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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们党根据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阶段和民众的新特点，在总结以往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和合理吸收、借鉴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并对其重要性进行了战略提升。
党的十六届六①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其作了提升，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
从中透视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的最新阶段、创新的最高成就，也是党建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因此，在学理层面，从党的意识形态发展史的视角，及时系统地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的语境与内涵，对于进一步探寻新时期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提高党意识形态建设以及整个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新的语境探源
1.创新的根本驱动力：
社会实践的新发展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支撑。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②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层动因是“社会实践”的变化，除去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等世界历史进程的特点外，国内社会实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党历史进程纵剖面来看。
党所处历史方位发生根本性变化，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从受外部封锁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对外开放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其二，以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来看。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而导致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具有更多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
而社会意识的内容主要反映社会实践发展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用邓小平的话说，这是一场革命，是在生产方式变动基础上带动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是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这意味着必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套与计划体制时期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视以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重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套价值规范、政治运行模式与各种法律制度等。
”③因此，科学的意识形态首先要及时回应、顺应上述社会实践的新变化；
其次是要发挥其相对独立性。
建设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党意识形态工作充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伟大实践。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
重大决策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适应现阶段我国社会思想观念的新变化新特点，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
”④
2.创新的路径：
继承和发展
当前学界在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相对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点的研究，暂时形成以下图景：
聚焦、阐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等即时性研究突出、盛行；
相比而言，对过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基础的梳理等历时性研究相对单薄、式微。
这需要及时纠偏，其实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党意识形态工作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意义等时，无法否认其客观蕴含的两个基本预设。
第一，继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建党90年来，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成功经验的继承，即它是建立在对过去意识形态工作基础上的一种相对性创新，而不是绝对性创造。
此前的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累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理论资源。
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就时，应客观地评判此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功绩，而不能恣意贬低、有意避谈此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或削弱它与此前意识形态传统的联系。
如在其四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此前一贯坚持的。
另在2000年11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继承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等初步设想，强调“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围绕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行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
”⑤
其依据在于意识形态的继承性。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凭空地形成起来的，意识形态在诞生时，总会从传统的武库中择取某些和自己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观念材料。
”⑥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从来源层面说，既是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发展的崭新提炼，也是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意识形态传统的继承。
”⑦
第二，发展。
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党以往意识形态工作的继承，并没有否认其创新成就。
如：
首次提炼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核，并将其和荣辱观一起提升到意识形态本质要素的高度，针对国内外历史进程和民众的新特点，在新世纪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的整体部署、系统设计，等等。
其创新的最大成果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更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解读为从政治与科学相融合的向度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在一定意义上审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著提升了意识形态工作契合其自身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程度。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⑧“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者注）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⑨
二、创新的维度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念、作用方式、结构和话语系统等方面实现了对党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理念的调适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上述中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等均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随而出的新论断。
从上述诸论断中折射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征着党意识形态工作理念的创新。
即与以往倾向于“纯洁化”、批判性相比，转向当前的更为侧重开放、包容。
在此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时特定的中心任务，对待其他意识形态的基本取向是对抗和排斥，旨在维护、凸显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遵循“安全大于效益”的主旨来探索意识形态工作。
“过去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对古代、西方的意识形态采取抵制、批判、排斥的方式，采取非此即彼的斗争方法，来简单地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⑩
而“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则显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继承了以往意识形态工作中捍卫、彰显阶级性方面的成功经验，又在强化其包容性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实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
它体现了一种放眼全球、收放自如的博大胸襟和境界，是党意识形态工作日趋成熟的表现。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使此前注重意识形态的单一阶级性跃升到同时关注其阶级性和包容性的新阶段，遵循“安全与效益并重”主旨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
这顺应了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要求。
“全球化时代是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愈加频繁的时代……不同意识形态在保持自身基本特点的同时，也尽力借鉴、吸纳其他意识形态的有利用价值的内容。
”（11）这也契合了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趋势。
“近年来，国外执政党一般都在保持意识形态继承性的同时，努力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1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尊重差异”并不是倡导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而是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引领、统摄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并且在具体实践中，必须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
事实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内在规定了新时期意识形态包容性的前提和底线。
前提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底线是对那些危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和腐朽没落的思潮依然必须给予有力抵制、坚决反击、彻底批驳。
对上述问题以外新近产生的异质意识形态则允许其合理存在、引领其健康发展。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作用方式的转变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的刚性干预向以文化的心理认同方式转变。
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日益与文化结缘，更多地借助文化和价值观力量而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逐步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
”（13）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明党对意识形态作用方式的探索取得了新进展，即相比而言，从以往的偏重外在教化转向更为注重培育内心认同。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即：
坚决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在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如取得革命胜利、建设强大国家等），这也是党的政治传统。
相对来说，受客观因素等制约，对于群众内在需要、认同等方面直接关注、关照、关怀相对不足，因而往往注重开展以完成外界任务为导向的教化、灌输工作。
“政治工作，在巩固新战士和提高其战斗力上，是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其极大作用的（在以往，思想文化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为同义语。
）”（14）而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发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社会发展新阶段造就了群众的新特点，如：
人们思想活动具有更多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价值主体的多样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呼唤党及时调整意识形态工作的作用方式，更加注重培育内心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上述的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渗透着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更加直接关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本身就蕴含着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更加凸显“以人为本”理念。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5），因而价值基本的特点就是其主体性，即“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同主体的特点相联系，价值的特性表现或反映着主体性的内容。
”（16）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高扬了以需要为基点的群众主体性。
“从价值观层面说，‘以人为本’就是维护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
”（17）
第二，在微观层面上，为注重培育内心认同提供了学理支撑。
其依据在于：
“与政治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制的形式不同，价值作用方式主要是认同，即认可、赞同并自觉付诸行动。
因此价值观念作为人的活动的内在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认同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也是认同不断实现、而又循环往复的过程。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不断地深入到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之中，内化到社会成员心中，实现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个人的价值认同的统一，实现个人的行为选择和自我首先评价的统一，才能在社会中确立其核心地位，发挥其主导作用。
”（18）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结构的整合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19）从中透视出，在党的历史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次全面优化了意识形态结构，即相比而言，将原本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道德等不同领域的分散要求，针对不同人群的分别诉求，理想与现实的各自追求，意识形态不同功能的分割发挥等整合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统一可以从四个维度解读。
第一，时间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了意识形态在时间布局上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其中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分别指向历史、现在和未来，从而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第二，空间维度。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横向角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丰富，体现了在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和社会生活价值等方面的要求和追求，实现了意识形态对人在上述各领域规约的统一。
二是纵向角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组成部分在不同层次发挥各自作用而又协调统一。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三个方面在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着理论前提和思想指导的作用，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同其他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由高到低，由理论到实践，由思想到行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框架结构。
”（20）
第三，功能维度。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发挥统领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目标层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神动力层次，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本层次。
四个层次互相连接、互相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社会要求和人民意愿统一起来，是一个结构完整的科学体系。
第四，对象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性的要求，又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
既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符合不同层次群体的思想状况。
“以往我国意识形态引导性方面一个缺陷是所谓的‘曲高和寡’，可操作性不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扩容’和‘分层’的方式，取得了先进性和大众性的相结合的大突破。
”（21）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拓展
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从“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跃升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这表明，与昔日主要从军事、政治、道德等层面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相比，党在新阶段更为注重从价值（文化）层面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初步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更新。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更有力的精神支撑”（22）。
这从一个侧面提升了党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时俱进”品格，也增强了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的时代精神。
“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之后，利益分化和主体多元化导致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更为突出……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则进一步表明，重视价值维度获得了共产党在执政理念层面上的自觉。
”（23）同时，这也表征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样态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升华。
回顾我们党九十年意识形态样态发展与更替的历史，在价值层面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标志着党的意识形态已演进到当代样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科学指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样态，而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样态”。
也实现了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和富有创造性上的统一。
“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只能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总有历史局限性，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对意识形态规律认识的阶段性理论集成，预示着其有独特深邃的理论魅力，希冀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探索尽快从“必然王国”逼近“自由王国”，但这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求索的成果，因而提示了其存在的一定局限性，同时也揭示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注释：
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③马俊峰：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向度及方法论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④雒树刚：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党建研究》2006年第11期。
⑤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⑥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修订版），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⑦李方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思考》，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⑧侯惠勤：
《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
⑨韩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10）郑永廷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11）孟庆顺：
《全球化时代世界意识形态流派述评》，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12）童世骏：
《意识形态新论》，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13）龚旭芳：
《论意识形态建设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14）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北京：
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
（16）李德顺：
《价值论》，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
（17）田心铭：
《“以人为本”含义辨析》，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2期。
（18）张汉静、葛振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路径》，载《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9）秋石：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求是》2006年第24期。
（20）吴潜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载《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1期。
（21）侯惠勤：
（22）刘云山：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载《党建》2008年第5期。
（23）马俊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
[2]侯惠勤：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袁贵仁：
《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4]宋惠昌：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5]林国标：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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