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同情含蓄的诅咒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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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老王靠一个老主顾，能否维持生活；

对老王的死充满了愧怍……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闪烁着杨先生善良的心，甚至杨先生的这种善良和同情，还延伸到她女儿（钱瑗）那里去了，为了老王的夜盲症，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

（那个时候的鱼肝油想来是很贵重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吃鱼肝油保养身体，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活着，让一些人难受。

）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说，《老王》实际上是讲两个善良人的故事，是讲“组织”外两个善良人相互取暖的故事。

“据老王自己讲：

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

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

”老王本就瞎了一只眼，在社会经验上又瞎了一只眼。

在那样的年代，“组织”是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语词，它常常是内外、敌我、亲疏的界限，是又红又专和又黑又硬的分水岭。

因为没有进入“组织”，老王常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

也难怪老王惶恐，在那样的年代，“单干户”就是雷区！

老王没能进入组织，而杨先生们则是被“组织”所遗弃。

这两者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

尽管“他蹬，我坐，”但并不影响他们“组织外”的交流（说闲话），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都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都被社会的温暖出卖，然后彼此用微弱的光照亮他人，并且温暖自己。

善良背后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善良的人，要惶恐不安，乃至于不能活下去。

这就必须要挖掘善良背后的社会意义。

记得印度电影《人世间》中的女主人公说：

“我最大的过错，就是我什么过错也没有！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老王和“我”不幸的命运，恰恰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

因为善良，所以遭到了报应。

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在那个时代，很多文人因为无耻的揭发和检举，从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红色干将。

而老王也尽可以发挥阿Q式的狡猾，欺负欺负这些牛鬼蛇神们，给自己增加一点运“货”的资本，可是他们都没有。

或许正因为他们固守着自己善良的本性，所以无以为生，所以走投无路，这只能是那个社会的耻辱！

这样看来，作者同情老王，实际上是讽刺那个社会，讥嘲它的黑白颠倒——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老王的悲剧实在不是老王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是善良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谁是真正的不幸者

文中最后的一句话实在是点睛之笔——“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那么，谁是真正的不幸者？

老王无疑是不幸的，没有进入“组织”的惶恐，只有田螺眼的残疾；

没有亲人的抚慰，只有疾病和困苦如影相随，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任何人死后，都要带着洁净的身体去拥抱他所向往的天堂，每个穆斯林一生都在为这一刻作准备，而老王死的时候，居然被扔到了沟里，污秽不堪，生得如此狼狈，死得又是如此屈辱！

老王的一生可谓不幸矣！

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杨先生还有一个无意识的象征。

“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也就是说，老王的不幸就像他的瞎眼一样，是先天的“营养不良”，而杨先生家的不幸，乃是后天的“恶病”形成，是社会的毒瘤所致。

相比较而言，人祸大于天灾，先天的不幸，较为平和，而突然断裂的不幸，给人的打击似乎更加难以想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杨先生淡淡的一句话中，有着无限的包容和恬淡。

如此深爱的两个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这只能是杨先生对苦难的隐忍。

从女儿吃鱼肝油，跌落到连老王都怀疑她家没有钱治病，以致拿了钱却还总不大放心。

按理说，两个“组织”之外的人，经常打交道，常常闲聊，老王对杨先生家应该了如指掌，那么，杨先生家生活拮据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困苦应该不是问题，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尊严遭到侵犯，自由受到凌辱，学术遭受冻结！

郑板桥曾有愤激之词——难得糊涂。

为什么要糊涂，因为越是清醒的人，受到的伤害也越惨烈。

东坡说，人生识字糊涂始；

屈原说，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因为清醒，他们承受了太多的精神风暴和思想分裂！

杨先生自嘲，对老王而言，当他拉不动货物的时候，好在还有一个人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我读出了社会的丑陋和杨先生天使般宽容的轻轻照耀。

注意降格为“货”上面的标点，因为像默存的这些人，实在连货物也还不配。

货物还要小心轻放，而这些老骨头们本就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了！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

”这里的“掉落”这个词用得意味深长，默存成了真正的“货物”了！

那个社会就是这样，非得把人变成非人，把最清醒的知识分子，变成最麻木最没有知觉的货物！

由此看来，老王是无知无识的物质痛苦，而杨先生家却是异常清醒的精神炼狱。

那么，谁是更深重的不幸者，谁的黑夜比白天多？

而杨先生却要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幸运的人，并且说：

“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

真正愧怍的应该是谁

默存的一条腿不知道怎么不能走路了？

老王的眼睛也不知道怎么就瞎了，后来又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病，莫名其妙的死了……文章中有很多没来由的病，那么，到底是谁病了？

我觉得真正有病的还是那个社会，是那个社会的无耻和荒谬。

它不仅带给人物质上的摧残，还要给人精神上更多的压迫，那是一个没有理性和尊严的时代。

很多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过去那么多骨气的知识分子，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活得如此窝囊和草率。

难道生命那么珍贵，面包那么甜美，竟然值得他们用埋葬自由去换取吗？

这种提问只能显示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无知。

建国以后，让文化人最感恩戴德的一件事是，政府让所有的文化人都有了工作，有了单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国文化人中的自由职业者，从此消失了。

对他们而言，失去了组织，也就失去了一切。

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有人问主席，如果这些文人，不愿意改造怎么办？

主席说：

“那就不给他们吃饭！

”“不给吃饭！

”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骨气的文人可以不吃饭，可是同甘共苦的老婆不能不吃，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不吃，年迈的双亲父母不能不吃！

所以，有人猜测，就是鲁迅活到了建国后，也有可能闭嘴！

因为先生实在还是一个孝子，也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啊！

文章中还说：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

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

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

”政府取缔“载客三轮”，估计是要保护工人的尊严，骆驼祥子的那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

咱们工人们扬眉了，吐气了，当家作主了，咱们再也不要伺候那些贵族小姐了。

工人们不再运人，只运货！

总之，我不知道运送人和运送货物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老王没有气力运送货物，他感到了现实生活的威胁。

因为生存才是硬道理，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而言，物质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三轮车的“革命”，只增加了老王的痛苦，确切的说是“革”了老王自己“命”，假如没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话。

而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任何物质的匮乏，都抵不上精神的残缺，然而，社会恰恰剥夺了他们的精神舒展和思想的自由。

给物质匮乏的人以精神的高贵，给精神丰富的人以尊严的剥夺，这就是那个恶的社会，这就是那个社会的变态！

我突然想起二战中的一个事例：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纳粹士兵残酷地推下深坑，当一个纳粹士兵伸手要将小女孩推进深坑中去的时侯，小女孩睁大漂亮的眼睛对纳粹士兵说：

‘叔叔，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

要不，等我妈妈来找我的时侯，就找不到我了。

’纳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了那里，所有的被活埋者都发出了怒吼……

当然，人们最后谁也没能逃出魔掌。

但小女孩纯真的话语却刺痛了人们的心，让人们在死亡之前找回了人性的尊严和力量。

暴力真的能摧毁一切吗？

不，在天真的善良和质朴的人性面前，暴力让暴力者看到的只是统治者的丑恶和渺小。

那么，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什么，我更多看到的是杨先生的纯真，当然这种纯真是洞达人性的纯真，是经历了苦难之后真正的从容。

所以，她才能如此看待自己的磨难，如此地肯定磨难中的那一些微薄的温暖和呼吸！

越是在苦难中，越是在人性稀缺中，越要看到人性的美好和珍贵！

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本色。

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

文化大革命中，杨先生一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吃了太多的苦。

杨绛在批斗中还被剃成了“阴阳头”，想一想一个留洋的女知识分子被强行剃了阴阳头，这是多么大的伤害！

耻辱啮咬着杨先生的心，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不顾酷暑，热汗淋漓地戴上。

“文革”期间，杨先生主要任务就是清扫厕所，严谨的她连水箱的拉链都要仔细擦干净。

这个女厕也就成了她的“避难所”。

红卫兵一来，她就躲入女厕。

国际友人惊呼，让沈从文和杨绛去清扫厕所，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在极端的苦难中，杨先生和钟书却玩起了福尔摩斯。

他们两个在背后一起侦探，猜测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

并以此度过清冷和孤寂的岁月！

很多经历文革磨难的人，一旦从沧桑中走出来，他们立马控诉，标榜，愤怒……而杨先生却把这一切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却用这双眼睛寻找光明、温暖的人性。

老王临死之前，给杨先生送来了香油和鸡蛋。

这个情节，把两个受难者的互相取暖推到了极致。

一个将死的人还有什么诉求呢？

老王显然是在感恩，感恩杨先生长时间对他的信任和扶助。

香油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馈赠亲友的佳品，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好香油是好磨坊用心磨出来的，送香油是老百姓的一种淳朴习俗，也是对最尊贵人的一种答谢；

当然，还有鸡屁股当银行的农家出产的一枚一枚的大鸡蛋，那显然是经过挑选然后积攒起来的。

杨先生一定是被感动了，她说的是“好”香油，“大”鸡蛋。

在“美腿和丑腿”中，杨先生省略了社会的“丑腿”，而在老王的“美腿”上，杨先生看到的是人性的高贵、善良、淳朴和本色。

这时候，杨先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付出，只感到惭愧和惶恐。

“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显醇厚。

”这种知识分子的德行，让我感受到人类可以为别人付出的极限，也许在她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平常，那样从容，那样天经地义。

但就是这些从容不迫的付出，更让我感受到人类精神力量的伟大。

因为再高贵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酸甜苦辣，生活同样让他们充满了屈辱和磨难，但他们的高贵之处就在于，因了别人的苦难，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辛酸！

在钟书的《隐身衣》中。

杨先生曾问钱钟书：

“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

”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让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

这既是他们对恶浊社会的拒绝，也是他们对自由宁静生活的向往。

可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隐身衣呢？

所以，惟有面对苦难，坚定一个善良的信念。

人性就像种子，等待着时间和岁月，然后，在春天里盛开。

杨先生在《丙午丁未纪事》说：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又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

”这句话，常让我想起一个二战记者的话，德国这个民族一定是有希望的民族！

在战乱之后，在衣食还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记者看到普通民众的瓶子里，还插着鲜艳的花！

是的，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灭，人性的光辉永存，就会战胜所有的苦难！

就会获得心灵的救赎！

就会赢得人性的尊严和高贵！

不久前，记者赵亮有幸采访了九十高龄的杨先生，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关于生死，杨先生说：

死后寂寞，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

死了就安静了。

关于财产，杨先生说：

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了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关于女人，杨先生说：

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

我是吃亏主义者。

关于文化，杨先生说：

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杨先生为什么能够省略苦难，读了上面的这段对话，我沉默了很久。

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

这是闪耀着智慧的岁月，这是充满着愚蠢的岁月；

这是富于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令人绝望的冬日；

我们面前无所不能，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大家都在上天堂，我们大家都在下地狱。

”而杨先生无疑用自己的德性智慧选择了前者。

在漫长的黑暗和等待中，先生用灵魂的正义，良知的激情，理性的崇高，超越自我苦难的意志，升华为对他人苦难的郑重关切。

更重要的是先生在这种常态的选择中，还深深为自己愧怍，而这,更显示出杨先生淡泊中的伟大。

我不想变成上帝

或者居住在永恒中

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

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

这是我所乞求的一切

我自己是凡人

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