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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

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1]。

由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黄帝之前，四分五裂，部落纷争，战乱迭起，黄帝经过与炎帝、蚩尤等激烈的战争，才消灭了纷争，统一了社会，完成了父权制时代的统一，结束了各部落之间的纷争。

将勤政爱民勇于平叛的明君贤臣形象塑造的高大而威猛。

而在《夏本纪》中记载：

禹率领百姓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

”“通九道，陂九泽”[1]，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终于平治洪水，成为人民心目中理想的领袖。

在《周本纪》中歌颂了周的始祖后稷以及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周武王的艰苦创业历程，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明君贤臣形象。

《史记》不仅写了三皇五帝等远古帝王，还深情的讴歌了秦皇汉武等一系列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

在《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他们的艰苦创业历程，热情歌颂了他们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

秦始皇雄才大略，艰苦创业，他13岁继承王位，21岁亲政，任用李斯、王翦等人才，吞并六国。

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前221年灭齐，十年之间，消灭了割据称雄的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割据称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统一法度、度量衡、货币与文字，修筑驰道，加强交通建设。

北逐匈奴，筑长城；

南定百越，促发展，功不可没。

司马迁在批评他实行暴政的同时，歌颂了他艰苦创业的开拓进取精神。

项羽以一名逃犯，聚众起事，以八千江东子弟，艰苦创业，图谋发展，在推翻暴秦的历史中建有大功。

巨鹿之战中与秦军决战，破釜沉舟，以一当十，终胜秦军。

垓下之围时，尽管部下越来越少，但项羽依然谈笑自若地溃围、斩将、刈旗，勇敢非凡。

其英雄气概，千古敬仰。

司马迁热情地歌颂道：

“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

霸王"

。

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1]。

刘邦手持三尺宝剑闯天下，武力虽不及项羽，但他善于用人，终成统一大业。

他无疑也是具有创业精神的大英雄。

由此可见，从远古帝王到秦皇汉武，司马迁有选择的进行了歌颂，从这些帝王身上，不仅反映了统一事业的艰难，更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为追求统一事业而艰苦奋斗的精神。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功绩进行歌颂，体现了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渴慕之情。

《史记》还体现了作者对于有治理国家才能的贤臣的渴望。

如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无比的愤懑记叙了屈原悲剧的一生，歌颂了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刚正不阿的正直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或者秦帝，或者楚王，都直接关系着本国人民的命运和利益。

作为一个楚国的政治家兼诗人，他“眷顾楚国”，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能够完成统一中原的宏伟大业，所以他“奔走以先后”，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弊政、振兴国家、联齐抗秦。

为了改变祖国昏暗的政治，他不顾个人的荣辱祸福，与那些奸佞小人和腐朽的旧贵族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始终为祖国的富强而斗争，就是受馋见疏，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始终以祖国的前途为念。

他总结古代兴亡盛衰的历史，以古论今，“一篇之中三致志焉”[2]，希望楚王觉悟，改弦易辙，奋发图强。

他明知“鲧婞直以身亡”，“謇謇之为患”，却拒绝女媭明哲保身的忠告，始终“忍而不能舍也”，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在他上下求索、追求救国的幻想破灭后，神巫指点他离楚远逝，但他始终不能离开祖国一步，最后以身殉国，用高尚的节操、光辉的品格，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诗人这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品质，千载以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也积淀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精神，激励和振奋着全民族。

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记叙了汉之飞将军李广的生平事迹，歌颂了他在反击匈奴、保卫祖国中的功绩。

记叙了他超凡绝伦的勇敢和使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以及他爱护士卒、关心部下、廉洁自律的高贵品质。

大力弘扬了李广抗击匈奴、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中，司马迁颂扬了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保卫国家的历史功绩和他们“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大宛列传》中歌颂了张骞不辞艰险、艰苦跋涉、出使西域，沟通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为国开边的历史功绩。

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他被匈奴扣留了十几年，始终“持汉节不失”，表现了对祖国无限忠诚的民族节操。

在<

<

廉颇蔺相如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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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秦赵两国的矛盾为背景，以蔺相如的活动为线索，通过对“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小故事的记述，写出了将相之间由和到不和又到和好的经过；

赞扬了蔺相如勇敢机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和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大局、识大体的政治远见，也赞扬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赞颂了他们的爱国思想。

将相和好的表面原因是蔺相如的宽阔胸襟和廉颇勇于认错、知错就改、负荆请罪。

实际上，是缘于他们共同的爱国思想，缘于他们共同的认识：

将相不和，赵国危矣!

这在他们的语言中都有体现。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将相和”的故事才成为历史上一段光彩不灭的佳话。

作者通过对这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人物的描绘，表达了作者对能够辅佐君王，以国家社稷为重的贤臣的渴望。

第二，对统治阶级罪恶的大胆揭露和讽刺。

《史记》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做传记时，并不为统治高压下传统历史记载的陈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例如：

在《高祖本纪》中，不仅突出了有关刘邦的许多奇异的传说，正面描写了刘邦作为创业之君的豁达大度，坚韧不拔，善于用人等等许多长处；

而且也无情揭露了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和“好酒贪色”。

通过表面上颂扬而实际上讽刺的手法来揭露刘邦的虚伪狡诈，自私刻薄的一面。

如写刘邦登上帝位,曾当众奚落其父:

"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示能治产业,不如仲（二兄）力;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2]一派小人得势的刻薄嘴脸.又如写刘邦被项羽大败于彭城,仓皇逃命,怕楚骑追及,便推堕其子,女于车下,"

腾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

.刻画出这位所谓受命于天的人物的极其自私残忍的一面.其妻吕后,非常狠毒残酷,司马迁也予以深恶痛绝的揭露,写她在刘邦在世时就帮其诛杀功臣,刘邦死后,她执掌朝政,提拔诸吕;

把刘邦妆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母子残无人性地整死,断戚夫人手足,"

去眼,火军耳,饮药,使居厕中,命曰'

人彘'

.凶残如此,连她生的儿子惠帝刘盈都震恐不已,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

此非人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达到鼎盛,司马迁对刘彻的文治武功乃至兴修水利等伟业给予充分肯定,但对当时国势由盛而衰的转变,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对武帝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穷兵黩武给广大百姓带来的痛苦,及其迷信神仙,重用酷吏,大兴宫室等情况也进行了大胆深入的揭露.事见《平准见》,《封禅书》,《酷吏列传》等篇.如《酷吏列传》所载酷吏或仕于文景之际,但大都为武帝时人,他们往往执不公,以狂捕滥杀为能事.其中写周阳是"

所爱者,挠法自学成才之;

所憎者,曲法诛灭之"

.写王温舒是"

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

.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捕郡中"

豪猾"

竟"

连坐千余家"

两三天内,大肆屠戮,"

至流血十余里"

"

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汉朝怪例,春季不行刑杀人,王温舒顿叹曰:

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写到这里,司马迁禁不住愤怒地说:

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

写杜周:

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

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有人责问他:

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他恬不耻地回答说:

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法律及执法者的虚伪和残酷.但对如此酷吏,皇帝却往往"

以为能"

可见,酷吏的恶劣与封建帝王的赏识,纵容是分不开的.。

此外，《吕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都是写汉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他们凶残暴虐的本性。

第三，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反抗封建暴政。

《史记》中以大量的篇章，描写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

在《酷吏列传》中，在叙述了这群酷吏“以恶为治”之后，作者描写了各地民变蜂起的形势，无疑是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他的同情是在被压迫受压迫的广大人民这一边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把陈涉项羽分别置于世家本纪中，使之与诸侯帝王地位等同。

在《陈涉世家》中，作者详细叙述了陈胜吴广发动起义的经过和他们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情形，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发动起义的正义性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

在《项羽本纪》中，作者虽然批评他的胸无大志和自矜攻伐，指出他必然失败的原因。

但是全篇的基调仍然是歌颂，说他骁勇无敌，“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2]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和是非观念。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下层人物,热情肯定和赞扬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而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和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在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还记叙了劳动人民出身的爱国者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的动人事迹，表彰了他的爱国行为。

他靠自己的劳动致富，富了不忘国家，“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

天子使使问卜：

‘欲官乎？

’卜曰：

‘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

’使问曰：

‘家岂有怨，欲言事乎？

’式曰：

‘臣生与人无纷争。

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怨于人？

无所欲言也。

’使者曰：

‘苟如此，子何欲而然？

‘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

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2]这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将济国家之急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上下一心，团结御敌的爱国精神是何等的可贵！

他出钱助边，帮助国家抗击匈奴，并没有任何个人欲求，只是一种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的使命感。

后来，“式归，复田牧。

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

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

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

……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

”[2]卜式这种不求官、不慕名、不爱财，一心为国的爱国精神至今感人至深。

在《齐太公世家》、《刺客列传》中，司马迁记叙了鲁国的曹沫在盟会上劫持齐桓公、使之归还鲁国侵地的故事，歌颂了曹沫的爱国精神。

在《伍子胥列传》中，歌颂了爱国志士申包胥哭秦求救的故事：

“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

秦不许。

申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

”[3]他的爱国真情，终于感动了秦王，派兵救楚，并使楚国收复了失地。

这种爱国精神，深入楚国民心。

以致后来在反抗秦国暴政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谚.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而深情的歌颂，实际上就是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赞扬和表达了劳动人民反抗暴政的愿望和“不自由，吾宁死”的决心。

司马迁还对名医扁鹊和谆于易的生动故事进行了记录。

这些人物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史记》通过对这些人物进行记叙，表达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讽刺和痛恨。

借为具体人物立传，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

第四对爱国英雄人物的颂扬。

《史记》对爱国英雄人物的颂扬，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体现了作者维护国家统一及渴慕爱国英雄人物来治国安邦的愿望。

在作品中，司马迁对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并热爱人民的英雄，进行大力赞赏。

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为了维护楚国利益而联齐抗秦所做的努力，对于屈原犯言直谏而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品格，对于屈原遭受放逐而不忘国家安危并至死不肯离开故国的爱国精神，给予了热情的颂扬，说屈原的行为和品格，可“与日月争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昏庸无能和奸诈臣僚们的丑恶行径，对屈原的冤屈寄寓了极大的同情。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事件的生动描写，既塑造了蔺相如这样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4]，在强暴面前勇敢机智地维护国家安全荣誉的爱国英雄人物形象，又塑造了廉颇这样率直豪迈，勇于改过，深明大义的爱国老将形象。

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记叙了汉代“飞将军”李广的生平事迹，歌颂了他在反击匈奴，保卫祖国过程中的功绩，记叙了他超凡绝伦的勇敢和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声威，以及他爱护士卒，关心部下，廉洁自律的高贵品质，大力弘扬了李广抗击匈奴，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大宛列传》中，歌颂了张骞不辞艰险，艰苦跋涉，出使西域，沟通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为国开边的历史功绩。

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他被匈奴扣留了十几年，始终“持汉节而不失”[4]，表达了对祖国无限忠诚的民族节操。

“张骞凿空”[4]，沟通了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与汉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团结，有利于汉朝彻底解除匈奴的威胁，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同时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对后来的“丝绸之路”起了开创作用。

在《田单列传》中，歌颂了齐国的田单在祖国危急存亡的关头，挺身而出，抗击燕国的侵略，凭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大智大勇，奇计猛袭，打败了强敌，收复了国土，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精神。

《史记》通过对大量爱国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的记叙，寄寓了作者渴望国家统一的爱国思想，及其期盼有识之士和英雄人物来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望，具有民族进步性，也是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生活愿望的体现。

《史记》是司马迁在遭受酷刑后竭尽心血而完成的一部文学巨著，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传文学的先例。

作品以生动详实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高超的写作才能，寄予了作者强烈而美好的政治愿望，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表达了作者对明君贤臣的渴望，对统治阶级罪恶的讽刺与揭露，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及对反抗暴政的赞扬，以及对爱国英雄人物的颂扬。

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

从《史记》入手，对司马迁的政治理想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积累文化知识，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和养成批判精神，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值得深思的。

《史记》作为上自三皇五帝，下迄秦皇汉武的一部系统的史学著作，它所阐发的政治态度，对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及军事文化等方面，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参考文献]

[1]韩兆琦：

《<

史记>

选注集评》，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6

[2]陈桐生：

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5

[3]聂石樵：

《司马迁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1

[4]池万兴:

《<

与民族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