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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史纲》，叶石涛著。
）也就是说，到了五四时期，作为和中原文化，乃至大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学刚刚磨合得比较和谐的台湾文学，就被五四新文化的强劲“西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得七零八落。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这就是日本文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隐形的影响：
“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文化的强制推行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台湾本土文化带有某种程度的日本色彩，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文学的本土形态。
这也是历史发展无庸回避的客观事实。
”这就是台湾文学因着历史和地域的缘由，所形成的与大陆文学不同的文学题材、风格，乃至于文体的根本内在原因。
然而，根深蒂固的汉文化的遗传基因是使台湾文学有着不可改变其中华色彩的更深的血统原因。
因此，五四文化新基因的植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学是以台湾的现代小说为主体内容而成为发端的，而台湾的现代小说又是以乡土小说为主体内容进入先锋状态的。
同样，台湾的乡土小说亦是沿着五四新文化火炬照亮的文化批判道路，跟在先驱者鲁迅的身后，一步一个脚印踩过来的。
台湾的现代小说之父赖和之所以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其道理就在于此。
（三）、如何理解陈映真小说的理想主义色彩？
陈映真是一个对社会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在现实的基础上，饱含着宗教式的爱、正义和怜恤，他以坚忍不拔的苦行僧式的探索，在作品中真挚诚实地描述了自己的人生感受。
他的小说立足民间，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和普通人的生活，具有浓郁的“人间性”的品格。
人道主义情怀
陈映真强调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基础，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主张作家应该是个思想家“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底思考”。
《山路》中的李国坤、黄贞柏是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者，他们正直、磊落、无私，“一心为别人的幸福去死”，为了中国幸福和光明的远景，他们宁愿牺牲生命而在所不惜，结果一位被杀，一位被长期监禁。
女青年蔡千惠在李国坤和黄贞柏的革命精神的影响下默默地承担起了贫困破败的李国坤一家的重担，她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身上那金子般的闪光精神正是李国坤、黄贞柏等人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她心地善良、灵魂高尚，同情懦弱贫寒的被侮辱被损害者，在做推煤工倒煤时看到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拾煤屑，她便“故意把大把大把的煤渣往外播，让穷孩子们扫回去烧火。
”李国坤、黄贞柏、蔡千惠都是作者所要歌颂的对象，在他们身上折射出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忘我的献身精神和最为美好最为博大的“人间爱”。
基督教的“救赎"
精神
陈映真出生于一个基督教信仰之家。
生父陈炎兴为牧师，母亲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的宗教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密切了陈映真与基督教的联系，使其较早具备了宗教式的人格气质，造就了他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
由于深受基督牺牲、救赎精神的熏陶和影响，陈映真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些具有基督的牺牲精神的“救世者”形象，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呈现出浓郁的“救赎”精神。
《贺大哥》中的贺大哥由于在越战中参与虐杀越南平民而深感战争和自身的罪恶，于是来到台湾隐姓埋名希望用爱心为战争和自己赎罪，把一腔爱倾注在不幸的伤残儿童身上，担当了一个甘于牺牲自我的“救世者”角色。
《故乡》中的“哥哥”是一个“高大、强壮，的确很英伟”的“俊美的太阳神”，一个虔诚、热情地生活着，将生命奉献给基督教和医疗事业的基督徒。
他怀抱温情主义处事待人，在“救世”精神的驱使下，他放弃高尚而且赚钱的开业医生不干，却来到焦炭厂做起了保健医生。
《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为了改革乡土，甘于吃苦做了乡村教师，决心把智慧的种子播进黝黑孩童的心灵。
与贺大哥、“哥哥”、吴锦翔一样，《山路》中的蔡千惠也是充满爱心的具有牺牲救赎精神的“救世者”形象。
为了替家人赎罪，她假称是遇难的革命者李国坤的妻子，几十年来，含辛茹苦，无私地献身给李国坤那个贫困、残破的不幸之家。
她在信中写道：
“为了使那么多像您、像国坤大哥那样勇敢、无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么暗黑的命运，我为二兄汉廷感到无从排解的、近于绝望的苦痛、羞耻和悲伤。
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
贞柏桑，这就是当时经过几乎毁灭性的心灵的摧折之后的我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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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想的失落
《山路》中的李国坤、黄贞柏是那种为中国光明幸福的远景和他人的幸福宁愿牺牲自己的高尚的革命者，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实现广泛的勤劳者真实的幸福。
蔡千惠不懂政治，不是革命者，也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但她却是他们的社会理想的支持者、崇拜者，她在信中说：
“事实上，即使是静静地倾听着您高谈阔论，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教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的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
”作为普通的劳动者中的一员，她和李国坤、黄贞柏一样把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梦想。
在革命者和这种革命精神的鼓励下，蔡千惠才有勇气走进李国坤贫困的家，在3年的漫长岁月里含辛茹苦的支撑着这个家，为老人养老送终，供幼弟读完大学，直至弟弟成家立业，她才过上舒适、悠闲的生活。
然而，黄贞柏的假释使她平静的心灵掀起了阵阵波澜，引起了她对自己及革命者的人生道路的深刻思考：
“这样的一想，我竟有七八年问，完全遗忘了您和国坤大哥。
我对于不知不觉问深深地堕落的自己，感到五体震战的惊愕。
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我遗忘了。
”蔡千惠本来希望自己“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一生，到了黄泉之下的一日”能得到革命者的赞赏，可是事与愿违，她赎罪行动的结果违背了她的初衷，使她陷入了更深的罪恶之中，她幡然醒悟，“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毯、沙发、彩色电视机、音响和汽车，”正是她“不断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结果。
”悠闲舒适的生活也使深受革命精神感染的她过上了“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生活，因此她发出疑问：
“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
”蔡千惠的忧虑、困惑、痛苦恰恰反映了陈映真的忧虑、痛苦和迷茫，然而面对社会理想的失落，陈映真并没有丧失勇气，通过蔡千惠的语言，他把希望寄托在出狱的革命者黄贞柏身上，“面对广泛的、完全‘家畜化’的世界，您的斗争，怕是要比往时更为艰苦吧?
我这样为您忧愁着。
请硬朗地战斗去吧。
”
另一种爱情
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山路》中陈映真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爱情，这种爱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不是海誓山盟的坚贞，不是朝朝暮暮的两情相依，它是一种超越了狭小的二人世界的崇高的近乎殉道式的精神。
少女蔡千惠是革命者黄贞柏的未婚妻，她对革命者黄贞柏、李国坤充满了浓厚的爱慕和敬仰之情。
正是在这种爱的激励下，她毅然地承担起贫穷的李国坤一家的重担，正是在这种情的支撑下，她在长达3年的艰苦劳作中无怨无悔。
在她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贞柏桑：
怀着这样的想象中您对我应有的信赖，我走进了国坤大哥的阴暗、贫穷、破败的家门。
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的，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
我进过矿坑，当过推煤车的工人，当过煤栈间装运煤块的工人。
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我就想着和国坤大哥同时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样，被流放到据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离岛，去承受永远没有终期的苦刑的人们。
每次，当我在洗浴时看见自己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烂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马场町的国坤大哥，和在长期监禁中，为世人完全遗忘的，兀自一寸寸老下去的您们的体魄，而心甘如饴。
”1爱一个人不仅仅要爱他的肉体，还要爱他的高尚的灵魂，爱他的正义的事业，少女蔡千惠以自己虔诚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黄贞柏的平安归来使她惊醒了：
自己曾经为所爱的人奉献的一切，三十多年来的艰辛生活，早已被悠闲、安逸的生活所吞噬，过去的那种“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的生活”早已被遗忘了。
因此，在得知革命者黄贞柏出狱的消息后，她觉得自己的行为愧对昔日的爱人而无颜相见，最终，为了求取爱人的原谅，她在绝望中选择了死亡，既殉了情又殉了道。
在信中她写道：
“至于我这失败的一生，也应该有个结束。
但是，如果您还愿意，请您一生都不要忘记，当年在那一截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的少女。
”时光催人老，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霜岁月，蔡千惠和黄贞柏早已青春不在，可是山路依旧，真情依旧，少女的爱心依旧。
弯弯的山路见证了李国坤、黄贞柏的革命精神，见证了蔡千惠三十年的艰辛生活，也见证了那“愁悒的少女的恋爱的心!
”山路悠悠，情也悠悠。
（四）、《杀夫》的开头和结尾在对于全篇结构而言有何意义？
引子是《几则新闻》，由两则新闻组成。
第一则是陈林市杀夫案还未经判决时写的，交待了案件有关人的情况及杀夫案发，女犯人对问“何以杀夫”的回答，对此案及女当事人的社会舆论等情况;
文中最后写道“还待当局严加办理此案，以息舆论，以匡社会正气”。
第二则新闻从内容上看，已经判决，杀害自己的丈夫的陈林市被游街，后被送进死牢;
此篇最后两段是新闻作者议论;
游街示众的意义是妇辈引以为戒，勿谈女权，挽救千年妇德。
《几则新闻》中有一组词“妇权（妇女平权）”和“妇德”。
这两个词的语言形象相似，第一个字都是“妇”，“权”偏重于权力，“德”偏重于义务，权力和义务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从意指作用的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不构成对抗的是直接层面上，构成对抗的是含蓄层面上。
在后一层面上，“妇权”的所指是近代以来反封建妇德，主张女子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的思想;
“妇德”的所指是封建礼教的妇女观，女子比男子低贱，依附男子等，是由传统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
“妇权”与“妇德”的对抗，是关于女子的封建性要求与现代平等主张之间的对抗。
两则新闻的拟作者维护妇德，反对妇权，则表明他（她）是个有封建思想的文人。
正文的语言形象系统分为1节，小说里由阿拉伯数字标明。
每一节的所指和意义就是每一节的段落大意，合在一起是一个妻子杀死亲夫的故事，这是直接意指层面上的。
但作者李昂仅仅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吗?
或读者就以知晓直接意指层面上的所指和意义为满足吗?
文学本质上是含蓄意指实践，把《杀夫》当作文学作品，我们就要挖掘含蓄意指层面上的所指和意义。
能指和所指的意指作用是永恒地开放着的，未有终结，因而文学作品能被无数个人无数个时代无数次地评说。
这部小说的意指作用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意指实践只是无数个人中的一个，本论文对《杀夫》正文的含蓄意指层面的探讨也不另外。
既然这样，每个人的探讨终究带有个人的特色，我这里尝试从几个特色人手，揭示笔者能发掘出的意义。
这部小说的正文里有五个主要人物角色:
叔叔、母亲、陈林市、陈江水、阿周宫。
先从直接意指层面上说。
叔叔是林市的父亲的弟弟，小说中，他在林市的父亲死后霸占了林市家的房产，造成林市和母亲流落街头，饥寒交迫。
当林市的母亲与一个穿军服的男子交靖被发现后，他和族人严惩了母亲。
他将林市收养，强迫她干尽苦活，不给吃饭。
他又为贪财和扔掉包袱，将林市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没有人愿意嫁女儿给他的杀猪匠陈江水，使林市婚后饱尝不幸，最后导致杀夫悲剧的发生。
母亲，是陈林市的母亲，她在饥饿难耐时为了一块白饭团默许了军服男子的人身侮辱，受到族人的严厉惩罚，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女人。
她的悲剧给林市心灵中带来了创伤。
陈江水是陈林市的丈夫，对林市没有情爱，只有兽性的强暴，精神的折磨，并用饥饿迫害她，终导致被精神失常的妻子杀死、尸解。
阿阁官是陈林市家的邻居老太婆，她与男人私通，却满口妇德;
她曾是林市出嫁后，除丈夫外仅有的一个较多接触的人物，也是林市与女人社会交往的窗口。
她的许多迷信观念和是非颠倒的议论带给林市精神的折磨。
她经常偷看陈江水强暴林市，因而她第一个发现杀夫案，并立即报了警。
她在小说结尾时评价林市不守妇德，是坏女人。
陈林市是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她在无知、愚昧的混沌中生长，饱经苦难。
父亲死后，她与母亲被叔叔撵出了家屋，在街头忍饥受寒。
母亲的悲剧伤害了她少女的心灵，被叔叔收养后，当作牲口使唤，吃不上一顿饱饭。
被嫁给大她二十多岁的屠夫陈江水后，经受肉体和精神上长期折磨，后来发疯，在幻觉中将丈夫杀死、尸解。
案发后，她判了死刑，还游街示众。
从本文的直接意指层面上来说，小说揭示了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林市母女，特别是林市的悲剧，揭示了社会道德、法律的不公正。
从含蓄意指层面上说，以上五个角色能指的所指意义又可认为分别如下。
叔叔代表了封建家族势力。
陈江水代表了封建男权主义。
阿周官代表了自身遭受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觉悟，并且参与维护这种势力的形象，她又代表了广泛的舆论。
母亲和林市则是以上三种势力的牺牲品。
林市不同于母亲的是她受的压迫更沉重，更具典型性，并且她以生命作代价反抗了这个封建社会，尽管这是非常被动的，是她精神失常和幻觉状态下的行为。
将引子和正文结合起来看，引子可代表着比阿阁官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实质上与阿周官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属于普通民众，前者属于文人，因而影响更大。
可以说，从含蓄意指层面上理解，小说《杀夫》的意义在揭示了封建家族势力和男权主义对妇女的压迫和妇女本能的反抗。
这是所指作用无穷序列中的一种对这部本文的语言形象在意指实践上生成的意义。
为了说明意指实践的无限开放性，这里再对第六节本文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会是另一番样子。
第六节写陈江水在妓女金花的屋里与金花在一起的情形，联系全篇，可以以这节为中心，将小说演绎成一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
对于陈江水来说，陈林市不是“女人”，金花才是“女人”，林市是陈江水满足性欲和虐待癖的“女性具”，没有生命，没有个性，不需要尊重，不需要感情交流。
而金花作为陈江水的女人，陈江水便会尊重她，照顾她，把她当作有生命有感情的女人。
在小说第六节中，我们看到陈江水作为“男人”的人格丰富性，他能将心比心地与金花相互安慰，他向金花诉说自己童年的不幸与骄傲，体现出一个男人在自己倾心相爱的女人面前的全部柔情。
在林市面前的陈江水只是男性具，在陈江水面前的林市只是女性具;
而在金花面前的陈江水成了“男人”，在陈江水面前的金花是“女人”。
女人与女性具之间的差别，对于陈江水来说，就是金花与陈林市间的差别。
我们认识和评价陈江水，不能只凭在其中一个女人面前的陈江水形象，否则“偏信则暗”。
完整的陈江水应是两个女人面前的两个陈江水的合并，即，既是男人又是男性具。
这样，可以对《杀夫》得出不同于反封建主题的另一个主题，便是关于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哲学高度的思考;
男人与女人有两对关系，即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和男性具与女性具的关系。
当男人与女人发生关系时，是正常的人的关系;
当男性具与女性具发生关系时，是非正常的兽性关系;
而当男（女）人与女（男）性具结成关系时，悲剧就会发生，这悲剧对于男女双方都是如此。
《杀夫》中的陈江水只把林市当作女性具，林市却要把陈江
水当作男人，因而发生了悲剧，这是两性间的悲剧。
本文的开放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语言符码系统的能指即语言形象的所指意义在意指作用上可以无穷地阐释下去，这一点上文已经结合《杀夫》做了分析。
另一个含义指本文与其它本文
的互本文性，每一个本文在本质上都与其他本文有联系，相互关联，可以相互阐释。
本文的互本文性可以体现在具体本文与具体本文之间的互本文，也可以是具体本文与语境（文化本文、历史本文）的互本文性。
对《杀夫》的具体本文来讲，可以根据它与它所依据改写的（詹周氏杀夫》具体本文间的互本文性，来探讨它与时代文化（语境）的互本文性。
《杀夫》是对《詹周氏杀夫》的改写，这一点作者李昂自己有交待。
李昂在一篇文章里坦言，她在美国的白先勇先生家中看到陈定山著《春申旧闻》一书，翻读了里面的一篇《詹周氏杀夫》社会新闻后，她便产生了想以此改写成一篇小说的念头。
初次写作不成功，她只好辍笔。
后来她找到新小说的主题也就是写成“女性主义”小说。
因为对发生詹周氏杀夫案的敌伪时期上海风土人情不熟悉，李昂将故事发生地移到她所熟悉的故乡台湾鹿港。
在确定了主题和故事新地点后很快找到了灵感，洋洋洒洒将两千多字的《詹周氏杀夫》社会新闻改写成了长达七万字的中篇小说《杀夫》，获得了成功。
《杀夫》以《詹周氏杀夫》为互本文，读者可以发现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杀夫事件的情节框架。
丈夫是杀猪匠，妻子将好喝酒好虐待自己的丈夫杀死尸解，被判刑示众，两篇都是一样的。
另一个重要相同之处就是《杀夫》的引子部分。
《几则新闻》显然按照《詹周氏杀夫》写的，两者里面涉及的“社会舆论”几乎一个样子。
两文也有不一样之处，体裁不同，发生地不同，涉及人物多少不同，但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不同。
一是小说详写了女主人公被虐待的过程，增加了母亲、叔叔、阿周官等人物和他们的故事。
这方面的重大改写将一则缺少社会背景的杀夫案新闻故事变成了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小说，因而获得了普遍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封建社会非人道的、野蛮的精神氛围与女性在家族制度和男权制度压迫下的痛苦呻吟所造成的悲剧。
二是两个本文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差异。
《詹周氏杀夫》一文的作者让人觉得是四十年代上海毫无社会责任感和人道心肠的小报记者，专以猎奇社会怪闻为能事。
在这篇社会新闻里看不到作者对不幸女子的同情。
以猎奇的口气谈完“这确是敌伪时期的一桩荒唐奇闻”，作者发出的感慨竟是因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临，詹周氏竟逃出法网而没有抵命”。
李昂的《杀夫》用近乎客观的态度来铺叙小说本文，但运过作者巧妙的设计，开头的《几则新闻》与后面的正文构成了强烈的反讽。
通过对陈林市悲惨人生命运的淋漓尽致的表述和对陈江水性格的剖析，对周围人低劣精神境界的揭示，作品探沉而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倾向:
为女性的不幸命运鸣冤，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男权主义发出猛烈的抨击，体现了作者的人道关怀和女性现代意识的觉悟。
说《杀夫》本文与时代文化互本文，是说本文都有自己身处其中的语境，大的语境一般指文化，也是一种本文，可称之为文化本文，具体本文与文化语境的关系也是一种互本文关系。
《杀夫》本文的出现脱离不开文化本文，文化本文又以《杀夫》本文为自己的一部分，参与文化内部多种本文的叠合、渗透、对抗、冲突。
《杀夫》本文的意义的凸现有赖时代文化的特点。
正因为时代文化中已有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因素，生活于时代文化中的李昂才可能会有反封建意识和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编织出能显示反封建意义的语言符码系统。
也正因为时代文化中仍有封建性的因素，《杀夫》的反封建的女性主义主题才显示出其时代的意义，被人们阅读、欣赏。
如果时代文化中已没有封建性的因素，也就不会存在反封建的时代要求，有人提出来，也没有时代的意义，必然不被人们看重。
本文和文化本文都是社会物质形式（即社会、历史）的本文移置，本文中可见社会与历史的结构。
《杀夫》本文透露出封建性社会物质形式的存在和作者为代表的反封建知识分子社会诉求之间的对抗，这种社会历史的结构在此小说中被移置。
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矛盾存在，本文中才会移置了这种存在的矛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杀夫》的语言符码系统中，引子《几则新闻》与正文部分有两处矛盾的地方，这可以称为“本文的裂缝”。
《几则新闻》中写林市对问“何以杀夫”的回答，有两处与正文部分不符:
一处是林市在回答时脑子非常地清醒，一处是林市言“天亮侯丈夫熟睡后”将他杀害。
而正文部分，林市杀夫前已经精神失常了，杀害陈江水的时间不是天亮而是深夜。
考察这两处裂缝出现的原因，不能单就《杀夫》本文来看，如将这与互本文的（詹周氏杀夫》联系起来寻找，答案会发现。
《几则新闻》中与正文部分矛盾的地，与《詹周氏杀夫》的本文并不矛盾，此可以得出结论:
小说中引子部分《几则新闻》是依社会新闻《詹周氏杀夫》而写的，而不是依正文而写的。
作者可能先依据《詹周氏杀夫》写好了小说的引子部分，再依据《詹周氏杀夫》改写成了小说的正文部分。
前者照实写，后者有改动，所以不一致。
当引子《几则新闻》和正文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杀夫》的语言符码系统时，这两处的裂缝便出现了
五、《迷园》中的性别论述与国族论述是如何相互隐喻和指涉的？
《迷园》为个案，探讨当女性论述遭遇国族论述时，一个文本内部双重论述内在的矛盾和张力。
探讨的路向是：
一、女性论述家国，转变惯常的外围叙述方式，进入政治性的直面叙述，遭遇到的论述危险和暗礁，是否会落入阳化女性虚假论述的巢臼?
二、为了避免触礁，女性可能采取的书写策略是什么?
国族的重构与拆解：
女性国族论述的吊诡并置回顾台湾文学，男性主导了自2”世纪4”年代到8”年代的国族论述，国族论述作为一时的主流论述，它的作家群自然绝不仅限于生理性别的男性，男性籍此论述建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王国，此种国族论述是一种性别化、男性化的家国想象。
女性小说面对强势的男性化国族论述，有着自我的国族论述的女性文学传统：
《”年代的被男性（刘心皇等）评论为过于琐碎、感伤和纤柔的第一代女性文学，在政治、怀乡的主流论述之下，另开展出迥异的“台湾新天地”的家园视景；
》”年代持写实路线的女性小说，在父权、大我的国族意识之下，呈现出另类的逆向操作，抗衡家、国体制的收编，发出的是“小”女声；
》”年代持现代主义路线的女性小说，和7”年代的系列女性乡土小说，相对男性作家对乡土原乡的召唤和一“乡”情愿，女性的乡土想象却质疑乡土和父权文化的暖昧纠葛；
颇多争议地兴起于7”年代中期至8”年代的“闺秀文学”，一方面固有呼应当时主流（中国）的国家想象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却也隐含着国族主义的颠覆性。
台湾学者梅家玲就认为战后台湾的女性文学对家国乡土历史想象不同于男性的家国观念，体现为一种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国想象和女性对家国乡土历史想象的重塑o毋庸置疑的是，始于“闺秀文学”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台湾国族建构的关系逐渐化暗为明。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国族意识一直是许多女性的身分认同里重要的选项，或者说，国族论述从来不会是单纯的国族论述，它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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