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及其分异文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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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及其分异

一、研究缘起与分析视角

1.研究缘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农民群体越来越明显的分化，一方面形成了理性而主动离开土地的农民工，另一方面形成了基于土地征用而被动城市化的失地农民。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只要经济发展，农民的土地必然会因为工业用地、公益用地被征用，但几乎很难看到失地农民会变为一个社会问题。

”①然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问题”却日益严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前研究既呈现了社会空间视角、边缘化视角和角色转换视角的探索，也有制度支持、时间性和空间性效应等因素对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影响的讨论，据此形成了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危机”的结论。

然而，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危机化”的过程吗？

本文以一个距县政府约2.5公里的回迁安置G小区为例进行探讨，在对小区内“农转非”群体总体了解的基础上选取6位访谈对象，具有年龄、生活和职业经历的代表性：

个案WZM和SCF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老年群体”；CQL和ZXW生于六七十年代，属“中年群体”；WXL和ZL则为“80后”的“青年群体”。

2.分析视角

作为社会科学分析范式，生命历程理论强调“在人的一生中

因年龄分化而体现的生活道路”②，其基本思想是将个体生命历程视为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关注个体人生经历、年龄意

义以及构成个人生命事件的先后顺序以及宏观事件对个人的影响。

现有关于生命历程理论的实证研究集中体现于

弱势群体，将之放置到个体的完整生命跨度内加以阐释，结

果是弱势状态的形成并非是独立事件而是与其早期生活轨迹密切相关的累积性的结果，充分彰显了生命历程的连贯性。

然而，作为转型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群体，失地农民群体间不同的劳动和职业经历、社会网络等的累积状态，是否会造成他们身份认同结果的不同？

“危机”是身份认同的“全然”状态还是仅仅作为结果的一种？

笔者认为，失地农民个体生命历程的差别成为该群体身份认同结果分异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本文将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引入失地农民研究的基本动因。

二、土地依附：

常态还是变态

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基层上看去，中

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靠种地谋生的人才知道泥土的可贵，

'土’是他们的命根”。

③正因土地之于农民非同寻常的意义，学者们在分析其失地境遇时常以负面用语冠之。

然而，当前农民

对于土地的依附性到底是常态，还是基于群体异质性下呈现的变异？

不同代际失地农民的土地依附性是否存在差别？

本文认为，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占个人劳动收入的比例是衡量农民土地依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可用以检视不同代际失地农民群体对土

地依赖程度的差别

1.老年群体的“强”依赖

WZM和SCF对农业劳动的收入给出了近似的答案：

前者认为自己“收入99%以上来自农业生产”，而后者“一辈子在种田之外的收入加起来大概有三四万”。

二者的共同点是自身职业劳动生涯简单，在土地之外很少有其他劳动方式和经济收入，对土地有着强烈的物质性依赖。

这种状况与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对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年农民群体而言，他们最富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时期几乎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或者刚刚开始的时期，此时的社会流动尚未凸显，农民绝大多数也缺乏以非农劳动获得财富的社会条件和眼光。

因此，基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时代背景，老年失地群体的生命历程决定了他们非农收入的有限性。

2.中年群体的“弱”依赖中年一代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更多的职业类型，这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体制变迁密切相关。

CQL与ZXW早期都有以农业生产作为收入来源的经历，但是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中，这只是生命历程中伴随着其他非农劳动而展开的一段“插曲”。

CQL的

农业收入比例“估计在（百分之）三四十”，而ZXW勺“农业收入比例，可能零头都不到”。

对中年群体而言，他们虽有近十年的农业生产经历，但是在其职业角色中非农性质的社区工作人员（CLQ和个体经营者（ZXW才是更持久稳定的，对土地的物质性依赖已经非常弱。

从社会发展来看，当下中年群体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逐步变革时期，这给当时的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CLQ早期的外出务工就是这种情形。

3.青年群体的“零”依赖

青年一代的劳动经历比中年一代简单，WXL和ZL的共同点

在于：

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从一开始就不是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

WXL从事过很多工作，就是没有独立的农业劳动经历，种田收入的数字是“零”；ZL与WXL相似，不仅没有农业生产经历，甚至“连哪块地是自家的都不太清楚，更别提种田种地的收入”。

青年一代的社会化是伴随着社会结构巨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进行的，且这种结构性、制度性的变化程度远远高于其父辈青年时代的变革。

社会流动越来越成为常态的社会现象，无论是文化价值观念还是劳动方式的变化，都体现出青年一代生命历程的特殊性，与老年和中年群体差异明显。

三、乡土记忆：

建构还是解构

“乡土记忆”是一个与土地依附相关的概念。

土地依附是基于日常经济角度的考虑，强调土地的物质功能；乡土记忆则侧重于农业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要素，强调土地的心理和文化功能。

赋予土地一种情感的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所特有的态度④，农民失地前的生命体验沉淀于其观念和行为中并形成“记忆”。

不同代际群体积淀于土地依附上的“记忆”在失地后受冲击程度的不同，是导致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认同结果差异化的重

老年群体对土地的依赖和特殊情感，一方面源自劳动方式和农业技能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作为“惯习”的生活方式的形塑。

社会年龄是生命历程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社会时间表和年龄的群体特征依据社会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社会期待和要求而定，这种社会期待表明主要生活事件应发生的恰当时间，而如果生命历程中某一个阶段偏离了社会时间表的安排，就有可能对当前生命状态和以后的生命历程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在此意义上，失地对于缺乏其他劳动技能的农村老人而言就是生命历程终点的提前来临。

WZME地前是种地能手并因此获得村民的尊重，但征地使其引以为豪的农业劳动技能无用武之地；SCF尽管具备

农业之外的电工技术，但失地前后同样表现出较大反差，“没地了，不需要灌溉，不需要电工，村民们的新房装修也帮不上忙”。

这意味着征地前后老年群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以非农成就来衡量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时，老年一代在农业生产中积累的经验不再为年轻人所推崇，失地则使其毕生积累的传统劳动经验从优势变为了劣势。

实际上，失地老人对于土地的依赖，并非完全出于物质的考虑，渗入农业和土地的文化和情感才是真正难以替代的。

乡土文化对失地老年群体的深厚的影响，使其在生活空间随社会发展产生转换时，深嵌于内心的文化习惯却未能发生同步转移。

2.中年群体：

乡土割舍

中年群体与其父辈的早期经历有较大不同，在职业技能和谋生手段方面经历了“优势”累积阶段。

就整体情况而言，他们在生活环境、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等方面普遍优于老年群体，因此在同样面对失地这一现状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这种差异溯源于20世纪90年代G小区不同年龄级的村民谋生方式的分化，而分化和职业能力累积结果的效应在失地以后开始凸显。

CLQ从90年代后期先后在村委会和居委会担任职务，并逐渐脱离农业生产，ZXW在失地前有近20年的从商经历，早已放弃了收入有限的田间劳作，因此其心态是“（地）收了就收了，没什么舍不得”。

G小区居民在失地后的工作安排上与发达地区有较多不同。

发达地区的征地通常是以建立工厂为目标，失地农民以安排进厂工作为条件和政府部门达成拆迁和征地的协议，因此征地后的农民大多以工人的身份出现，或者得到政府部门政策性支持的其他岗位。

但地处县城的G小区失地农民却并非以此种方式得到安置，除了极个别人员被照顾安排为小区保洁人员（如SCF或承

担临时性的公益岗位外，大多数失地农民都在接受补偿款以及房屋置换后自谋生路。

这种自谋生路的能力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积累的各种资本有直接关联。

中年一代对另谋出路的生活方式早有适应，早期的生活经历和多元化的收入渠道减轻了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因此对土地的观念显现出较强的“功能性”特质，他们将“种地”当成谋生手段之一，不像老年群体将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内化为文化，更没有形成“乡土情结”，脱离农业生产、离开土地甚至成为中年一代的期盼。

从CLQ和ZXW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年一代对于土地并无多少留恋之情，尽管他们都有过一定的农业生产经历甚至从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但这些都被职业转换后更为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虚化。

3.青年群体：

乡土缺位

G小区的青年有着基本一致的生活经历：

高于祖辈和父辈的教育经历，而且不局限于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很多在此之后完成了中专或职业教育，后续教育的地点也大多选择在省会城市。

可以说，他们的城市生活在其学生时代业已开始，这使他们在失地后的城市适应方面表现出优势。

缺乏田间劳作的经历以及与城市生活接轨的受教育环境，为他们奠定了面对城市生活的积极心态。

在青年一代身上看不到熟练的农业生产技能，更遑论对土地的情感，相反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积极应对。

WXL认为早期有限的田间

劳动是基于“好玩”而其后的各项工作都和“土地”无关，因而也从未考虑失地以后日子怎么过的问题；ZL也认为“无论有地

还是没地，都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从访谈对象的感受可以看出，他们对“农村”的认知仅仅是地域上的，虽然生活在农村环境之中，但基本上处于“离土”状态，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话语在其记忆中明显缺位。

失地“农民”看起来并不适用于青年一代，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难看出他们与城市同龄人的差别，即使没有发生征地事件，他们也将是“脱农”的一代。

失地农民老年群体的“乡土依恋”、中年群体的“乡土割舍”和青年群体的“乡土缺位”，是对不同代际群体在生命历程中所积淀的乡土情感的写照。

失地经历给每个群体带来了不尽相同的体验：

越是依赖土地而生的群体对征地表现出越强的失落感，对新身份的认同程度越低，这是老年一代的真实描绘；青年一代则表现出与其祖辈相反的思维特征，他们几乎少有田间劳动

经历，更无以土地谋生的生命体验，这种既定的疏离感使其在遭遇祖辈相同的“革命”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心态，乡土意识缺位

的青年一代在失地问题上是“无动于衷”的；而中年一代则成为

连接失地后身份认同两极分化状态的糅合体，这种界定并非来自

中年一代年龄要素上中间状态的表象，而是源于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制度等）对各年龄级生命历程的影响所导致的一系列“中间效应”。

四、互动空间：

危机还是适应

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适应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危机反映的是个人或群体的控制能力同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对危机的适应则是个体或群体行为选择和重新配置资源的方式。

农民对于失地“危机”的感受和认知，同样因其个体生命历

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对新身份的认同程度，除了受各群体对土地依附程度以及附着其上乡土记忆状态的影响外，还受制于其互

动的外部交往环境，“良好的互动环境是顺利实现市民化的前提

条件之一”⑤。

这主要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一是失地农民与作为参照群体和交往对象的城市人进行互动时的体验；二是他们对原有社会交往网络的依赖程度。

农民对原有同质性社会网络依赖越强，则失地后新身份认同程度越低；在城市互动中的外界认同越多，则对新身份的认同程度越高。

与城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