不具备这些素质，但是儒家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几千年以来，它本身的，它的哲学的精义或者它的历史的记录，它可以做这个基础和背景。
为什么在进入现代以后，很多的这个学人包括一些思想界的一些人士，都会把中国的这个过去的这种所谓这个裹足不前，包括中国没有赶上现代化的步伐或者中国没有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转型的责任会算到儒家身上？
这是“五四”的一个很经典的表述。
中国如果要完成现代转型，那么他必须厚今薄古，他必须进行全盘的重新的怀疑和批判和反传统。
现在持这种理论的人可能是越来越少，在九十年的风风雨雨一个最大的我们付出了很高昂的代价得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正面的结论就是，传统和现代肯定不是对立的。
古代和今天、东方和西方绝对不是完全冲突、水火不容的。
恰恰相反，尤其待会儿我们讲到那儒家的，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古今中外它是某种意义上它是多元一体的，它是浑然一致的，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那些成分。
为什么新儒家会有这样一种兼容并包的一种理性，它并不决绝地去反对自由主义，甚至它对激进主义都采取了某种一定的宽容的立场？
儒家的自信一个是来自它两千多年的它的历史记录，一个是儒家知识分子内在的一种担当精神。
哪怕在极其孤绝的情况下，像梁漱溟、熊十力这些老先生们，都是极有自信的。
更重要的是就是现代化的记录本身，让儒家们有了一些希望和底气。
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比如冷战、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东西某种意义上都是跟儒家的主张相背离的。
因此在儒家来看不仅仅是不能背弃传统，而且恰恰相反中国的传统极富现代性。
而现代文明尤其是西方的文明已经显示了很深刻的危机了，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他们西方人早就在检讨，而且很深刻了。
亨廷顿的那个《文明的冲突》也包含这个意思。
儒家也早就来提出这个告诫了，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毕竟不是西方，中国在吸纳西方的这个过程里边付出的代价很高，走的弯路不少，那么这个时候听听儒家的先贤们的那些聪明的无私的告诫，至少是有好处的。
最重要的是从梁漱溟先生开始，他们就一直认为，将来世界文化要得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那当然其中有很多的阐述和转换。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在中国的复兴从80年代后期开始，其实从海外开始浸润重返大陆。
那么这样一个复兴的运动，在您看起来的话是不是觉得和当年唐君毅先生他们飘零到海外的时候，那样一种比较凄惶凄凉的状态相比，你感觉到是不是有点，有一种好像隔世之慨。
钱穆、张君劢、唐君毅他们1949年漂流到海外避走港台的时候，那个心情按他们的话是“四顾苍茫、一无凭藉”。
现在过了60年刚刚一个甲子多一点点，整个中国在接纳儒学，接纳孔子的那些智慧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障碍，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障碍，包括法律、政治的障碍，意识形态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变化，我特别要强调，而且这种变化正在进行当中。
我还会预言它正在方兴未艾，它才开始。
在这里说一下唐君毅是王康的亲舅舅。
唐君毅老先生当年在台湾的时候，他预言儒学的返本开新就会从海外逐渐地在某一个历史时间段里头，会重返大陆。
现在看起来他的预言是实现了。
好了，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康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大家欢迎。
时事演变，传统儒学遭遇现代社会，命运如何？
世事无常，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重新遇合，前景如何？
现代新儒家在乱世变局中沉思，感悟出什么？
风雨沧桑、巨劫奇变，新儒学筚路蓝缕，坚守着什么？
著名民间学者、思想家王康做客世纪大讲堂，深情讲述《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
一、西方推崇孔子、重视儒学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所走的将近90年的这个路程，它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又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又是一个让人非常沉重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先谈一下人人都知道的一些的历史的表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过了2917年，孔子被世界的最权威的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有两本书，1988年，一个是美国的《世界名人大辞典》，一个是英国的《人民年鉴》，两本书推选了“十大思想家”全世界范围内的，孔子在两本书中均居首位。
我们四川的那个无行文人吴虞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第一次喊出“打倒孔家店”。
过了六七十年，瑞典的一个天文学家汉斯•阿尔文，在巴黎的世界诺贝尔获奖者首届大会上公开地呼吁，如果人类到21世纪要存在下去，那么他们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向孔夫子请教，吸收他的智慧。
我所举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对孔子对儒家的这么高度的评价恰恰不是他的同胞们，而是西方的，而是国际性的组织。
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执政党公开地提出来，“全面地建设小康社会”，郑重地承诺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相继又提出来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等。
这是一个历史的巨大的深刻的，而且正在变化的这种进步和改观。
一边是欧风美雨、俄雪日蹄，排山倒海，一边是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夹击，现代新儒家淡泊寂寞，四顾苍茫，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能否贞下起元。
二、现代新儒家与三期文化
那么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新儒家，这个“现代”两个字显然是个时间概念，这个现代指的是，以汇通中西，转化和实现中国儒家学说的现代化而奋斗的一个儒家学派。
这个学派是上承融汇佛老重建孔孟道统的宋明儒学这个传统。
1937年沈有鼎先生在“中国哲学会第三届联合会”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哲学今天的开展》。
他把中国的文化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夏、商、周三代到秦汉的，这是第一期文化。
这个第一期文化是以儒家的穷性尽理的哲学为命脉的；
第二期是魏晋六朝隋唐一直到宋元明清的这个时期发生的，它是以道家的返本开新作为它的命脉来展开；
第三期文化沈有鼎先生认为是，1919年之后的以儒学的自觉和复兴为动因的，这个文化正在展开。
50年代牟宗三先生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叫做《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里边也曾经提到所谓这个三期文化。
他认为第一期文化是由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完成的，它主要是一个塑造典型的时代，它的效应就是汉帝国的建构。
那么第二期就是宋明诸子，周敦颐、张载、二程、陆九渊、王阳明，这些宋明的诸先生们经过600年的对于佛老的这种跟佛家道家的这种辩难、批判、渗透、融合，然后完成了道德的绝对主体性的建立，它的效应就是移风易俗，培育和强化内圣的哲学。
第三期，牟宗三认为就是他所属的这个时代，那就是在中国儒家精神道德文化的基础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完成民主建国的事业。
三、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情况
中国现代的儒学如果和第一期的或者第二期的或先秦儒学或者宋明理学如果要比较的话，它有很大的不一样。
孔子开创的这个儒学，它带领着中国的“九流百家”的这个潮流，后来对日本对朝鲜对越南对东南亚国家影响巨大，那可以说儒家肯定是东亚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盟主。
18世纪远绍欧洲，助成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宋明理学是在民族危亡，佛老泛滥的情况下，士大夫士气不振的时候融汇了佛老之后重建的孔孟的心性之学。
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是第二期的新儒家宋明理学，他们虽然和印度传过来的佛家有冲突、有分歧、有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分歧和冲突是在整个东方中印两大民族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佛家的很多观念、很多价值甚至很多术语和道家的、和名家的、和阴阳家的、和墨家的，甚至和儒家的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他们的交融不是太困难的地方，他们在根本上不会冲突。
那么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首先就是面临欧风美雨、西学东渐。
这个西学可不是宋明理学所面临的佛学。
经过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社会政治大革命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新儒家在“五四运动”左右产生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已经基本上征服了全世界。
全世界都面临着西方的强势的挑战，中国不过是这个挑战过程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特别艰难。
这种挑战对新儒家意味着什么？
首先新儒家面临着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双重合击。
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反儒，都批孔，但他们并不是像林毓生所说的全盘的反传统，不是，对道家、对佛家、对名家、阴阳兵家农家都不反，他们只反儒家。
中国的自由主义它外面有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学理上的支撑，也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英美派的实际上的支持。
那么中国的激进主义或者上升为马列主义，在外有苏联作为一个整个国家的支持，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呼应，在国内有中共的武装斗争和强大的左翼力量的支撑。
而作为保守主义核心的儒家，那完全是孤独的。
尽管这个保守主义不仅仅是儒家。
《东方杂志》主编主张中西冲突里面的“持中调和”的杜亚泉，写了那个《欧游心影录》，主张东方救世主义的梁启超，以及像《学衡》杂志的吴宓、梅光迪他们，他们也是用西方的理论来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是儒家，现代新儒家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双方夹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对象。
当时儒家的处境绝不是杜维明所说的那八个字：
儒门淡薄，收拾不住。
它不是淡薄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九死一生。
在这个背景下面，中国的现代新儒家是作狮子吼，是绝地而生。
刚才提到自由主义也好，激进主义也好，它是世界范围内的强大思潮。
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整体的意欲或一种想象或一种希望。
希望把中国改造成要么西方式的国家，要么苏俄式的国家。
只有儒家，现代新儒家坚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有它的内在根据，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传统道德、心性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
那么当然还是一种所谓中学为本，这个本位他们是不会摆脱的。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处境我们现在来回顾90多年以来，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性、国家性，最根本的特性能不能保住。
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西方的这种强势文化，西方的整个现代的这一套理论，在中国会以什么形态来出现？
或者中国对西方的整个现代的这种强势的这种扩张和进入采取何种态度？
如果是自由主义的那就是全盘西化，如果是激进主义的那就是全盘苏化。
不管西化也好苏化也好，中国人就丧失了中国人的本性，丧失了中国人的特质，丧失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
同时也使人类的整个现代化里边，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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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新儒家的三个阶段
中国现代新儒家大体上可以和中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从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间可以看作现代新儒家的第一阶段，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大争论的30年。
尽管反复地被两次世界大战、被十月革命、被国共两次内战以及抗日战争所打断，但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大的争论一直在进行。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从1949年到1978年，1978年唐君毅在香港去世，导致了一场“悼唐风波”。
唐君毅去世之后媒体发表了很多文章在悼念他，也有批评唐君毅的，然后双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称为“悼唐风波”将近30年。
第三阶段应该是1979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
大概就是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将近30年。
这三个阶段恰恰也是中国历史，20世纪历史到现在为止的比较完整的、比较独立的也有内在联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夜人，他们是现代儒学开启山林的先知，世纪大讲堂之《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
五、第一代新儒家
（一）梁漱溟
那么第一个阶段它的代表人物，开启山林的人物首先是梁漱溟。
梁漱溟，最后一名唐吉诃德式的儒学大丈夫，中西印三大文明路向的问道人，拥有世界声誉的现代儒家圣贤。
梁漱溟到北大去任教的时候，第一天他就问蔡元培，说蔡先生你们对孔子的态度怎么样，持何态度？
蔡元培沉吟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梁漱溟马上就说，我在北大来就只是为孔子和释迦为他们发挥的，其他我统统都没有兴趣。
1921年他发表了新儒家的开山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后来被很多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人嘲笑，但是在当时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本书发表之后全国有100多篇文章，有十几本小册子来批判它反对它来和它论战，而且被翻译成12国文字4次再版。
世界哲学界都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足以让西方的思想家们认真地来看一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来好像也很简单，梁先生把中西印三种文化，把它归为三类，都是人类生存、人类精神的一种表现。
梁漱溟深受唯识学的影响，他们这一代对佛家都不陌生。
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的调和持中的儒家的这个态度是最合理的。
印度的向后转身的这种路径，这种路向太消极太虚无；
西方的一味地向前追逐，将来会产生很多危机和很多烦恼，只有中国调和持中的儒家这种态度是最合理的。
所以他说他一生的研究，他人生的目的就是劝导中国和世界走儒家的路，走至美至好的孔子的路。
梁漱溟，他是一个一生宗奉孔子和儒家的人物，他是高度的言行合一的人物。
儒家的学者必须完成人生和道德的实践，他不能离开这个社会、这个历史。
文化大革命结束，梁先生居然以90岁的高龄重登讲坛，宣讲中国文化。
以我的这个陋见，世界思想史上、中国思想史上没有这种奇观。
而且把他的《人心与人生》、《中国学术概观》两本书又重新出版。
像梁先生这种纯粹的儒家知识分子，给我们的启示太多了。
（二）熊十力
梁先生的终身挚友也是他北大的同事就是熊十力先生，是新儒家的另一位开启山林的人物。
熊十力，道德本体论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儒学的启导人物，中国千年以来最具有原创性的儒学哲学家。
熊十力先生是湖北黄冈人，18岁就参加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一直到1918年他才猛然发现，那些革命党人争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
他就猛然告诫自己必须全力地投入学术，给人群以“正见”。
从那个时候开始，熊先生一直到84岁高龄离开人世，从来没有一天懈怠过。
熊先生在中国现代新儒家的贡献，最根本的是他把哲学本体论建立在孔孟的心性之学的基础之上，他为现代新儒家建立了一个道德本体的一个系统。
他所说的这个本体指的是，既是心又是外在，无二分别。
所以熊先生就说，这个本体这个体，它也不是虚寂不动的，它就是所谓中国《大易》的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
这样熊十力就赋予了这个宇宙和生命本体一种伦理的意义、一种能动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儒家的君子人格的一种表述。
在那个时候熊十力这种生命本体、道德本体的建立，对于新儒家意味着什么？
因为新儒家是面临着排山倒海的文化危机。
为什么新儒家始终向宋明儒向他们去请教？
最根本的是这个情况下中国的现代新儒家极其孤独的时候，什么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只能重建内圣的工夫，他们必须把道德本体建立起来，这个工夫如果完成不了，儒家要救世谈都谈不上。
那么熊先生的这个道德本体论把哲学本体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他为后来的新儒家又建立了一个能稳住自我，而且能够把有限的自我注入无限的圆融的大生命的这么一个开始。
熊先生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在哲学本体论上的一个启导性的核心人物。
他跟梁先生约有不同，梁先生是更关注文化跟社会的问题，他更关心的是形而上和道德本体的问题。
这两个人物是新儒家的像父亲一般的开启山林的人物，而且他们俩人的一生，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为人、他们的人生的全部的记录都很光明，都很了不起。
（三）张君劢、冯友兰、贺鳞、方东美
下面我要谈有四个人，熊、梁是没有留洋的也不懂什么外语，但是现代新儒家绝对不是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
你比如张君劢、冯友兰、贺鳞、方东美，这四个先生，他们就是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的，而且直接到过西方，受过专业的西方哲学训练的人物，他们仍然皈依儒家。
1、张君劢
张君劢，这是一个一生徘徊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人物，也是个传奇般的人物。
张君劢，中国现代宪政思想开路先锋，引领20世纪人生观和科玄之争，终身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儒家君子。
1921年他陪同梁启超游历欧洲，亲自拜会了德国的大哲学家倭伊铿和法国大哲柏格森。
张君劢是北洋政府的重要的领导人物之一，而且他是中国政治大学的开创者，他是校长。
他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创立者，国社党的创立者，他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他也是1945年中国政府代表团远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主要代表。
1949年之后张君劢离开大陆，他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去宣传儒学。
2、冯友兰
冯友兰，会通东西，旧邦新命，与时偕行，为道屡迁，现代新理学创立者。
冯友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亲自受过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和新实在主义的一个权威人士蒙塔古的熏陶。
冯友兰先生是1949年之后非常惹眼的中国哲学界的人物。
陈荣捷先生在50年代曾经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宗教的发展》，第一次承认冯友兰，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有多少变化，但他在30年代他所发表的“贞元六书”、他所开创的新理学仍然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范畴，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镇之一。
3、贺麟
贺麟，贺麟先生是我们四川老乡。
贺麟，贵神人而一物我，超时空而齐后先，黑格尔的中国传人，现代新心学创立者。
贺麟先生因为向往德国古典哲学，居然从哈佛大学又转学到了柏林大学，一辈子以研究、传播和弘扬黑格尔哲学为使命。
但贺麟最大的一个贡献主要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哲学著作。
49年之后，贺麟先生一度还自称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他被称为“中国的费希特”。
但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里边，贺麟先生也有些自我批判也批判儒家，后来他干脆放弃掉一些哲学的思考和写作，专事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演讲录》等等主要是他翻译的，他是《黑格尔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这位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也饱受冲击，但是他总能以一个哲学家的冷静和理性面对邪恶。
4、方东美
方东美是个才子，是安徽方苞那个望族的后代。
方东美，由西方返归东方，融汇儒释道，属意真善美，中国现代生命哲学创立者。
18岁就在金陵大学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叫“中国哲学会”。
19岁杜威到南京讲学，他19岁就是向杜威表示致欢迎辞的一个代表。
1921年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哲学、学柏格森的哲学。
方东美先生他是一个高度西化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抗战期间他曾经就只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方先生是口才极好，他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里面发表的演讲倾倒了很多西方哲学家，尤其是日本的铃木大拙，日本哲学家的泰斗，对他是佩服得要命。
他也经常用英语向世界讲述儒家学说。
六、第二代新儒家
第二代新儒家，1949年不仅仅是改姓易号江山易手，不仅仅是这样的，它意味着所谓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也是第二代的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比他们的第一代又有完全不同的环境。
首先他们到的是比如香港，那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国的文化基本上在那儿没有根。
他们离开中国文化的母体，他们只能在一个作为文化殖民地的香港，在那个地方重新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奋斗，其艰难可想而知。
但是第二代新儒家在第一代新儒家的这个道德本体的建立的基础上，他们没有辜负时代，他们建立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庞大的，极富中国智慧和时代良知的这么一个哲学体系。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2500年观乎人文，化成天下，天道好还，一阳来复，六十春秋澄明古道风雨无阻，世纪大讲堂之《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
七、访谈
非常感谢王康先生精彩的演讲
我们中国常说我们20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西方的思想的这个中国化。
其实在新儒家这个地方其实也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思想的融摄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援西入儒，然后尽可能地把一种新学的东西，西学的东西加以儒化，这就是新儒家之所新的地方。
那么在援西入儒，把西学教育儒化方面，您觉得这个新儒家做得最好的是哪一方面？
做得最不成功的是表面的，就是民主和科学始终儒家，他们虽然承认中国的文化组织里边有这个……
有。
但是做得太不好，基本上没有做。
做得最好的应该是他们后来，尤其是贺鳞先生在40年代就开始鼓吹的，就是中国的儒家向西方学习主要三种形式：
一个是基督教的牺牲精神、拯救意识，一个是希腊的科学态度、一个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批判品性。
这个儒家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过来了，但是儒家是要建立的是首先是道统，它的政统和学统，它始终没有开发出来。
这个我觉得不是这些先生们他们没有意识到，而是他们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在道德和人生实践的过程里面，他们的舞台太小，他们基本上是学院派的人物。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道统、学统和政统，我觉得这个是牟宗三先生他所谓的三统说，他把这一个他整个的新儒学最后他归结为这个三统，也就是把内圣和外王变成三统。
道统的话呢其实就是内圣，就是讲的是我们中国的哲学特别是儒家的哲学早就在世界的这一个思想史上在世界的文明史上，已经开出了一个极高的一个道德的圣贤境界，在这一点上这个道统的境界是无古今中外之分的，它是永恒的是普世的。
在这一点上的话呢，我们中国没有所谓需要援西入儒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但是他也确实承认，我们中国的学问特别是儒家，在学统和政统上头有极大的欠缺。
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觉得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新儒学或者中国以后的自己的新的文化生命需要进行开掘的地方。
但是他们您刚刚说了他们是秀才，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去说这个事情。
但是学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去做的，去养成一种新的一种学统的精神，政统，那是一个政治实践，那么在这一点上头他们只能指望于未来。
其实他们这种悲剧也好或者就无奈也好，孔子就已经开始了。
孔子周游列国一样地到处碰壁嘛。
对。
如丧家之犬一样，但是这也是儒家的精彩之处。
所谓“五四”，后来林毓生他们所说的所谓文化决定论，你说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承担的他们的角色他们就是建立道统。
如果这个道统很幸运，刚好能够延伸出政统，就是政治人物能够接受，就像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一样接受基督教为国教，那当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能苛刻地要求秀才们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文化决定论仅仅是儒家知识分子，其实自由派和激进主义都不完全是文化决定论。
那个激进主义绝对要掌握最高国家权力，政治权利、经济发展等等等等这些远比文化更重要。
自由主义其实也是接近如此，只有这个儒家学问他们真是迂腐，他们就相信这一点，他们在书斋里边的苦思冥想的，他们内心体验的这个大道这个真理，应该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有好处。
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开出，除了生命道德本体之外，所谓政治本体、知识本体、经济本体、甚至实用的本体，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无奈我觉得会永远地存在。
八、提问
好，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
提问：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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