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夜》的女性形象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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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害怕失去丈夫对她的关爱，害怕失去现在她所拥有的一切。
在畸形的现代社会里，“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里的女人直觉地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险”。
[2]对于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容颜的衰老给她带来的恐慌更甚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所以，她时时不忘化妆。
即使在飞驰的汽车里，她也要“打开她的红色皮包，取出一个粉扑，对着皮包上装就的小镜子便开始化起妆来”。
她“不觉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可以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
[3]她的一身“入时”的打扮，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博取丈夫的欢心，是她不安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在客观上，却是对她父亲终生恪守的封建思想的一种蔑视、嘲讽。
所以，吴老太爷看着她觉得十分恶心，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在某种程度上说，吴老太爷患脑充血而死，与她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她对封建思想的“背叛”也就仅此而已。
她在骨子里，仍然留有浓厚的封建思想。
在对待儿子的情感问题上，她极力反对林佩珊与儿子的自由恋爱，认为“两个人辈份不对”。
她还在遵循着旧有的择偶标准，思想并没有解放，还被禁锢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
她是一个打上了封建思想烙印的中年资产阶级的女性形象。
吴少奶奶林佩瑶的形象与杜太太有所不同，她是一个颇具复杂心理的资产阶级少妇。
在喧嚣的人群背后，她感到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真味”是那样的苦涩。
在吴老太爷的吊宴上，昔日的情人雷鸣的出现，勾起了她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使她非常怀念“密司林佩瑶时代”。
在“五卅”运动的浪潮中，她曾与雷鸣演了一出短暂的“仲夏夜之梦”，但雷鸣的地位决定了不能给她幸福。
当父母双亡后，雷鸣又突然从她的视野里消失，孤苦无依的她，只好嫁给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成了吴家大院漂亮的女主人。
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使她欢心，“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有着“啮心的焦扰”。
这“缺少”的，这“啮心的焦扰”就是她所追求的狭隘的爱。
在求爱的道路上，她求爱不得，只能成为资产阶级华丽客厅里的“花瓶”。
她对现实有所不满，对逝去的美好回忆有所眷恋。
她是一个依恋感伤于过去的人。
在回忆里，她知道有一个男人曾爱恋过自己，这使她受伤的心得到了暂时的安慰。
然而，即将奔赴战场的雷鸣，把昔日林佩瑶送给他的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花又还给了她时，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哀怨。
这本《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她俩秘恋的见证，是照亮她生活的一盏明灯，那朵白玫瑰花是她俩纯洁爱情的象征。
如今，情人将昔日的定情物还回，仿佛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
这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这朵白玫瑰花已经象征了她们爱情的结局。
从此以后，她就像维特一样，被烦恼所困，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她整日抱着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那朵枯萎的白玫瑰花，神情恍惚，心里有说不出的“幽怨和遐想”。
作为丈夫的吴荪甫，缺少对妻子的关爱。
即使在“事业”濒临失败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她身上的变化。
“即使他有时觉察到了，也不会理会，他马上就会忘记”。
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枯萎的白玫瑰花，在他眼前已经出现了三次，竟没有引起他一丝的怀疑，他已失去了作为丈夫的敏感性，妻子只是作为一件可以忽略的物品而存在。
所以，林佩瑶与吴荪甫保持着一种很不正常的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
她虽然不满丈夫的无情，但在心里她还想做“忠实的妻子”。
偶尔的一次“背叛”，使她背负了对丈夫的负罪感。
当吴荪甫从报纸上看到双桥镇失陷的消息时，“克勒一声冷笑”，“吴少奶奶心里猛一跳”，“神经过敏的她以为丈夫这一声冷笑正是对她而发，于是便好像自己的秘密被窥见了似的，脸色在微现灰白以后，倏地又转红了”。
当她得知“荪甫的冷笑和什么‘要来的事’乃是有所指，心头便好像轻松了些，却又自感惭愧，脸上不禁泛出红晕，眼光里有一种又羞怯又负罪的意味”。
从此，她变得更加抑郁寡欢了。
她虽然过着豪华的物质生活，却时时抚摸着这失去“自由”的伤痕。
她不就是金丝笼里的一只美丽的鹦鹉吗？
她明知道这种生活不是她所追求的，但是，却没有想过怎么去摆脱它，只能在苦闷悲戚中打发日子，就像那朵枯萎的白玫瑰花一样，已经失去了鲜艳和芳香。
而她所珍视的爱情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全部。
“她把爱情的贞洁给了情人雷鸣，把肉体的贞洁给了丈夫吴荪甫”。
[4]这就注定了她要承担灵与肉分裂的痛苦。
当林佩瑶与雷鸣动情的一吻之后，她便背负了对丈夫的负罪感，并惭愧地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理应受人的指责。
然而，她的情人与丈夫却可以和任何女人在外鬼混，并把这种性行为当作理所应当，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爱情。
这就是男权社会里作为女性的悲哀。
在对待妹妹林佩珊的感情问题上，她不同意妹妹与范博文交往，也不赞成丈夫把妹妹当作巩固联盟的筹码，嫁给杜竹斋的幼弟杜学诗，她有自己的“痴想”。
她想让妹妹代替自己，嫁给昔日的情人雷鸣。
为了自己心灵上能有一丝的安慰，不惜牺牲妹妹一生的幸福，这也反映出了资产阶级狭隘的自私的爱情观。
作为吴荪甫的妻子，她也曾对吴荪甫封建家长式的作风做过几次小小的抗争。
但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还要依附于丈夫，使她没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勇气与丈夫抗争到底，只能听从他的安排。
当吴荪甫突然要带她离开时，“少奶奶猛一怔，霍地站了起来，惘然回答：
‘那不是太局促了么？
可是，也由你。
’”毫无疑议，如果她不愿意当资产阶级华丽客厅里的花瓶，又没有“娜拉”一样的勇气，那么，等待她的就是枯萎的白玫瑰花似的命运。
无情的岁月，使她美丽的容颜、温柔的个性、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都失去了原有的亮色。
虽然她还保持着资产阶级少妇的端庄、温柔，但她的思想、感情已失却了“时代女性”应有的美，她已被时代的浪潮所遗弃，这是“时代女性”中一类典型的可悲的归宿。
这些资产阶级的太太们，虽然她们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内心深处，那种不安与苦闷还时时困扰着她们。
她们也不愿意做客厅里的“花瓶”，但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她们还要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使她们没有勇气摆脱这种命运，只能在深宅大院里静待悲惨命运的到来。
她们的悲剧是优越生活掩盖下的更悲哀的悲剧。
太太们的生活已成为固定的模式了，那么，小姐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二、不同生活追求的资产阶级的小姐
在吴公馆里，有这样三位性格大相径庭的资产阶级的小姐，她们是：
四小姐惠芳；
吴少奶奶的妹妹——林佩珊；
表小姐——张素素。
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在她们的情感世界里，却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同时也暗示出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四小姐惠芳是《子夜》中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
她是禁锢在吴老太爷身边的“玉女”。
刚到上海，她就对自己的衣服感到不满，她想摆脱那种灰色的、父权压迫下的不自由的生活，向往着现代都市的生活。
但是，突然间，她的生活环境由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筑就的深闺变成了奢侈淫蘼、光怪陆离的上海，种种的不适应，引起了她“心灵上的变化和感情上的冲突”。
四小姐显赫的地位，使她避免了许多有形的伤害。
可是，她与都市人有着必然的隔阂，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中，她忍受着悲哀与孤独。
她觉得林佩珊和杜新箨的谈笑很惬意，使她萌生了对情爱的渴望，但多年信奉的禁欲主义思想总在牵制着她，使她不能自由地和男人说笑，以致那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杜新箨经人介绍要和她握手时，她的“一双手却贴在身旁不动，而且回答的鞠躬也多少带有几分不自在”。
在兆丰公园里，她替范博文说情，使他从吴芝生手中解脱。
范博文“转身抓住了四小姐的手，恭恭敬敬鞠躬说道：
‘救命恩人！
四小姐，谢谢你！
’她赶快摔脱了范博文的手，背转身去，脸上立刻从眼角红到耳根”。
这就是《太上感应篇》教育的结果。
在兆丰公园里，那些歇斯底里叫着的猴子，引起了她对五六年前童年往事的回忆。
在“封建僵尸”的压迫下，使她失却了少女应有的纯真的笑容。
如今，她再想找寻一只会笑的猴子，已寻不到踪影，这就是她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
当她看见一对相亲相爱的猴子夫妻时，这景象勾起了旧式“闺秀”少女的“幽怨感触”。
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使她没有勇气主动追求爱情。
在孤独与苦闷中，她想出了逃避现实的方法——“回乡下去”，离开这个物欲横流的上海，远离“现代文明”的熏染。
而作为企业家的哥哥，一心忙于他的“事业”，根本就不了解四小姐那种复杂的“心灵上的变化和情感上的冲突”，反而对他的二姐说：
“也许是一种神经病”。
在赤裸裸的金钱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冷漠，亲人之间缺少必要的关爱，这使得四小姐无处诉说她的生活苦闷。
她回乡的目的没有达到，干脆就闭门不出，表示抗议。
然而她的反抗方式是十分奇特的，她学着吴老太爷的样子，整天捧着《太上感应篇》，焚香静修，希冀“借此清心寡欲，减轻一些精神上的矛盾痛苦”，以此抵挡住花花绿绿的世界对她的诱惑。
然而，喧嚣的世界，使她念不成经，睡不着觉，反而做起了与范博文幽会的桃色梦来了。
她是一个“思想”大于“行动”的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勇气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在梦里，她却失身于范博文，她也想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太上感应篇》多年的教育，使她无法跳出封建礼教筑就的高墙。
正当她痛苦欲绝的时候，那位“元气旺盛的表姐张素素”来了，把她拉出了房门，逃出了分崩离析的吴公馆，到外面求学，去寻找新的自由。
她的苦行僧生活就此以失败告终。
当她离开吴公馆时，她“偷偷地滴了两滴眼泪，这是快乐的眼泪，也是决心的眼泪”。
在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使她不可能一下子投身到社会解放的洪流中去，但已经表明了她投身洪流的决心，去追求真正的自由。
这是作家给了她一个比较光明的不算结局的结局。
瞿秋白在《读<
子夜>
》中说，林佩珊是“不知死活”。
确实，她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却耳濡目染了当时社会及时行乐的恶习。
在大三元酒店里，李玉亭说上海危机四伏，共产党准备五月暴动。
她并没有“居安思危”。
她的一句“上海总该不要紧罢？
有租界——”使我们看到，她受当时社会习气毒害之深，已经丧失了民族尊严。
她不担心国之政事，反而想到的是“有没有优游行乐的地方？
”当杜新箨提出要到丽娃丽妲村行乐时，她便“倚在杜新箨臂上走了”。
这就是她追求的生活：
“且欢乐罢，莫问明天：
醇酒妇人，——沉醉在美酒里，销魂在温软的拥抱里！
”
“在林佩珊那样的年纪，她那小小的灵魂里并没有觉醒了什么真正意义的恋爱，她一切都不过是孩子气的玩耍罢了！
”所以，当范博文向她求婚时，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害得范博文想自杀。
回到吴公馆，她又向她的姐姐宣扬了一下她的“恋爱哲学”。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又都不可爱”“老是和一个人在一起，多么单调！
”“要是和小杜结婚，我心里一定还要想念别人——”这位小姐对于恋爱并没有自己的主见，总是“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不知和哪个男人结婚好。
不久，她便扔下诗人，去与比她小一辈的刚从法国回来的”万能博士”——杜新箨恋上了。
正如瞿秋白所说：
“林佩珊与杜新箨是拿恋爱当玩艺，充分表现着时代病的产儿”。
不过，我们也可以预想到，在杜太太的反对声中，她和杜新箨的恋爱将以悲剧的结局收场。
在林佩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颓废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腐蚀一位少女的心灵的，以致使她失去了健康的生活追求。
在吴公馆里，表小姐张素素算是比较清醒的一位“时代女性”了。
“她厌恶灰色的平庸，追求刺激，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强悍泼辣的个性”。
当吴老太爷死后，她发表自我宣言：
“我不肯死！
我一定不能死！
”“如果一定得死，我倒愿意刺激过度而死！
”“是狂风暴雨，是火山爆裂，是大地震，是宇宙混沌那样的大刺激、大变动！
”这就是她所追求的刺激——“革命”。
在“五卅纪念节”游行队伍中，我们看到了她的身影。
然而，“大队的巡捕在后面赶上来”，挥着棍子乱打时，她不禁“手指尖冰冷”，“两只手在抖，而且全是冷汗了”。
多亏吴芝生拉了她一把，于是，“两个人踉踉跄跄地赶快钻进了大三元”酒店，连“头也不回”。
这是怎样的一位“弄潮儿”，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那参加运动前的“紧张”、“热情”都已跑到九霄云外。
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一个胆怯的革命旁观者的形象。
她参加示威游行，只是一时的热情，一时的冲动，她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
但是，到“大三元”酒店后，她又恢复常态，还在为自己“身当其境”而陶醉。
她非常激动地讲述着柏青的被捕，忿然质问范博文和杜新箨对示威游行的嘲笑。
在她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五四”后觉醒的“时代女性”的身影，这就暗示着子夜社会的知识女性行将“不可避免的分化”。
当四小姐惠芳刚到吴公馆的时候，张素素就预见到了四小姐会变。
当四小姐正在为情感生活中的苦闷而闭门不出时，是她这位活泼的、“爱管闲事”的表姐将四小姐拉出了家门，去寻找新的自由。
她是一位比较清醒的女性，她的口头上不时讲出资产阶级生活“堕落”的话语。
她带四小姐去丽娃丽妲村，让四小姐“看看上海的摩登男女到乡下干的什么玩意儿！
”在这个所谓的“乐园”中，她看到的是“全部的堕落”，她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背叛者。
她本不是革命者，但是，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可以革命的。
在《<
提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素素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人物形象，她的感情比较波折。
然而，在《子夜》书中，她的感情呈线性发展，这是作家有意简化了情节，这不能不说是《子夜》的不足之处，但我们也可以靠推测来了解她的情感世界。
在兆丰公园里，从范博文与吴芝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曾令张素素心动。
然而，张素素所追求的“强烈刺激”是这位“灰色”教授所不能给予的。
所以，她感到失望。
况且，这位李教授看重的是张素素家的钱。
当听说张素素的父亲快把一份家产花完时，他很是失望。
张素素看透了这位李教授不过是受资本家豢养的走狗，她们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完结了。
当四小姐说：
“他们全有伴。
我是一个人！
”时，张素素“明知道自己有‘伴’”，但没有说出，这个“伴”应该是吴芝生。
他与张素素一起参加“五卅纪念节”示威游行，并且经常发表议论像个革命家。
张素素在丽娃丽妲村发现他时，她似乎感触很深地自言自语道：
“全部堕落了！
——然而也不足为奇！
”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吴芝生亦非革命家，她们的恋爱关系很快也会结束。
张素素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择偶标准，她冲破了旧有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再只是“男择女”，“女亦可择男”。
在张素素的身上，热情地洋溢着“时代女性”的新气息，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后继有人。
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们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化”。
对她们来说，只有两种命运：
一是像林佩珊一样继续堕落下去；
而另一种则是像张素素、四小姐惠芳那样，冲出吴府的牢笼，作为新“时代女性”融入社会解放的洪流中去，去寻找新的人生方向。
不管怎样，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那些处在资产阶级最底层的最不受人尊重的一类人——高级妓女，她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三、畸形现代社会里的高级妓女
30年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阶段。
在这个畸形的年代里，没有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反而使她们卷入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中，成为奢侈淫靡的娼女。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作商品。
”“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
[5]茅盾为我们描绘了在畸形现代社会里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这三位高级妓女奢侈淫靡的生活。
她们都是自甘堕落沉沦的金钱的奴隶，心甘情愿地成为权贵的玩物。
她们从老到新，或专事欢愉，或别有用心，或为金钱的诱惑而陷入泥淖。
她们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没落。
徐曼丽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妓女。
我们也只是从朱吟秋那里隐约地知道她“好像是某家的寡妇”。
她凭她的姿色和妩媚，靠出卖性服务给上流社会中的男人们带来消遣，以此谋求她所谓的“快乐幸福”。
她游刃有余地在众多男人中间周旋。
几乎使所有金融界和实业界的要人为之倾倒，她可以“和赵伯韬到华懋饭店开房间”；
可以和吴荪甫之类的实业家厮混；
还可以和雷参谋吊膀子；
周仲伟找老赵放款子，还得找她介绍；
刘玉英为了探消息，不得不盗用她的名字，并且刘玉英还想成为“徐曼丽第二”。
足见，她在上层社会中的能力和影响力之大，但她始终是“高等阶级的玩具”。
弹子房里有她赤裸裸的“死的跳舞”，黄浦江上夜游时有她胆颤心惊的“金鸡独立”，她俨然奴隶一般听凭这些男人的摆布。
对此，她并非没有一点知觉，她只是“假装不理会”罢了。
虽然她有时也“觉得有几分的不自在”，“一缕被玩弄的感觉就轻轻地在她心里一漾”。
就像鲁迅先生所说：
“要别人‘养’，就得听别人的唠叨，甚至于侮辱”。
[6]所以，那种“被玩弄的感觉”在心里只是一漾，就立即消失了，说明在她心里还有一点残存的自尊，这是与刘玉英、冯眉卿完全不同的。
茅盾没有介绍她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是个寡妇。
也许丈夫死后，家庭生活比较艰难，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在畸形的社会里，她无法支撑起一个家，所以，被迫从事这一行。
从这一点上来说，是社会造成了她的不幸。
但是，她完全可以再嫁，组织起新的家庭。
也许是受“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使她没有这么做，反而走上了一条靠出卖肉体与灵魂为生的不归路，过起了看似逍遥自在的卖笑生活。
她已经为风月场上的老手，整日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游戏人生。
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使她成为一个完全商品化的女人。
刘玉英是一个完全被金钱腐化的妓女。
她在某些方面不如徐曼丽吃得开，但在投机钻营这一点上，却是徐曼丽所不能及的。
她曾读过几年书，受父兄的熏染，使她对交易所证券市场的经络有所了解。
婚后，受公公和已故丈夫的影响，她陷入“现金交易”的漩涡无法自拔。
“鉴于哥哥的甚至丈夫的覆辙，她很稳健，做一万公债能够赚进五六十元，她也就满意”了。
这个西洋型的女人，有她自己的一套投机哲学。
“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和男子不同；
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
所以，她把认识老赵，也当作是一种“投机”，而且“预备捞进一整票的”。
“她也算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可惜这种‘聪明’都用到投机事业上去了”。
她盗用徐曼丽的名字，进入赵伯韬的房间，在赵伯韬面前充分发挥她的说谎的才能，利用吴赵之间的矛盾，胡编乱诌。
当她意外地偷听到老赵与尚仲礼的秘谈时，“一心一意盘算着怎样也做个‘徐曼丽第二’！
而且想比徐曼丽更加巧妙地把老赵完全‘吃住’”。
“谁出大价钱，我就卖给谁！
”这是她对自己的投机哲学做的最精辟的论断。
此后，她便在吴赵之间周旋，充当双重间谍。
这样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当吴荪甫失败后，大骂“刘玉英，这不要脸的，两头做内线。
”为了金钱，她在吴赵之间游走，促使双方力量的相互转化，吴荪甫敢和赵伯韬斗法，全靠她这张王牌。
可见，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无所不用，为了金钱，不惜使用女色这样下流的手段，同时也说明了刘玉英是所有妓女中，最有心计的一个。
她是破落豪富家的寡妇，为赚钱发财不顾一切给人做姘妇，反以为荣，昂首炫耀；
为人做内线，两面讨好，从中渔利。
是金钱使她鬼迷了心窍，她不但贪图奢侈淫靡的生活，自甘堕落，而且还想找寻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臂膀，可供依靠。
冯眉卿是逃亡地主冯云卿的独生女。
为了探得公债市场的机密，为了金钱，冯云卿竟不顾“诗礼传家”的封建传统，教唆自己的女儿去施美人计。
结果，弄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可悲的结局，而在这一过程中，冯眉卿却充当了廉价的商品。
出身地主家庭的小姐冯眉卿，如何能从小姐的高贵身份转变为妓女身份，这其中有许多原因。
除了她继母的推波助澜和她父亲对金钱的贪恋之外，她自身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冯眉卿是一个初涉世事的美丽而天真的姑娘，因父亲的出卖和自己的幼稚无知，成了阔人嘴里的羔羊。
她风流娇憨，曾为自己的行为羞愧，但对于享乐、安逸的生活的满足，很快使她忘乎所以而无所顾虑，以致由于她的错误，导致了父亲的破产。
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对金钱和权势的渴望。
除了以上三位之外，还有冯云卿的九姨太。
她虽然“不识字，不懂新法子”，可是到了上海，她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当冯家接到绑匪的吓诈信时，是她“找到白府的五姨太这根线索，这才算是一个招呼打到底，居然太平无事”。
从此，冯云卿“不敢过问”九姨太的“夜游生活”，传统的夫妻关系已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
她作为继母，对冯眉卿没有一丝的关爱，反而在丈夫面前贬斥女儿，促使冯云卿下定决心出卖女儿。
她是一个恶毒的后母形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老九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虫，她们会搞钱、探消息、媚人，完完全全是资本家的泄精器，可是也是现代的产物！
”（瞿秋白《读〈子夜〉》）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寄生腐朽的特点，以金钱、地位为中心，追求享乐和官能的刺激，醉生梦死，灵魂已泯灭成了花天酒地中的行尸走肉。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人虽然摆脱了封建旧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拥有空前的性自由。
但是，她们的“现代”是以出卖肉体和灵魂为代价的，这与女性追求的真正的性解放、幸福自由是背道而驰的。
当女性具备了经济能力和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不再充当工具或商品时，一个社会才会有真正的文明。
总之，在男权社会里，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还是那些上层社会中的高级妓女，在她们的身上都反映出了对男人的依附，对金钱、地位的渴求。
她们都渴望找到强有力的男人的臂膀作为依靠，为此，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庸。
尽管有些清醒的“时代女性”像张素素、四小姐惠芳冲出了牢笼，去寻找新的自由，但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女性没有她俩的勇气，或是像林佩瑶一样，继续在苦闷、悲戚中打发日子；
或是像林佩珊一样，继续腐化堕落。
《子夜》明确的写作意图，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
资产阶级女性们的情感生活比起主角吴荪甫、赵伯韬来显得并不丰满。
但她们个个被作家描绘得貌美如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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