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同情含蓄的诅咒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担心老王靠一个老主顾，能否维持生活；对老王的死充满了愧怍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闪烁着杨先生善良的心，甚至杨先生的这种善良和同情，还延伸到她女儿（钱瑗）那里去了，为了老王的夜盲症，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那个时候的鱼肝油想来是很贵重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吃鱼肝油保养身体，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活着，让一些人难受。）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说，老王实际上是讲两个善良人的故事，是讲“组织”外两个善良人相互取暖的故事。“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老王本就瞎了一只眼，在社会经验上又瞎了一只眼。在那样的年代，“组织”是一个特别耐

2、人寻味的语词，它常常是内外、敌我、亲疏的界限，是又红又专和又黑又硬的分水岭。因为没有进入“组织”，老王常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也难怪老王惶恐，在那样的年代，“单干户”就是雷区！老王没能进入组织，而杨先生们则是被“组织”所遗弃。这两者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尽管“他蹬，我坐，”但并不影响他们“组织外”的交流（说闲话），某种程度上，这两个人都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都被社会的温暖出卖，然后彼此用微弱的光照亮他人，并且温暖自己。善良背后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善良的人，要惶恐不安，乃至于不能活下去。这就必须要挖掘善良背后的社会意义。记得印度电影人世间中的女主人公说：“我最大的过错，就是我什么过错也没有！”那么

3、，我们可不可以说，老王和“我”不幸的命运，恰恰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因为善良，所以遭到了报应。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在那个时代，很多文人因为无耻的揭发和检举，从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红色干将。而老王也尽可以发挥阿Q式的狡猾，欺负欺负这些牛鬼蛇神们，给自己增加一点运“货”的资本，可是他们都没有。或许正因为他们固守着自己善良的本性，所以无以为生，所以走投无路，这只能是那个社会的耻辱！这样看来，作者同情老王，实际上是讽刺那个社会，讥嘲它的黑白颠倒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老王的悲剧实在不是老王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是善良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谁是真正的不幸者文中最后的一句话

4、实在是点睛之笔“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那么，谁是真正的不幸者？老王无疑是不幸的，没有进入“组织”的惶恐，只有田螺眼的残疾；没有亲人的抚慰，只有疾病和困苦如影相随，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任何人死后，都要带着洁净的身体去拥抱他所向往的天堂，每个穆斯林一生都在为这一刻作准备，而老王死的时候，居然被扔到了沟里，污秽不堪，生得如此狼狈，死得又是如此屈辱！老王的一生可谓不幸矣！ 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杨先生还有一个无意识的象征。 “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也就是说，老王的不幸就像他的瞎眼一样，是先天的“营养不良”，而杨先

5、生家的不幸，乃是后天的“恶病”形成，是社会的毒瘤所致。相比较而言，人祸大于天灾，先天的不幸，较为平和，而突然断裂的不幸，给人的打击似乎更加难以想象。“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先生淡淡的一句话中，有着无限的包容和恬淡。如此深爱的两个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这只能是杨先生对苦难的隐忍。从女儿吃鱼肝油，跌落到连老王都怀疑她家没有钱治病，以致拿了钱却还总不大放心。按理说，两个“组织”之外的人，经常打交道，常常闲聊，老王对杨先生家应该了如指掌，那么，杨先生家生活拮据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困苦应该不是问题，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尊严遭到侵犯，自由

6、受到凌辱，学术遭受冻结！郑板桥曾有愤激之词难得糊涂。为什么要糊涂，因为越是清醒的人，受到的伤害也越惨烈。东坡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屈原说，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因为清醒，他们承受了太多的精神风暴和思想分裂！杨先生自嘲，对老王而言，当他拉不动货物的时候，好在还有一个人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我读出了社会的丑陋和杨先生天使般宽容的轻轻照耀。注意降格为“货”上面的标点，因为像默存的这些人，实在连货物也还不配。货物还要小心轻放，而这些老骨头们本就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了！“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这里的“掉落”这个词用得意味

7、深长，默存成了真正的“货物”了！那个社会就是这样，非得把人变成非人，把最清醒的知识分子，变成最麻木最没有知觉的货物！由此看来，老王是无知无识的物质痛苦，而杨先生家却是异常清醒的精神炼狱。那么，谁是更深重的不幸者，谁的黑夜比白天多？而杨先生却要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幸运的人，并且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真正愧怍的应该是谁默存的一条腿不知道怎么不能走路了？老王的眼睛也不知道怎么就瞎了，后来又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病，莫名其妙的死了文章中有很多没来由的病，那么，到底是谁病了？我觉得真正有病的还是那个社会，是那个社会的无耻和荒谬。它不仅带给人物质上的摧残，还要给人精神

8、上更多的压迫，那是一个没有理性和尊严的时代。很多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过去那么多骨气的知识分子，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活得如此窝囊和草率。难道生命那么珍贵，面包那么甜美，竟然值得他们用埋葬自由去换取吗？这种提问只能显示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无知。建国以后，让文化人最感恩戴德的一件事是，政府让所有的文化人都有了工作，有了单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国文化人中的自由职业者，从此消失了。对他们而言，失去了组织，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有人问主席，如果这些文人，不愿意改造怎么办？主席说：“那就不给他们吃饭！”“不给吃饭！”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骨气的文人可以不

9、吃饭，可是同甘共苦的老婆不能不吃，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不吃，年迈的双亲父母不能不吃！所以，有人猜测，就是鲁迅活到了建国后，也有可能闭嘴！因为先生实在还是一个孝子，也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啊！文章中还说：“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政府取缔“载客三轮”，估计是要保护工人的尊严，骆驼祥子的那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咱们工人们扬眉了，吐气了，当家作主了，咱们再也不要伺候那些贵族小姐了。工人们不再运人，只运货！总之，我不知道运送人和运送货物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老王没有气力运送货物，他感到了现实生活的威胁。因为生存才是硬道理，对挣扎在死

10、亡线上的贫民而言，物质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三轮车的“革命”，只增加了老王的痛苦，确切的说是“革”了老王自己“命”，假如没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话。而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任何物质的匮乏，都抵不上精神的残缺，然而，社会恰恰剥夺了他们的精神舒展和思想的自由。给物质匮乏的人以精神的高贵，给精神丰富的人以尊严的剥夺，这就是那个恶的社会，这就是那个社会的变态！我突然想起二战中的一个事例：“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纳粹士兵残酷地推下深坑，当一个纳粹士兵伸手要将小女孩推进深坑中去的时侯，小女孩睁大漂亮的眼睛对纳粹士兵说：叔叔，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要不，等我妈妈来找我的时侯，就找不到我了。纳粹士兵伸出的

11、手僵在了那里，所有的被活埋者都发出了怒吼当然，人们最后谁也没能逃出魔掌。但小女孩纯真的话语却刺痛了人们的心，让人们在死亡之前找回了人性的尊严和力量。暴力真的能摧毁一切吗？不，在天真的善良和质朴的人性面前，暴力让暴力者看到的只是统治者的丑恶和渺小。那么，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什么，我更多看到的是杨先生的纯真，当然这种纯真是洞达人性的纯真，是经历了苦难之后真正的从容。所以，她才能如此看待自己的磨难，如此地肯定磨难中的那一些微薄的温暖和呼吸！越是在苦难中，越是在人性稀缺中，越要看到人性的美好和珍贵！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本色。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文化大革命中，杨先生一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吃了太多的

12、苦。杨绛在批斗中还被剃成了“阴阳头”，想一想一个留洋的女知识分子被强行剃了阴阳头，这是多么大的伤害！耻辱啮咬着杨先生的心，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不顾酷暑，热汗淋漓地戴上。 “文革”期间，杨先生主要任务就是清扫厕所，严谨的她连水箱的拉链都要仔细擦干净。这个女厕也就成了她的 “避难所”。红卫兵一来，她就躲入女厕。国际友人惊呼，让沈从文和杨绛去清扫厕所，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在极端的苦难中，杨先生和钟书却玩起了福尔摩斯。他们两个在背后一起侦探，猜测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并以此度过清冷和孤寂的岁月！很多经历文革磨难的人，一旦从沧桑中走出来，他们立马控诉，标榜，愤怒而杨先生却把这一切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13、，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却用这双眼睛寻找光明、温暖的人性。老王临死之前，给杨先生送来了香油和鸡蛋。这个情节，把两个受难者的互相取暖推到了极致。一个将死的人还有什么诉求呢？老王显然是在感恩，感恩杨先生长时间对他的信任和扶助。香油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馈赠亲友的佳品，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好香油是好磨坊用心磨出来的，送香油是老百姓的一种淳朴习俗，也是对最尊贵人的一种答谢；当然，还有鸡屁股当银行的农家出产的一枚一枚的大鸡蛋，那显然是经过挑选然后积攒起来的。 杨先生一定是被感动了，她说的是“好”香油，“大”鸡蛋。在“美腿和丑腿”中，杨先生省略了社会的“丑腿”，而在老王的“美腿”上，杨先生看到的是人性

14、的高贵、善良、淳朴和本色。这时候，杨先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付出，只感到惭愧和惶恐。“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显醇厚。”这种知识分子的德行，让我感受到人类可以为别人付出的极限，也许在她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平常，那样从容，那样天经地义。但就是这些从容不迫的付出，更让我感受到人类精神力量的伟大。因为再高贵的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酸甜苦辣，生活同样让他们充满了屈辱和磨难，但他们的高贵之处就在于，因了别人的苦难，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辛酸！在钟书的隐身衣中。杨先生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让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这既是他们对恶浊社会的拒绝，也是他们对自由

15、宁静生活的向往。可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隐身衣呢？所以，惟有面对苦难，坚定一个善良的信念。人性就像种子，等待着时间和岁月，然后，在春天里盛开。杨先生在丙午丁未纪事说：“常言彩云易散,乌云又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这句话，常让我想起一个二战记者的话，德国这个民族一定是有希望的民族！在战乱之后，在衣食还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记者看到普通民众的瓶子里，还插着鲜艳的花！是的，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灭，人性的光辉永存，就会战胜所有的苦难！就会获得心灵的救赎！就会赢得人性的尊严和高贵！不久前，记者赵亮有幸采访了九十高龄的杨先生，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关于生死，杨先生说：死后寂寞，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16、关于财产，杨先生说：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了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关于女人，杨先生说：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关于文化，杨先生说：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怎么也不肯放弃的。杨先生为什么能够省略苦难，读了上面的这段对话，我沉默了很久。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这是闪耀着智慧的岁月，这是充满着愚蠢的岁月；这是富于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一切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令人绝望的冬日；我们面前无所不能，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上天堂，我们大家都在下地狱。”而杨先生无疑用自己的德性智慧选择了前者。在漫长的黑暗和等待中，先生用灵魂的正义，良知的激情，理性的崇高，超越自我苦难的意志，升华为对他人苦难的郑重关切。更重要的是先生在这种常态的选择中，还深深为自己愧怍，而这,更显示出杨先生淡泊中的伟大。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乞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