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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２．２２．９０．７６
资料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与农业状况数据带，１９９３》。
对于一定的发展阶段来说，一个国家的食品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协调，不仅在于满足生存需要，还在于满足改善营养状况的需要。
因此，食品增长率不仅需要快于人口，还要有所超前。
这个超前的幅度用公式表示为
食品需求增长率＝人口增长率＋
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各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越是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越是需要一个较大的超前幅度。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食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已经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
对于发展中国家满足生存与改善的需要来说，食品增长比人口增长高出１个百分点，足以视为适当的超前幅度。
从表一看，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基本满足了这种需要。
但非洲国家显然还不能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生存需要。
然而，从世界整体、发展中国家甚至非洲国家来看，人们的营养满足程度都在提高。
全世界的人均食物卡路里摄取量，从１９６１年的２２４６千卡提高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７１２千卡，年平均提高０．７％。
其中发展中国家从１８９３千卡提高到２４９５千卡，年平均提高１．０％。
非洲国家相对来说改进较小，平均从２１０６千卡提高到２１８２千卡，年平均提高０．１％。
由于贸易在当今世界起着重要作用，使得食品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非洲国家也可以改进营养状况。
对于那些未能如愿的国家来说，是贫困而不是世界粮食供给不足造成的。
世界粮食供求状况良好的另一个标志，是世界粮价长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图一显示，以１９８５年不变价计算的小麦、水稻和玉米国际市场价格始终趋于下降，这主要是由供给状况决定的。
１９７０—１９９２年３种主要粮食全球产量与各自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小麦和水稻都是－０．７１，玉米为－０．８１。
即随着产量的提高，价格相对下降。
综上所述，约翰森对今后至少３０年世界粮食市场的估计是有充分根据的，他认为世界粮食市场不是技术或供给约束型的，而是需求约束型的。
在不考虑分配问题的条件下，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温饱。
二、布朗眼中的“粮食问题”与中国现实
布朗预测，中国到２０３０年人口将增加到１６亿，而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迅速，食物结构改变也在加快，粮食需求将大幅度提高。
与此相对应的供给潜力则不乐观：
耕地和水资源日益转为非农使用，靠扩大播种面积增加产量的潜力很小，单产的提高也是有限的。
由此他预测，从９０年代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将以每年０．５％的速度下降，到下个世纪３０年代，粮食缺口将为２．１６—３．７８亿吨。
布朗警告说，届时全世界都无力养活中国。
可见，布朗眼中的中国粮食问题是供给制约型的。
从他反反复复发表关于中国粮食预测观点以来，中外学者已经从理论上揭示其观点是不符合经济发展逻辑的，并用实际证据证明其预测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来说，布朗实际上假设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面对食品需求的增长和资源压力的增强，农民、消费者、政府以及贸易伙伴皆不作出反应。
这显然不符合经济逻辑。
众所周知，任何经济情形的变化，都会表现为产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
对此，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会作出相应的反应。
人们通过技术创新、贸易扩大等努力足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
他所描述的中国农业供需特征，至少在过去十几年中始终存在。
然而，我们不仅在８０年代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农业奇迹，而且一直保持全世界最高的农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率。
从各种对中国粮食产量的预测来看，绝大多数中外专家与布朗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异颇大。
不同的预测不仅源自采用模型结构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预测者所依据的宏观经济思想，从而选用的不同经济参数。
表二中我们列举了一些最有代表性的预测，用来与布朗的预测比较。
结果表明，如果以布朗对２０３０年中国粮食生产总量的预测数为１的话，其他学者和机构的预测数则高达１．５４—２．４５。
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布朗预测所持的方法论和所依据的事实及资料表示怀疑。
表二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几种预测结果
布朗罗赛格黄季昆美国海外经合世界
朗特等等农业部基金会银行
１９９５３．５５３．５５３．５５３．５５３．５５３．５５
２０００３．４２３．８５４．１０３．６２４．１１３．６７
２００５３．２９４．１８４．３８３．８２４．４５３．８２
２０１０３．１７４．５３４．６９４．０３４．８３３．８９
２０２０２．９４５．４１５．５２４．４９５．６８４．０３
２０３０２．７２６．４６６．５０５．００６．６７４．１８
Fanetal.（1996）。
具体来说，布朗预测的错误，除了他不恰当地把中国大陆的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相类比之外，还在于大大低估了中国及世界的粮食增产潜力。
他拒绝承认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
国际粮食市场仍然有惊人的能力，对粮食短缺而导致的高价格作出反应，从而大量增加供给。
在供给作出反应之后，国际粮食价格又会迅速降下来；
中国有相当大的技术潜力，对任何可能的粮食短缺和高价格作出自己的反应，从而增加产量。
目前我国科技对农业的贡献份额只有３５％，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只有高产国家水平的５０％左右。
由此，低者说粮食单产尚有０．３—１．０倍的增产潜力；
高者说，粮食单产的增长潜力可达１．５—３．５倍。
人们并非面对布朗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有意粉饰太平，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粮食供给就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
然而，问题固然存在，却非布朗所指。
中国改革以来的粮食生产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即一方面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却停滞不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期间，中国小麦的收购价格以每年９．０％的平均速度上升，水稻收购价格的年均上升速度为１０．９％，玉米则为１０．３％。
同期，这三种粮食的产量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３．９％、１．６％和３．７％。
如此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却没能刺激起粮食生产的同比例增长。
这多少出乎经济学家们的意料。
本文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停滞的真正原因在于农业和粮食比较优势的下降，从而增产努力的成本是高昂的，而同时，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非出自市场力量的推动，而是由于政府的人为干预。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越是缺乏耕地资源，经济增长越迅速，其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也就越快。
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世界罕见的速度增长。
同时，耕地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日显突出。
从而农业比较优势迅速下降势所必然。
农业比较优势的降低通常导致一种新的政策扭曲，即实行农业保护政策。
经济分析表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从对农业进行征税到保护农业，中间的政策跨度只是一步之遥。
是否以及什么时候迈出这一步，取决于政治决策者对政治收益与成本的权衡。
从有关的因素分析，可以判断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实行已经近在眉睫。
首先，城市居民生活支出中食物比重下降，其中用于粮食消费的比重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
这两个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从１９８２年的５８．７％和１２．９％降低到１９９５年的４９．９％和７．４％。
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城市居民对于食品和粮食价格上涨的抵制。
与此相应，农民则因农业和粮食比较优势的下降，有了更大的激励寻求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
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农民的事实，进一步加大市民与农民寻求政策保护的激励不对称。
其次，粮食在中国一直被看作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重要产品，是国家安全的象征。
由于地区利益的差别和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国家层次的粮食自给目标必然要通过每个地区的自给政策来保障。
为此除了采取各种控制手段之外，还要借助于一系列刺激办法，从而加强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
从国际经验看，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倾向于使一个国家或地区承受更高的农业保护水平。
例如象瑞典、瑞士这样的欧洲非军事同盟国家，需要主要依赖于自身的生产能力来维持食品安全，所以心甘情愿地承担较高的农业保护费用，以维持食品自给。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举足轻重。
所以，粮食供给越是具有不稳定的预期，政府对农业保护的政策倾向越强烈。
最后，政府仍然希望通过提高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或其他直接补贴，增加农民的收入。
迄今为止农业收入仍然占到农户生产性纯收入的６８％，提高农产品价格仍然不失为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
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农村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收入的稳定。
因此，重视农村、重视农业、重视粮食的呼声总能够得到较多的附应。
近年来这样的呼声大多表现为直截了当地要求实行农业保护政策。
三、反思中国粮食战略
以上这些条件的变化，导致农业保护水平的逐步提高。
由于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下降特别快，所以粮食价格保护程度提高得也特别快。
１９９３年小麦、大米和玉米的国内市场价格还普遍低于国际市场水平，１９９５年就全面超过了国际市场水平。
表三国内集市粮价与国际市场之比
小麦大米玉米
１９９３７６．２３６５．５０８０．６４
１９９４１１２．３４５５．５８１１４．７０
１９９５１１５．４８１０９．４１１５７．２７
１９９６１０７．０２１１３．６５１０３．０９
注：
１９９５年为年底数，其它为５月份数。
Garnauletal.（1996）;
郭玮。
除了通过价格扭曲来对农业进行征税或保护外，各种类型的补贴也可以起到同样的征税或保护效果。
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农业受到保护的程度，我们将价格因素、国家财政投入、包括利率补贴在内的各种补贴综合计算，得出一个反映农业保护水平的指标——“农业生产者补贴等值”。
农业生产者补贴等值为负意味着农业仍然处于被征税的状态，正值则意味着农业已经受到保护。
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期间，该指标始终为负数，对农业征税的比率最高时于１９８８年达到６５％。
到１９９４年，该指标已经趋近于零，即对农业的征税水平大大降低，仅为２％。
从趋势上看，对农业征税到保护农业的政策转折点无疑即将来临。
表四中国农业的实际保护水平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农业生４，０１０５，８７０７，６６０９，０９０１２，８００产总值
农业生产－１，６２０－３，７９０－１，９７０－１，４８０－２４０者补贴等值
ＰＳＥ占产值－４０－６５－２６－１６－２的比重
Garnautetal.（1996）。
最终判断农业是否受到保护，还要与非农产业的保护程度一同考察，即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看农业的收益是净流出还是净流入。
即使从有关的指标可以观察到农业受到越来越少的征税，但与制造业受到保护相比，农业还是处于较强的被征税状态。
可见，作出农业保护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并将继续提高的判断不无依据，可是预期农业保护会在不久达到很高的水平，尚缺乏说服力。
观察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政策转变的时间可以发现，那些基本保持食品完全自给的国家和地区，从对农业征税转变为保护农业的时间，是其人均收入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６倍时；
而仅仅保持６５％的食品自给率的国家和地区，这个转变时间，是其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时。
这就是说，实行彻底的农业保护政策，迄今为止是富人俱乐部的专利。
以食品自给自足为目标，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达到农业从征税到保护的转折点，因而必须当其人均收入水平更高时，才能承受得起。
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
如果在这一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则意味着一个较小比例的人口来补贴或保护一个较大比例的人口，经济负担之重是难以承受的。
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比重高达７１％，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为５４％，显然不具备对农业实行全面保护的条件。
中国目前最可能出现的将会是一种既对农业实行保护，同时又保护不足的局面。
其含义就是国内农产品价格超过国际市场水平，同时又没有达到农业生产者所寻求的支持水平。
这种不完全的农业保护政策，结果可能是既伤害农民又伤害消费者，政府也不能从中获益。
一方面，农民不能从保护政策中得到足够的补偿。
虽然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经提高，但又不足以使生产者获得相应回报，就仍然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
价格刺激不够，就仍然需要借助于传统的控制手段对农产品生产数量作出强制规定，农业经济中资源的市场配置就成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形下，消费者则要支付较高的价格来满足食品需求。
所以，如果说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实行农业保护政策有危险性的话，这里则揭示出不完全的农业保护更不可取。
问题还不仅如此。
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还会影响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
我们可以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经济作物比较优势指数与次年经济作物与粮食播种面积的比率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中国农业区域比较优势发挥的程度。
如果上一年某一种作物的单位面积收益水平对于下一年该作物的播种面积有较大的正比影响，说明该作物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
１９８５年以前，农业比较优势确实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１９８３年的比较优势指数与１９８４年的播种面积分布间具有较大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０．５９４；
１９８４年与１９８５年同一相关系数为０．４１６。
但是，１９８５年以后，由于强调粮食的区域自给自足，这一相关关系显着减弱。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为０．１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为０．１４５，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为０．１３６。
而到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比较优势与播种面积的相关关系已经十分微弱，相关系数仅为０．０３８。
四、粮食贸易利益：
中国及其伙伴
李嘉图用比较优势原理奠定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坚实理论基础。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指出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和收益，在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
由于不同产品要求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密度，所以具有任何要素禀赋特征的国家都具有在某种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
而比较优势的存在提供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和收益。
８０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大大下降，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日益明显的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曾经继承了欧美和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亚洲四小龙；
却正在丧失这方面的比较优势。
这给中国提供了通过国际范围的劳动分工获得农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的机会。
另一方面，对农业内部，中国因人均耕地少而在粮食作物生产上缺乏比较优势，却同时可能因劳动力丰富而在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不仅中国可以利用国际贸易获得食品供给，还可以通过国际分工获得福利收益。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国际市场解决粮食问题，不仅通过降低粮食需求满足的成本而增进整体福利，同时也通过降低可能的世界粮食市场保护水平，使包括粮食出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获益。
一项研究表明，仅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就因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其一，使国际大米贸易量减少了４５％，使国际肉类贸易量减少了５５％；
其二，使玉米、家禽和猪肉的国际市场价格降低了２—３％，使大米和牛羊肉的国际市场价格分别降低了６％和９％；
其三，使大米、小麦和牛羊肉的国际市场价格不稳定程度提高了１５％。
由此而使世界上那些拥有农业比较优势因而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受到严重的福利损失。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估计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后，各个地区可能受到的福利影响的数量模拟。
较有代表性的三种结果列于表五。
其中第一种模拟是１９９０年所做，当时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仍然较大幅度地低于国际市场，因此估计中国会因全球农业贸易自由化后，农产品世界市场价格上涨而有福利损失。
其它的估计都得出了积极的结论，即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后，无论中国、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都将增进经济福利。
这种模拟结果的具体数量虽然未必可以作为依据，但其基本道理是与比较优势理论的预期相一致的。
农业贸易自由化所获得的福利收益不仅仅来自于贸易利益本身。
扭曲政策的矫正还会通过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也就是说，这样的过程还是一个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是农民追求资源边际报酬最大化的过程。
农民可以通过实行符合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增加收入。
表五中第四种模拟把生产率提高因素考虑在内，估计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福利效果就大为提高，中国福利所得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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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波利安娜是美国作家波特小说中的人物，代指遇事过分乐观的人。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悲观女神，传说为特洛依国王之女，能预知祸事。
②值得指出的是，这只是马尔萨斯起初的观点，而事实上他很快修正了这一观点。
但没有人给予注意，也没有人记住。
见Johns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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