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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老王靠一个老主顾,能否维持生活;
对老王的死充满了愧怍……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闪烁着杨先生善良的心,甚至杨先生的这种善良和同情,还延伸到她女儿(钱瑗)那里去了,为了老王的夜盲症,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
(那个时候的鱼肝油想来是很贵重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吃鱼肝油保养身体,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活着,让一些人难受。
)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说,《老王》实际上是讲两个善良人的故事,是讲“组织”外两个善良人相互取暖的故事。
“据老王自己讲:
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
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
”老王本就瞎了一只眼,在社会经验上又瞎了一只眼。
在那样的年代,“组织”是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语词,它常常是内外、敌我、亲疏的界限,是又红又专和又黑又硬的分水岭。
因为没有进入“组织”,老王常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
也难怪老王惶恐,在那样的年代,“单干户”就是雷区!
老王没能进入组织,而杨先生们则是被“组织”所遗弃。
这两者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
尽管“他蹬,我坐,”但并不影响他们“组织外”的交流(说闲话),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都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都被社会的温暖出卖,然后彼此用微弱的光照亮他人,并且温暖自己。
善良背后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善良的人,要惶恐不安,乃至于不能活下去。
这就必须要挖掘善良背后的社会意义。
记得印度电影《人世间》中的女主人公说:
“我最大的过错,就是我什么过错也没有!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老王和“我”不幸的命运,恰恰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
因为善良,所以遭到了报应。
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在那个时代,很多文人因为无耻的揭发和检举,从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红色干将。
而老王也尽可以发挥阿Q式的狡猾,欺负欺负这些牛鬼蛇神们,给自己增加一点运“货”的资本,可是他们都没有。
或许正因为他们固守着自己善良的本性,所以无以为生,所以走投无路,这只能是那个社会的耻辱!
这样看来,作者同情老王,实际上是讽刺那个社会,讥嘲它的黑白颠倒——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老王的悲剧实在不是老王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是善良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谁是真正的不幸者
文中最后的一句话实在是点睛之笔——“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那么,谁是真正的不幸者?
老王无疑是不幸的,没有进入“组织”的惶恐,只有田螺眼的残疾;
没有亲人的抚慰,只有疾病和困苦如影相随,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任何人死后,都要带着洁净的身体去拥抱他所向往的天堂,每个穆斯林一生都在为这一刻作准备,而老王死的时候,居然被扔到了沟里,污秽不堪,生得如此狼狈,死得又是如此屈辱!
老王的一生可谓不幸矣!
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杨先生还有一个无意识的象征。
“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也就是说,老王的不幸就像他的瞎眼一样,是先天的“营养不良”,而杨先生家的不幸,乃是后天的“恶病”形成,是社会的毒瘤所致。
相比较而言,人祸大于天灾,先天的不幸,较为平和,而突然断裂的不幸,给人的打击似乎更加难以想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杨先生淡淡的一句话中,有着无限的包容和恬淡。
如此深爱的两个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这只能是杨先生对苦难的隐忍。
从女儿吃鱼肝油,跌落到连老王都怀疑她家没有钱治病,以致拿了钱却还总不大放心。
按理说,两个“组织”之外的人,经常打交道,常常闲聊,老王对杨先生家应该了如指掌,那么,杨先生家生活拮据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困苦应该不是问题,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尊严遭到侵犯,自由受到凌辱,学术遭受冻结!
郑板桥曾有愤激之词——难得糊涂。
为什么要糊涂,因为越是清醒的人,受到的伤害也越惨烈。
东坡说,人生识字糊涂始;
屈原说,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因为清醒,他们承受了太多的精神风暴和思想分裂!
杨先生自嘲,对老王而言,当他拉不动货物的时候,好在还有一个人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我读出了社会的丑陋和杨先生天使般宽容的轻轻照耀。
注意降格为“货”上面的标点,因为像默存的这些人,实在连货物也还不配。
货物还要小心轻放,而这些老骨头们本就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了!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
”这里的“掉落”这个词用得意味深长,默存成了真正的“货物”了!
那个社会就是这样,非得把人变成非人,把最清醒的知识分子,变成最麻木最没有知觉的货物!
由此看来,老王是无知无识的物质痛苦,而杨先生家却是异常清醒的精神炼狱。
那么,谁是更深重的不幸者,谁的黑夜比白天多?
而杨先生却要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幸运的人,并且说:
“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
真正愧怍的应该是谁
默存的一条腿不知道怎么不能走路了?
老王的眼睛也不知道怎么就瞎了,后来又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病,莫名其妙的死了……文章中有很多没来由的病,那么,到底是谁病了?
我觉得真正有病的还是那个社会,是那个社会的无耻和荒谬。
它不仅带给人物质上的摧残,还要给人精神上更多的压迫,那是一个没有理性和尊严的时代。
很多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过去那么多骨气的知识分子,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活得如此窝囊和草率。
难道生命那么珍贵,面包那么甜美,竟然值得他们用埋葬自由去换取吗?
这种提问只能显示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无知。
建国以后,让文化人最感恩戴德的一件事是,政府让所有的文化人都有了工作,有了单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国文化人中的自由职业者,从此消失了。
对他们而言,失去了组织,也就失去了一切。
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有人问主席,如果这些文人,不愿意改造怎么办?
主席说:
“那就不给他们吃饭!
”“不给吃饭!
”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骨气的文人可以不吃饭,可是同甘共苦的老婆不能不吃,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不吃,年迈的双亲父母不能不吃!
所以,有人猜测,就是鲁迅活到了建国后,也有可能闭嘴!
因为先生实在还是一个孝子,也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啊!
文章中还说: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
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
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
”政府取缔“载客三轮”,估计是要保护工人的尊严,骆驼祥子的那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
咱们工人们扬眉了,吐气了,当家作主了,咱们再也不要伺候那些贵族小姐了。
工人们不再运人,只运货!
总之,我不知道运送人和运送货物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老王没有气力运送货物,他感到了现实生活的威胁。
因为生存才是硬道理,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而言,物质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三轮车的“革命”,只增加了老王的痛苦,确切的说是“革”了老王自己“命”,假如没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话。
而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任何物质的匮乏,都抵不上精神的残缺,然而,社会恰恰剥夺了他们的精神舒展和思想的自由。
给物质匮乏的人以精神的高贵,给精神丰富的人以尊严的剥夺,这就是那个恶的社会,这就是那个社会的变态!
我突然想起二战中的一个事例: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纳粹士兵残酷地推下深坑,当一个纳粹士兵伸手要将小女孩推进深坑中去的时侯,小女孩睁大漂亮的眼睛对纳粹士兵说:
‘叔叔,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
要不,等我妈妈来找我的时侯,就找不到我了。
’纳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了那里,所有的被活埋者都发出了怒吼……
当然,人们最后谁也没能逃出魔掌。
但小女孩纯真的话语却刺痛了人们的心,让人们在死亡之前找回了人性的尊严和力量。
暴力真的能摧毁一切吗?
不,在天真的善良和质朴的人性面前,暴力让暴力者看到的只是统治者的丑恶和渺小。
那么,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什么,我更多看到的是杨先生的纯真,当然这种纯真是洞达人性的纯真,是经历了苦难之后真正的从容。
所以,她才能如此看待自己的磨难,如此地肯定磨难中的那一些微薄的温暖和呼吸!
越是在苦难中,越是在人性稀缺中,越要看到人性的美好和珍贵!
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本色。
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
文化大革命中,杨先生一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吃了太多的苦。
杨绛在批斗中还被剃成了“阴阳头”,想一想一个留洋的女知识分子被强行剃了阴阳头,这是多么大的伤害!
耻辱啮咬着杨先生的心,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不顾酷暑,热汗淋漓地戴上。
“文革”期间,杨先生主要任务就是清扫厕所,严谨的她连水箱的拉链都要仔细擦干净。
这个女厕也就成了她的“避难所”。
红卫兵一来,她就躲入女厕。
国际友人惊呼,让沈从文和杨绛去清扫厕所,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在极端的苦难中,杨先生和钟书却玩起了福尔摩斯。
他们两个在背后一起侦探,猜测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
并以此度过清冷和孤寂的岁月!
很多经历文革磨难的人,一旦从沧桑中走出来,他们立马控诉,标榜,愤怒……而杨先生却把这一切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却用这双眼睛寻找光明、温暖的人性。
老王临死之前,给杨先生送来了香油和鸡蛋。
这个情节,把两个受难者的互相取暖推到了极致。
一个将死的人还有什么诉求呢?
老王显然是在感恩,感恩杨先生长时间对他的信任和扶助。
香油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馈赠亲友的佳品,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好香油是好磨坊用心磨出来的,送香油是老百姓的一种淳朴习俗,也是对最尊贵人的一种答谢;
当然,还有鸡屁股当银行的农家出产的一枚一枚的大鸡蛋,那显然是经过挑选然后积攒起来的。
杨先生一定是被感动了,她说的是“好”香油,“大”鸡蛋。
在“美腿和丑腿”中,杨先生省略了社会的“丑腿”,而在老王的“美腿”上,杨先生看到的是人性的高贵、善良、淳朴和本色。
这时候,杨先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付出,只感到惭愧和惶恐。
“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显醇厚。
”这种知识分子的德行,让我感受到人类可以为别人付出的极限,也许在她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平常,那样从容,那样天经地义。
但就是这些从容不迫的付出,更让我感受到人类精神力量的伟大。
因为再高贵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酸甜苦辣,生活同样让他们充满了屈辱和磨难,但他们的高贵之处就在于,因了别人的苦难,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辛酸!
在钟书的《隐身衣》中。
杨先生曾问钱钟书:
“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
”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让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
这既是他们对恶浊社会的拒绝,也是他们对自由宁静生活的向往。
可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隐身衣呢?
所以,惟有面对苦难,坚定一个善良的信念。
人性就像种子,等待着时间和岁月,然后,在春天里盛开。
杨先生在《丙午丁未纪事》说: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又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
”这句话,常让我想起一个二战记者的话,德国这个民族一定是有希望的民族!
在战乱之后,在衣食还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记者看到普通民众的瓶子里,还插着鲜艳的花!
是的,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灭,人性的光辉永存,就会战胜所有的苦难!
就会获得心灵的救赎!
就会赢得人性的尊严和高贵!
不久前,记者赵亮有幸采访了九十高龄的杨先生,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关于生死,杨先生说:
死后寂寞,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
死了就安静了。
关于财产,杨先生说:
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了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关于女人,杨先生说:
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
我是吃亏主义者。
关于文化,杨先生说:
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杨先生为什么能够省略苦难,读了上面的这段对话,我沉默了很久。
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
这是闪耀着智慧的岁月,这是充满着愚蠢的岁月;
这是富于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令人绝望的冬日;
我们面前无所不能,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大家都在上天堂,我们大家都在下地狱。
”而杨先生无疑用自己的德性智慧选择了前者。
在漫长的黑暗和等待中,先生用灵魂的正义,良知的激情,理性的崇高,超越自我苦难的意志,升华为对他人苦难的郑重关切。
更重要的是先生在这种常态的选择中,还深深为自己愧怍,而这,更显示出杨先生淡泊中的伟大。
我不想变成上帝
或者居住在永恒中
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
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
这是我所乞求的一切
我自己是凡人
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